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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教師是教科研活動的主體。只有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動性、積極性，依靠教師，群策群力，教科研活動才能產生更好的效果。反之，教科研活動則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

在以往的教科研活動中，教師常常處于被動的地位，心態與情緒都是很消極的，究其原因有三點：一是教師對教科研活動意義缺乏正確的

認識。認為幼兒園接觸的是3—6歲幼兒，把孩子帶好，用不著花很多精力搞教科研。再說，幼兒教師畢業于幼兒師范學校，雖專業素質好，但理論功底薄，研究水平低，沒法搞教科研。二是教科研活動形式單一，總是業務園長或教研組長說、念、講，教師則一味地記錄、聽講。三是教科研活動內容經常跟著“流行風”走，外面流行研究什么，幼兒園也就跟著模仿照搬，不會在分析別人之長和自身特點的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搞得教師隨“風”搖擺不定，興趣不大。!

為了調動教師參加教科研活動的積極性，我園著力從以下三方面入手，積極鼓勵教師參加教科研活動，大膽發表自己的見解，充分發揮教師在教科研活動中的主體作用。

一、加強思想管理，強化教科研意識。

教育科學研究是運用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對教育領域中的現象與問題進行研究的認識活動。通過教育科學研究，能探索和認識教育教學規律，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推動教育的發展，因此可以說，教育科學研究是新世紀教育工作的需要，是培養未來人才的需要，是提高教師素質的需要，也是教育管理規范化的需要。作為園長，應把教科研放到幼兒園工作的重要位置上，優先考慮和安排，樹立“科研興園”的工作指導方針，加強教科研思想管理，反復宣傳教科研活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消除教師的畏難情緒，幫助教師從教育發展、自身發展的角度去認識理解教科研的必要性，從而喚起教師投身教科研的自覺性。園領導要身體力行，帶動骨干教師進行示范，結合實際工作，扎實開展教科研工作。如：園領導參與進行了“幼兒一日活動中保教結合思想的滲透”、“如何開展幼兒體育教育活動”、“幼兒珠心算教育”、“幼兒聽讀游戲識字教育”等研究，從而激發了教師參與教科研的熱情。

二、創設民主、平等、和諧的研究氛圍。

首先，園領導和教研組長作為教科研活動的管理者，應樹立正確的教師觀，尊重教師，了解每一個教師的實際水平與需求，允許教師之間存在個體差異。在教科研活動中，與教師保持人格上的平等，既做指導者，又做平等的參與者，與教師共同研討，虛心聽取意見，及時鼓勵和肯定教師的創見，善于提出教師存在的問題，啟發教師思考。在這種寬松、和諧的研究氛圍下，管理者與教師之間心理上的距離縮小了，使教師產生被認同感和自我價值感，樂于無所顧忌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見解。

第二，管理者應從實際出發，了解教師研究的需要，以解決教師工作中的難點、困惑為重點，將研究的需要融入教師的需求之中，以教師不斷增長的需要為研究的“突破口”。我園常采用現場觀察法、問卷調查法和小組討論法來了解教師在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疑惑和對教科研活動內容的意見和建議，這樣確定的教科研活動內容受到了教師的歡迎，因為它切合了教師的實際需要，增強了教師主人翁意識。比如，以前我園的教研觀摩活動，基本上都是由園領導確定觀摩內容與人選，在調查表中，許多教師認為這樣做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調動教師的積極性。因此，園領導根據大家的意見，將指定觀摩與“自報觀摩”結合起來，一方面通過層層競爭選拔，選出優秀教師參加教研觀摩活動；另一方面，對于能力弱一些的教師也要提供機會，通過個別指導，為她們參與教研觀摩活動并取得成功打下基礎。

第三，改變以往管理者的“一言堂”、“獨角戲”的教科研活動方式，采用豐富多彩的形式開展教科研活動，注重發揮群體的智慧，集思廣益，相互交流，取長補短，共同研討，提高活動的質量。我園的教科研活動形式有：

1、運用集體學習與自學相結合的方法，組織教師學習研究幼兒教育學、心理學、教育科研知識等基本理論。!

2、邀請有關幼教專家來園作教科研專題講座或是現場觀摩，就教師存在和提出的問題進行釋疑與指導。

3、教師圍繞一定主題進行輪流主講，主講人事先要做好準備工作，熟悉主講內容，設計出討論題目，組織大家開展討論，最后并進行總結。

4、經常開展教研觀摩活動，并認真進行評析，提出合理建議。

5、有計劃分期分批地組織教師到南京、上海、蘇州等地幼兒園進行觀摩活動，回來向大家傳達他人的經驗和做法，開展研究和討論。

6、向家長或同行開展教科研成果匯報評比活動。

三、鼓勵教師積極實踐、主動學習、勤于思考、善于總結，努力發揮自身的潛力。

教研的過程是教師將正確的教育理論轉化為教育實踐的過程，是教師將日 常教育活動向研究性實踐活動轉化的過程。因此，管理者要鼓勵教師主動學習，將教育理論創造性地運用于實踐中，勤于思考，善于總結，努力發揮自身潛力，促使自己從經驗型教師向學者型教師轉變，成為適應二十一世紀幼教事業發展的教育工作者。比如，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發現教師怕開展體育活動，在活動中求穩怕亂，競賽時總讓孩子排著長長的隊伍在等待，活動內容

第2篇

與比較優勢理論本身的進展相類似，比較優勢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應用也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觀點。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改變。與傳統的發達與落后兩極劃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發達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后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針對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外貿增長前景持悲觀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批評。他們批評的主要依據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難以攀登比較優勢的階梯。恩斯特和歐康諾(ErnstandO’connor，1989)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國際間產品競爭的加劇使許多發展中國家難以維持原有的國際分工。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練勞動力生產低品質和低成本的制成品取得的。對外貿易曾經是他們經濟增長的引擎。但是，當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采用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時，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在日益增強。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雖已試圖以產品升級和分散出口市場減輕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這種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出口市場的集中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夠彌補北美市場進口量降低對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所造成的損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舉出部分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被迫限制服裝產量以緩解來自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的例證，說明落后國家進入出口主導型的發展階梯是十分困難的。

多勒爾(Dollar，1993)把比較優勢的技術和制度分析延伸至發展中國家。他認為，盡管關于技術差異的討論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并不居于技術創造的前沿，但技術進步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的演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許多事實表明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已從發達國家引入技術，而發展中國家感興趣的制度也是那些有利于技術引進以及適應既存技術的制度。一些關于增長的實證文獻確實對這些觀點給予了支持(Barro，1991)。研究表明，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教育變量(如中小學入學率)以及在外貿和外資方面的開放政策同經濟增長高度相關。這些實證工作說明了落后的優勢在于引進別處的先進技術。但是，對這個潛在優勢的利用要求相應的制度支持，如強有力的教育體制和在外貿外資方面的開放制度。如果制度支持具有持續性，例如能持續幾十年，將會對社會的真實收入增加產生巨大的影響。這樣，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將會獲得知識資本積累的長期收益。多勒爾實際上強調了制度激勵和技術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獲取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這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爭論一樣，比較優勢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引起了相應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在于能否應用比較

優勢理論作為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林毅夫等(1999)在批判趕超戰略的基礎上提出應依據比較優勢制定發展戰略。他們指出，趕超戰略最終并沒有帶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持久快速增長，卻使發展中國家經濟付出慘重代價。趕超戰略的失敗主要因為這種戰略是以犧牲經濟整體進步為代價的少數產業的趕超，不足以支持資源結構的升級或總體經濟實力的提高。趕超戰略所扶持的產業部門，由于不符合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只好完全依賴于扭曲價格和國家保護政策才得以生存。在趕超戰略下，違背比較優勢所形成的畸形產業結構與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結構形成矛盾，使大規模的人口不能分享經濟發展的好處而陷入貧困。他們認為，作為一種替代性選擇，遵循比較優勢是一種更有效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就是使一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充分利用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而使資源稟賦結構隨之不斷提高。他們的比較優勢戰略實質上是對李嘉圖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繼承和應用。

但是，對于這種比較優勢能否作為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制定發展戰略的依據，另外一些學者有不同的認識。如洪銀興(1997)認為，在國際貿易中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上，由于發達國家存在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不具有競爭優勢。而且，雖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因其工資低而勞動力成本較低，但發達國家面對國內充分就業的壓力，會以各種壁壘阻礙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入。從而造成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貿易中，以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總是處于不利地位，出現“比較利益陷阱”。他認為要擺脫這種不利局面，就應當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轉換的關鍵是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的高技術與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結合。左大培(2000)則從技術進步的另一角度表述了對中國遵循外生比較優勢理論的懷疑和否定。他提出應當把產業技術密集化作為經濟發展的根本，為此應當制訂促進技術進步的貿易政策。他強調通過扶植處于幼稚期的高技術產業來獲取內生比較優勢。

二、近年來比較優勢理論的主要進展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于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于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andKrugman，1985；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and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于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本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并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internalreturnsto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于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伙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于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系。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并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and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并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發達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盡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并不能令人滿意。

因為任何一門專有技術最終會變成國際性的公共產品。那么，什么才能成為高技術產業長期比較優勢的源泉呢?多勒爾認為是在現有基礎上產生新技術和訓練補充性技術勞動力的制度。

對于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研究思路，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Hummelsand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系。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惟一決定因素。并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并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于苛刻，該模型不適用于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愿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并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GrossmanandHelpman，1989，1990)。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并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于R&D支出，后者受制于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盡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a)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and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后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于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后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楊小凱和博蘭(Yangand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

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于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于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于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增長并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后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并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Young)的思想：經濟增長源于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于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于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后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于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于分析的核心，并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于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and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于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征的國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杰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第3篇

論文摘要: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強調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動態的、變動的，強調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實踐中要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

一、引言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把比較優勢看作是靜態的、不變的,包括李嘉圖的相對成本說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論。而近現代的比較優勢論強調產業政策和外貿政策的重點是扶持新興的幼稚產業,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比較優勢的轉換,把比較優勢看成是動態的、變動的,更貼近國際貿易的現實。

二、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依據資源稟賦狀況確立主導產業

（一）比較優勢與絕對優勢

比較優勢是與絕對優勢對應的概念。絕對優勢建立在生產的絕對成本的比較上。如果一國生產單位數量的某種商品使用的資源絕對量較少或效率較高，那么它在這種商品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例如巴西能以較低成本生產咖啡和香蕉，美國則能以較低成本生產飛機和緊密機床。因而，巴西在咖啡和香蕉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美國則在生產飛機和緊密機床上具有絕對優勢。于是，各國通過國際貿易獲得他們很難生產的產品：加拿大需要進口咖啡，日本需要進口石油，科威特需要進口飛機等。

比較優勢建立在生產活動的機會成本基礎上。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低于其他國家，則該國在該生產上有比較優勢；反之，如果一國生產某種商品的機會成本高于其他國家，則缺乏比較優勢。作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一，比較優勢原理的中心命題是：一個國家即便在每一種商品的生產上都不具有絕對優勢，它仍然會在某些領域享有相對比較優勢；不僅各自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有可能通過交換增加福利，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同樣可以通過貿易增加福利。

(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

第一個說明不僅絕對優勢而且比較優勢也能成為貿易源泉的人，是19世紀早期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他在僅需要一種生產要素的假設條件下，用幾個數字為例簡要闡述了這一原理。20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俄林在考慮多種要素作用的基礎上，重新表述了比較優勢原理，認為決定比較優勢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要素稟賦。要素是對生產過程發生作用的各種有形、無形因素，如自然資源、知識資本、物質資本、土地、熟練與非熟練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則指一國（或地區）實際擁有的要素總量和結構。某種產品或行業的生產活動是否具有比較優勢，取決于它們能否比較密集地利用該國相對豐裕的要素，取決于它們生產的成本比例能否與該國結構相一致。越是能密集利用一國豐裕要素的生產項目，越具有比較優勢；反之，越是需要密集投入一國相對豐裕要素的生產項目，則越是缺乏比較優勢。

總之，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一個國家由于生產技術先進或要素稟賦豐裕而在某些產業具有比較優勢，那么該國主要生產并出口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本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這樣就可以與別國取長補短，提高本國的國民福利水平。從全世界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國家都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然后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貿易，則可以促進世界資源的有效利用，提升全世界的福利水平。

三、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

(一)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及其實踐上的缺陷

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有完美的邏輯體系，但理論本身存在如下缺陷：1.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模型是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下構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跨國公司和國際直接投資迅速發展，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前提提出了挑戰。2.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對現實的解釋能力有限。二戰后美國和德國的工業化發展歷程，都不是遵循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發展起來的。3.比較優勢法則是一個靜態的理論。

無論是李嘉圖提出的以勞動生產率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赫克歇爾—俄林提出的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稟賦理論，二者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均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從而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特征。比較優勢是一國的天然稟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國的生產技術可能會進步，或者要素稟賦的積累會改變，那么原有的優勢和劣勢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可能相應地改變。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顯然忽視了這些可能的變化。

在實踐上，靜態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容易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因為在按照靜態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基礎薄弱，生產技術水平低，其比較優勢產品一般是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果選擇這樣的產業作為國民經濟主導產業，則很容易落入“比較優勢陷阱”，即將本國經濟鎖定在低技術的專業化生產模式中，結果只能生產和出口技術含量低的產品，不僅受到發達國家的經濟盤剝，并且被置于世界經濟二等公民的地位，同時還面臨產業競爭力無法持續發展的問題。

(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有選擇地培育新的優勢產業

目前，被廣泛的接納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一國基于未來發展戰略的動態比較優勢是需要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去培育的，或者政府的產業政策可以加速這一進程。典型的解釋東亞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發展變化的“雁行模式”理論－日本為領頭雁，發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亞洲四小龍”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雁行模式形成東亞區域內產業循環和連鎖變化的機制，使東亞各國或地區產業不斷向更高層次轉換，帶動經濟的依次起飛和持續發展。以及后來的外貿優勢轉移學說、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等均說明了一國比較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會隨著世界經濟形勢轉變，會隨著一國要素稟賦積累和技術進步等因素發生變化。就政策而言，動態比較優勢觀點表明：一國有可能通過適當的產業和貿易政策來改變其天然具有的比較優勢，即比較優勢不是外生的，而是內生的。“內生比較優勢”是指如果一個國家選擇專業生產某種產品，它可以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內生地創造出原來沒有的比較和絕對優勢。如在一個原本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占比較優勢的國家來說，其比較優勢并非只能固定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通過扶植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可以實現本國比較優勢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從而改變本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因此，按照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觀點，一國應該著眼于未來有選擇地去扶植和培育戰略產業作為新的主導產業，樹立新的比較優勢，以保證本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持續發展和提高。

四、立足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創造動態比較優勢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是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在現代貿易格局下的發展和延續。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是一種“被動適應”的主張，強調一國應利用要素稟賦結構等天然形成的比較優勢來選擇主導產業，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則是一種“積極改變”的主張，強調一國從適應比較優勢向創造比較優勢，通過產業升級、學習積累等經濟活動來培育本國新的比較優勢，在更高級的產業領域形成產業國際競爭力。

在實踐中我們也要看到，雖然遵循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較為理想的產業政策選擇，但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應當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脫離現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去進行。尤其是在目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飛速發展、世界生產資源有效整合的背景下，這為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提供了契機。發展中國家只有在現階段發揮靜態比較優勢，才能積累經濟進一步發展所需的資金和技術，然后通過將資金和技術用于培育未來戰略產業，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成功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

參考文獻：

[1]胡昭玲.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M]，2006，(3).

[2]林毅夫.比較優勢與中國經濟發展[J].經濟前言，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