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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機制；規(guī)律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教育主體對受教育者提出的思想要求、觀念要求、道德水平要求、人格品質要求，通過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教育活動，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社會發(fā)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觀念、道德觀念和人格品質過程。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主體負責組織調動各種教育要素與教育資源，設計教育計劃與目標，推動思想政治教育沿著既定方向運行。客體作為受教育者在本身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也會在受教育過程中產生主體性，一定條件下具備主體功能。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在各種要素關系動態(tài)變化過程中展現(xiàn)的，其實質是促進受教育者形成與社會發(fā)展要求相一致的人格品質的教育實踐過程。

1 正確認識教育過程的基本機制

充分認識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基本機制，對于豐富和增強思想政治教育主體自身素質和能力，對于更深刻認識和更準確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觀規(guī)律，靈活運用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之有效方法去逐步實現(xiàn)教育目標任十分有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理論教學和實踐教育過程中存在的基本機制是指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將各種要素在教育目標引領下發(fā)生必要的有效的聯(lián)系。基本機制不是教育方法，而是方法之原理，機制受教育規(guī)律制約。方法在教育實踐過程中運用必須要通過教育機制的橋梁作用來體現(xiàn)教育過程中存在的規(guī)律，而規(guī)律也要通過機制的作用對方法進行制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過程中的基本機制以其自身的有效性在教育實踐的具體過程中用自身的有效性推動思想教育向新境界發(fā)展。

存在于思想教育中的基本機制主要有宣講機制、學習機制、說服機制、激勵機制、調節(jié)機制、溝通機制、管理機制。宣講機制是指通過向社會成員講解和闡述黨和國家路線方針政策，對社會成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機制。學習機制是指組織社會成員學習黨的創(chuàng)新理論和國家時政政策的教育機制。說服機制是指用新的理論觀點教育和影響受教育者的教育機制。激勵機制是指教育主體遵循受教育者的思想行為特點和規(guī)律，以社會要求為依據(jù)，運用利益方式、榮譽方式、獎勵方式去激發(fā)和鼓勵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質的教育機制。調節(jié)機制是指教育主體運用調節(jié)方式對受教育者進行心理調節(jié)、關系調節(jié)、行為調節(jié)，為受教育者創(chuàng)造一個和諧愉悅身心狀態(tài)的教育實踐活動。溝通機制是指教育主體與受教育者在認識觀點上互相交流的實踐活動。管理機制是指運用管理手段約束受教育者的思想行為，促進受教育者達到社會要求的教育實踐活動。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機制的實際運用必須立足于社會現(xiàn)實，必須面對受教育者實際狀況，必須遵循機制在解決受教育者思想實際問題上的有效性原則。

2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由許多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復雜運動過程，這個過程必然存在基本的矛盾和一般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是是發(fā)展需要所具有的要求與受教育者現(xiàn)有的思想品德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要求之間的矛盾。對受教育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成員實際的思想品德水平同社會對思想品德要求有差距。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務就是要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品德水平，用教育的力量推動社會成員以實際行動縮小這一距離。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存在和貫穿于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始終，矛盾的運動和發(fā)展與思想政治教育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推動著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運行和向前發(fā)展。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所有活動都是為了解決這個基本矛盾。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貫穿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始終。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分析這個基本矛盾，弄清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在哪些方面還不符合社會要求，還存在多大差距，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加以解決。要從現(xiàn)實出發(f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使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水平逐步達到社會要求的水平。社會的發(fā)展變化是不停頓不間斷進行的，社會成員的思想品德水平是需要不斷提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不間斷不停頓進行。社會發(fā)展變化必然帶來環(huán)境的變化，必然會對人的思想品德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總是表現(xiàn)為一個具體的教育過程的完結之后，下一個新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又重新開始，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基本矛盾決定的。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矛盾規(guī)定和制約著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其他具體矛盾。除了基本矛盾之外，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其他矛盾，比如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的矛盾、教育者與教育介體之間的矛盾、教育介體與受教育者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解決都服從服務于基本矛盾的解決，實質是為了使社會發(fā)展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規(guī)范通過思想政治教育過程轉化為受教育者乃至全體社會成員的思想品德意識和實踐行為方式。

3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規(guī)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規(guī)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間本質聯(lián)系及矛盾運動的必然趨勢。對于這一規(guī)律認識，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學界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看法。盡管有些學者從學理意義上作出比較嚴謹?shù)慕缍ǎ绻撾x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會教育實踐，任何純理論上的界定都是有缺失的。筆者認為，教育者根據(jù)一定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政治觀念發(fā)展的要求以及人格狀態(tài)，運用一定的教育機制、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以社會要求的思想品德規(guī)范去教育感化受教育者，不斷縮小其思想品德水平與社會品德規(guī)范要求之間的距離，使其思想品德朝著社會要求的方向發(fā)展并不斷提高，與社會發(fā)展相向前行。 這個規(guī)律才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基本規(guī)律。這個基本規(guī)律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社會適應規(guī)律、要素協(xié)同規(guī)律、觀念接受規(guī)律來支撐而存在的。 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活動要受到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受國家政策的制約，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狀況的制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應與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實際狀況相適應，如果無視這些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就有可能脫離實際，就不可能實現(xiàn)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任務。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還存在著具體規(guī)律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具體規(guī)律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要素之間的本質聯(lián)系及具體矛盾運動的必然趨勢。這些具體規(guī)律的存在客觀的可認識的。具體規(guī)律主要有：互動規(guī)律、變化規(guī)律、內化外化規(guī)律等規(guī)律。互動規(guī)律是指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雙向活動過程。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者的主導作用和受教育者的主體作用是雙向的受益的，教育者的主導作用的實現(xiàn)，離不開受教育者的主體作用的發(fā)揮。受教育者的主體作用的體現(xiàn)，也離不開教育者的主導作用的發(fā)揮。 變化規(guī)律是指社會成員的思想品德處在變化過程之中，是可以教育和引導的，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是可以改變其思想觀念的。內化外化規(guī)律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實際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幫助和引導受教育者實現(xiàn)內化和外化，從而形成社會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水平的過程。內化就是引導受教育者將一定社會的思想品德要求轉化為自己的思想品德的過程。外化就是引導受教育者將自己已經形成的思想品德轉化為自己的行為，并養(yǎng)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行為習慣的過程。

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是一個不斷發(fā)現(xiàn)新問題性情況和解決性問題新情況的開放的過程，是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過程。思想政治教育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并且與社會環(huán)境不斷地發(fā)生著相互作用和影響。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實踐中消除社會環(huán)境中的消極影響，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充分發(fā)揮教育主體的教育功能，教育引導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朝著社會要求的方向發(fā)展。

參考文獻：

第2篇

1 資料與方法

1.1 基本資料

2016年7月～2017年1月期間，選擇在我院入院治療的86例甲亢患者作為本次治療研究的對象。納入標準包括：血清T3T4含量高于正常值；患者甲狀腺吸典率高于正常值，峰值前移；具有心悸、多汗、體重減輕、易激動、甲狀腺腫大和突眼等外在

癥狀表現(xiàn)。排除標準包括同位素治療史；精神類疾病；甲亢危象等。經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同意，在患者主觀知情的情況下，將患者分為西醫(yī)治療組和中西醫(yī)結合治療組兩組，每組患者人數(shù)均為43例。在西醫(yī)治療組中，男性患者6例，女性患者37例。患者年齡區(qū)間為15～57歲，平均年齡（38.2610.61）歲。病程區(qū)間為2～49月，平均病程（28.5613.56）月；在中西醫(yī)結合治療組中，男性患者7例，女性患者36例。患者年齡區(qū)間為17～58歲，平均年齡（38.5012.23）歲。病程區(qū)間為1～46月，平均病程（28.1912.87）月。兩組患者在性別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療方法

1.2.1 西醫(yī)治療組治療方法 西醫(yī)治療組患者主要采取傳統(tǒng)的藥物治療，如為患者口服甲巰咪唑片（北京市燕京藥業(yè)有限公司，H11020440），每日3次，初始劑量為每次10mg。視患者康復情況，調整劑量為每日15～40mg，療程為1年半～2年。在患者治療期間，對肝功能損傷的患者，口服谷胱甘肽片（重慶藥友制藥有限責任公司，H20050667），每日3次，每次400mg。3個月為一療程。若患者白細胞數(shù)量少于4.0109/L，口服曲安西龍片（天津天藥藥業(yè)股份有限公司，H10960056），初始劑量為4～48mg，每日上午8～9時服用，每日1次，病情控制后減量至停藥。

1.2.2 中西醫(yī)結合組患者治療方法 對本組患者，在西醫(yī)治療組患者治療方法基礎上，采取我院自擬的中藥方劑進行治療，中藥組成：鱉甲25g，當歸20g，穿山甲、大黃和皂刺各10g，合歡皮、夜交藤和野、生地、羅布麻、玄參和龜板各30g，黨參和黃芪各15g等，根據(jù)患者情況隨癥加減[5-10]。每日1劑，水煎服，早晚2次服用。1個月為1療程，連續(xù)用藥2個療程。

1.3 觀察標準

觀察標注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1）患者治療前后的游離碘甲狀腺原氨酸（FT3）、游離甲狀腺素（FT4）和促甲狀腺素（TSH）測定結果；（2）患者臨床癥狀的改善情況自測結果。主要測試項目包括甲狀腺腫大和突眼等，自測結果分為明顯緩解、有效和無效3種，改善率為前2項之和；（3）患者治療效果評價。以《中藥新藥治療甲亢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為標準，治療效果分為顯效、有效和無效3種[11]。總有效率為顯效和有效之和。

1.4 統(tǒng)計學分析

采用SPSS20.0統(tǒng)計軟件對結果進行分析。計數(shù)資料采用[n（%）]表示，行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表示，符合正態(tài)分布行t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者FT3、FT4和TSH測定結果

西醫(yī)治療組和中西醫(yī)結合治療組患者FT3、FT4和TSH測定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中可見，在治療前，兩組患者的FT3、FT4和TSH測定結果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但治療后再次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2.2 患者臨床癥狀的改善情況自測結果

西醫(yī)治療組和中西醫(yī)結合治療組患者臨床癥狀的改善情況自測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中可見，兩組患者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法后，在失眠、突眼、多食和多便4項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在甲狀腺腫大、心悸、焦慮、易怒、惡熱和消瘦6項比較，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2.3 患者治療效果

西醫(yī)治療組和中西醫(yī)結合治療組患者治療效果比較結果如表3所示。從表中可見，西醫(yī)治療組患者的總有效率為79.07%，中西醫(yī)結合治療組患者的總有效率為95.35%，兩組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甲亢的治療方法主要包括手術治療、放射性碘治療和藥物治療3種[12-15]，其中藥物治療主要以西醫(yī)藥物為主，與其余2種方法比較，具有安全性更高的優(yōu)勢，且無論患者年齡大小、性別和癥狀的嚴重程度，甚至孕婦或哺乳期婦女均可采用該方法。

第3篇

一、理解康德倫理學的困難：道德與政治的內在關系問題

在康德的倫理學中，雖然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都包含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體系下，但其道德與政治之間存在著緊張的張力，其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呈現(xiàn)為一種復雜的內在關系。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無論是在康德哲學陣營內，還是在政治哲學的討論中，長期受到批評和忽視。在對康德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批判中，最為嚴厲和苛刻地體現(xiàn)在兩個思想家中，即黑格爾和阿倫特。黑格爾將康德的道德哲學批判為抽象的“為了義務而義務”的形式主義；而當代著名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對康德法權哲學的批評則更加尖銳，她將康德的政治哲學形容為“康德晚年心智能力衰退”的產物，無法與康德的其他作品相比肩，更無法稱為康德的“第四批判”。特別是在康德的三大批判的光環(huán)下，康德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第四批判”所遭受到的批判大于研究，研究者更關注康德的先驗哲學，將其道德哲學也僅僅作先驗解釋，而忽略其道德哲學的內在政治主題。因此，無論是在康德的反對者陣營還是研究者陣營，都缺乏對康德晚年的政治哲學思想與他的整個先驗哲學，特別是其中先驗道德哲學史的關系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批判者的批評主要針對的是康德晚年的幾篇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論文,對其重要的一部分政治哲學著作《法權論?(《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一部分）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特別是與其早年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實踐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二部分和《德性論》等著作的內在理論關系。

加之康德文本自身和思想的模糊性和含混性，進一步加劇了康德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內在關系論證的困難，這成為康德研究中的一個難點。在康德的不同時期的文本中，政治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似乎很微妙，顯示出“合”與“分”的關系。在康德早期的文本《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中，道德與政治在更廣泛的道德（sitten)中，將義務劃分為具體的法權義務和德性義務，共同構成了康德的完整的義務體系。在其晚期的文本《道德形而上學》中，康德將道德形而上學劃分為“法權的形而上學”和“德性的形而上學”兩部分，即《法權論》和《德性論雖然法權的形而上學作為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一部分，但康德通過實踐的內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劃分及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區(qū)分，開始有意識地將道德和政治界分。在其歷史哲學著作中，特別是《永久和平論》中，康德以“永久和平式”的方式再一次回應了道德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康德分別“從永久和平的觀點論道德與政治之間的分歧”及“根據(jù)公共權利的先驗概念論政治與道德的一致性”。因此，康德的不同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中，似乎也交織著道德與政治之間的張力關系。正像一些康德批判者提出的，在康德那里，道德與政治的關系是矛盾和含混的。雖然康德將《法權論》作為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一部分，但其并未直接對《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和《道德形而上學》兩個文本的關系展開直接論證，只是一些隱藏的論證，于是會給一些學者造成模糊、矛盾和混亂的印象。可,見，造成康德倫理學道德與政治的內在困難，也與康德自身的論證有關。如康德法權哲學的專家墨菲就提出過這樣的疑問：“在此，雖然所有這些無疑都是合乎道德的，但是在康德主義哲學的框架中這并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因為盡管我們可能會為這種道德權利觀念喝彩，但是我們同時也不太清楚這種道德權利到底是從康德道德體系中的哪些前提中推導出來的。康德并未嘗試從絕對命令中推導出這種道德權利。我們很難弄明白康德為什么沒有這樣做，因為這種推導看起來似乎很容易。”

盡管對康德政治哲學存在以上所說的批判、忽視其自身的內在困難，但康德政治哲學和法權哲學在上世紀中葉之后開始復興。當然，這種復興是與羅爾斯《正義論》的出版和政治哲學的興起有著必然的關系，特別是羅爾斯也自稱是對康德道義論的康德式發(fā)展；另外，這種復興也與全球化的興起和“國家-民族”框架下政治哲學的危機相關“全球正義”和“永久和平”重新成為政治哲學的主題。正像馬爾霍蘭在《康德的權利體系》中所指出的，“在羅爾斯、哈特和諾齊克等人關于政治倫理學和社會倫理學的新近討論中，康德有關目的自身的論證被認為是時下有關正義與權利之論證進路的基礎。”雖然他們都聲稱康德倫理學是其正義理論的思想資源，但對康德的“目的自身”存在著“道德價值”和“非道德價值”的爭論994-95，有些學者堅持認為自由的基礎在于道德上的善，而一些學者（如墨菲等）則提出康德的自由更是一種非道德價值的自由--即作為自由選擇（willkUr)的能力，而非自由意志(wille)。一些學者（marcuswillaschek)甚至提出，康德的法權論不屬于他的道德形而上學，具有自身的獨立性。除了當代政治哲學家們對康德倫理學的“康德式”發(fā)展，康德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的關系問題，也引起了康德道德研究者和法學家們的關注，并形成了三種路徑(契約論立場、自然法立場和綜合論立場）的研究。可見，雖然康德的政治哲學和法權哲學獲得當代復興，但道德與政治之間的內在張力問題依然存在，這種困難甚至影響了后來的研究者們的思路，最后產生了不同的解釋路徑。

那么，康德倫理學中的困難，即道德與政治的內在張力問題，究竟是基于康德自身的理論和論證中存在的問題，還是基于經驗政治與檢驗道德之間的矛盾，抑或后繼康德研究者的偏頗和背離？在康德那里，是否存在一以貫之的對“道德與政治”關系的理解，他對道德與政治之間張力的調和是否成功？康德的“道德與政治的內在張力”問題的實質，更是關于政治的正當性或合法性的問題，即政治的道德基礎問題。康德的政治哲學是與他的道德哲學密切相關的，對康德政治哲學的研究，離不開他的整體的道德形而上學體系，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和《法權論》的思想關系，尋找康德政治哲學的道德基礎。雖然《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和《實踐理性批判》看似關注更多的是個體道德實踐生活，但通過《道德形而上學》和康德政治哲學著作的挖掘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不僅對個體道德生活有效，而且對人們共同的政治和法律生活同樣是有效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康德的倫理學，可以說康德的倫理學更是一種整體性的實踐哲學：既是一種倫理學說，又是一種政治哲學。康德的倫理學中內在地蘊含著政治主題，他試圖在他的整個道德形而上學體系下，為政治做形而上學的奠基，面對著現(xiàn)實的經驗政治，提出一種批判的先驗政治，并在總體上堅持一種“道德政治”的思路。

二、政治的正當性基礎：道德何以為政治奠基

在康德的政治哲學思想中，對道德與法權的關系的理解直接關系我們對其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內在關系的理解。對于康德的道德哲學與法權哲學的內在關系，康德的論證確實存在很大的鴻溝，由此，為了考察康德的法權是否是從道德推出的，有必要進一步對法權的正當性基礎進行追問。如果不能證明法權的普遍原則是直接從道德絕對命令推出的?,那么法權責任是從康德道德體系中的哪些前提推導出來的，法權和道德在何種意義上存在聯(lián)系？

1.道德的形而上學：人作為“自由的存在者”而存在

康德通過道德形而上學的方式，展現(xiàn)了人--作為“自由的存在者”而存在。這種存在并非--是經驗的、現(xiàn)象的存在，而是先驗的、本體的存在。在康德那里，純粹的實踐理性就是自由，“自由概念是一個純粹的理性概念”。對每個人來說，這種道德形而上學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如果一個出自純然概念的先天知識體系叫做形而上學，那么，一種不是以自然，而是以任性的自由為對象的實踐哲學就將預設并且需要一種道德形而上學，也就是說，擁有這樣一種道德形而上學甚至是義務。”人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存在中，在根本上更是一種理性的、道德自由的存在，人能夠擺脫經驗世界的束縛，成為一個擁有純粹實踐理性的“道德自主人”。

這個“道德自主人”既是一個“立法者”,也是一個“道德人”M232-239,在道德形而上學的意義上獲得普遍性。康德所建構的道德形而上學體系，并不是一種狹義的道德理論，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道德形而上學。這里的道德（sitten)不僅僅包含德性（tugend)之意，更包含著倫理和法權（recht)之意。康德在“自由存在者”的基礎上，為道德進行形而上學意義的奠基。由此，康德的“有理性的本性的自在之物”，從“神的狀態(tài)”降落到“人的狀態(tài)”，將人的自由放在了至高的位置，使得“自在之物”具有一種本體論的承諾和存在論的意義。自由成為超越一切之上的最高的價值，這里的自由既非“道德意義上的自由（wille)”，亦非“非道德意義上的自由(willkur)”，更是一種本體論意義和存在論意義上的自由。

正像理論理性的先天知性構造一樣，在本體世界，我們也同樣擁有著先天的純粹實踐理性結構和能力。人在道德形而上學的意義上作為“自由的存在者”而存在，是根源于人類自身先天的實踐理性結構。因此無論是對康德的“契約論”（假然契約論）的解讀，還是對“自然法”的解讀，抑或是“綜合論”立場，康德都是在先驗的層面上對自由進行形而上學的思考。承載自由和責任的載體，并不是經驗世界的充滿感性和欲求的人，而是具有純粹實踐理性的人，擁有純粹實踐理性的人成為法的承載者，正是因為實踐理性的官能（能力）使人作為“自由者”而存在，并成為自由和責任的承載者。因此，在康德倫理學中，并不是超越人之外的東西成為責任的承載者，而怡怡是實踐理性自身。雖然康德所確立的“道德自主人”受到了基督教自由意志學說的影響，承認了人具有可善可惡的“自由決意”（willkur)的選擇能力，看到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脆弱性，但康德還是重新返回到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性概念，并且在道德形而上學的體系中重新發(fā)展了亞里士多德的實踐理論。如果說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的推理結構是籠罩在目的論的思考之中，而康德的實踐哲學則包含在道德形而上學的體系中，最終在反思“古代自然”的基礎上為“現(xiàn)代自由”奠基。在純粹實踐理性的自由和道德自主性的基礎上，康德推演出法權的正當性基礎，證明了法權或政治的合法性本質根據(jù)在道德之中。

2.“自由者”的共在：基于純粹實踐理性的法權關系如何可能

既然人在道德形而上學的本體存在上是作為“自由存在者”而存在的，那么人類自由為何會自愿且合理地接受法權的規(guī)定和強制，法權是束縛人類的自由，還是守護人類的自由；如果法權要守護人類的自由，那么是通過純粹實踐理性的“法權”來守護，還是基于利益、欲求和相互合作的“討價還價”的“權利”的維護；基于純粹實踐理性的法權關系如何使“自由者”之間能夠形成一種“共在關系”并組成“自由的共同體”？

雖然康德并未直接從絕對命令推出法權，但正像他將法權的形而上學作為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一部分的用意來看，他還是試圖將法權從道德概念的角度來理解。如他在《法權論》中所說，正是通過實踐理性最高的絕對命令，人知道了自己是“作為自由的存在者”而存在“我們惟有通過道德命令式才知道自己的自由（一切道德法則，進而甚至一切權利和義務都是從這種自由出發(fā)的），道德命令式是一個要求義務的命題，隨后從這個命題中可以展開使他人承擔義務的能力，以及法權的概念。”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在道德法則中發(fā)現(xiàn)了自由，從意志自律的角度來理解自由，但他所強調的自由規(guī)律更是合乎理性的法律關系，并不是經驗性的條件，而是獨立于經驗性的純粹實踐理性。雖然建立在法權基礎上的自由是一種外在自由，但康德還是堅持認為它也是從純粹的理性中引出，追尋一種法權的形而上學。伍德提出，法權概念源自于道德命令式;蓋耶兒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法權概念來源于道德最高原則的自由概念和價值。因此，在康德那里，正當與道德還是存在著某種聯(lián)系的，他們都是建立在純粹的實踐理性基礎之上。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雖然法權的普遍原則不是直接從最高的道德原則推出的，但卻是來源于純粹實踐理性的自由概念。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導論中，進一步將這種本體的“自由”按照實踐理性的內在關系和外在關系，區(qū)分了兩個不同層次的自由，“內在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但無論是實踐理性的“內在自由”還是實踐理性的“外在自由”，都是以“自由的存在者”為基礎，只是兩種作為實踐生活的“內”與“外”共同構成了人的整體性的實踐生活，在人的普遍性的實踐推理下能夠推出德性理論和正義理論。就其同一性看來，無論是內在的自由還是外在的自由，都是屬于“實踐理性”的領域。雖然在本體論和存在論的意義上，康德證明了人在道德形而上學的意義上作為“自由的存在者”而存在，但這里的“自由存在者”更是一個本體的存在或大寫的“人”具有先驗性和普遍性。由此，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奠基中所確立的道德自由，更是在本體論和存在論的意義上為自由奠基，并非是在狹義的意義上理解道德，將道德私人化和法律道德化。對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德國學者赫費的分析還是非常深刻的，他提出：“由于個人道德與政治道德即道德（德行）與法律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康德不是從個人道德原則即內在自由或意志自律中，而是從純粹實踐理性及其普遍規(guī)律性的標準中引申出法

從以上關于實踐理性的“內”與“外”的劃分，以及道德性與合法性的區(qū)分，可以看出康德對法權的正當性基礎證明，并非是一種“由內向外”的論證思路，即由個體道德原則推出法權概念,相反，是從純粹實踐理性中衍生出法權關系。人在先驗的本體世界、在道德形而上學的意義上，作為“自由者”而存在；在經驗的現(xiàn)象世界，自由者之間過著內在的德性生活和外在的政治生活，處理內在的實踐關系和外在的實踐關系。在內在的德性生活中，自由者主要是向內訴說他的道德準則，而在外在的政治生活中，法權關系的確立是基于“自由者”之間的倫理關系，具有相互性和強制性。在這里“法權”的自由主體發(fā)生了變化，并非是單個的或個體的自由存在，而是“自由者”之間的“共在存在”或“關系存在”。于是，在法權的形而上學中，就從道德形而上學的“自由者”的本體存在擴展為擁有自由本體的“自由者之間”何以“共在”的問題。因此，康德從《道德形而上學原理》到《法權論》的思路，并非是從內在的道德生活由內而外演繹出外在的政治生活，而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外在的實踐生活，即“自由者”與“自由者”之間的公共的政治生活。那么，作為實踐理性的外在實踐關系如何展開，為什么擁有純粹實踐理性的“自由者”會接受法權和強制，這種法權的正當性基礎何在？

3.兩種不同的政治觀念：“權利政治”和“道德政治”

在康德的法權的形而上學體系中，“自由者”與“自由者”之間法權關系的正當性基礎并非世俗世界的基于“利益、欲求和相互合作”的經驗“權利”觀念，而是基于先驗的純粹實踐理性概念自身。康德所要反對的正是基于“利益、欲求和相互合作”的現(xiàn)代政治和權利觀念，而以純粹實踐理性的道德自由來解決自霍布斯所帶來的非道德的政治世界，即道德與政治的分裂局面，使人重新找回自己作為人的自由，而不受感性的欲望和自我保存的自然權利的羈絆。

兩種不同的權利概念的推理方式是不同的，前者的經驗立場更是一種“做是基于我的利益或欲求”或“我欲求去做”；而后者的先驗立場則是“做是基于我的義務”或“做是我的法權責任”。前者的正當性基礎是受經驗的特殊性影響，具有偶然性，所達成的是一種特殊原則；而后者的正當性基礎由絕對的道德命令式決定，因此產生的是必然性的普遍原則。這種法權責任的正當性基礎具有先天性，這種先天性來自于純粹實踐理性，即超越于經驗之外的本體意義上的自由存在。正像葉秀山先生所分析的“以實踐理性為基礎的‘去權’的‘先天性’，甚至無需‘先天直觀條件-時空形式’，就作為一種‘本體性’而‘存在’。這里‘法權’‘必然’‘存在'就如‘自由’‘必然’‘存在’一樣。‘概念’與‘存在’在‘實踐理性’的本體意義上結合了起來。”由此可以看出，康德依然將其法權哲學置于其道德形而上學體系中，與道德相關，在根本上堅持一種先驗政治的立場，為其政治哲學奠定了道德基礎。正是作為“自由者”的自由本性，才同意法權意義上的自由，通過法權關系來守護自由者之間的共在關系，與自由者組成共在的“自由共同體”。政治的自由并非是肆意而為的自由或無限制的任意，恰恰相反，是一種法權狀態(tài)下的自由，是人類從“自然狀態(tài)”走向“文明狀態(tài)”。純粹實踐理性下的法權關系并非是束縛“自由者”的自由，恰恰是通過法權的方式守護人的自由，使人的道德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自由本體”在經驗的現(xiàn)實世界獲得實現(xiàn)。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體系中的法權哲學和政治哲學，在根本上是不同于霍布斯、洛克等為代表的基于同意說的社會契約論。康德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的法權哲學所針對的靶子，恰恰是社會契約論基礎上的“現(xiàn)代政治”和“國家理論”，他試圖對傳統(tǒng)的自然法和契約論進行改造和顛覆，最后在純粹實踐理性的自由基礎之上為法權和德性奠基，構成整體的道德形而上學體系。從表面上看，基于經驗的“欲求和利益”的權利觀念似乎和基于先驗的“純粹實踐理性”的法權觀念差別不大，兩者存在相似性，但從本質上，兩種權利觀念是存在本質差別的，最后分別走向了不同的國家理論。建立在經驗的“欲求和利益”的權利觀念走向了一種社會契約論的“主權國家理論”，相反，后者則走向了一種永久和平的“世界理論”。康德正是基于對霍布斯的非道德的現(xiàn)代政治和“國家理論”，得出了與社會契約論者所不同的“法治國”的國家理論和世界理論。于是，康德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基礎上立足于“自由的存在者”，最后走向一種自由者之間的“自由共同體”，其國家理論能夠跳出“民族-國家”的模式而走向國際和世界公民的層次，具有更廣泛的普遍性和人類性意義。最后，兩種不同的“權利觀念”所產生的是不同的政治模式，基于利益和欲求的權利觀念所產生的更是一種經驗的“權利政治”而基于先驗的“純粹實踐理性”基礎之上的法權觀念則是一種先驗的“道德政治”。

三、康德“道德政治”路徑的意義及其當展

在康德的整個道德形而上學體系中，通過梳理法權論和道德形而上學的關系，可知所謂的“康德哲學中道德與政治之間的對立”更是一種“虛假”的對立。在現(xiàn)實的世界中，雖然康德看到的是“道德與政治的對立”而在理論和信念上，康德一直在追求著“道德與政治的一致性”，他自始至終都將政治哲學放在其整個的道德形而上學體系中，堅持一種“道德政治”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