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金融界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1990年由于不動產價格暴跌，美國各銀行停止向外貸款。此時，資本市場趁機取代了銀行來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有趣的是，當時剛發展起來的抵押證券市場不斷調整住房抵押信貸。這種住房抵押信貸在前幾年可能已經大幅下降了。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的支持，1991年輕度的經濟衰退可能會更加嚴重。但這種觀點仍需進一步驗證。

我們1991年輕度的經濟衰退和日本長期存在的問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的金融體制是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的典型例子。眾所周知所謂的“大企業集團體制”是一個主要以銀行為中心，同時使所有公司相當依賴銀行信貸的體制。因此，日本銀行危機的后果之一就是它延長了信用恐慌的時間。一些日本公司的確想通過資本市場來幫它們渡過難關。在銀行總貸款基本持平的情況下，過去十年日本國內發行的公司債券增加一倍還要多。然而由于銀行貸款在日本的資金來源中一直占主導的地位，因此這種非銀行借貸數量的上升并不足以改變日本信用恐慌的狀況。

日本政府現在正不斷向銀行系統注入資金以使它們重新資本化。雖然政府已經作出了一些重要努力，但是它仍需在金融體制多樣化方面取得重大的進展。這是促進長期復蘇的一個關鍵因素，雖然它不是唯一的關鍵因素。解決日本危機也必然比解決美國危機要困難得多。這同樣證明了金融多元化有助于限制經濟動蕩的破壞。

這就使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東亞國家不是如此依賴銀行作為它們金融中介的話，它們在過去18個月里出現的問題會有多嚴重呢？人們很容易理解購買不能對沖的短期美元債務并投資于國內的泰銖貸款可能會由于美元匯率的不穩而造成泰國銀行停止向外貸款。但為什么停止貸款會造成經濟崩潰呢？如果泰國有一個能發揮功能的資本市場并同時擁有必要的金融基礎設施，造成的后果就可能要輕得多。

在危機爆發之前，我們很少有理由懷疑東亞國家30年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銀行提供資金的。經濟和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使得無效貸款占銀行總資產的比例較低。缺少可替換的中介形式并沒有多大的影響。這就象車胎如果沒有漏氣，缺少后備輪胎并沒有多大關系一樣。東亞國家就是沒有“后備輪胎”。

處理銀行危機

銀行作為一個高負債機構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一些危機。銀行風險管理經常存在的問題就是它往往要達到一種很難達到的負債程度，這一程度產生適度的資產回報而同時又不出現延期償貸的威脅。

銀行在用本幣負債方面永遠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成功，除非銀行的信用得到充分的保證，特別是國家政府的保證。但即使這種例外也不是固定的，特別是當這種負債的貨幣是外幣時。人們又不禁會問如果在銀行仍是唯一中介的十九世紀，如果存在其他中介方式的話，當時美國所發生的大量銀行危機的破壞還會有那么大嗎？

在惡劣的環境下，現代中央銀行可以提供流動性，但現金并不總能減輕人們的擔憂。即使流動性增加了，但銀行在不穩定時期也不會向外貸款。今天的日本銀行體制就是一個例子。比如日本央行盡管制造了大量的流動性，但它對貸款的熱情卻很低。但與十年前美國所不同的是，替代性的金融資源不容易得到。

九十年代初瑞典的銀行危機，與美國八十年代的儲蓄和貸款危機以及日本目前的銀行危機不同，它反映了另外一個問題，即盡快解決危機是最好的選擇，拖延時間可能會大大增加危機對財政和經濟的破壞。由于政府對銀行隱含或明確的安全網絡保證，解決銀行部門的危機往往需要政府的投入。同樣，增加納稅人基金存在的政治困難往往會推遲問題的解決。這種拖延當然會增加財政開支并延長信用恐慌的時間。

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同時擁有多種金融中介形式可以在某一金融部門發生危機的時候保護這個國家的經濟。澳大利亞在亞洲金融動蕩時的經歷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驗證例子。盡管澳大利亞與亞洲國家有密切的貿易和金融聯系，但并沒有多少跡象表明它的經濟受到危機國家的影響。這是因為澳大利亞不但有穩固的銀行體制，同時還有發展得比較完善的資本市場。但進一步分析，金融多元化的作用也可能會變得正常。多種形式的存在可以防止金融體制在各個方面發生崩潰。

多樣化的資本市場除了在緊張的時期作為信貸過程的補充之外，還在一般時期與銀行系統競爭從而降低所有貸款人的金融支出。在過去幾十年里，資本市場和銀行業一起共同創造、發展并推廣各種新的提高資本創造和風險承擔的方法。大體上來說，銀行系統的效率上升了。它從以前不同地對待每一個貸款人變得更加標準化。

在標準化發展完善的時候，這種方法也被推廣到資本市場去。由于貿易的作用，資本市場里有更多的貸款人，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存款。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期貨合同、垃圾債券和資產債券就是這一進程的很好例子。

資本市場和貿易工具一旦形成，它們就可以給銀行提供新的特殊風險對沖的方法并可以把銀行從持有貸款轉變為創造貸款。反過來，銀行貿易也可以促進這些市場的發展。近幾年興起的由技術帶動的革新也促進了這一進程在全球范圍的推廣。一個國家的投資者可以在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上進行套期保值，這就是所謂的套期保值。

過去兩年的經驗表明，在這個更新、更復雜的全球系統中，一個國家的國內金融體制不夠穩固是會帶來不好的后果的。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日益一體化的同時，銀行系統作為第一金融中介并不足為奇。銀行擁有的貸款人的內部信用情況可以作為決定資本分配的指導。加入金融市場可選擇的只有使用稀缺的實際資源來進行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時才可能實現。金融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的成果也只能在幾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這個進程的啟動是很困難的，特別是在一些仍然在貧困線上掙扎的發展中國家中。因為它們都把目光放在短期的高回報而不是長期的較低的回報率上。

我們必須不斷地提醒自己，金融的基礎設施是由大量的整套制度組成的，它們的運作就如社會的其他部門一樣，必須與基本的價值體制相一致。從表面上來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好象只關系到技術問題。它包括能明確顯示公司狀況的會計標準、能可靠保護財產和強制合同執行的法律體制以及能在公司決策出現失誤時事先確定索賠方案的破產條款。這些基礎設施可以提高企業的透明度并使公司在處理索賠問題時使用標準化的方法。但是這些制度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帶上不同文化色彩。當今俄羅斯的產權制度有可能無意識地受到過去蘇聯對個人產權偏見的影響。由于亞洲人害怕“丟面子”，因此很難在這些國家采用一些制度，如西方國家的破產制度等。同樣在西方國家中，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對貸方和借方關系的看法。公司的權力分配反映了社會中最多人持有的對商務交易中各方相互作用的看法。因此，如果想讓一個沒有資本市場基礎設施但也一樣發展起來的國家采用這種制度是很困難的。同樣，想統一各國的國內金融基礎設施或統一與國際交易相關的各個組成部份也是一項相當艱巨的任務。

事實上，亞洲國家金融基礎設施方面的弱點使得它們的銀行系統變得比危機前更加脆弱，并妨礙了隨后危機的解決。由于缺乏透明度，同時政府對銀行暗地里擔保，造成了投資者以過低的價格貸給銀行大量的資金，造成資本的不良分配。糟糕的破產法和程序使得銀行無效貸款的恢復變成一項長期并且昂貴的工作。另外，俄羅斯在強制執行合同和收債方面缺乏透明度和法律基礎設施是造成現在俄羅斯金融中介作用癱瘓的主要原因。

然而，我懷疑如果增加的金融中介形式的確對經濟有益的話，在將來推動這些形式統一的壓力將會是相當大的。另外，更多的金融基礎設施還很有可能會改善銀行系統的環境以及它的經營狀況。

最近，一個由RossLevine和SaraZervos做的研究表明資本市場的發展對經濟的推動作用比銀行部門本身發展對經濟的作用要大。這一研究結果與以下的觀點是一致的，即認為資本市場和銀行都提供有用但不同的金融服務。如果同時使用兩種形式則必定會帶來更健全、更有效的資本分配過程。

有些人認為，缺乏足夠的會計實踐、破產條款和公司管理導致最近幾次危及一些發展中國家危機并非是偶然的。如果有足夠的上述因素和它們可能支持的資本市場存在的話，1997年初經濟沖擊的結果將會大為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歐洲大陸國家的金融體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躲過了前兩年金融動蕩的影響。我們發現在最近的幾十年里，歐洲大陸很少發生由房地產的繁榮和蕭條引起的銀行危機或是如我前面提到的美國和日本出現過的信用恐慌。

一直到目前為止，歐洲大陸的金融部門仍是由銀行主導，它的資本市場也沒有美國和英國的發達。這種銀行體制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一些銀行體制有充分的監督并以一個合法、規范的框架為基礎的話是可以很好地發揮作用的。但是這種銀行體制還有公有銀行實質性的參與。這些公有銀行往往缺乏私有銀行所具有的活力和創新。政府的參與往往不能實現資本的最佳配置并降低價格信號的可靠性。但在市場調節不足以阻止銀行危機的時候，此類的政府參與可以提供默認的資源保證以使信用持續流動，即使不是向最佳的方向流動。

例如，德國由公共控制的銀行團體的資產大約占所有銀行資產的40%.其他歐洲國家的比例雖然不如德國但也是相當大的。簡而言之，一些證據表明較低效率地使用資本可以防止出現信用危機。可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個原因使歐洲公有商業銀行的比例降低了，同時促進了以往規模不大的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并使歐洲大陸的金融體制向英國和美國的體制轉變。

發展資本市場可能還會給歐洲大陸帶來另外一個好處。在國家銀行體制不斷集中時，整個歐洲銀行業也會逐漸集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一大銀行受到異常打擊的話，這家銀行就有可能會縮減它向外的貸款。如果存在發展完善的資本市場的話，以上的影響就可以得到減輕，因為公司有了其它的資金來源。

結論

第2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4]宗良.對國際游資沖擊金融市場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第3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 [1 ] 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

20 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 世紀末的20 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 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 [ 2 ] 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 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 ] 。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

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 :20 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 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 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 億美元[4 ] 。

在1994 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 多天內，外資撤走100 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 ]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 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 世紀80 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 萬億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 %。2006 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 43 萬億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長約6 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 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 ，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 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 。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

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 FDI) 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ZHLzwCom]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

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 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 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 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達到3 % ，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 %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 %。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 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 % ，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 7 %。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

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 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 億美元。800 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