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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法律并沒有對合同解釋的基本原則作出明確規定，但依據民法的基本原則和理論，并借鑒外國的立法經驗，目前我國的審判實踐中應主要遵循以下幾項基本原則：文義解釋；整體解釋；參照習慣或慣例解釋；目的解釋以及漏洞補充解釋。我主要談談在我國審判實踐中應注意的幾點。

一、關于文義解釋

當事人表示的意思，首先是以合同用語為載體的意思。一方面，不應把當事人通過語言或是文字明示出來的意思擱置一邊，憑空探尋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也不應置當事人簽訂合同時的真實意思表示于不顧，僅限于合同詞語本身的解釋。這二者應有機地統一起來，不可分割。

二、關于整體解釋

利用整體解釋原則去解釋合同的時候，法官應特別注意一些具體規則。如特殊列舉詞語與不能盡舉的一般概括詞語連在一起時，概括性詞語外延應視作僅包括與特殊列舉詞語相類同的事物。另外，特定性條款優先于一般性條款。特定性條款應視為是對一般性條款的例外，例外情況下應適用特定性條款。

三、關于參照習慣或慣例解釋

在具體參照習慣或慣例解釋合同時，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習慣或慣例在合同解釋中時特指的，并非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采用的所有做法或規則，可以作為合同解釋根據的習慣或慣例應當只是在商品交易中被經常采用的做法或規則。

2、商品交易中一種做法或規則是否應被確認為一種習慣或慣例，取決于其是否已經在某一區域、某一行業或某類貿易中得到經常的遵循，由于一種習慣或慣例是否存在是一個事實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因而，主張習慣或慣例存在的當事人應負有舉證責任。

3、習慣或慣例應當是當事人雙方已經知道或應當知道而又沒有明示排斥的。當一方當事人主張存在一種習慣或慣例時，另一方在訂立合同時也實際上知道或應當知道這一習慣或慣例的存在，必要時，主張的一方應對此舉證。

4、習慣或慣例的內容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即使當事人有以此習慣或慣例的意思，也不能以該習慣或慣例來確定合同的含義。

四、關于目的解釋

法官在具體運用目的解釋原則時，應注意以下問題：當事人一方的合同目的應該是對方已經知道或應當知道的；合同的目的分為抽象目的和具體目的。抽象目的是指當事人訂立合同時欲使合同有效的目的；具體目的是指合同本身所欲追求的具體的經濟或社會效果。如果目的解釋效果與其他效果不一致時，應尋求目的解釋而拋棄文義、整體、習慣解釋方法。

五、關于漏洞補充解釋原則，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1、合同解釋與合同漏洞補充都是法官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推定，但兩者又是有區別的。合同解釋是法官或仲裁員對因締約人的理解不同而導致前后矛盾的合同已有條款依一定的原則進行解釋；而合同漏洞補充解釋則是法官或仲裁員對合同未約定的事項依照法律規定進行補充。

2、合同漏洞的補充方法包括補充的合同解釋和依任意性規范補充。所謂補充的合同解釋，是指對合同客觀規范的內容加以解釋，以填補合同的漏洞。所謂“任意性規范”是指《合同法》中大量的“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的條款，體現了在不違反強制規定的前提下，私法主體自愿達成的協議優先于私法適用。法律上設任意性規范的目的，也是著眼于補充合同漏洞。當事人在合同中沒有詳細訂立其內容，大多期待法律設有合理規定。因此，對前述借款合同糾紛案例中法官基于參照習慣或慣例解釋原則所作的被告勝訴判決有不同意見。理由如下：

根據“法定優先原則”，雙方當事人對合同條款有異議時，有約定的，合同解釋應從約定；無約定，但有法律、法規明文規定的，應當依法律、法規有關條款解釋合同。我國《合同法》第41條規定“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的，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

關于合同解釋原則的選擇問題。我國傳統法律制度受大陸法系影響較深，長期以來對合同要領的理解與大陸法系基本一致，強調的是當事人的意思，如《合同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合同時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所謂協議即為合同當事人的合意，是共同意志的體現，由此，決定了我國合同解釋理論更多的是采取意思主義。

我國合同解釋原則的規范化及完善

規范化不僅是合同解釋的發展趨勢，同時也是完善合同制度的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不僅涉及合同解釋原則的選擇，立法工作的完善，而且與司法過程、整個社會經濟環境，公民法律意識以及合同管理密切相關。分析如下：

1、完善立法問題

現行《合同法》第12條對合同解釋做出了對有爭議的條款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的規定，這一規定既為合同解釋者提供了法律依據，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了一定限定，同時也為合同解釋的規范化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實踐中合同解釋仍缺乏可操作性。關于合同解釋原則適用的一些細則，我國的立法、司法解釋至今并未有所規定。

2、規范司法問題

合同解釋制度要真正步入規范化、法制化軌道，僅靠原則的約束是不夠的。因為在合同解釋過程中，法官或者仲裁員的經驗、技巧和價值判斷對合同解釋結果的影響往往比其他因素來得更為直接和明顯。因此，我國《合同法》有必要對合同解釋部分作出更為詳細的規定。

總之，合同解釋原則在審判實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法官只有按照一定的原則去解釋合同，才能做到對相同的問題作出相同的解釋，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公正。當然，合同解釋制度同其他法律制度、原則一樣，其成熟、規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形成，要經過實踐的不斷檢驗，才能逐漸完善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