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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教育評價：合格之中謀發展

眾所周知，國民素質的提升依賴于國家的全部社會實踐。而教育是國民素質建構與發展的基礎，基礎教育則是基礎中的基礎。基礎教育就是為青少年兒童成為具有良好素質、健康人格的合格公民而打下基礎。可以說，培養具有良好素質、健康人格的合格公民，是基礎教育的底線，以此為目標的教育評價，是基礎教育的底線評價。而培養適合高等專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選拔規格的人才，是基礎教育的頂線評價，以此為目標的教育評價就是基礎教育的頂線評價。在后喻型文化結構的影響下，我國的基礎教育大多將基礎教育的頂線評價作為其實然取向。頂線評價是一種源遠流長而且根深蒂固的評價，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教育一直就維持在頂線評價，科舉制就是其實例。然而，在真正民主的時代，在社會有可能也有條件普及義務教育的時代，由于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正是義務教育制度的底線公平，我們轉向選擇底線評價就是維護基礎教育的本分，這種本分要求我們堅守培養全體學生成為素質全面、人格健康的合格公民。

隨著素質教育和新課程改革的大力推進，這種底線評價的要求越來越顯著，但在實際上產生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這種對基礎教育追求合格目標的底線評價，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前喻型文化結構下的教育取向，但由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后喻型文化結構特征所帶來根深蒂固的影響，合格的評價目標很難落到實處，反而會加重頂線評價所帶來的壓力。在前喻型文化結構中，衡量教育“成功”與否的標準在于受教育者有無同教育者的過去告別、并開創新的未來的勇氣及相應能力。由此可見，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是前喻型文化結構下的一大特征。基礎教育評價的重點直接關系著高等教育以及其他層次的內容，也關系著其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面對未來時展形勢，只有在合格之中謀求發展，不但要培養具有良好素質、健康人格的合格公民，同時更要培養具有勇于開創未來能力的接班人。創造人的可持續發展的價值，這也正是反思前喻型文化結構下教育取向的可取之處。而且，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迫切需要發展型課程評價制度來評鑒。在評價理念上，發展型課程評價強調課程的發展、學生的發展和教師的發展，強調課程改革是一個不斷發展、創生的過程，評價課程不只是看課程成功與否，還要看特定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下課程本身的適應性、發展性和創生性。因此，基礎教育評價以合格為目標固然重要，同時在合格之中謀得發展才更有利于基礎教育評價的有效實施，也有利于素質教育和新課程改革的順利進行。

二、高校入學考試：公平之上求效率

高校入學考試———高考是我國進行人才選拔的主要方式，我國高考改革歷經三十多年，雖然不斷推進，但其間也有往復。這是鏈接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的重要紐帶，因此，隨著素質教育和新課程改革的推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普及，高校招生和人的發展的現實需要與現行高考“大一統”之間存在的巨大反差，正是當前高考存在的最大的矛盾。很多人認為高考制度正是使得基礎教育改革難以順利進行的瓶頸，也是高等教育人才選拔效率下降的癥結所在。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高考改革的不斷進行，高考雖不能夠達到理想的公平有效，然而在沒有其他更公平且能夠操作的制度可以取代它時，高考便是最可行的相對公平的制度。雖然科舉制是后喻型文化結構下我國古代教育評價的重要方式，但從隋唐至明清的科舉時代，許多人將科舉考試看成是一種“至公”的制度。不管科舉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實際上世上沒有絕對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舉考試從制度上說是提倡公平競爭的。當然,科舉制的許多弊病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力求公平的態度卻是從未改變的。從1952年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統一高考制度，到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高考在許多方面都實行了改革。盡管多年來出現許多對高考制度的質疑和批評，但高考依然是高校選拔新生的主流，高考改革要探索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有自身特色的招考制度。

前喻文化是以開拓未來為使命的文化，既然要著眼于未來，那么我們不禁要反思：未來需要通過高考選拔出什么樣的人才？在筆者看來，從未來的角度出發，未來需要的是人之所想和社會之所需的創新型人才。所謂人之所想就是從每個人自身來講，教育的意義在于生命的升華，在于不斷超越自我的過程，人只有成為了自己想成為的人，這個人才算成功的；所謂社會之所需就是社會需要的有價值的人才。我們知道，當一種需要戰勝另一種需要，滿足那種需要的行為就會產生需要之上的價值，這種價值訴求是要在社會中才能得以滿足的。解決這一矛盾的高考改革的目標模式為建立統一的綜合測試平臺，按高校專業大類設定科目組合，統一測試與自主測試相結合選拔特殊人才，高職院校招生采用靈活多樣的考試方式，加強藝術類、體育類專業測試，確立綜合評價的原則，形成多元錄取機制。因此，高考改革只注重公平還不夠，還要力求效率，這效率指的就是選拔人才的有效性，是否符合前喻文化自由民主平等、尊重生命個性與價值的特點，是否人之所想，社會之所需。

三、高等教育評價：多元之下爭創新

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水平往往與經濟、科技發展水平呈正相關，同時，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也影響著社會經濟、科技的發展水平。根據以2005年的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RankingofWorldUniversity，ARWU）、英國《泰晤士報》的“世界大學排名”（WorldUniversityRanking，WUR）、2006年的國際大學評價委員會的“國際大學創新力排名”（InternationaUlniversityInnovativeCompetenceRanking，IUICR）評價結果分析顯示，美國在國際大學排名中遙遙領先，歐洲一流大學區域分布較為均衡，而亞、非、拉大學總體上相對落后。這在一定程度上預示著我們的高等教育評價雖然在改革中不斷進步，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正在日趨復雜化，學科和專業的發展與融合非常迅速，出現了學科綜合與學科分化兩個不同方向的明顯特征，對高等教育的評價不但需要專業知識，還需要專門評估理論和評估技術的支持。同時，由于復雜評價結構和多元評價主體帶來的價值沖突，也特別需要專業化的評估機構，以平衡各社會利益群體的不同目標取向，應該充分調動和發揮政府、市場和高校自身的力量，建立良好的高等教育評價范式，努力滿足不同主體的價值訴求。現階段，我國高等教育評估已經成為國家對高等教育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為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導向作用與推動作用。但同時，高校如果一味以行政部門的要求為指導，教學和科研必然嚴格劃一、生硬僵化，從而妨礙高校學術自由，不能形成學術特點，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因此，建立多主體協調合作的多元化評價范式也是當務之急。

從評價的目的來看，國際教育評價的發展基本是沿著從“關注評價者的需要”向“關注被評價者的素質發展”前進的。總體來說，教育評價所關注的目標層次也越來越高，經歷了一個“個人—社會—個人”的否定之否定的辯證循環過程。德國哲學家卡西爾（E.Cassire）r曾言：與其它動物相比，人類是一種“不斷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個在他生存的每時每刻都必須查問和審視他的生存狀況的存在物。人類生活的真正價值恰恰就在于這種審視中，存在于這種對人類生活的批判態度中”。高等教育的重點在于培養創新型人才，但是該如何培養創新型人才還是個難題，看來回答“錢學森之問”還需要時間。以現代化為導向的國家多多少少都存在著前喻型文化結構的特征，這種導向要求立足當下，開創未來。為了縮小與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水平的差距，我們不但要立足培養創新型人才，還要在建立多元化高等教育評價體系的前提下，不斷創新評價理念和方法，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評價體系。

作者：賈月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