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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求公平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客觀要求

1.高等教育公平是一個復雜而不斷發展的概念

古往今來,人們對于公平有不同理解。從古埃及的公平神靈——沃塞利斯到古希臘哲學家的“秩序”、“善”、“和諧”、“均衡”再到中世紀阿奎那的充斥著神性光芒的“有德行的生活”,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思想家的政治民主與社會契約到康德那超乎經驗之外的“善良意志”,無數先智圣哲們都對公平寄予了不同的理想。但是,無論世事如何多變,現代西方都主要是在政治民主、經濟自由和天賦人權三方面來理解公平的。

在我國古代,公平被賦予了和諧之義。后來發展為經濟或財富分配方面的平等。但是,就總體和主流而言,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強調等級多于平等。故此,我國學者對于公平的理論建樹相比而言不如西方。迄今為止,學者們對公平的解讀仍然是見仁見智。有學者認為,“‘公平’含有公正(正義)和平等的意思。”[1]也有學者認為,“公平,指人們從既定概念出發對某種現象的評價,反映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作用和地位、行為與報應之間的某種相適應關系。”[2]而另有學者認為,目前國內學術界對公平含義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一是將“公平”簡單地等同于“平等”、“平等分配”或“平均主義”,二是將“公平”與“正義”、“公正”等視為同義詞來理解或解釋[3]。沈訓芳同志撰文指出,“古往今來,公平曾包括三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政治權利的平等性;二是倫理人格的平等性;三是利益分配的合理性。”[4]李圣風同志歸納出我國關于公平的17種定義,體現為四種公平觀:一是指制度的公正和平等,即制度或規則在制約對象上是否權利與義務對稱,制度所提供的機會是否均等;二是指收入分配規則的公正平等,即每個人的收入與投入的比例系數是否相等;三是社會公平,即社會成員收入與待遇的合理性;四是指一種主觀感覺,即由個人的主觀評價而產生的一種心理平衡[5]。對公平的詞義理解上的分歧使得學者們對教育公平也有不同的詮釋:楊東平先生認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價值在教育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包括教育權利平等和教育機會均等這樣兩個基本方面[6]。

徐華認為,教育公平是以社會公正之規范對教育平等狀況的推斷,包括教育起點上的公平、教育過程中的公平和教育結果的公平[7]。田正平、李江源二先生則指出,“教育公平是教育對待對象和評價對象的合情合理。所謂合‘情’,是指合乎民心民意;所謂合‘理’,是指合乎教育的目的性、規律性。它包括事實公平、做法公平、制度公平和道德公平四大方面。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公平的具體內容表現為受教育權利的保證、機會均等、按照能力或者才能進行分配以及對‘不利群體’進行補償。”[8]2001年11月在蘇州召開的全國部分中青年教育理論工作者會議把教育公平界定為“公民能夠自由平等分享當時當地公共教育資源的狀態”[9]。綜上可見,學術界對教育公平的內涵與外延都有不同的見解。最明顯的差異是有的把教育公平等同于教育機會均等和教育權利平等,而有的是指教育公正(正義)或教育的合乎情理,即把英語中的“equality”、“equity”、“justice”、“fairness”混同使用。所以,討論高等教育公平及其與效率關系之前,首先必須對什么是高等教育公平做更明晰的定義。筆者認為,正確理解現代意義的高等教育公平,必須把握如下四個方面:

(1)高等教育公平(equityinhighereducation)不等于高等教育平等(equalityofhigh-ereducationopportunity)大家在討論教育公平過程中,對公平一詞,有的翻譯為“equity”,另外較多的翻譯為“equality”,也有解釋為“justice”、“fairness”。事實上,equity和equality之間是有明顯區別的。Equality在英文中的語義為“stateofbeingequal”,即平等或均等。“equalityofopportunity”被解釋為“havingane-qualchanceofbeingconsideredforjobs,promo-tion,etc.”,即在工作、職務晉升等方面的機會相等,而對“equity”的語義解釋是“fairness”或“rightjudgement”,即公平或公正的判斷。許多作者還習慣于引用羅爾斯(Rawls)1971年出版的倫理學名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中公平的正義的三大基本原則(平等自由原則、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以及差別原則)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但依筆者拙見,公平與均等(平等)的內涵是不同的。均等(平等)的基本內涵是相等或無差別,而公平、正義、公正是合情合理,既合目的又合規律。平等更表現為有客觀尺度,公平則不僅有客觀標準,還包括主體的價值判斷與情緒體驗。可見,高等教育公平不等于高等教育平等。但這并不是說,高等教育平等與高等教育公平沒有內在聯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高等教育均等觀是早期的、絕對化和理想化的高等教育公平觀。

(2)高等教育公平具有歷史性、層次性和相對性高等教育公平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教育自身的發展而發展。高等教育公平作為一種教育理念提出并成為共識,要比基礎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晚得多。因為高等教育作為教育金字塔的塔頂,其公平的實現必須以社會的高度發展以及教育自身的高度繁榮作為支持,否則,它一定是達官貴人的奢侈品。所以,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時期以及各個不同社會制度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公平是有所區別的,這種差別不僅體現在程度上,還反映在質量上。早期的高等教育公平與教育其他層面的公平一樣,是以反對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性別歧視、信仰歧視以及文化歧視等為目的的,改變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實現受教育機會的平等是歷史上許多教育家的崇高理想和為之奮斗的事業。今天我們在中國特定的社會發展背景下討論高等教育公平問題,已經與西方教育家提出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主張相去甚遠。平等的理想古已有之。“等貴賤、均貧富”、“均田同賦”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公”的樸素平均主義平等觀一直是農民起義或者其他發動社會變革者高舉的旗幟。但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地方實現了較長時間的絕對平等。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永恒的公平。這說明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絕對化的平等是難以實現的。即便短暫的實現了,要長久地保持也是困難的。高等教育公平也是如此。由于高等教育接受者除了有社會性的差異外,還有生理的差異。這些差別制約著個體對高等教育的選擇,如沒有好的嗓音就不可能培養成為歌唱家,失去了雙腿就難以成為舞蹈家等。即使能夠提供同樣的高等教育,還必須面對個體的偏好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對高等教育的選擇。由于個體總是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差異,因此,公平的高等教育也是有差異和層次的。這種差異和層次的客觀存在,要求我們討論高等教育公平問題時必須注意其層次性和相對性特征。

(3)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是制度或規則公平高等教育公平是一個復雜的多層面概念,可以區分為形式上的高等教育公平與事實上的高等教育公平;高等教育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高等教育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資源配置公平;高等教育的理念公平、規則(制度)公平與行為(做法)公平或者高等教育的事實公平、做法公平、制度公平及道德公平;等等。在這些不同維度的高等教育公平中,筆者認為,規則或制度的公平是最根本的。它也是整個高等教育公平的核心所在。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許多高等教育不公平現象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都與規則不公平有關。例如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不公平,城市與農村、大城市與小城市、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學生,在高等教育入學機會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國家和地方的政策(規則)偏頗所致。高等教育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各種不公平現象,大多數也與規則或制度不公有關。至于在高等教育資源配置中所產生的權錢交易、人情交易等腐敗現象,更是一些人有意識地利用制度(規則)漏洞所制造的不公。由此可見,無論是高等教育的起點公平的保證,還是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的實現,都有賴于一個完善而公平的規則體系的建立與實行。

(4)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需要合適的補償機制做保證不論是社會的還是個體的原因,差別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差別存在本身并不是很大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存在于對待差別的態度。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就是要千方百計撫平這些差別的溝壑。那么,如何去縮小差別、撫平溝壑呢?這就需要有健全完備而科學可行的補償機制做保證。所謂補償,就是對那些分享高等教育機會、權利和資源過程中處境不良的社會群體與個體,通過必要的立法、政策和其他行政手段來改變其不利地位,從而增進高等教育的整體公平水平。例如實行高等教育繳費入學和成本分擔政策,對經濟處境不良的大學生實行國家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對經濟特別困難學生提供勤工儉學機會等均屬于補償范疇。一個科學完整的高等教育公平補償體系,是不能僅僅局限于高等教育本身的。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直接依賴于基礎教育公平的水平。因為上大學首先得上中學,而上中學首先得上小學。因此,判斷一個補償體系是否有助于增進高等教育公平,除了考察其本身的功能以外,還必須考察包括高等教育以下各級各類教育的有效補償機制建立的狀況,如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等。

2.追求公平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客觀要求

(1)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高等教育需要,使其接受“合適”的高等教育消滅差別、消滅剝削、消除舊的社會分工和階級對立,實現個人的自由發展和社會平等,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輪廓的整體勾畫。盡管由于各種原因,我們現在還難以達到這樣的要求,但是,它仍然是我們奮斗的方向和努力的目標。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必須把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作為自己的最根本的戰略任務。教育公平是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實現其他社會公平的基礎條件。因此,追求公平應該成為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過程中的基本價值取向。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高等教育需要。雖然自從建國以來,我國黨和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增進高等教育的公平水平,其中包括對婦女、少數民族及其他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公民接受高等教育實行傾斜政策;通過高等教育結構布局調整來縮短地區間的高等教育差距以及通過統一的收入分配政策達到高等教育結果公平等等。但是,由于地理區位、自然稟賦、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各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也參差不齊。再從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看,不同科類、不同層次的高等學校辦學水平和教育質量也差別很大,一些教育政策的偏頗又加速了這種差別的擴大。這種差別的存在,客觀上造成了在不同地區的公民在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分享高等教育資源的狀況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質量等各個方面的不公平現象。要短期內實現高等教育公平,讓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能夠實現權利完全平等、資源分配均等以及所接受高等教育的數量與質量相等,是不太現實的。因此,在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只能停留在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一種“合適”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大眾化就是增進高等教育整體公平的一個重要舉措。換言之,我國的高等教育公平,只能是一種有限的、人民可以接受和不斷發展的公平。但這并不能阻礙我們對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公平的追求。所以,促進公平,將永遠是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任務。

(2)公平意識是社會主義高等教育所造就人才應該具備的核心素質之一美國著名教育思想家杜威曾經說過:“我相信——教育是社會進步及社會改革的基本方法。……堅持學校是社會進步和改革的基本的和最有效的工具,是每個對教育事業感興趣的人的任務。”[10](p12-13)這說明學校教育在社會改造中具有其他社會機構無法比擬的獨特優勢。尤其是在今天的社會中,教育已經越來越成為個體參與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條件。公平的社會,實際上是組成該社會的個體的公平意識發揮作用的結果。但是一個人的公平意識,并不是自發的產物,而是教育的結果。因此,社會主義高等教育必須把學生的公平意識當作人才的核心素質之一來重視、來培養。如果一個國家中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人仍然缺乏公平理念,甚至放棄對社會公平的價值追求,那么,要建立一個高度公平的理想社會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社會主義國家尤為如此。

二、追求高等教育公平不能以犧牲中國高等教育系統的效率為代價

首先應該指出,公平與效率并不構成哲學意義的范疇。因為與公平相對的是非公平,而與效率相對的則是非效率。雖然公平與效率并不構成一對哲學意義上的范疇,但是它們二者之間卻的確存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就像民主與法制也不是一對范疇一樣,由于二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因此,人們也習慣于將二者放在一起進行討論。在這里,我們也同樣有必要對高等教育中公平與效率之間的辨證關系進行討論。

1.高等教育中公平與效率的辨證關系效率(efficiency)最開始是一個物理學名詞,意思是指一種機械在工作過程中的輸出能量(有效能量)與輸入能量(原有能量)的比值。后來被引入經濟學、管理學以及其他學科領域。在經濟學中,效率被區分為三大類:生產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和X效率。生產效率是一個廠商的投入與產出之比,它是用以衡量企業生產情況的指標。資源配置效率是表示廠商對資源利用與配置情況的指標,可以用不同資源配置方式下產出量的多少與資源閑置數量的多少來表示。X效率是美國經濟學家列維•萊賓斯坦提出的一個經濟學概念,用以表示在一定技術條件下投入的實際產出與投入的應有產出之間的差額,也稱為X低效率(X-inefficiency)。厲以寧教授認為,在教育經濟中,同樣存在著三種形式的效率[11](p32)。教育的生產效率是指教育部門或教育單位的投入與產出之比;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則是指教育部門或教育單位對資源配置的情況和對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教育經濟學對X效率同樣是用來表示教育部門或教育單位在一定的技術水平條件下教育投入的實際產出與投入的應有產出之間的差額。厲以寧教授認為,教育經濟學對X效率的研究是不夠的。在對效率進行界定以后,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分析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了。依筆者拙見,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可以粗略表述為:高等教育效率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和手段,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目的。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但并不總是處于矛盾之中。

(1)高等教育效率是高等教育公平的前提和手段

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是以高等教育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X效率的降低為基礎的。眾所周知,高等教育需求增加與高等教育資源匱缺之間矛盾的不斷加劇,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發展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共同難題。這就使越來越多國家的高等教育機構,處于不同程度的財政危機之中。高等教育財政危機的存在,不僅制約了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而且使高等學校的辦學條件得不到改善甚至惡化,進而影響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這種狀況的長期存在,必然影響高等教育公平的實現。與此同時,在不少國家特別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卻普遍存在另外一種現象:一方面高等教育投資不足,另一方面則資源浪費嚴重。高等教育機構中,X效率明顯,并且導致這種X效率的因素復雜。如高等學校中領導者、教師、職工和學生惰性嚴重,他們對教育資源市場化配置持抵制態度;高等學校中因人設崗、因人設專業的現象普遍;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目標與國家或市場目標不相配套等。如果不努力提高高等教育的生產效率,高等教育公平就根本無法實現。上世紀末以來,我國采取持續的擴招政策,以加速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并計劃在“十五”期末跨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門檻。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進入高等學校接受高等教育。從總體上看,這顯然是有利于增進高等教育公平的。但是,假如高等教育只是數量規模上去了,而高等學校的辦學和管理水平沒有相應提高,教學改革沒有跟上時代步伐,造成人才的培養質量嚴重滑坡,大量的不合格大學畢業生充斥社會,那樣,不僅是不能增進高等教育公平,相反可能成為高等教育公平的嚴重障礙。所以,筆者同意劉少雪同志的觀點,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并不一定能夠保證促進高等教育的公平水平[12]。我們只有不斷地改革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生產效率、資源配置效率同時降低高等教育的X效率,不斷提高高等教育對受教育者的針對性和對社會的適應性,不斷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才能真正地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公平水平的提高。正是在此意義上講,高等教育公平水平的提高是以提高高等教育效率為前提和手段的。

(2)高等教育公平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目的

高等教育效率的高低總是以其滿足主體需要的程度作為主要衡量標準的。因為人類進行各種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滿足人類自身的物質和精神需要。高等教育的生產也是如此。加速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提高高等教育的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其目的同樣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高等教育需求。在此意義上講,高等教育效率,必然是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高等教育公平作為發展社會主義高等教育所追求的重要目標,為高等教育效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標準,因而也可視為高等教育效率的目的。只有有了明確目的的高等教育效率,才能具有真正的社會意義。(3)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并不總是相互矛盾的高等教育公平影響高等教育效率,高等教育效率反過來制約高等教育公平。在不同社會的不同歷史階段,高等教育的公平與效率表現出不同的關系。甚至人們會經驗地發現,有時候注重了公平卻影響了效率,而有時候又強調了效率而忽略了公平。那么,高等教育的公平與效率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矛盾呢?回答是否定的。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之間雖然有著相互矛盾的一面,但是它們并不是永恒對立的。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對峙,與其說是二者的內在沖突,不如說是人們認識上偏頗使然。

2.追求高等教育公平不能以犧牲高等教育系統的效率為代價

在我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對高等教育公平的價值追求決不能以犧牲高等教育系統的效率為代價。事實證明,沒有效率的高等教育公平是不會持久的。從理論上講,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是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較高的生產效率可以提高生產過程的產品增量和經濟收益,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則可以提高有限資源配置的合理性,減少資源閑置與浪費,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收益。收益的增加可使人們在滿足消費需要的同時進一步把剩余收益轉化為投資。收益增加越多,能夠轉化為投資的數量就可能越大。投資量越大,生產總規模就越大,就可以創造更多的國民產值和國民收入。國民收入增加,政府的稅收和財政收入就增加。而財政收入增加,就能夠提高財政對國民收入的調節力度,提高國民的福利水平,進而增進國民收入分配及其他方面的社會公平水平。這就從理論上深刻地說明了:沒有效率,就沒有公平。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說明高等教育系統中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從我國的歷史看。建國以后,為了增進社會公平,克服資本主義及封建主義等剝削社會所固有的各種社會不公現象,逐步縮小和消除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實現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建立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以計劃經濟為特征并以按勞分配為基本分配制度的社會主義經濟架構,我國實行了以中央集中管理為主的行政管理體制。但是,這種體制忽視了當時我國的基本國情,忽視了對勞動生產者積極性的有效調動,因此,最后在農村就不得不退回到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農業生產階段。由于沒有效率作保證,使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改革開放之前受到了極大阻礙,社會公平的實現也就難以確保。受大的政治經濟背景的影響,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也長期處于波動中,高等教育總體規模擴展和辦學設施改善速度很慢。資料表明,我國“一五”(1953-1957)期間高等學校共招收研究生0.84萬人,畢業0.76萬人,招收大學生56.2萬人,畢業26.9萬人;“二五”期間(1958-1962)共招收研究生0.74萬人,畢業0.36萬人,招收大學生113.8萬人,畢業60.6萬人;“三五”期間(1966-1970)研究生未招生,畢業0.45萬人;招收大學生4.2萬人,畢業66.9萬人;“四五”期間(1971-1975)研究生未招生,也沒有畢業,共招收大學生68.2萬人,畢業21.5萬人;“五五”期間(1976-1980)共招收研究生2.24萬人,畢業0.06萬人,招收大學生144.7萬人,畢業74萬人[13](p86-88)。政府為了促進高等教育公平,在不同時期曾經采取不同措施,如取消入學考試、強調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舉辦“七•二一”大學、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發展多種形式的業余高等教育、改革學制等,甚至在1958年9月19日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我們將以15年左右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時間來從事提高的工作。”[14](p44)所有這些,都是追求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表現。但是,由于在多數情況下,我們的高等教育政策沒有注意處理好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在追求公平的過程中忽視了高等教育的效率,甚至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最終只能是既損失了效率,又沒有實現真正的公平。這就歷史地說明了:在任何時候,追求高等教育公平都不能以犧牲高等教育系統的效率為代價。

三、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得以共生的基本條件與政策抉擇

在我國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處理上,有兩種典型的價值取向:一種是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另一種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通過前面分析,可以認為:高等教育的公平與效率是不能偏廢的,因而兩種觀點均不免有偏頗之嫌。所以,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應該倡導的是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兼顧觀或者共生觀。這種觀點認為,只要政策導向正確、調節有力,就能夠使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產生共生效應,達到二者兼顧的目的。如果這種新的觀點能夠成立,那么,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得以共生的條件是什么呢?這是制定政策前必須探索的問題。

1.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得以共生的基本條件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能否產生預期的共生效應,取決于社會是否形成了一個有利于公平與效率共生的制度環境。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制度背景下,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能夠產生共生效應的基本條件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1)市場成為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基礎機制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首要要求是確立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基礎地位。無數的事實證明,即便市場不是最有效配置資源的唯一機制,至少也是迄今為止最有效配置社會資源的機制之一。盡管存在市場失靈和經濟危機等缺陷,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說明,市場經濟仍然是人類截止目前所經歷的各種經濟制度中最有效率的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機制的一種社會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切社會活動都必須適應這一點。在處理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時也不可能回避它。只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深入認識市場經濟規律和市場社會規律,不斷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特別是預防市場失靈的能力,才能在努力增進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的同時,逐步提高高等教育的公平水平。要使得市場成為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基礎機制,事實上也就是承認競爭成為調整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基本法則。因為適度的競爭是使各種資源產生活力的前提條件,自然也是提高社會活動效率的主要手段。達爾文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一“優勝劣汰”競爭法則作為物種進化的基本機制,后來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它援引來解釋社會進化的機理,都說明競爭對于自然及社會進化之重要。雖然完全用競爭法則解釋社會進化未免失當,但是,重視競爭在促進社會發展進步中的作用則是應該提倡的。現在流行一句話,“高等學校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說明高等學校乃至整個高等教育還缺少競爭、缺乏活力,或者說競爭不夠、活力不足。沒有競爭或競爭不夠,沒有活力或活力不足,直接影響的是效率,間接制約的是公平。因此,要實現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水平的同步提高,就必須使競爭成為調節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基本手段。當然,也要防止過度的競爭所帶來的負效應——高等教育中的另一種X低效率的滋生和蔓延。

(2)政府成為促進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共生的助推裝置

僅僅有市場機制和競爭法則還不足以產生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共生效應,因為市場和競爭都是“雙刃劍”。市場和競爭可以提高效率、增進公平,同時也可減低效率、阻礙公平。在市場機制和競爭法則發生失靈時,就必須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政府可以科學地運用投資導向、補償機制、政策法規約束以及必要的行政調節來解決效率與公平間的矛盾,從而使政府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雙贏”的助推器。

(3)高等學校的自我規范成為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共生的重要條件

高等學校是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共生的基本載體,因此,高等學校的自我規范是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共生的重要條件。高等學校作為實施高等教育的社會機構,雖然受制于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受制于高等教育接受者的總體水平,但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高等學校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誰能夠接受高等教育而且還決定了誰接受什么樣的高等教育以及如何接受這種高等教育的問題。如果高等學校本身還沒有成為一個成熟的社會組織,還缺乏一種自我規范的意識和能力,那么,它就不可能在社會效率的提高與社會公平的增進方面發揮任何積極的作用。因此,高等學校的自我規范在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共生中具有其它因素不可替代的作用。總之,只要市場、政府與高等學校三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既穩定又靈活適應的互促關系,就一定能夠為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共生或“雙贏”創設良好的制度環境。

2.兼顧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政策抉擇

根據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共生的基本條件,筆者認為,兼顧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的高等教育政策至少應該考慮以下三大方面:

(1)進一步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高等教育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高等教育

體制是以市場為導向,以法治化為基本特征,市場、政府和高等學校密切配合、相互制衡和共同促進的一種體制。雖然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持續改革,我國高等教育體制已經取得較大進展,但總體來看,現行高等教育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之間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特別是在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的討論中,由于過分地夸大了市場經濟對高等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有的甚至把市場經濟規律與高等教育規律對立起來,因此大大地阻礙了我國高等教育體制向市場化方向的發展,也阻礙了對高等教育如何在更深層次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探索。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系統人事制度(聘任制)和分配制度(多種分配)改革不能深化,高等學校教育教學改革不能對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進行積極回應,等等,已經越來越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絆腳石,也成為了影響高等教育效率與公平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可見,進一步解放思想,不斷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高等教育體制,是我國高等教育界所面臨的緊迫任務。在今天和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高等教育政策的一個重要努力方向,就是繼續建構和不斷完善能夠有益于市場經濟長足發展的高等教育體制。而構建和完善這個體制的關鍵在于保持高等教育對市場的積極回應,在于保持和提高高等教育體制的彈性與活力,在于有效動員和利用一切高等教育資源。為此,建立高效率、分層次和多樣化的辦學體制,多渠道和多形式的籌資體制以及科學化、規范化、法治化的自主自律型管理體制,不失為促進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雙贏”的高等教育政策的明智選擇。

(2)改良高等教育過程、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增進高等教育效率

高等教育公平不僅體現于能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更體現于接受何種高等教育、如何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高等教育后有何用的問題上。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不斷加速,能否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問題可望得到逐步解決。這樣,高等教育公平的主要陣地就會從校外轉為校內,從強調起點公平或機會公平轉向重視過程公平、活動公平以及結果公平。針對高等教育公平的這種轉向,就要求高等教育政策把關注的重點擺在改良高等教育過程、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增進高等教育效率等方面。政府不僅要關心高等學校招生規則和招生行為的公平,更要關心進入大學校園后的學生在高等教育活動中的公平問題。也就是要關心他們每個人在大學中是否受到了合適的教育,他們的人格和權利是否得到了尊重,他們的學業及其它行為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評價,以及他們是否公平地分享了學校的教育資源等等。這些高等學校校園中的公平,是廣泛存在并且只要教育者想為就一定可為的。它不僅不會影響高等教育效率,相反會有助于高等教育效率的提高,因為它能迅速轉變為學生的學習動力,強化學生的學習自覺性。這些不依靠外力就可以充分實現的高等教育公平,卻是過去人們容易忽略的。筆者認為,這種高等學校校園內的教育公平,是今后高等教育政策和管理必須密切關注的重點。

(3)關注弱勢群體利益、建立有效補償機制、促進高等教育公平

既然差別是客觀存在的,那么就必然會產生那些因各種不同原因而暫時居于不利位置的弱勢利益群體,如經濟特困生、少數民族學生、生理殘疾學生、“學業特困生”(指學生成績極差的學生)以及其他“心理特困生”(指有突出心理問題的學生)和行為障礙生。對于這些有各種各樣問題的大學生,國家、社會和學校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和理解。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可以考慮區分不同的弱勢群體的狀況制定相應的補償措施,從而促進高等教育公平水平的提高。例如針對經濟特困生可以通過建立經濟補償機制,解決其求學期間的經濟困難;針對少數民族學生和生理殘疾學生制定相應地使其免受歧視的政策措施;對于學業成績特差的學生制定相應的個別化輔導補救辦法;針對心理障礙和行為障礙的學生則通過心理輔導和行為脫敏等方法與措施幫助其克服。總之,通過對高等教育中的弱勢群體的積極關注,通過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建立科學的補償機制,就能夠不斷提高高等教育公平的水平,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共生。

從宏觀層面看,高等教育的弱勢群體還包括那些生活在經濟落后區域的人群。這些地區通常也是高等教育甚至基礎教育薄弱的地區。由于經濟落后,使他們失去了分享良好基礎教育資源的機會。沒有良好的基礎教育,自然也不可能分享到良好的高等教育。因此,建立有效的補償機制在宏觀上還應包括建立完善科學的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扶持經濟落后地區教育發展的辦法。只要這樣,才能促成日益廣泛的高等教育公平,也才能提高高等教育系統的整體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