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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嗣洲單位：旅順博物館考古研究室主任

公元前3000年以渤海海峽南北強強“融合”的考古學文化

小珠山一期和二期單一的器類和簡單的區別，似乎說明了小珠山文化類型早期文化因素的單薄與脆弱，其實不然。這種具有特質的“土著”筒形罐從發軔至發展，貫穿三代至戰國早期⑤。而壓印“之”字紋嬗變為列點式乃至幾何式的刻劃紋，始終維系其中，因為它是幾千年傳統文化思維的物化，因而成為難以替代的主要文化因素之一。這又充分說明了這種文化因素的發展與強大。至小珠山三期這種主流文化元素依然強盛的同時，卻發生了來自渤海南部山東半島大汶口文化強大的北上文化沖擊。

這種文化沖擊直接導致遼東半島地區南北強強文化的“融合”，致使其社會文化諸多層面發生了質的飛躍。首先表現在生活方面。大汶口文化北上與當地原住居民接觸雜居導致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多樣的生活模式。生活用具的器類一改以往單一的以筒形罐為主，出現了多種器類。以郭家村遺址③④⑤層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器類為例⑥。ⅡT1H8:19鬶，深腹罐形，寬帶鋬，斜平流，錐狀足。ⅠT9③:22觚，僅存底部，平底。ⅠT6③:11豆，擴盤，粗柄，圈足。ⅠT6④:10盂，卷沿，腹頸偏下，平底，紅地紅彩，飾直線和斜線組成的網格紋。ⅡT5⑤:23盆形鼎，盆形，錐形足，小平折沿。除此之外，還有壺、碗、缽、杯、器蓋等。紋飾上出現了彩陶，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紅地黑彩，多數為斜線三角紋(ⅡT1③:25、73T2③:10)和雙勾渦紋(ⅡT8⑤:38)，有的黑彩與刻劃紋組合成復合紋飾(ⅡT7③:25)。另一種是紅地紅彩，多為直線、斜線和三角紋(ⅠT4④:20、ⅠT3③:29、ⅡT7③:25、73T2③:19)。在所出土的各種器類的統計中，罐類36件，其中傳統的筒形罐就占有29件，可見在強大外來文化沖擊下，具有土著因素的傳統文化并未退出先主的地位。但多種類型及多種色彩紋飾的涌進，所表現的進步的或先進的諸多文化因素，預示著本土傳統文化存在的危機。生產方面出現了多重并進的發展態勢。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領先于周邊地區，而它的到來同樣帶來了包括農業生產在內的各領域的先進技術。除斧、雙孔刀(ⅡT6⑤:12)增多外，還出現了鐮(ⅡT2④:3)等一系列農業生產工具，磨盤、磨棒出土居多，分別為15件和23件，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時的農業生產規模，使本來薄弱的農業生產，發展成為占主要經濟地位的社會經濟形態。

農業生產的發展直接導致居住人口的增多，豐衣足食成為保障社會發展的第一要素。大量的紡織縫紉工具成系列的出現是此時文化發展的又一標識。有陶紡輪、骨錐、骨針、骨梭和角錐等，其中陶紡輪和骨針最多也頗具特色。陶紡輪出土142件，多是專門制作而成，少見陶片制成。陶紡輪的輪面多飾各種刻劃紋，有人字紋、花瓣紋、葉脈紋、列點斜線紋等，基本與陶器上的紋飾相一致(ⅡT6④:17、ⅡT5⑤:13、ⅡT8⑤:19)。點與線的組合在紡輪旋轉的律動中，給人以放射性的美妙的視覺感受，易于增強人們對“實”與“空”的靈動想象力和創造力。骨針出土129件，有圓錐形，尾扁平，對鉆孔(ⅠT6③:9)。有帶棱，弧形，尾部上端有一凸棱，下有一平面(ⅠT7③:9)。具有與現代意義的針相一致的使用功能。以遼河流域為腹地的遼東半島傳統文化和以黃河流域為腹地的大汶口文化，此時在遼東半島地區強強碰撞，使該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極為活躍。綜觀遼東半島出現的鬶、觚、盆形鼎和雙勾渦紋彩陶紋飾等，當是大汶口文化的早期主要特征⑦，這一時期也正是大汶口文化比較強盛的時期。

公元前3000年后以渤海南部為腹地的“區域”考古學文化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對小珠山遺址展開專題性發掘，其中比較重要的突破，就是在地層中甄別出含有“三堂一期”的文化層位⑧，進而從地層疊壓關系上確立了其在小珠山文化類型期別系統，即分期中的“第四期”。目前屬該期的遺址除三堂外，還有瓦房店交流島的蛤皮地、旅順大潘家早期(關于大潘家村遺址分期問題，原報告認為介于“小珠山中層、上層之間”。其實不然，若細檢地層與遺物，應有早晚之別，另文再論)、石灰窯、礪碴臺等⑨。這一期別的主要特征:陶器仍然以罐為主，還有缽和豆。陶質多為夾砂含云母黑褐陶和褐陶，體現在陶罐上，斂口，微鼓腹，口沿為三角形的泥條假疊唇。紋飾自口部始飾附加堆紋，在其上再飾平行線、短斜線、交叉紋、刺點紋、鋸齒紋等各種刻劃紋。腹部主要是縱向平行細泥條堆紋或橫向波浪形扁平附加堆紋。

該期土著文化因素明顯的同時，來自山東半島的文化因素依然存在，如小珠山遺址出土的缽(T1512④A:2、T1512④B:2)⑩、三堂一期的三足缽，前者具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后者又有白石村文化的因素。在大潘家遺址中還仍然有泥質紅陶上刻劃紋間繪紅彩。刻劃紋與紅彩組成復合紋，當可視為遷住與原住居民在社會層面上的融洽與和諧，及文化上的認同與融合的結晶。從這些含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來判斷，當屬大汶口文化晚期，也恰驗證了該期的相對年代，即公元前3000～前2800年(或稍晚些)，進一步說明大汶口文化強勁北上始于其早期，而沒落于其晚期。大約沉寂一段時間后，便迎來了龍山文化時代。

小珠山第五期正是強盛的龍山文化時代時間段。曾有學者在全面考察郭家村上層出土的器物后，很有見地地提出了“山東龍山文化郭家村類型”。筆者經過多年思考和觀察，以為此觀點毋庸置疑。在認同的同時，我們將討論的是遼東半島地區此時何以成為“山東龍山文化郭家村類型”的考古學現象。首先是空間層面上。由于遼東半島處于遼河流域下游區域的邊際，東北腹地的邊陲———“天涯海角”，故文化的發展相對比較滯后，而傳統的東西成了桎梏創新的羈絆，久而久之，形成封閉的弱勢的單一文化狀態。在這種文化背景下，自然會招致新的文化影響和沖擊。其次是社會層面上。山東龍山文化通過一系列考古發現，文明因素紛紛涌現，且呈上升態勢，其社會進步勢不可擋。如在壽光邊線王、鄒平丁公及章丘著名的城子崖等地均發現龍山文化的城址瑏瑤。與此同時在郊縣三里河、棲霞楊家圈和日照堯王城等遺址還發現了龍山文化的銅器和冶銅渣等。這些跡象表明龍山文化正處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之中，而這種社會變革直接伴隨著社會的迅速分化與發展，導致該文化空前繁榮與發達，其強勢文化形成的張力表現出對外交往的活躍與擴張。

再次是文化層面上。文化上的發展趨勢必然是強勢文化的擴張和大遷徙。此時的遼東半島地區來自渤海南部的考古學文化因素紛紛涌進，在所發現的各文化遺址中大量出現了具有山東龍山文化特征的陶器，如四平山積石墓的、老鐵山積石墓MI(3)單耳杯、郭家村ⅡT4②:38鑿足鼎、上馬石ⅠT5④:41環足器、郭家村ⅡT7②:39圈足盤、ⅡT8②:39的甕、三堂二期ⅠT204④A:2缽、大潘家T3②:7提梁鈕器蓋等。具有土著特點的筒形罐處于頹勢，形態上變得更小，數量上變得更少，如郭家村ⅡT5F1:5、73T1F1:212等，而鼓腹罐呈上升態勢增多。通過上述分析，處于渤海南部的山東龍山文化其強勁的發展張力，必然導致它的發展空間向四周擴張遷移，而此時的遼東半島地區由于文化背景所致，自然也就成為它的發展勢力范圍，以至于成為以渤海南部為腹地的山東龍山文化北移文化區域“山東龍山文化郭家村類型”。

余論

考古學意義上的遼東半島地區，是一十分重要的考古研究區域。隨著考古學研究在此區域的逐步深入，區系文化類型的建立及分期的漸次明朗和系統，迫使我們在此基礎上對以往的重新認識和再檢討，因為這是學科發展的必然。本文所探討的正是有此初衷，目的是在重新認識和再檢討的基礎上，完善固有的認識，祛除過往中的糟粕，以利于更深層次的研究。本文在探討中始終在回避這樣一個問題，即墓葬問題。山東半島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強勢發展北上進入遼東半島，使得該地區的社會經濟層面、文化層面發生了質的變化，最終成為其勢力發展的文化區域。文化的融合和發展最終也要體現在考古學文化上，但是在葬俗反應上，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墓葬在遼東半島的文化區域內始終未有發現。當然在遼東半島早期的土著文化中至今也未見到墓葬，這或許是一個待解的迷。以致成為“山東龍山文化郭家村類型”區域之時，所發現的墓葬不是“土坑墓”，皆是土著文化固有的“積石墓”瑐瑠，且往往呈現的是積石墓的葬制，隨葬品中總是有典型的龍山文化器物。我認為這或許是遷住的居民在張揚所帶來社會先進文化的同時，也極力尊重和保留原住居民葬俗，以至于依附和隨從這一習俗，故出現了雖然是積石墓，卻隨葬有典型龍山文化器物的現象。這也是文化融合的佐證。

另外，在一個地區一種文化強勁的遷進或侵襲，也必然會擠壓該地區固有文化的存在和發展，由此，矛盾的發生是不可避免的。遼東半島地區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遷進之時，或許有一批原住居民在擠壓中向北遷移，如吉林東豐縣西南部的西段梁山遺址“二期文化”瑐瑡，所呈現的文化因素與小珠山三期文化(飾刻劃紋的筒形罐等)有諸多相像之處。這或許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