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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經濟活動的結構性框架，具體體現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上的經濟體制的各項具體制度。該經驗式經濟制度的確立價值在于提供經濟活動行為選擇的答案，減少行為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力條件下經濟行為的或然性。但要清楚認識到:經濟制度本身是人為意志的主觀性思維結果，人為制定的制度合理性和科學性取決于人的主觀意識是否能憑仗合法的譯式闡釋經濟活動多元行為的必然性，知識的應然是否具有內化為外在自覺行為的環境。因此，確立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必須有一個前提，即主體意識勢必要用科學工具考究各國的經濟實踐活動的“特殊對象”，探尋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合法地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實然”路徑。從認識論、歷史邏輯和現實實踐的觀點上看，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主體意識是具有定理品格的合法性:在認識論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是符合科學認識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要求;從歷史邏輯上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所選擇的路徑是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國家或其他發達國家經濟政策選擇的“特殊對象”考究的經驗升華;從現實實踐的合法性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選擇的路徑符合中國國情階段性的要求，并且深受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

一符合科學的認識論: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路徑選擇是黨和人民利用科學的認識論工具———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作出的正確抉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科學性，在于創設性地把革命的、能動的實踐因子引入到認識論體系中，擯棄舊唯物主義直觀的、消怠的反映論。舊唯物主義根本缺陷就在于預設人是生物個體的簡單存在，人的認識活動是對自然客體的鏡子式的對照反映，把自然單純為人的直觀對象，忽略實踐作用，排斥認識與實踐之間的拉鋸式互動關系。而把實踐作為本質屬性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則強調，人是現實的存在，具有實踐活動的主體性，人對客觀世界認識不是簡單攝影關系，而是實踐對本體世界的反詰活動。通過不斷的實踐反詰，人們才能認識客觀對象，掌握客觀事物發展的本質，并據此引導人們開展深度的實踐活動。換句話說，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觀對象的對象性活動過程中能動地認識世界，預判客觀事物的發展邏輯，合法地作出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便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科學表達，是遵循我國經濟發展規律作出的選擇。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本身就具有客觀規律，它“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1］，而認識這種經濟形態發展所遵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規律只能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認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于歷史發展的主體性原則和客觀性原則統一的觀點，二者的有機統一也是判斷事物發展合法性的依據。主體性原則是主體的內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則，突出人的實踐性。經濟活動作為主體的自覺行為，在于主體能根據內在性法則選擇自我塑造的行為活動價值，滿足主體的發展需求;客觀性原則是事物的流線發展，表達外部世界掩抑下物發展的本質力量。主體性原則與客觀性原則的統一就是尋求主體的目的選擇與物本質力量的規律表達的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動的反映論觀點，客觀性原則要求主體在實踐的基礎上認識客觀世界，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由理性認識去指導實踐，并從實踐中檢驗認識的真偽，豐富和發展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選擇符合這一經驗識辨的過程，它就是一個在實踐中反復認識、檢驗的過程，既定原則不是最終選擇，不成熟的理論在實踐中被揚棄，實踐指導范式的絕對理念緣起物本質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源于事物發展客觀規律性，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體對經濟路徑的科學選擇不能違背這種客觀規律，這是人類主體發展合規律性的要求。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選擇又必須是中國人民從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選擇，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過程中，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能動反映論去認識社會主義經濟活動，這種認識的選擇必須是類主體合目的性發展要求的一種萃取。由于受實踐主體的實踐技術和環境的束縛，類主體合目的性選擇就是在描述性價值中尋找規劃性的價值。規劃性的價值是描述性的價值域中一個可選值，它論述了類主體本質力量恰當性，主體能否選擇價值多元性的層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體的本質力量是否足夠有這種內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中國人自身本質力量發展程度與價值值域變量取值的一種函數關系體現。就此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合規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觀、協調的統一，中國人選擇的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關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關系的觀點。任何科學的選擇都必須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的有機結合。指涉整個客觀世界，任何知識都是無限經驗的一個片斷的靜態的有限認識，這種認識是具體的、有限的、現實的，是“實踐主體內在性交互傳遞”的類本質力量階段性最高的認知體現［2］，這種認識力量所認知存在的原則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觀規律為前提，便是絕對真理階段性詮釋，這也是主體認識的本質力量客觀的、絕對的、歷史的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這種主體實踐意識的科學表述，它既反映著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般性，又包含著符合中國經濟現實需求的特殊性。馬克思、恩格斯兩位先哲只是為我們提供發現問題、觀察問題、研究問題、處理問題的指導原則，絕不可能提供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案。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經濟路徑選擇在于要區分好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具體結論之間的差別，具體結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對經驗存在的既定判斷，是先定條件的一種偏好結論。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錯誤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具體結論，就是忽略物質運動的根本屬性，主體反思判斷的認識能力缺位。反思判斷關鍵就是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這一合法性判定標準，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核心要義中把握好特殊性與普遍性原則，進行事物客觀發展的本質性的規律思維運算。在此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合法性的確證，在于有力利用主體反思判斷的思維程式，毋庸置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是理論與實踐具體的歷史的統一。

二歷史邏輯的支撐:思維經濟“特殊對象”一般性

恩格斯說過:“思維的至上性是在一序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維著人們中的實現。”［3］至上性思維是指人類通過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歷史的“特殊對象”，從變化中尋找不變的邏輯結構的內核，理解個別事物間發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著事物符合客觀規律發展的過去、現在、未來知識。中國每作出一個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特色的選擇可以說就是一次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及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歷史和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特殊史實的完整回溯，每一個選擇都是一次總結失敗教訓與成功經驗的歷史邏輯的思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選擇既吸取了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搞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又是在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則下，大膽開拓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新時代的體現，符合歷史的發展邏輯，具有合理、合法性。這一合法性表現在它是思考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等特殊經驗的結果，不是憑空想象，有豐富的歷史事實作為考據的對象。鄧小平曾經說過:“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的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就是長期總結國內外經濟建設經驗的結論，這是一段思維“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過程。“特殊對象”是指歷史界域內具體的歷史片段，它蘊涵著歷史普遍性，存在著事物發展的一般性，可以說，“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具有事物發展“普遍邏輯”的性格，而人腦的內在理性程式有把握這一性格的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就是“特殊對象”的思維理性程式的運算結果。“政企分開、企業自主”的經濟政策的選擇得益于思考發生在新中國成立前所面臨“權力過于集中”這一“特殊對象”，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就批評過“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他認為把什么東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給工廠權力、機動的余地和利益，不妥當。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云同志為大力發展生產力而科學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指出在所有制結構、經濟運行和市場結構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產品自由生產、一部分個體經營和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可以彌補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不足的特殊歷史經驗，這些“特殊對象”為我國實現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還有，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針對有人提出消滅商品和貨幣，提出“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的觀點［5］，這一“特殊對象”貯蘊著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后來變成了鄧小平所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必然性選擇。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也吸收了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的無數特殊成功經驗。列寧根據當時俄國國情的實際需要，強調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資本主義的強大資源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為中國建立“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政策提供了事實考據的對象。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也沒有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過程中失敗教訓掉以輕心，這些“特殊對象”被規限于非經濟發展“一般邏輯”的實踐合法限度之內。生產力尚未成熟，蘇聯就搞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把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排除體制之外，政府對企業下達的是僵化產品數量計劃指標，生產資料由主管部門按計劃分配，產品由國家物資和商業部門收購，創造的利潤盡數上交國庫，生產費用由財政撥發等，這些政策嚴重影響企業和工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原有的活力喪失，這樣的經濟路徑不具備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合法性，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極力避免遵循這類“特殊對象”蘊涵下反一般性法度。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也凝結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人類科學發展策略的思想光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市場引導商品，以價格調整生產，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偉大的舉措便是得惠于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經濟的特殊實踐。美國保守主義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論證:“自由市場仍然是最好的路徑，斯密原初教義是正確的，政府的干預無論在何處都會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這些“特殊對象”邏輯的前提下，中國政府在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合法限度內，建立了適度的自由市場，激活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從有限的現實經驗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經濟選擇，這種思維體現了人類自由思維的必然性，是生產關系實踐的歷史必然狀態。從認識論上說，自由和必然是相聯系的，自由是對必然狀態的追求，恩格斯也說:“自由是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選擇不是憑空想象，是對“特殊對象”的自由思維，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邏輯”的科學思考，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中生產關系發展規律，它們把握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背景下規范性經濟秩序，是歷史與實踐的必然選擇，具有歷史發展邏輯的合法性。

三現實實踐合法性:自治行為體內在與外在自由頡頏

經濟行為規范的合法性，體現于個人的自治行為體身份的行動自由，這種自由是行動自治的表述。行動自治表現為一種最為理性的積極自由，既是對內在本質追求的個人回應，又是滿足行為主體的外在自由，表達內在自由與外在自由頡頏的狀態。頡頏追求的是一種平衡力，即內在自由擯棄自由意志選擇任性，從自我的精神構造中理性地接受外在自由影響和塑造能力，本質上就是滿足環境訴求與主體實踐能力的平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亦是如此。從邏輯主項復量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可表述為自治行為體選擇的全稱肯定命題。國家作為個人共享行動主體，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行為要表述政治共同體的行動自治，就必須建立在所有主體對政治對象的有公共公民權意趣，這種意識的形成在于能契合外在自由的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根據中國的國情，從中國的經濟實際承載力有限選擇滿足環境訴求的政策，這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第一準則。例如，面對破除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面臨的資金缺少、科學技術落后、管理制度不成熟等發展瓶頸的環境訴求，黨中央科學選擇，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對外開放政策，進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同樣，經濟體制改革也是在特定環境訴求許可下進行的，即國家提出“鼓勵和發展個體、私營和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經濟”的新思路是在我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鞏固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樣背景下進行的。毫無疑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選擇體現了個人自治行為體賦予共享權力主體的行動自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環境訴求和經濟實踐能力的平衡體現，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證明。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根據“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的原理［7］，行為主體的代表———中國政府要根據生產力實際的能力級，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動搖的前提下，逐步解決我國經濟體制結構調整的環境訴求，來促進我國經濟的科學、快速和健康發展。從邏輯主項單量上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個人自治行為體選擇的單稱肯定命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取得的輝煌成果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滿足了個人自治行為體的行動自治，形成了主體實踐的自覺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本質上是社會給予和主體選擇之間一種契合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主體通過社會實踐對事物價值現實訴求模糊性的排除，是對社會客觀發展需要共同選擇的斷定。共同選擇具有塑造主體實踐自覺性的自然力量，可使文明的存在成為可能，因為類主體的需要和對類主體需要的滿足是主體自覺追求的歷史活動。馬克思、恩格斯說過:“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8］中國人民擁有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自覺力量在于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的價值斷定下一個明確的答案。確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實踐個體自身價值與“在的”自身和諧統一，是對內在自由與外在自由契合結果的心理傾向，因此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心理傾向表現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選擇信心的無比堅定，一份統計數據結果可以推理出這個必然性事實。

2008年11月，國家統計局以調查“社會各階層思想動態”為目標，展開了關于社會各階層對黨和國家發展方向、發展形勢、發展政策評價的調查活動。調查以問卷和實證考察方式為主，數據科學統計:對發展方向、發展前景中選擇“很有信心”和“較有信心”的項比例分別為56．3%和35．2%。“信心不足”與“沒有信心”僅占3．8%與1．3%。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非常符合”和“基本符合”我國國情的兩項比例和高達95．1%。對“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較有信心”以上比例的就占86．4%。從“數”的完全規定性來看，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順應民心、符合時代的發展形勢，中國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到人民的廣泛擁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是實踐主體有意識、有目的的自覺活動。成功的事實也告訴我們，只有這樣廣泛地得到中國人民擁護和支持，符合時代的發展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才是具有現實實踐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事業向前發展。

綜上所述，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路徑是中國共產黨人用“至上性思維”思考中國和其他國家經濟建設的經驗，并利用科學的認識論工具認知的結果，同時，它們具備著現實實踐條件，是符合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合法性選擇。所以說，確立以科學的經濟路徑選擇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黨的科學行為，是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深度認識的結晶，蓋此而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價值旨在為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行動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