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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醫學教育會議曾在1988年和1993年連續兩次討論全球醫學教育改革和人才素質要求問題,明確指出“醫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促進全體人民健康的醫生”,“應該促使醫學教育在結構、關系、教程和結果上有近期和遠期的轉變,為21世紀重新設計和培養醫生”。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Or-ganization,簡稱WHO)早在1992年就提出了“五星級醫生”的概念,即醫生應當是保健提供者、決策者、溝通者、社區領導者和管理者,并于2001年和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Federa-tionforMedicalEducation,簡稱WFME)聯合推薦了涵蓋“教育計劃”等9大領域的《本科醫學教育國際標準》。此外,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簡稱IIME)亦于2002年初出臺了《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包括“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醫學科學基礎知識”、“溝通技能”、“臨床技能”、“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信息管理”和“批判性思維”7個領域的60項反映教育結果的指標,在承認各國家、地區和醫學院校自身特殊性的基礎上強調了全球醫學教育的核心內容。有鑒于此,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不斷地根據人才培養要求進行醫學教育改革,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1.1課程體系改革
一類是在以學科為中心的基礎上建立核心課程體系,即根據各學科的重要性將傳統的學科課程分為核心課程、指定選修課程和自由選修課程,并隨著醫學科學的發展不斷增設新興、交叉和邊緣學科課程。目前,大多數有著悠久辦學歷史的學校沿用的仍然是以學科為中心的課程模式,因而這種課程改革的基本做法容易推行。根據對美國醫學院校協會2000年出版的《課程指南》的分析,在全美126所醫學院校中有100所采用了該方式改革課程結構,占79%。核心課程體系的建立在堅持核心課程教學的基礎上提供了學生較多的自主學習機會,將“自由和程序、多樣和專門、靈活和規范、深度和廣度、個人興趣和學校指導”結合為一體,有利于奠定醫學基礎,激發學習興趣和注重全面發展。一類是打破學科界限的綜合性課程體系改革。1952年,美國西余大學率先開展了以器官系統為基礎的多學科綜合性的課程改革,繼而遍及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日本等不少醫學院校都進行了嘗試,有的延續至今。自1969年起,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荷蘭國立林葆大學、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和哈佛大學醫學院等40余所院校陸續采用了以問題為基礎(ProblemBasedLearn-ing,簡稱PBL)的課程模式,圍繞臨床問題進行課程優化整合。20世紀90年代,美國醫學院校協會在全國推行“醫學院校培養目標研究項目(MedicalSchoolObjectivesProject,簡稱MSOP)”,許多院校實行了器官系統課程、以問題為基礎的課程、以社區為基礎的課程等綜合課程;哈佛大學醫學院倡導的“新途徑(NewPathway)”課程改革,以知識集約的形式,將傳統的40多門醫學課程的有關知識重新組合成14個課程群,并設立了一門縱貫臨床前期的醫患關系課程,包括社會學、行為科學、倫理學、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等綜合知識和技能;魏爾醫學院、北達科他大學醫學與衛生學院以及喬治•華盛頓大學等學校實施了貫穿基礎至臨床全程的水平與縱向綜合課程;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將課程綜合為“核心原理”、“器官系統及疾病”、“醫療技術與實踐”、“臨床實習”與“學術科研”5大模塊;通過選定的20多所院校的聯合研究,樹立了醫學院校課程改革的典范,對世界醫學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綜合性課程模式具有打破學科界限、促進課程融合、避免教學內容重復、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等特點,但其課程結構不穩定、教學組織難度大、教學效果不肯定,難以被大多數學校接受。
1.2教學內容改革
醫學教育教學內容的改革主要體現在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社會醫學和預防醫學教育方面。醫學及相關科學、技術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飛速發展需要醫學知識的新陳代謝,而人才培養模式和衛生服務模式的根本性變化以及預防、醫療、保健的結合和基礎醫學、臨床醫學、預防醫學、康復醫學的統一趨勢對醫學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針對這些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醫學院校幾乎都增設了人文社會科學教學,陸續將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醫學史、行為科學、文學、衛生經濟學和法學等課程納入人才培養方案,成為教學內容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預防醫學和社會醫學教育在1966年的第三次世界醫學教育會議上被正式提出討論,受到了國際醫學教育的普遍關注,此后相關課程逐漸列入了各校的教學內容,不僅包括傳統的衛生學、流行病學和統計學,也擴展到了衛生經濟學、行為科學、社會科學和循證醫學等領域。此外,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全球健康相關內容的重要性。瑞典的卡羅林斯卡學院從1996年起開始開設全球健康課程,講授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因素對國民健康的影響以及全球疾病負擔和人口統計模式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差異等內容。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等幾所學校的全球健康教育議題包括全球化、不平等和健康、國際范圍內的人權和健康、發展中國家的傳染病和母嬰保健問題等。在荷蘭,4個權威組織正在聯合開發與全球健康問題相關的樣板課程,涉及沖突的影響和健康方面的人權侵犯,人道主義援助和醫學中立,大面積殺傷性武器對健康的影響,戰爭造成的心理傷害,在防止沖突、調解和人權侵犯方面衛生工作者的作用等內容。目前,美國有96%的醫學院校開設有此類課程,87%的學校將其列為必修課程,93%的學校允許學生到發展中國家進行為期2個月左右的實踐,鼓勵學生理解成本效益,掌握缺乏先進診斷技術和資源情況下的初級醫療服務策略等。
1.3教學模式改革
醫學教學模式的改革先后經歷了赫爾巴特式、弗賴克斯納式、西余式、以問題為中心式和以社區為中心式等模式。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在加拿大首先開展,是針對學生在自學中所涉及的各種問題,以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目標,邊實踐邊學習的一種教學模式。通過問題的提出、討論和解決,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交流和批判性思維等能力的培養。為適應社區衛生保健事業的發展,不少國家亦開始實施面向社區的醫學教育和家庭醫學課程教學,廣泛吸收醫生參加教學活動。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柏林自由大學等提出的疾病教學螺旋(LehrundLernspirale)模式,按照各類疾病從癥狀觀察—器官系統的結構功能—生命過程各時期生理變化—疾病的發生、發展與轉歸—臨床實習—與病人的交際—倫理觀念的基本教學螺旋組織教學,值得借鑒。此外,根據英國丹地迪醫學教育中心的研究總結,有些國家還應用了“以職業素質為導向(Professionalism-oriented)”、“以能力為基礎(Compentency-based)”和“以職責為基礎(Task-based)”等教學模式,也代表了醫學教育課程模式改革的一種趨勢。
1.4教學方法改革
許多國家在教學活動中十分重視學生的主體地位,主張個性發展,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自我教學(Self-instruction)、計算機輔助教學(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Problem-basedLearning)、標準化病人模擬教學(StandardizedPatientLearning)、臨床實習學生互評(PeerReviewofClinicalPractice)等教學方法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例如,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等學校實施的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教學,由學生提出問題、確定解決問題的方向、尋找解決問題的學習資源并解決問題,注重學生交流技能、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維和自主學習等能力的培養。美國阿肯色大學醫學院和香港大學醫學院等學校大量應用人體模型和標準化病人進行臨床技能培訓和考核,體現了對病人的尊重、同情和理解。此外,隨著教育信息和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醫學教育方法日顯超時空化,網絡教學、遠程教學等的廣泛應用正在不斷改變著教師傳授知識的方式,醫學院校已經開始向不同需求的受教育者提供更大彈性的學習時間和空間。自1991年起,俄亥俄大學醫學與公共衛生學院向學生提供了三種不同的基礎課程教學方法,即講課加討論、獨立學習和以問題為基礎的教學軌道。其中獨立學習軌道可以由學生自由選擇學習時間和地點,打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受到了學生和家長的普遍歡迎。
2我國醫學教育改革現狀分析及重要啟示
據《中國高等醫藥院校課程指南》統計,我國臨床醫學類專業覆蓋106所醫學院校,包括3個層次、11個專業。專業培養目標和要求各校基本一致。主干課程均為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課程設置基本以學科為中心,必修課程23門~51門不等,其中19門在100%的學校中開設,33門在80%的學校開設;46%的學校開設了選修課程,其中人文社會類占31%,自然科學類占19%,基礎醫學類占20%,臨床醫學類占30%;課程門數4門~76門不等,其中80%的學校在8門課程以上;必修課程門數與選修課程門數比例為1∶1.81~1∶0.09,平均1∶0.36。總教學時數2643~4532學時,周教學時數16.5~28.3學時,平均22學時;理論課與實驗課學時比差異較大,為1∶0.29~1∶0.98。各校基本上都按照公共基礎課程、醫學基礎課程和臨床專業課程三段組織教學,少數學校安排了早期接觸臨床;教學方法基本采用以教師為中心的課堂理論講授和小組實驗(見習)。22%的學校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學分制。長期以來,我國高等醫學教育遵循“堅持方向、深化改革、提高質量、改善條件、優化管理”的方針,認真借鑒世界醫學教育的先進經驗,不斷調整人才培養方案,在“調整課程結構,積極探索綜合化課程”、“更新教學內容,增強課程的前沿性”、“加強創新與實踐能力培養,改進實驗課教學”、“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增強教學的主導性”和“改革教學方法,實現教學現代化”等方面進行了不懈的探索。例如,中國醫科大學主持的《寬口徑醫學本科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項目,從社會需求的變化、醫學模式的轉變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學生提出的要求出發,針對傳統的“專才型”人才培養模式存在的弊端,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經過全校各年級數千名學生的實踐,構建了“拓寬基礎,突破三段,整合課程,三個優化,搞活教法,全面適應”的寬口徑醫學本科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北京大學醫學部主持的《長學制臨床醫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優化與創新》項目,探討了長學制醫學教育依托綜合性大學的優勢,加強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育,合理融合基礎和臨床各階段教學,早期接觸臨床,早期科研思維訓練,實現以學生為主體的系統培養模式。第四軍醫大學主持的《醫學類本科人才培養模式的研究與實踐》項目,緊跟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發展趨勢,立足于21世紀初高等醫學教育面臨的新情況,抓住教學信息化、實驗教學改革、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培養等重大問題,通過廣泛調研、深入研究和認真實踐,形成了以信息化教學為主要特征的醫學人才培養模式。教學改革項目的實施使我國高等醫學教育面臨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然而在許多方面尚無突破性進展,對照國際醫學教育標準要求和實際需要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2.1培養方案管理欠規范
發達國家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從科研立項、調查研究、試驗修訂到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體現了一個科學化的決策過程。而我們在人才培養方案的管理上基本屬于政府行政導向下的學校行政職能干預,其方案制定的過程主要是少數專家參與,對教師、學生和其他利益方的意見重視不夠,且一旦公布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保持不變,往往得不到及時的完善。
2.2教育思想和觀念缺乏先進性
我們的教育思想和觀念強調單一規格的大一統教育,忽視因材施教和個性發展;重自然科學教育,輕人文社會科學教育;重單學科系統性教學,輕多學科綜合性教學;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和素質培養;有待于進一步樹立醫學教育的人才觀、質量觀和發展觀。
2.3辦學宗旨和培養目標定位不準確
我國現有190余所醫學院校,其辦學歷史不同、水平不一,但辦學宗旨和培養目標幾乎千篇一律,既不能反映學校的水平與特色,又缺乏具體細致的要求,與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之間缺乏有機的結合。
2.4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存在宏觀上的“四個不適應”
我國醫學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與科學技術發展不相適應,與醫學模式轉變不相適應,與社會經濟發展對衛生人才的質量效益要求不相適應,與素質教育的要求不相適應。課程結構較為落后,專業課程門類過多,教學時數膨脹,選修課程設置差異大,課程間缺乏有機聯系,尚未形成課程體系的整體優化。新興學科、邊緣學科知識內容少,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亟待加強。
2.5教學方法和程式落后
我們的醫學教育習慣并墨守“灌輸式”的教學方法,仍然沿用傳統的以教師、課堂和教材為中心的模式,缺乏引導學生主動參與,培養其交流技能、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維和自主學習等能力的機制。教學安排無法突破從基礎到臨床的“三段式”,基礎與臨床、理論與實踐、臨床與預防脫節嚴重。
2.6教育終身化體現不夠
現代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教育的終身化,注重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和自主學習能力。學校教育是醫學教育連續統一體的基礎,應該與畢業后醫學教育和繼續醫學教育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聯系。在這一點上,我們的培養方案體現得尚有不足。培養方案是組織教學過程、進行教學管理的重要依據,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保障。上述諸多問題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長期以來我國缺乏為醫學教育的認證和過程指導提供技術參照的教育標準。因此,借鑒醫學教育國際標準和國內外教學改革成果,針對自身的缺陷,制定出符合我國高等醫學教育實際需要的教育標準,促進醫學教育的改革、建設和管理,整體提高教育水平,是當前我國高等醫學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3醫學教育國際標準的研究與推行
2002年5月,受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辦事處支持及教育部、衛生部委托,北京大學醫學部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醫學教育專業委員會共同主辦了新世紀第一個高層次、高水平的醫學教育專題研討會———“醫學教育國際標準研討會”,旨在通過引入和試行兩個醫學教育國際標準,推動我國醫學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教育部明確表示支持此項工作,為醫學教育國際標準的引入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并牽頭組織北京大學醫學部、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哈爾濱醫科大學和我校啟動了《本科醫學教育國際標準》在我國的試點研究。與此同時,紐約中華醫學基金會和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也作出了選擇北京大學醫學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中國醫科大學和我校等8所學校承擔《全球醫學教育最基本要求》的試點研究的決定。在此基礎上,教育部于2003年初正式立項《醫學教育質量保證體系研究》課題,旨在參照國際標準制訂我國本土化的醫學教育標準,建立我國醫學教育認證制度,完善我國醫學教育質量保證體系。來自10余所知名醫學院校的18位專家參與了本課題的研究,經過國內外資料分析、集中研究討論和專家咨詢等過程,初步研究制定了我國的醫學教育標準———《中國本科醫學教育標準》。
3.1標準內涵
《中國本科醫學教育標準》包括宗旨及目標、教育計劃(培養方案)、學生成績評定、學生、教師、教育資源、教學評價、科學研究、管理與行政、改革與發展10大領域和41個亞領域,其中教育計劃包括課程計劃、教學方法、科學方法、思想品德課程、自然科學基礎課程、基礎生物醫學課程、行為科學—社會科學及醫學倫理學課程、預防醫學系列課程、臨床醫學課程、課程計劃管理、與畢業后和繼續醫學教育的聯系等11個方面。提出了課程計劃從制定到管理的具體要求,明確了教師、學生和其他利益方代表的重要地位。詳細列舉了對思想品德、自然科學等六類課程的基本要求,強調了預防醫學、人文科學以及新興、交叉和邊緣學科課程的教育。要求學校深入開展教學方法的改革,并在整個教學期間講授科學方法和循證醫學原理,注重學生交流能力、自主和終身學習能力、批判性思維以及科學研究能力的培養。指出在校本科教育是醫學教育連續統一體的基礎,課程計劃必須與畢業后醫學教育和繼續醫學教育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聯系。此標準以臨床醫學專業本科教育為對象,旨在為各校人才培養方案的制定、實施和管理提供參照。在提出核心基本要求的同時也尊重各校辦學的自主權,為各校的教學改革和發展留出了充分的空間。標準亦遵循發展的原則,將隨著醫學教育改革的深入、社會需求的變化和醫學科學的進步而與時俱進地持續更新。
3.2實施建議
教育觀念的更新是醫學教育改革的思想基礎和先導,醫學教育國際標準的推行首先應當強化現代教育意識,樹立全面質量觀,通過改革為優秀醫學人才的脫穎而出營造良好的育人環境。我國高等醫學教育改革尚呈整體發展不平衡、良莠不齊的態勢,標準的實施應該以“分類指導、分步實施、不斷促進、注重建設”為原則,分為“方案制定”、“試點研究”、“評價檢查”和“改進推廣”幾個階段進行。各參與單位應當互相取長補短,進行理性探討,促進彼此的教育交流和協調發展,避免不必要的重復研究和短期行為現象的發生。積極尋求政府部門和各級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加強醫學教育的社會評估和參與,以標準為內涵建立我國醫學教育認證制度,通過質量認證激勵各院校人才培養體系的完善,整體提升教育水平。加強國際醫學教育交流與合作。按照國際現代醫學教育理念,以培養方案為核心建立起與國際醫學教育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醫學人才培養和評價體系,使我國醫學教育逐步融入國際大環境,在國際競爭中改革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