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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思想論爭

西方醫學再次卷土重來是在鴉片戰爭之后，鴉片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清政府被迫對列強打開了國門，傳統文化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和挑戰。面對洋人的船堅炮利和文化輸入，中國社會再次掀起了思想紛爭。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選擇了學習西方科學文化，從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長技”到馮桂芬“采西學”、“制洋器”以及洋務派辦洋務，經過、辛亥革命，直至，在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努力下，國人逐漸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他們從認同西方文化，逐漸深入到西方文化本質。這種引進和吸收的過程不是直線式的推進，而是在不斷論爭中逐漸形成的一種觀念。這主要表現為鴉片戰爭到1900年之前的“中學”與“西學”之爭，這也是頑固派與洋務派之間，圍繞“禮儀”與“科學”之爭展開；到辛亥革命期間的新學與舊學之爭，這是維新派和守舊派圍繞“新政”與“舊制”的斗爭；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東西文化論爭，這是新文化運動激進分子主張以西方文明取代東方文明，對傳統文化的徹底顛覆。對于西學問題，近代知識階層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提出各自的觀點，在持續不斷的紛爭中逐漸接納西學，他們在對西學長處的認識和學習的過程中，也不斷加深對中學短處的反思和改革。近代醫學發展與文化變革的總趨勢是一致的，正如西學東漸引起的中西文化沖突與抉擇一樣，西醫東漸及由此而引起的醫界格局改變和中西醫沖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西方醫學從開始入華至民國的百年間，中國社會文化語境對近代醫學的影響，首先是加深了對西醫的社會認同，其次是導致了中西醫的論爭。

2世態民情構筑的情境語境

近代西方醫學教育超過傳統醫學教育，并能得到上至官府下至平民的高度認可，躍居為醫學教育領域的主流，這與當時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及階層觀念的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文化教育領域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知識階層，而將這種潮流固定為常態推行開來，政府的力量，即官僚政界的支持必不可少。文化之爭的焦點在于文化主體，文化主體的選擇決定了文化論爭的結果。所以，由文化主體確定的“文化選擇”在中國近代社會至關重要。

2.1清末社會階層的分化

中國近代之前，封建王朝的皇帝是最高政治權力的統治者，他擁有著文化統治權；皇帝之下的臣民分為官僚、士紳、農民等階層，他們必須按照皇帝的意愿執行各項政令。官僚是最接近皇帝的階層，也是行使皇權的權力階層，他們直接為皇帝服務。官僚階層分布于中央行政和地方行政機構，以及社會基層組織，并由此形成封建王朝的統治集團。近代之前，進入官僚階層的途徑有兩種，血緣關系、世襲官職，或者通過科舉考試而走上仕途。除少數人可以通過第一種途徑而入仕，大部分人只能走第二種途徑，于是科舉制也造就了一個特別的社會階層，即士紳階層。士紳階層通俗的理解就是在野的一批文人階層，他們擁有淵博的學識和良好的經濟生活狀況，同時又具有社會影響力。在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具有強大的社會背景，并且掌握著豐富的社會資源。他們與上層官僚有著緊密的聯系。因此，士紳階層成為封建時代官僚的來源群體，他們有著鮮明的鏈接功能，即士紳階層作為溝通政府和民眾的中介角色，上可通官僚政界，甚至皇帝，從而影響政治和文化走向；下可達民眾，從而引導民眾觀念。他們不僅高居于老百姓之上，但又不同于官僚階層，是一個居于領袖地位和享有各種社會特權的社會集團，而且在社會變遷中，他們中的開明者往往是最快接受新思潮的人群。從這個意義上看，士紳既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又是新觀念的倡導者。

2.2各階層對西方醫學教育的推動

儒學體系是與中國傳統社會分層直接相關的文化資源。儒學在近代之前一直是文人信奉和追求的學說，也是統治者的治國之道。同時，儒學也是全社會普遍認可的生存之道，自然儒學也就造就了中國傳統的教育體系。儒學偏重于人文之道，而對自然學科興趣缺乏。雖然也有極少數人熱衷于自然科學研究，但他們對社會文化走向不會有影響。當時的士紳階層依然追求進仕，而科學技術活動被視為“機巧”或“奇技淫巧”而不入主流。醫學作為一種傳統行業，行醫是家族職業，醫學知識的傳承也是家族式的，其傳承方式是由父傳子而完成的。鴉片戰爭前醫學只有傳統醫學，明末時期雖然已有西洋傳教士把西方解剖知識帶到中國，但只是零星傳入，且又與傳統觀念相悖，對中國社會并不造成影響，也沒有近代意義上的醫學教育。鴉片戰爭后由于形勢所迫，西方科學技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從士紳到官僚乃至皇帝一致認識到了西學的重要性，于是辦洋務、采西學，興辦西式教育，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開啟了學習西方的歷程。首先從器物層面，隨后到制度層趙聳婷.我國醫學教育發軔期的社會語境分析面，最后深入到精神層面。中國傳統社會政治體制開始土崩瓦解，經濟體制隨之崩潰，教育制度發生了根本轉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放棄科舉入仕轉而進入西洋學堂，接受西式教育。而做出這一改變的首先還是士紳階層中的一部分人，可以說士紳階層的文化選擇推動了西式教育的建立和發展。因此，西醫學在中國立足生根、日漸昌盛的同時，西醫教育也蓬勃發展起來。西醫教育在中國的發軔首先應歸功于來華的外國傳教醫師。從1866年伯駕在廣州眼科醫局開辦第一所醫學校起至1900年前后，各類醫學校陸續創辦起來，接受西醫教育的人數也不斷增加。但是，這一時期在中國醫界依然是傳統醫學居主流，所以，西醫教育相對于傳統醫學教育依然是個新生事物，學習西醫的人數在廣大民眾中所占的比例依然較小，西醫及西醫教育在中國的普及程度依然非常有限，而較早選擇學習西醫的主要還是士紳階層，派出國外學習西醫的幼童也以士紳階層子女為主。另外，西醫教育發展的另一原因離不開當時開明的官僚和地主對西醫的扶植，他們不僅出資開辦醫院，而且還創辦了學校。

2.3民初的社會分層對西方醫學教育的促進

1912年民國成立，中國社會階層發生了根本改變，出現了新知識階層、工商階層、軍人階層。這些階層中對西醫教育產生影響的主要是新知識階層，他們作為文化主體確定了對西方文化選擇；其次是工商階層，他們雖然不直接參與文化的建設，但他們是社會財富的擁有者，在他們當中一部分民族工商業者積極投資辦學，開辦了很多西醫學校，造福社會，為中國培養西醫人才，為發展近代西醫教育事業貢獻了力量。軍人階層主要是新近出現的割據軍閥，他們主宰著各自勢力范圍內的一切事務，包括文化教育。他們出于維護其勢力范圍的需要，積極發展醫學教育，培養醫療人才。民國政府成立后出臺了各種教育措施，建立了近代教學體制，使西醫教育正軌化。同時，民國政府創辦國立、省立醫學院直接推動西醫教育，諸多措施使得西醫教育在民國出現了一個高速發展期，最終成為中國醫學教育的主流。民國以后出現的新知識階層是指有過西方近代科學教育經歷的知識分子，即經過新式學堂培養和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和士紳中接受西學的知識分子。這個階層是近代科技政策和科技主張的倡導者和制定者。他們中的科學從業者迅速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開始走上了有組織、大規模發展近代科學的道路。新知識階層與政府有著緊密聯系，他們中的一些人同時也是政府官員，學界領袖，他們通過政府的力量發展教育事業，致使西醫教育在民國時期經歷了一個黃金發展期。1912年至1913年壬子癸丑學制的頒布及其之后一系列相關規定的出臺，使西醫教育走上了快速發展的軌道，建立起近代醫學教育體系，從制度上為西醫教育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同時，政府及社會團體、個人紛紛創辦醫學院校，使中國社會由國人自辦的醫學院校數量激增。1929年收回教育權運動，外國在華所辦醫學院校必須向國民政府注冊，教育部先后著手制定統一的課程標準，統一教科書及學時，使西醫教育走上了規范化之路。新知識分子對西醫教育發展的貢獻，首先在于他們是西醫教育的思想啟蒙者，新知識分子對西醫科學技術的極度推崇，為西醫學的傳播起到了開啟民智的作用，使廣大民眾走出愚昧，接受科學，認識科學知識，激發對科學知識的熱望，接受西醫教育；其次，新知識分子是中國最早接受西醫教育的主要人群，他們投身醫學領域，成為國人中最早的醫療工作者；第三，新知識分子承擔著西醫知識傳播者的角色，步入教育領域，從事西醫教育事業，或者從事西醫研究工作，譯介西方醫學著作，傳播西醫學知識，為國人學習西醫掃除障礙。隨著西醫教育的發展，中國本土醫學人才激增，西醫在近代中國開始走上了職業化的道路，西醫群體也就隨之誕生了。

3近代衛生事業的建立與發展

3.1公共衛生狀況

近代中國直至19世紀中葉，由于鴉片戰爭失敗而被迫打開國門，中國的社會生活狀況在西方人看來依然是停留在非常原始的階段。國人公共衛生和健康觀念缺乏，醫療保健知識薄弱，整個中國社會就是一個充斥著疾病、貧困、愚昧的國度，是流行疾病的源泉。中國各地城鄉衛生狀況非常惡劣，隨處可以看到這樣的圖景：某個鄉村池塘旁邊建有廁所，水中漂浮著各種雜物、垃圾，以及動物的尸體，而稍遠處有人打水作為日常家用或飲用，或者有人在洗衣、洗菜。這一時期，人們通常將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里，而河水又是生活用水源。富家宅皆有廁坑，而貧困區居民則使用馬桶，而馬桶傾倒于河水或街道，大街上到處堆積著臟物，人畜則隨處便溺，空氣中充滿著難聞的氣味，可見，當時中國衛生狀況惡劣程度。因此，許多傳染病在西方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在中國卻大肆流行，諸如天花、瘧疾、鼠疫、霍亂、麻風在中國十分猖獗，各地時而爆發瘟疫，死者眾多，危害慘烈。而對于這些流行病中醫通常沒有有效的辦法醫治，一旦染上病只能聽天由命。所以，中國民間對于瘟疫的應對依然是鬼神迷信盛行，乞求鬼神消災，而對消毒、焚尸、隔離等防疫措施非常排斥，甚至為傳統習俗所不容，任憑疫情蔓延，民眾遭受著巨大的摧殘。另外，封建社會的統治者對于公共衛生管理也從不過問，對流行病的爆發任其自生自滅，這也助長了公共衛生狀況進一步的惡化。

3.2諸多社會陋習

中國社會存在于諸多陋習侵蝕著近代中國社會，給國人帶來了巨大的損害。19世紀以來，吸食鴉片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毒瘤。吸食者體質孱弱，精神萎靡，喪失勞動能力，而軍人吸毒則致使軍隊喪失戰斗力。鴉片戰爭后愈演愈烈的鴉片貿易使民眾不堪其苦，禁絕鴉片、醫治煙毒成為近代中國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大事。近代禁煙運動中，西方傳教醫師發揮了很大作用，特別是對于毒癮的醫治，需要借助西醫藥物和治療手段。當時，在中國的西醫基本都是來華的傳教士醫師，且人數非常有限，西醫更是奇缺。清末女子纏足盛行，這是自古流傳下來的社會陋病。纏足對女性身心的摧殘非常嚴重。如女性由于纏足致使其腳趾骨變形斷裂，對身體健康有巨大的損傷，長期纏足會引發皮膚潰爛，血液循環受阻，成年女性引發小產、難產的概率很高。女性纏足使其行動不便，被迫禁錮于家庭，依附于男人，難以從事社會工作，從而失去女性應有社會地位。娼妓業在19世紀中期以后變得更為興盛，特別是在開埠通商口岸城市，人員聚集、商賈云集，娼妓市場異常繁盛。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性病流行，其性病發病率很高。由于人們對性病的來源和傳播途徑都有了明確的了解，對此類患者常常斥之以鼻，而且當時中醫拒絕為其治療。使得這些患者無法獲得有效的醫治而加劇傳播，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對此，當時的中國民眾由于貧困不堪，無力應對，清政府也因內困外患而無力顧及，結果造成了極大的社會危害。興盛的娼妓業嚴重損害著民眾的健康，侵蝕著大眾的靈魂，使整個中國社會為此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影響和經濟損失。

3.3民眾對西方醫學教育的強烈需求

最早意識到中國嚴重的衛生與疾病問題是最初來華的傳教士，當時民眾的社會生活狀況讓他們觸目驚心，傳教士們多方呼吁中國政府和官員改善公共衛生狀況，積極提倡健康的衛生觀念，強調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中國古代很早就認識到健康與環境的關系，便出現“衛生”這一詞匯，但是一直以來，衛生都是個人的事情，僅限于養生保健、有病就醫等個人行為。國家和政府從未對社會民眾擔負起衛生管理的責任。每當有嚴重的疫情爆發，政府一般較少關注，往往聽之任之。鴉片戰爭以后，國人逐漸認識到衛生狀況的改善對于國富民強的重要性，“醫能衛人之生，故天下不可無醫”。晚清時期，大批官員、學者去歐美和日本考察，西方衛生健康觀念不斷傳入，使醫療衛生觀念開始在中國近代萌芽。加之，中醫療效緩慢，尤其是對于一些急病無能為力，而西醫見效快，使得民眾對西醫愈加信任，對西醫知識的渴望日趨強烈，部分國人希望獲得西醫教育，為西醫教育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政府開展維新變法，學習西方科學，知識分子對西方科學知識更為向往，為西醫教育在中國快速發展掃清了障礙。此時中國民眾已普遍接受西醫，有病都希望能得到西醫的診治，但西醫人才奇缺，急需大量醫療衛生人員。由此，民眾對開展西方醫學教育已成為國人十分迫切的需求。

如果說最初西醫入華，西醫院的開辦，西醫學校的創建都是外國傳教士的功勞。那么，隨著西醫觀念深入人心，民眾對開展西方醫學教育、培養西醫人才的迫切要求，就不可能像最初一樣只依靠外國來華傳教士醫師來完成了。進入20世紀之后，國人自辦醫學教育有了較快的發展，同時政府大力提倡西醫教育，從而使西醫教育也逐漸成為近代醫學教育的主流。

作者：趙聳婷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博士后流動站溫州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