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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國醫藥制造業在改革開放后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產業發展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平衡，無論是從產業經濟總量、發展速度、產業效益、研發水平還是產業發展環境，地區差異都比較顯著。以全國各地區醫藥制造業經濟總量為例(如圖1)，2004年全國醫藥制造業當年價總產值3241．3億元，其中江蘇省排名第一，達371．8億元；浙江省第二，300億元；廣東省第三，258．5億元，較歷史同期都有所增加，增幅不同。通過對折線圖數據的觀察可以發現，各地區醫藥制造業總產值的波動比較大，江蘇、浙江、山東、廣東、河北、天津、吉林、四川等地區的歷年總量指標一直相對較高，2001年的總產值最高點出現在廣東，2002—2004年，醫藥制造業高地一直徘徊在江浙，其他中部、西南和西北省份的醫藥制造業發展水平相對偏低。另外通過對數據的縱向比較，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峰值出現的位置一般曲線間距較大，即醫藥制造業絕對增長較大的省份一定程度上與其產業基礎呈明顯的正相關性，江浙和山東的產業發展勢頭良好，絕大多數省份醫藥制造業處在比較平穩的水平，有的省份甚至在2004年出現了小幅度回落，如湖北、黑龍江等。醫藥制造業地域發展不平衡的存在是否合理?哪些因素造成了這種地域上的不平衡，其各自的影響程度如何?未來的發展趨勢怎樣?其中是否存在著產業發展路徑依賴性的影響?對此不平衡各級政府和相關管理部門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進行因勢利導?等等這些都吸引著我將我國制藥產業區位發展方面的有關問題深入探討和研究下去。目前關于區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比較優勢，如市場容量、勞動力成本、交通和通信成本、相對技術水平等(Vemon，1966；A拙e，1970；Hirsch，1976)。在眾多文獻中，Dunning(1993)關于區位優勢的總結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同，他認為投資的區位影響因素包括自然和人造資源以及市場的空間分布、投入品(如勞動力、能源、原材料等)的價格和質量、投資優惠或障礙、社會基礎設施等等。在國內，魯明鴻(1994，1997)研究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國各省和重點城市的投資環境，發現GDP、市場化水平、勞動力成本、制度因素等與各地吸收的國外直接投資顯著相關，并將影響中國投資區位分布的因素概括為宏觀因素、微觀因素和政策因素。魯明鴻和潘鎮(2002)又將上述研究的時間跨度延伸至2000年。王輯慈(2001)系統地概括了產業集聚理論與新產業區理論，并指出培養具有地方特色的企業集群，營造區域競爭環境，強化區域競爭優勢是增強國力的關鍵。許仁祥(1998)從聚集經濟的重要表現形式，并從成本、需求和環境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經濟環境對產業集聚和發展的影響，同時對上海都市型產業進行了分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對于研究醫藥制造業的區位問題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考慮到產業的特質，我將運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對我國醫藥產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現實問題進行分析，對上述問題作出回新疆地區答，并據分析結果提出有益于制藥產業發展的合理化政策建議，希望能夠對調整我國制藥產業布局、合理引導產業發展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本文接下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以區位基本理論為基礎結合醫藥制造業特點，建立區位優勢評價的模型和指標體系，借助因子分析對其進行簡化和結構梳理，最終給出了全國28個省市(部分統計數據嚴重缺失省份在此略去)醫藥制造業區位優勢先后排名；第三部分對模型運算的結果進行評價和分析；第四部分是結論和區位發展政策建議。

二、中國醫藥制造業的區位優勢評價模型

確定影響我國制藥產業布局的因素及影響程度，是合理布局產業、促進其發展的關鍵所在。目前我國制藥企業資源相對分散、企業規模參差不齊的格局，實際上已經造成基礎資源的浪費。為了解決現有的空間分布問題，進行合理的空間布局調整，本文運用一些分析工具對我國制藥產業發展及布局的相關問題進行定量研究：以區位基本理論為基礎結合醫藥制造業特點，提出關于醫藥產業區位選擇的理論框架，并建立評價我國制藥產業區位發展優勢的指標體系，借助因子分析方法，對我國28個省市發展制藥產業的區位優勢進行評估和比較。

(一)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指標體系設計的基本程序如下圖所示：產業的區位競爭優勢是經濟空間中諸多影響因素共振耦合的結果。為了對這一競爭優勢進行全面分析，在文獻研究基礎上遵循統計學中指標選取的科學性、系統性、可比性和可行性原則設計了如下指標體系，鑒于目前還沒有比較系統的評價制藥產業區位競爭優勢的指標體系，且數據收集較為困難，只能設置易于收集的指標和現有統計數據，對于部分有價值但無法統計或難以取得資料的指標暫不納人體系，從而增強可操作性。由于各指標數目繁多且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造成信息重疊，不利于統計分析和經濟評價。多元統計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能夠從眾多觀測變量中找出幾個不能直接觀測到的抽象綜合變量，有效提取數據內在結構，解決原始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同時也能依據對方差的解釋水平進行客觀賦權，克服指數綜合法、層次分析法等其他綜合評價方法需要主觀確定參考變量、評價結果因人而異的缺陷，客觀有效地尋找綜合指標，即達到了維持一定的信息量又簡化評價指標體系、梳理結構的目的。

(二)因子分析

1．數據的獲取及使用的統計工具。醫藥制造業區位優勢評價設計體系的大部分指標均自《2005中國統計年鑒》以及《2005中國高技術統計年鑒》取得，部分指標是在實際觀測數據基礎上二次加工取得。本文所采用的統計分析工具為SPSSl2．O。

2．數據的標準化處理。盡管在指標設計過程中盡可能的使用相對指標，但仍無法排除指標數值的量綱影響，因此在因子分析前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采用z—score標準化公式：。．≈一x；i—xi，+‘』2_，+～，其中^{『為標準化數據，^玎為樣本數據，^J為第j項指標的均值，“為第j項指標的標準差，(i_1，2，……，13；j=1，2，……，10，其中i為樣本數量，i為指標數量)。

3．運算結果。(1)KMO、Banlett球度等檢驗的結果。KMO值為O．741，根據Kaiser給出的標準，做因子分析的結果應該還不錯，Bartle以求度檢驗的相伴概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拒絕Banlett球度檢驗的零假設，認為適合于因子分析。(2)旋轉前后的方差貢獻分析。旋轉前，前5個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91．8％，前3個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旋轉后前5個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計方差貢獻率不變；另外通過對碎石圖拐點的觀察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因此選取前5個因子進行分析是比較理想的。

三、運算結果的評價與分析

1．因子解釋。因子模型估計出來后，必須對所得到的因子進行合理的解釋，這種解釋具有一定的主觀陛。通過方差極大因子旋轉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簡化模型結構、方便解釋的目的，從旋轉后的因子載荷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因子載荷發生了向0、+1和一l的兩極轉化，現根據某一因子上有較高負載的變量來定義各抽象因子。因子1上有9個原始指標有較高負載，模糊指標體系下所有的集聚指標(Al—A5)都在因子l中得到了反映，另外地區醫藥制造業的勞動力數量、質量以及GDP總量亦得到了體現，勞動力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高素質勞動力也是產業集聚的一個基礎，所以綜合考慮可以將因子1定義為醫藥制造業集聚因子。因子2上有三個原始指標有較高負載，包括勞動力成本、服務業發展水平以及政策環境，在此將因子2定義為勞動力成本和產業發展軟環境因子。因子3上有兩個原始指標由較高負載，均為醫療基礎設施方面的指標，在此將因子3定義為醫療基礎設施因子。因子4上有兩個原始指標有較高負載，包括市場化水平(非國有經濟的比重)和人均道路面積，在此將因子4定義為市場化和硬件環境因子。因子5上僅有一個原始指標有較高負載，考慮到GDP增長率是反應市場增長潛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在此不依照通常做法(一個因子只涵蓋一個指標時，如果該指標與其它指標存在很強的相關關系，可以刪除它們，由相關指標代替；否則可以結合定性的方式將他們并人其它因子)將其進行歸并或者刪除，而是在此將其命名為地區發展潛力因子。

2．基于因子得分對區位優勢的分析。通常來講因子得分大于0意味著考察對象的該項指標在平均水平之上，小于0意味著在平均水平之下。各地區在不同因子項下的得分反映了其在制藥產業區位不同維度上的比較優勢，綜合因子得分則更加全面的評價了各地區區位優勢。由下表的匯總結果可知綜合因子得分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上的省份由高自低依次為江蘇、浙江、山東、上海、廣東、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四川。上述1卟綜合因子得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地區的排名情況與我們對區位優勢的習慣認識具有比較高的一致性。綜合得分優勢最高的江蘇省醫藥制造業基礎比較好，地區發展速度喜人，硬件配套設施相對完善，但勞動力成本較高，服務業等配套軟環境以及醫療基礎設施在平均水平之下，有待提高。浙江和廣東的情況與江蘇非常相似，顯著不同的一點在于，浙江和廣東的GDP增長水平較低，排名分別為第23和24，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兩個省份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較平穩的階段。山東和上海在每個因子項下的得分相對均衡，各有一項指標位于平均水平之下，山東的勞動力成本和軟環境因子排名14，上海的醫療衛生配套設施相對較低，這與其以直轄市參比有較大關系，計算人均擁有水平可能會更客觀的給予反映。其他幾個地區的具體分析不予贅述。至于綜合得分水平與慣性認識存在差異的省份如吉林、黑龍江等，其綜合得分在平均水平之下，通過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結果是可以被解釋性的，這兩個地區除因子l(醫藥產業集聚因子)的得分較高以外，其他4項因子的得分排名都相對靠后，尤其是黑龍江在因子4(市場化和硬件環境因子)項下的得分排名最后一名，即黑龍江國有經濟的比重非常大，另外以人均道路面積為代表的硬件環境也不是很完善，綜合考評的結果就是其他方面的劣勢掩蓋了其醫藥經濟基礎較好的優勢。據此思路可類推其他省份。

四、結論

本文收集了全國28個地區的醫藥制造業區位相關指標，通過區位優勢評價模型建立與運算，得出下列一些有益的結論。第一，醫藥產業地區間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經濟發展較快、總量較大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醫藥制造業有著良好的市場基礎，發展較快、較穩定，這些區域醫藥制造業的銷售收入基本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但在中西部的大多數地區，醫藥制造業無論是從總量、質量還是速度方面都沒有體現出明顯的優勢，如何實現我國醫藥制造業的可持續發展、協調發展已迫在眉睫。第二，根據我國醫藥制造業的區位現狀以及“十一五”規劃中體現的產業發展目標，中國醫藥制造業應該走一條“由點及面”的不均衡發展之路，應當以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為歸宿，允許一部分地區優先發展特色醫藥經濟，形成產業增長極，再帶動周邊地區發展，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全面增長，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全國制藥水平的提高。第三，據前文定量分析的結果，結合國家的宏觀調控目標及各地區資源稟賦、交通運輸、環境容量、市場分布和利用外資水平等因素，我國醫藥制造業著力打造的增長極應考慮定位在江蘇、浙江、山東、上海、廣東、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和四川1卟省市，各地要從實際出發，根據本地區的資源稟賦、工業基礎，發揮區位優勢，培育特色產業競爭優勢。從空間位置上看，這10個地區分別位于中國的東西南北中，此種布局突出了各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為各地區發揮比較優勢，合理分工奠定了基礎。它可減少生產要素空間轉移的交易成本和摩擦成本，從而有利于建立地區間的經濟技術聯系，發揮產業增長極的聚集和擴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