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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及“中國路徑”
“農民工市民化”的命題源于發展經濟學的人口轉移理論。發展經濟學經典理論在關注發展中國家人口城鄉轉移時，提出了農村人口城市化和農業剩余勞動力非農化的概念。在西方國家，農村人口城市化和農業剩余勞動力非農化二者是同步進行的。而在中國由于特殊的“二元”經濟社會制度下，城鄉人口轉移并非像西方國家那樣經歷了農民向市民的職業、地域和身份的同步徹底轉移，而是經歷了從農民到農民工，然后再由農民工到市民的“中國路徑”［1］。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離農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克服各種障礙最終轉變為市民的現象和過程。劉傳江教授在《中國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研究》一書中認為“農民工市民化”的內涵至少包括農民工在生存職業、社會身份、自身素質和意識行為四個層面上的轉變，即農民工職業由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轉變為正規就業的產業工人，社會身份由農民轉變為市民，農民工自身素質提高，其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城市化。
在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過程中，農民工群體出現了分層，第二代農民工逐漸成為了主要組成部分。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在群體素質、外出動因、預期與滿意度等方面都存在差異。留城意愿和留城能力是測度農民工市民化的兩大關鍵因素［2］。從現階段來看，新一代農民工是市民化的主要力量，要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主要是促進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
二、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的制約性因素
農民工市民化包含農村退出、城市進入、城市融合三個環節，城市融合是其最后也是其最高階段，現在大部分農民工雖已走出農村進入城市，但是僅完成了地域上的轉移，卻沒有真正融入城市。這其中包括制度性因素、農民工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因素，以及認同歸屬因素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約，要促進農民工的市民化，也要從這些方面入手，積極探索。
（一）制度性制約因素
主要有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三方面的制約。
1.戶籍制度的制約。不可否認戶籍制度在我國歷史上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它不僅保證了國家利用城鄉價格剪刀差積累資本，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而且為政府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勞動力合理配置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戶籍制度在限制人口流動的同時也限制了經濟的發展。不利于我國農業人口非農化和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順利進行，不利于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并且進一步加劇了城鄉差別，阻礙了農民工的城市進入。戶籍制度把人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使他們具有不同的權利和待遇。農民工外出謀生求發展必須帶齊和辦理名目繁多的證件，同時又幾乎不可能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機會及社會地位，這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他們投身城市建設管理的積極性、創造性。
2.就業制度的制約。基于戶籍制度的二元就業體制和二元勞動力市場體制限制了農民工的城市進入。現在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基本上是非正規就業和處于次屬勞動力市場就業，非正規就業形式的存在與發展是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分割的結果，他對擴大就業、減緩貧困化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現階段有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二元的就業制度和二元的勞動力市場對農民工城市進入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在供求雙方絕對數量不對等的情況下，占有工資和勞務條件談判主動權的需求方廠商使供給方農民工淪為弱勢群體。農民工從事的“臟、險、累”的工作，無法獲得補償性工資；由于先天教育資源的缺失，農民工無法進入首屬勞動力市場獲得提升機會，使其陷入惡性循環的狀態。
3.社會保障制度的制約。城市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近乎游離于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失強化了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抑制了農民工向市民的轉化。同時，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困難重重。主要表現在：一是新舊體制之間產生的結構性摩擦與矛盾；二是農民工群體的多樣性、復雜性和流動性，社保制度門檻太高、轉移難。由于農民工頻繁流動而導致反復參保、退保，不僅直接損害了農民工享受社會保障的對等權益，而且反過來又影響用人單位的參保積極性，形成惡性循環；三是資金的困難，政府財政支付能力有限，近年來社會保障資金短缺狀況使得維持原社會保障體系尚力不從心，如果再把農民工納入其中將會不堪重負。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正處于改革攻堅時期，歷史舊賬需要償付，轉制成本需要承擔，保障基金來源不足，資金上有很大困難。
（二）農民工人力資本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面臨著二元戶籍制度和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外部障礙，而且還面臨著缺乏務工經商的必要技能和職業素養的自身障礙。農民工人力資本存量少，雖然遷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中人力資本存量較好的人群，即所謂的“草根精英”，但是和城市勞動力相比，其資本存量仍然較少；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觀念滯后，不僅農民工群體自身觀念滯后，政府觀念也不到位，農村教育片面追求升學率，忽視為農業生產服務，不利于農民工群體提高自己文化素質。
（三）農民工社會資本制約因素
調查顯示，農民工找工作的信息來源渠道主要還是以親朋好友等熟人關系為主，而通過家鄉村委會等政府組織獲得就業信息的比例非常小。農民工社會資本總體匱乏，質量低下，與農民工自身的特點和邊緣性社會經濟地位有關，而且和轉型時期中國對農民工的相應制度安排不無關系。
（四）認同歸屬因素
盡管一些城市響應政府的號召制定了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但是“許多城市的政府在對城市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上，實行排斥和抑制政策的多，鼓勵和支持的少。在政策制度安排上，大多是以城市市民的心態對待農民工。實際工作缺乏熱情、缺乏引導、對農民進城存在著重堵輕疏、重管理輕服務、重義務輕權益、重城市就業輕農民工安排的政策現象”［3］。許多歧視農民工的表現，不利于農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發展，妨礙農民工市民化的實現。
三、針對制約性因素的建議
（一）進行制度創新
1.戶籍制度創新。要放棄原有錯誤的認識，以公平為原則，充分相信農民的理性，相信市場的力量，取消差別戶籍制度，建立平等的身份制度，打通各個阻礙生產要素自由流通的關卡和障礙。恢復戶籍制度本來面目，取消依附于戶籍的任何特權，消減戶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讓戶籍制度朝著公平公正方向改革是大勢所趨。所有戶籍國民都享有從政、務工、經商、務農、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平等機會和平等權利，國家不再用行政命令對農民進城加以限制，不再采取各種收費、辦理各種證件的辦法來歧視進城農民，不再人為地干涉城鄉居民平等競爭，轉而從政策上促進全國統一勞務市場的形成和發展。
2.推進農民工就業制度改革，構建一體化勞動力市場。將農村就業納入國家統一的就業政策范疇，取消各種就業準入制度，拆除對本地勞動力就業采取保護的“壁壘”，逐步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實行勞動力憑學歷、技能競爭就業，農民和市民享有平等就業的機會，實現城鄉勞動力平等競爭。
3.社會保障制度創新。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待遇，不可能一蹴而就，它要取決于社會各方面的認知、經濟發展的程度、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財政承受能力、體制轉換的進程等等，是一個受多因素影響的過程。因此，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量力而行，積極穩妥地采取相應的推進策略。廣開財源，擴大資金渠道，可以通過所謂的“土地換保障”來增加資金積累，把土地轉讓費轉入個人賬戶。由于中國現行農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社會保障制度［4］，所以，農民失去土地更主要的是失去了社會保障，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針對失地農民“土地換保障”就成了合乎邏輯與道德的選擇。有利于農民工的市民化，又不給國家財政造成過大的壓力，還有利于農村土地的整合與流轉。但是也要分類分層次逐步進行。
（二）提高農民工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質量
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擁有較高人力資本者更有可能擴大自己的網絡范圍或聯系到更高地位的網絡成員，從而使自己擁有更加豐富的社會資本［5］。建立健全多層次的農民工培訓體系，完善培訓資金投入機制，健全規范農民工培訓市場，整合教育培訓資源，提高培訓效率；提高農民工流動的組織化程度，實現流動的有序性，加強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和工會組織等第三方組織的作用，提高社會資本質量。
（三）增強認同歸屬感
城市政府和市民要消除對農民工的歧視，開展一系列的與農民工的互動活動，增強彼此了解。同時，農民工也要提高其在意識形態、行為習慣、社會規范等方面的能力，真正了解城市，真正融入城市市民這個圈子，增強歸屬感。
農民工市民化是工業化、城市化的必然趨勢，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在其中會遇到多方面的障礙，要從政府、社會、個人等各方面入手，逐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