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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公共管理”理論產生的背景、基本內容及其影響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產生的背景

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考察,有必要將其置于整個公共行政學發展的時代背景與學科歷史背景之中。“新公共管理”理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既是公共行政理論適應時展的必然結果,又是公共行政理論內部一次“范式”轉變。“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以及以“新公共管理”理論為取向的行政改革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原因。首先,西方國家國內經濟和政治因素,將其行政改革提到了議事日程。“二戰”以后,西方各國政府普遍采用凱恩斯主義,對社會經濟生活實行全面干預,導致了以低速增長和結構性經濟危機相交織為特征的“滯脹”現象的出現。由此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到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以巨大的財政預算赤字甚至財政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出現了通貨膨脹、高失業率和巨額財政赤字,嚴重困擾著各國政府和公共部門。同時,戰后對經濟的全面干預,使各國政府職能不斷擴張,政府規模不斷擴大,導致西方國家政府普遍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而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無法回答和解決現代政府面臨的日益嚴重的問題。其次,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推動了當代西方國家政府改革和“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產生。

全球化趨勢造成了競爭壓力的日益加劇,為了在21世紀的國際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各國政府對于國家綜合競爭力日漸重視。而政府能力是一國綜合國力和競爭力的一種主導因素,政府如何尋求保護和促進本國在全球競爭中利益的方略和戰術,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本國福利,成為社會各界的焦點;經濟全球化對政府公共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成為政府公共行政改革的強大動力。再次,私營部門的革新,為政府管理的改革提供了壓力和示范。在生存危機的逼迫和利潤動機的驅使下,眾多私營部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它們取消集權,下放權力,減少中間層次,著重抓質量,提高生產效率,接近廣大消費者,以便在新的全球市場中保持自己的競爭地位。這些改革,使得私營企業利用較低的勞動成本、更有效的管理和更強的競爭能力,在大多數公共服務領域的經營中取得了更高的效益。與這些私營部門積極進取的情形相比,政府的改革姍姍來遲,人們看到的是泛濫、犯罪猖獗和公共部門的僵化與低效。私營部門的改革意識和卓越的成效,既是政府行政改革的壓力,也是一種示范。最后,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也是西方行政改革的原因之一。

信息技術將全球經濟聯成一體,并改變了經濟的增長方式。同時,信息技術也不可避免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的運行方式。因此,政府不得不適應這種變化,并積極地推動和調控這種變化。知識和信息的快速、大量傳播,社會力量的交流和協調能力加強,使政府受到的制約不斷增大,企業、社會組織、公眾必然要求對公共事務管理更多的參與,政府將不得不更加傾聽社會各界的意見。這一切迫使政府和公共部門不斷完善自己,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新公共管理”理論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一次“范式”轉變。一般認為,在公共管理學的學科發展史中,曾先后出現過兩個范式,一個是公共行政范式,另一個是“新公共管理”范式。19世紀,西方行政面臨三大問題:一是行政系統靠個人效忠性的“庇護———依附”關系維持,由此滋長了裙帶關系和官場腐敗;二是公務人員的職業生涯缺乏保障,吸引不了社會精英的加入,導致行政能力和效率低下;三是“政黨分肥”制度的嚴重影響,為政黨勝負所左右,行政人員與選舉官員共進退,導致行政系統周期性震蕩,政府政策難以連續有效地進行。針對早期行政存在的三大弊端,西方學者尋求的對策是:官僚制、政治———行政分離、文官制度和泰勒主義。由這些要素構成的理論范式,確立了公共管理研究領域第一個范式———公共行政范式,它在解決早期行政存在的問題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強調規章制度和人格化的韋伯官僚制原則解決了早期行政的兩個基本問題:一是由公職人員與社會顯貴之間的庇護所帶來的裙帶關系、個人特權、無原則的特許等問題;二是公職的業務性質和公職人員的“非精英化”。威爾遜的政治與行政相分離原則所解決的問題:一是周期性的政治選舉對行政組織穩定性的影響;二是革除“政黨分肥”的弊端,通過文官制度建設,使政策執行人員不再同競選官員共進退,避免了政黨競選的周期性震蕩,抑制了“政黨分肥”的行為現象。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則提高了行政效率。盡管傳統公共行政范式獲得了極大成功,為世界各國政府所廣泛采用,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批判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理論越來越多,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新公共行政學、政策科學和公共選擇學派。新公共行政學一反以往過于重視效率的價值觀,在傳統行政學的目標中加入了“社會公平”,圍繞著“分權”、“參與”、“溝通”等民主行政中的若干問題展開討論。

同時,它反對文官中立,認為在不平等競爭中,這種角色本質上是欺負弱勢群體的幫兇。政策科學在一定意義上講,也是針對傳統公共行政學過于重視官僚制理論,以及把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割裂開來等問題而發展起來的。它明確地提出要對政策制定的全過程進行研究,并提出要改善政策系統,提高政策質量。公共選擇理論的核心理念是市場價值的重新發現和利用,要求減少政府的管理職能,讓一部分社會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通過市場來提供;在公共服務提供領域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以打破政府壟斷;給予公眾對公共服務進行選擇的機會和自由,等等。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理論的發展,傳統公共行政學由于其自身理論上的弱點,面臨全面危機和嚴重挑戰。變化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論范式,“新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涌現出來,并開始成為傳統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替代物。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基本內容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論述和各國行政改革的實踐,“新公共管理”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其一,轉變政府職能。長期以來,人們都誤以為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收稅和向社會提供服務。而“新公共管理”理論則認為,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制定政策而不是執行政策。政府只起“掌舵”的作用而不起“劃槳”的作用。政府職能的轉變,有利于縮小政府規模,減少開支。同時,政府職能的轉變,還有利于政府專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監控和評估,進而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務的效率。近年來,英、德、荷蘭等國政府采取的簡化服務手續,制定并公布服務標準,在某些行政區域和部門或行業開辦“一站商店”服務等,就是政府在這種新的政府———社會關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體措施。其二,政府應具備“顧客意識”。“新公共管理”理論改變了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強調“顧客至上”,提供回應性服務,即政府不再是官僚機構,而是負有責任的“企業家”。社會公眾則是因向政府納稅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滿足公眾不同需要。其三,引入競爭機制。傳統公共行政中,政府習慣于采取壟斷方式進行管理活動。它常常把競爭看作是一種浪費和重復,人們對政府的壟斷行為也習以為常。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參與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政府沒有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競爭機制。因此,它主張用市場的力量來改造政府,在公共部門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的壟斷性,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進而在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公共部門機構之間展開競爭,以縮小政府規模,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例如,大多數西方國家多將政府投資興建的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工程,通過投標的形式交給私營企業,而政府則充當“發包人”的角色。其四,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無論是私營部門還是在公共部門,管理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的管理方式不同,西方各國在公共管理中廣泛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通過合同出租即招標形式,把政府所從事的服務和業務推向市場;對公共組織和雇員進行績效評估;采用全面的目標管理和質量管理,明確工作目標,重視工作結果和產出,而不僅僅注重工作過程,對超額完成預期目標的進行獎勵,特別注重對雇工的物質激勵等方面。

(三)“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影響

“新公共管理”遠非是成熟的,對于它的理論、思想和原則,人們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它是管理領域內一次“無聲的革命”;有人認為它不過是“管理主義”在當代的翻版,是“新泰勒主義”;有人則批評它濫用經濟學的假設、理論和方法,是經濟學帝國主義擴張的表現等。盡管“新公共管理”理論受到了各種批評和指責,但它的出現無疑對傳統公共行政學提出了新的挑戰。作為當代西方公共管理實踐發展的趨勢,對于西方公共部門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例如,在英國,根據費利耶等人在《行動中的新公共管理》一書中的說法,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給英國的公共部門管理以及公共服務帶來了如下四個方面的重大變化:一是隨著許多國有企業賣給工人和股東以及在經濟活動中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公共部門已從直接的經濟活動中撤離;二是在公共部門中保留的社會政策職能已服從于管理化和市場化的過程,在以前屬于在線管理組織的公共部門出現了創造“準市場”(quasi———markets)的種種嘗試(例如,在中央政府,建立起了大量自主性的“下一步”機構),這些準市場的財政仍然是公共的,但引入競爭機制,如招標和合同承包;三是在公共部門及公共服務領域出現了注重“少花錢多辦事”、讓錢更有價值、競爭績效和成本指標的使用、加強成本核算和強化審計系統的趨勢,相對績效的評估更加公開化,并受中央指導系統的嚴密控制;四是出現了一種由“維持現狀的管理”向“變遷的管理”的轉變。人們更強烈地要求透明的、積極的和個性化的領導方式,人力資源管理開始使用戰略性的管理方式,組織發展不斷地提出各種替代方案和更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學習型的組織開始出現。①在西方行政領域,“新公共管理”理論已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從美國及其”重塑政府”運動到英國的“憲章運動”,從新西蘭的”全面改革”到德國的”苗條國家”改革,以及其他國家普遍實行的市場導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新公共管理”理論。在理論上,西方行政學界已實現了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由傳統公共行政學向“新公共管理學”范式的轉變。“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我國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學者近年來一直致力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著作的翻譯,及對這一運動的評價,研究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我國行政的借鑒意義。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在當代中國的適用性和特殊性

(一)“新公共管理”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分析

我國之所以要借鑒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論,其原因在于我國與西方國家政府職能模式改革面臨著某些共同背景。首先,我國和西方國家共同面臨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的挑戰。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化席卷全球,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預示著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已經向我們走來。80年代中期以來,信息產業增長迅速,美國、歐共體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2.3%,而信息產業增長超過20%。1980~1995年,日本信息服務業的市場規模擴大了47倍,年平均增長26.9%,而同期的國民生產總產值只增加了2.8%,年平均增長率6%。目前,因特網已覆蓋200多個國家地區,上網用戶正向10億邁進。截止2002年10月,我國上網用戶為4580萬人,半年增加了1210萬人,增長率為35.9%。信息化的高速發展,使環境變得更加多樣化和復雜化,對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優化公共服務手段,縮小公共服務范圍,提供高效、優質的公共服務。以轉變政府職能為例,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技術落后,對信息的收集、整理、加工比較慢,信息量小,使政府有能力壟斷幾乎所有信息,對公共事業大包大攬。但信息社會,信息爆炸加劇,政府需要接受、鑒別和處理的信息在成倍增長。如果政府仍是全能的,仍處于“劃槳”的角色,那么必然陷入處理具體公共事務的困境之中,不能對重大問題做出及時、準確的決策。信息時代政府提供高效、優質服務的必備條件是:全能政府變為有限政府,把“劃槳”功能交給社會組織。盡管我國同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發展階段、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但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面臨著如何建設市場經濟,如何提高公共行政的質量,如何實現現代化等與西方國家相似的問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治道變革經驗能為我國行政改革提供不少啟示。其次,降低服務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質量,是世界各國政府管理面臨的共同問題。由于政府對公共服務的大包大攬以及傳統公共行政的弊端,使各國都面臨公共服務成本大、效率低、質量差的問題。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支出一般都占GDP的30%以上,北歐國家甚至高達50%以上。在我國,公共服務過去完全由政府提供,對公共服務事業的財政補貼數額巨大,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僅以公共交通公司為例,據統計,1993年北京市政府補貼了59.5億元,廣州市補貼了5600萬元;上海在1989、1993、1995年分別補貼了2.5億元、6.5億元和8億元。面對政府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低下,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及采用企業管理的某些方法和技術,這是公共管理發展的共同趨勢。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任務,即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法,推進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中國政府必須以加入WTO為契機,深入研究和探索西方國家政府改革的模式,借鑒以市場化為導向的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加速我國的行政改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從我國公共管理研究的現狀來看,也需要吸收“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論與方法。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公共行政理論的研究處于空白狀態,目前學科建設雖已逐步與國際接軌,但對當代國外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的新發展、新趨勢及新成果跟蹤不夠,對國外這一領域的新理論、新方法、新技術的引進、消化和吸收須進一步加強。現有的國內行政學的學科理論體系,特別是教學體系較為陳舊、單一和狹窄,未能充分體現和吸收當代國外公共管理領域所取得的新成就。

(二)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應充分考慮中國的特殊國情

20世紀后期,與西方信息社會相適應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理念與方法開始傳入中國,它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的市場化的改革相契合,加之它在西方發達國家已取得的成功,有人認為只要我們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改革模式,就可以改變中國政府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現象,實現政府管理質的飛躍。然而,由于我國同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所有制結構、文化習俗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盲目引入必然引起“水土不服”。“新公共管理”理論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定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下的產物,它的存在與發展是以西方發達國家所提供的前提條件為依托的。而這些條件在我國尚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這就警示我們在引入該理論的同時,應充分考慮中國的特殊國情。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目前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此時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和制約。首先,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成熟。歐文•休斯指出:“新公共管理的基礎是將市場原則運用于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它也是和精簡政府,開發市場相聯系的……發展中國家常常缺少市場運作的經驗,市場在具備許多因素之后才能有效運轉。”②因此,成熟的市場體系是“新公共管理”運作必不可少的基礎。在我國,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實行計劃經濟,根本不允許市場的存在。改革開放以來,從1979年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從承認“計劃和市場都是調節手段”到肯定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市場化程度在逐步提高。但相對于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只有10多年發展時間的中國市場經濟還處于極不成熟和剛剛起步的初始階段。據有關學者研究測算,歐、美、日等國家的經濟市場化程度為80%~90%,而我國市場化程度距發達或成熟國家尚有近30個百分點。此外,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缺乏健全的法制、缺乏平等競爭的環境、尚未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等問題仍然存在。其次,我國法制建設尚不完善。法制的健全、法制意識的深入人心、健全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是“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必要條件。而目前我國正處于體制轉型時期,一些新的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法制體系又不健全。以對外投資領域的法律制定為例,盡管我國對外投資發展很快,但目前我國尚沒有一部完整的對外投資基本法,有關對外投資的法律規定散見于各部門的規章及政策性文件中,沒有系統性,法律效力低。同時,這些管理辦法存在嚴重滯后性,一般都是為了“救火”,海外投資哪方面問題比較嚴重,有關部門就一個管理辦法。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的一個前提條件是高度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由于我國市場經濟改革一開始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一部分人借制度、法律的空白點,先富了起來。這種不公平的競爭,導致一部分人以不正當手段謀求自身利益,影響了社會公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這種不正常的市場行為未受法律的約束、監督,出現了一批非法經營的爆發戶,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在法律、法規不完善的情況下,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將導致成本高、效率低、質量差,甚至產生政治上的不穩定。所以,我們應盡快完善各項相關法律,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加強監督機制。最后,中國的第三部門還難以擔負起公共管理的重任。“新公共管理”模式提倡把政府的部分職能轉移給市場和第三部門,這需要一批發育成熟、自我管理和自治能力較強的第三部門(獨立組織或非營利組織)。1978年以前,我國長期處于高度集中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非營利組織幾乎由政府包辦,極不發達。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盡管出現了許多社會中介組織,但大多處于發育不良的狀態,缺乏獨立性,且在行政機關的庇護下,官方色彩濃厚。按照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特•薩拉蒙的提法,中國并不存在典型意義的第三部門。③即使有少量組織符合組織性、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等要求,也不會成為可以與政府部門、企業部門等量齊觀的一個部門,并且一些社會組織還是非法的,質量低劣,根本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使政府放權、授權缺乏社會的依托。從政府的調控能力和公務員的整體素質來看,中國遠未具備實施“新公共管理”的條件。“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惡性循環以及腐敗屢禁不止的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政府的調控能力不強、公務員素質不高的事實。總之,我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在西方發達國家行之有效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我國會出現一些不適應。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時,必須結合我國具體情況,嘗試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公共管理”理論。

(三)“新公共管理”理論分析中的學習與發展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指出:“如果一種嶄新的、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確實在取代大煙囪工業生產,那么我們就會看到一場歷史性的斗爭。這場斗爭將重建我們的政治機構,使之適應革命的后批量生產”。④的確,信息化浪潮的沖擊,要求政府必須通過變革自身,使內質符合外在要求。中國政府應順應全球化趨勢,借鑒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某些理論和方法,加快我國的行政改革。

其一,轉變政府職能。經過幾次政府機構改革,政府職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但是,適應當前全球化背景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還遠遠沒有確立。政府管理最大、最突出的問題是政府不能正確對待和處理好與企業、市場、社會自主治理的關系,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一方面,政府還沒有完全從經濟活動中超脫出來,包攬了許多本該由市場自身承擔的經濟職能,直接管了一些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許多本來應該由政府履行的職責,如提供公共服務卻做得不夠。所以,我國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環節是:還權于企業、社會和公民,實行政企分開,做到政府不以公共權力主體的身份介入私人關系領域。同時,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推進公共服務社會化,如利用新公共管理創造的政府業務合同出租、公私合作、用者付費等方式,來推進我國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改革。

其二,從“人治”政府到法治政府。“”期間,我國法治完全被拋棄在一邊,從而導致十年大浩劫,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社會動蕩不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撥亂反正,重視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逐步得到加強,有力地保障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只能靠“法治”,不能靠“人治”。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即由執政者個人的賢明治理國家轉向依照法律治理國家。所謂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方略、原則、模式、精神和社會狀態。法治要求一切國家機關和各級領導要依法辦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有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個人特權。要強化依法行政,抑制人治行政、人權行政、黑箱行政,使政府行為具有合法性和規范性,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目標的早日實現。在依法治國方面,對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論不應全盤吸收,而應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推動對法規的松綁工作。在我國,法律法規本來就不完善,人們遵紀守法的觀念比較淡薄,如果弱化法律法規制度的作用,無疑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新的形勢要求我們必須大力推進依法行政,轉變過去的一些習慣性觀念,改變過去那些與法律、法規不相適應的管理方式,尤其是要徹底根除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隨意性大的現象。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約束執法行為,履行職責,接受社會監督。

其三,創新政府組織。針對我國行政機構設置偏多,組織機構不健全,分設過細,力量分散,本應由一個部門管理的事由幾個部門分管,造成相互之間職責交叉重復的弊端,應以“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根據各機構承擔職能所覆蓋的范圍及影響面的大小、管理層級與管理幅度的關系、行政責任的大小等因素,科學合理地安排行政組織的層級結構和職能結構。同時,注意參考西方國家“新公共管理”的經驗、企業組織創新的扁平化思路,盡量減少政府組織的層次,使政府決策部門盡可能地接近企業和居民,直接為企業和居民服務;充分利用現代化技術,推進電子化政府建設。這樣,才能有利于減少管理層級,促進組織扁平化,增強組織靈活性。

其四,從管制政府向服務行政轉變。服務型政府要求擺正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實現政府管理方式由過去“以政府為中心”到“以滿足人民需求為中心”的轉變。但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封建專制主義傳統悠久的國家來說,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一些政府官員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凌駕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爺,處處表現出高人一等,以主人的地位自居。現實生活中,無法可依、有法不依、以言代法、違法不究等種種無視法律的現象以及“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官僚衙門作風依然存在。許多公共部門甚至弄不清誰是他們的“顧客”,只是例行公事,提供服務。“新公共管理”理論要求政府具有“顧客意識”,正是將我國政府倡導的“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以建構服務型政府。

其五,借鑒“新公共管理”理論,將靈活的政府工作人員錄用、考核、任命、獎勵機制,引入政府公務員管理領域。“新公共管理”理論主張目標管理、結果衡量,這就為政府公務員的業績考核提供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公務員的業績有一個量化的考核結果,建立一個根據業績評判、職位能上能下的靈活機制,可以徹底打破我國干部隊伍中長期存在的能上不能下、考核標準欠科學等痼疾,創造政府公務員之間良好的競爭氛圍,從而進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質量。

總之,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必然要吸收西方學者的某些觀念、命題和研究方法。了解和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才有助于具有本國特色的理論的形成、發展,這是由我國理論研究現狀所決定的。同時,還應當看到,“新公共管理”作為當前西方國家行政思想的一種潮流和趨勢,是與西方國家的國情相適應的。所以,我們在建設具有本國特色的“新公共管理”理論時,不能不加選擇地照搬照抄,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對于其適用于我國的理論,要在更深層意義上挖掘,超越西方學者,使其更好地為我國實現“辦事高效、運轉協調、行為規范的行政管理體系”的目標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