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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屬于全體國民所有，全體國民是國有企業的當然股東。被投資企業向股東分紅，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國民作為國有企業的股東，有權利要求企業分紅。
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會分紅”理論認為，在一定地域內，政府從投入國有企業或社會化企業的資本和土地中獲得利潤后，應將一部分作為“社會分紅”分給全體公民，以體現企業或資源的全民所有性質。①尤其在我國，隨著私有化的推進，當今中國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化為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三個子階層。整個勞動者階級在社會結構中所占的比例為90%左右（發展型10%、溫飽型70%、貧困型10%），中產階級占7%左右，國家管理人占2.1%，資本家占0.3%以內。②對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而言，他們尤其需要國有企業向他們分紅，享受股東的待遇和權利，這也是建設和諧社會所必須的。貧困型、溫飽型勞動者連基本的生存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其生理、安全的低層次基本需求尚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他們如何和諧的生活？社會如何和諧？在這種情況下講和諧社會有何意義？
據報道，2006年國有企業利潤超過9600億元人民幣，③2007年國有企業利潤超過16200億元人民幣。④國有企業負責人和員工普遍都享受了一般勞動者不可企及的高工資、高福利待遇，并且國有企業的利潤之所以在近幾年大幅度的持續增長，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大多處于各種形式的壟斷行業，對諸多國有資源和經濟要素享有壟斷經營的權利，單方面決定其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一名國資委官員曾坦言：“這個4500億（央企2004年利潤）是怎么來的？大概其中40%的利潤靠漲價。”⑤而漲價的部分，最終都被全體國民承擔。這對在非國有企業工作的人員是極不公正的。也就是說，國有企業員工因控制、掌握了國有資產而獲得高工資、高福利，而其他國民則一無所獲，這顯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因此，國有企業必須也應當向全體國民股東直接分紅。考慮到貨幣使用的邊際效應，對資本家階級來說，如黃光裕、張茜等人，每年分給他（她）500元錢，對他們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對貧困山區的農民、城市下崗工人等人來說，500元錢就是一個不小的數目，能解決他們的一些實際問題。因此，直接分紅應當向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傾斜，想必其他強勢階層的人對這區區幾百元錢應該不會太在意吧。本人以為發展型勞動者階層以上的人員均應自動放棄分紅，以使國家有一點“家”的味道而和諧一點。
二、將國有企業凈利潤部分直接用于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支出。
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一般都要求將國有企業的紅利轉給財政部門用于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支出。國有企業應當向全體國民分紅，這種分紅一是直接分給國民股東；二是將其轉交給財政，直接用于社會保障等公共支出。國有企業凈利潤，不應與其他財政收入混在一起用于財政支出，應當專款專用。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指出，在一定假設條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間，中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元人民幣。⑥有專家提出，用國有企業的凈利潤彌補這一缺口，從長遠考慮，也可逐漸將所有的企業國有資本劃轉給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國有資本的股東職責，并以此建立全國統一的覆蓋包括農村居民的全國性基礎養老金保障制度。⑦國有企業凈利潤用于社會的養老保險，在數額上有保障，且十分的公正。
三、國企分紅，體現社會的公平正義，且有利于國企的發展。
國有企業向全體國民股東分紅，使國企承擔應當向全體國民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國有企業目前多數處于具有優勢壟斷地位的行業，如電信、銀行、石化、石油、能源等。國企利潤只有向全體國民股東分紅，才能說國企占有優勢的壟斷行業地位是有一定道理和公平的，因為國有企業的利潤屬于全體國民股東共有，而私營企業的利潤屬于投資者個人。同時，國企向國民股東分紅，其利潤越高，對國民的分紅也就越多，這必將促使全體國民共同關心、監督、支持國有企業的發展。
與私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比較容易在實質上落實對工人的安全、工資、福利等保障，易于實際貫徹執行保護工人利益的法律法規。國有企業的發展尤其在現階段，私有資本處于一個相對野蠻的原始積累階段，一些資本家及其附庸的中產階級，無視勞動者階級的合法利益，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肆意侵犯勞動者的合法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對工人利益的保護，使社會形成一種公正、嚴格執行勞動法律法規的社會環境，迫使私營企業在這方面向國有企業看齊，否則將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其員工隊伍將極不穩定而嚴重影響其發展。
例如目前的通貨膨脹，物價年年在漲，而工人的工資不漲甚至有所下降，即使上漲也跟不上物價的上漲幅度。從公正和理性的角度講，工資的上漲至少不能低于物價的上漲幅度。而私營很難執行工資上漲幅度等于或超過物價的上漲幅度。在市場機制下，國家也不可能強迫私營企業為工人增加工資，而國有企業則比較容易作到，事實也是如此。這就無疑給私營企業施加了強大的壓力，使其不得不隨著物價的上漲為工人增加工資。同時，國有企業的發展也能有效的降低兩極分化的程度，減少不同階級之間的摩擦和矛盾，使社會平穩和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