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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測量指標的選取

通過調查研究和文獻分析發現，影響民營企業內部員工收入差異的因素很多，既有宏觀方面的，也有微觀方面的，如國民經濟發展速度與民營企業發展層次等；既有社會因素，也有個體因素，如社會物價水平與個人工作能力等。在各類因素的組合作用下，其對員工收入差異化的影響非常明顯。因此，要從不同因素對收入影響的差異性分解出來，顯然是非常困難的，并且有些影響因素難以量化和解釋。基于上述討論，將從GDP增長率、企業效益、受教育年限、工作經驗、物價指數、收入構成及社會再分配等影響因素出發，采用主成分回歸分析法，篩選量化一些具有顯著影響力的指標進行實證分析，闡述民營企業內部員工收入的差異性。

從國民經濟增長方面來看，當國民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時期時，由于良好的社會經濟環境，民營企業將也處于較為良性的運行體系，員工收入的差異性較為明顯。而當社會經濟增長放緩或是國際經濟環境的惡化時，民營企業的發展速度放慢，員工收入差距將逐步縮小，正如城鎮居民收入差異性變化特點，整個變化過程成倒“U”型。為此，文章在借鑒美國發展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理論觀點的基礎上，選擇GDP增長率作為評價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的重要指標。從企業效益來看，企業效益的好壞直接影響員工的收入高低。企業效益的高低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如民營企業所屬行業的發展態勢是走向衰落還是繁榮，民營企業所屬產業在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中的影響力是否顯著，是屬于基礎性產業還是高、精、尖的產業，民營企業規模大小及管理是否規范等，這些對員工收入都有著顯著性作用。同時，民營企業的行業分布、產業性質及運行水平直接影響員工的收入分配的變化。為此，文章在借鑒西蒙•庫茲涅茨理論觀點基礎之上，選擇民營企業生產總值占GDP比重、同一行業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率、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社會總就業人數比重三個指標，分析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性。

從民營企業員工收入方面看，收入主要是由工資、津補貼及獎金分紅等方面構成。雖然我國及不同省市對員工最低工資收入進行了調整提高，但民營企業員工收入構成內容的差異性，必然對員工收入的差異性產生顯著影響。民營企業員工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其收入待遇的關鍵因素，為此選擇員工的工資增長率作為測量員工收入的關鍵性指標。從受教育年限來看，高收入者往往與高教育程度成正相關關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著收入越高。依據民營企業內部員工的工作收入的測評體系表看來，民營企業的工作內容、模式及薪酬計算方法與公共部門存在一定的差異。民營企業的對員工的工作技能有明確的要求和標準，并且提供與之相匹配的收入水平。因此，員工的受教育年限與收入水平的存在一定的正向關系，但在不同行業的民營企業及員工受教育年限與工作適配的顯著性各有不同。故為了精確的測量員工受教育年限在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化中的作用，選擇員工的學歷層次作為實證分析指標。從工作經驗來看，民營企業員工的工作經驗對收入有非常顯著的作用。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民營企業管理模式中，豐富的工作經驗意味著較高的工作效率和企業產出，由此員工能夠獲得較高的貨幣報酬。國內一項關于工作經驗與收入水平的調查報告顯示，在技術性較強的民營企業中，工作經驗的有無直接決定工資收入的不同檔次，具有熟練工作經驗的員工收入往往比沒有工作經驗的員工高出20%以上。基于上述分析，筆者選擇工作經驗這一實證分析指標。

從社會收入再分配來看，由于初次分配中存在不公等問題，政府在較大財力的基礎上，通過調節收入差異，為保障人民生活而實施的利益再分配。社會再分配主要體現在社會保障方面，政府依法建立具有經濟福利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相對的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維護社會穩定和發展。當前，我國社會再分配集中表現在以社會保障為核心的醫保、養老、失業、救濟救困等領域。基于上述分析，文章選擇養老保險支出占收入比重、醫療保險支出占收入比重的指標，測評民營企業員工收入的差異化水平。從市場商品價格因素來看，物價指數的上漲或下降不僅直接影響經濟總量、制約分配政策并對企業員工的日常生活消費產生作用。由于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的存在，短期的物價上漲對企業的中低收入員工的影響大于高收入員工。隨著員工收入水差異的縮小，物價上漲對員工消費支出的彈性影響呈現遞減趨勢。因此，物價上漲對企業低收入員工消費支出的影響最大，對高收入群體的影響較小。為此選擇了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觀察社會物品價格變動，并以此作為測評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性的重要指標。

二、研究方法與模型設計

為了科學、客觀地分析各類因素指標對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的影響，在參考借鑒國外關于非公共部門員工收入差異測量表的基礎上，文章選擇1998-2012年的基尼系數和GDP增長率(Y1)、民營企業生產總值占GDP比重(Y2)、同行業的民營企業收入差異率(Y3)、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社會總就業人數比重(Y4)、員工學歷層次(Y5)、員工的工作經驗(Y6)、員工養老保險支出占收入比重(Y7)、員工醫療保險支出占收入比重(Y8)、城鎮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Y9)數據指標。1.研究方法為了表明收入差異性與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筆者建立收入差異的因變量Q與各自變量Yi（1燮i燮9）的回歸模型。在(1)模型中，Yi表示員工收入差異的貢獻數，β0和βi表示員工收入差異測量中的待定參數，u表示隨機誤差數。由于上述模型中的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無法對模型直接進行回歸。為了解決自變量之間多重共線性對回歸分析的影響問題，利用原始數據對自變量進行主成分回歸分析。多元統計中主成分回歸分析法的以較少的新變量替代原來較多的變量，并且賦予了新變量更多的信息，以此解釋原來變量的內涵。同時，新變量不僅減少了可變因素的放散性影響，消除多重共線性的重復問題，還能夠有效降低系數的不確定性，增加新變量的主體作用。

三、實證分析

通過應用SPSS17.0軟件對原始數據信息進行計算，得出各個主成分的解釋方差結果（見表1）。根據表1，前三個主成分的方差累計貢獻率達到了83.139%，說明前三個主成分能夠較好地解釋上述指標信息且對全部指標的替代性作用顯著，故文章選擇前三個主成分作為員工收入差異性的評價指標，并計算出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向量（見表2）。基于上述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及顯著的替代性作用，結合模型(1)，分別得到第一、第二和第三主成分的表達式。由表1可知，第一主成分的貢獻率較高，為47.922%，且在Y3、Y5、Y6等指標上載荷較高，反映了行業收入水平、學歷層次、工作年限三個指標對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的影響，命名為行業收入與綜合能力因子。第二主成分的貢獻率為22.705%，在Y1、Y2、Y4指標上載荷較高，反映了GDP增長率、民營企業生產總值占GDP比重、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占社會總就業人數比重三個指標在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化中的影響作用，由此命名為人均經濟產值因子。第三主成分的貢獻率為12.512%，在Y7、Y8、Y9指標上有較高的載荷，反映了養老保險支出占收入比重、醫療保險支出占收入比重、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數據指標對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的影響，命名為生活保障因子。在對各個指標進行主成分回歸分析的基礎上，提煉出三項主成分因子，即行業收入與綜合能力因子、人均經濟產值因子與生活保障因子。由于以9項指標來分析員工收入的差異性，具有較大的復雜性和模糊性，并且具體解釋各個指標的作用各異，因此難以統一全部指標的功能作用。故文章以我國1998-2012年的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為標準，用三項主成分因子來解釋分析9項指標對員工收入差異化的影響作用，以實現三項主成分因子與基尼系數的一線回歸分析，該研究方法具有較大的操作性和科學性。依據上述分析，將標準化后的原始數據代入主成分F1、F2、F3的表達式，計算前三個主成分的值，具體數據見表3。由主成分回歸模型得出：R2adjust=0.895，DW=3.594，F=79.473。從回歸模型方程可以得出，三個主成分F1、F2、F3與Q高度相關，各項統計量均通過檢驗，方程擬合度較好，符合要求。另外，原始數據經過主成分分析法調整后的判定系數為0.88207，說明企業員工收入差異化的基尼系數出現的總變差中有88.207%可以在前三個主成分F1、F2、F3的變化中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即主成分的替代效果明顯。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首先，行業收入及綜合能力因子與基尼系數呈線性正相關。行業收入差距越大，員工收入差異性越明顯，其拉升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作用越顯著。在民營企業內部，員工綜合能力與收入水平呈正相關，因此員工能力的差異越明顯，其收入差異性也突出。因此，民營企業行業收入及員工的綜合能力與基尼系數呈線性正相關。由于我國民營企業發展起步較晚，發展規模層次及水平不一，政府對金融、石油、鐵道及航空等一些領域的政策限制，束縛了民營企業的行業發展空間和活力。在不同的民營企業之間，員工收入差異的存在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但這種差異的程度有多大，還需具體考量各個類型的民營企業狀況。從行業領域的發展態勢來看，朝陽產業領域的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明顯；從企業的管理模式來看，運營管理較為規范的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較為顯著；從企業規模層次來看，大型民營企業員工的收入差異化較為顯著。另外，從員工的綜合能力來看，在高學歷和豐富工作經驗的員工之間，收入差異性較小；在高學歷的民營企業員工之間，收入差異較為顯著；員工收入差異與工作經驗豐富程度正相關。因此，在調節企業員工收入水平差異的過程中，不僅要推動民營企業管理的現代化、規范化發展，還需適當放寬民營企業發展受限的行業空間，促進民營企業與員工的共同成長。由于高學歷不代表高收入，企業員工還需掌握扎實的工作技能，具備豐富的工作經驗，為自身工作收入的提高奠定有利的基礎條件。其次，人均經濟產值因子與基尼系數呈線性正相關。民營企業為國民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是巨大的，其每年的經濟產值占了全國GDP的很大一部分比重。民營企業員工的人均經濟產值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家經濟增長率。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進入快車道，社會財富急劇增加，但伴隨著高速的經濟增長率，社會財富的兩級分化趨勢越來越嚴重，社會不公平日趨明顯，反映國民財富分配的城鎮居民基尼系數一路走高。只有在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下，從整體上提高收入水平，才有可能逐漸降低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因此，民營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持續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的科學發展，做大民營經濟總量，提高民營企業員工收入水平，縮小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距。同時，在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要切實維護好民營企業和企業員工的合法利益，切實保障員工收入增長率的提高。最后，生活保障因子與基尼系數呈線性負相關。生活保障是指國家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標準的人口給予一定現金資助，以保證該家庭成員基本生活所需的社會保障體系。生活保障需要政府對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種表現形式，以此調節收入差距，調和社會矛盾，化解社會問題。當前，民營企業員工的收入除了可自由支配的一部分外，另一部分表現為各類生活保障支出，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生育保險等。這類生活保障的支出雖然降低了到手的收入，但是無形中增加了生活保障系數，一定程度上消除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帶來的危害，降低基尼系數的增長。因此，在完善民營企業員工生活保障體系中，應該建立起以政府為主導，企業全力支持配合，員工積極參與的格局，并積極完善員工生活保障中的工傷保險、撫恤慰問、住房補貼等各項福利措施。綜上所述，雖然縮小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距不能夠完全降低我國居民基尼系數，但民營企業龐大的就業人口數和收入水平差異的變化，對我國城鎮居民基尼系數的變化有著顯著的影響。文章從民營企業員工收入差異的視角，探討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異與基尼系數變動的關系，對國家個人收入分配政策和民營經濟發展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作者：陳鋒符錦吳文峻單位：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