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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調研組
一是城市新興中產階層(Middle-class),包括:私營企業主,國企、機關及事業單位職員、移民杭州的新富階層、大中型企業中高層管理者、城市中小有產者、以及知識分子群體等。這個群體人數在200萬左右,構成了杭州戶籍人口的主要部分,約占杭州市區就業人群的半數左右。這個階層主導著城市經濟的運行,并且占有絕大部分收益。但這個階層因其內部構成的復雜性,往往也呈現出利益訴求的多樣性。從西方社會發展經驗來看,中產人群中的“精英群體”政治參與訴求逐漸強化,從而在經濟占有和政治參與的相互作用中固化已形成的經濟社會格局。而對于其更為普遍的非精英部分,其利益訴求則更多在于社會生活的一般領域,比如城市文化、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從業環境、社會公益活動等等。如何針對這個數量龐大、構成復雜、政治影響巨大的中產群體構建有效的治理,是杭州也是整個中國社會未來社會治理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二是數量龐大的外來務工階層。杭州的外來務工群體數量在250萬人左右。2010年,杭州市經委組織的大規模外來務工人員調查顯示,從年齡上看,35周歲以下占82.7%。如果說老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僅僅是為了補充農村“小農家庭”經濟鏈條的不足部分,那么新一代農民工則有脫離小農生產并融入城市的傾向。但是,在現有的城市經濟容納能力及資源占有、分配格局下,他們融入城市的愿望大多難以實現。這些新工人大都有在城市社會中被認同,以及對于構建群體性文化的需求。如何構建滿足這個群體的多元文化需求的社會治理,顯得十分重要。
三是城市社區老年人群。根據杭州市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杭州市60周歲及以上人口為116.58萬人,市區城鎮人口的的老齡化水平在20%以上,其中65周歲及以上的人口為78.44萬人,占常住人口9.02%。養老保險與保障問題是現代政治體制下最為龐大的開支之一,也是西方現代社會治理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面對如此多的老齡化群體,如何構建一種低成本的治理模式對杭州而言也是一種巨大挑戰。
四是城市化過程中被納入城市的原農民小有產者階層。2000年以來,杭州市城市規模擴大將近3.5倍,成為長三角第二大城市,其間必然伴隨著大規模的“農民市民化”。考慮到其間人口流動等因素,2000年以來,杭州市農民市民化群體約在100萬人左右。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農村土地流失,因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問題而衍生的城鄉間社會矛盾不斷增多,成為對抗性沖突頻發的重要領域之一。如何保障原農民小有產者的利益及構建與之適應的社會治理,也是中國當前快速城鎮化所面臨的主要議題之一。
杭州社會治理實踐:適應多元社會結構的政府治理創新
杭州市社會治理創新的做法,可以簡單概括為:針對多元社會結構中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引導和促進其進行組織創新,以組織為載體構建滿足不同群體多元訴求的治理結構,從而在這種動態穩定的組織創新中實現對多元社會的適應性治理。例如,服務于區域絲綢女裝產業聚集的組織創新——絲綢女裝聯盟;適應于流動群體自我文化表達的組織創新——“鄰里社區”和“草根之家”;以及適應于不同類型社區治理需求的形形色色的社區事務自我治理組織等等。
從上面的簡單介紹中,我們不難看出,杭州社會治理的一個最基本的做法就是針對不同的群體,引導并推動成立適合其群體特征和需求的治理組織,提高各群體在公共事務中的主體參與性,從而在組織創新的基礎上提高社會可治理性。這里所包含機制性作用有兩個:杭州治理創新的第一個機制在于將多種組織的資源重新結構并有效調動,產生級差的組織收益。如前所述,中國前三十年弱化小資社會矛盾的重要經驗之一是高度組織化——城市的單位化以及農村的公社化,有效地形成了成規模使用勞動力對最稀缺的資本的替代。在經歷了近30年的以“去組織化”的方式推進的改革后,出現了社會管理的組織空白和制度空白。在這樣的條件下,任何組織制度的投入都會帶來增量的組織收益和制度收益。
無論杭州市針對行業成立的“行業聯盟”、城市公共議題所推動建立的“網群”復合組織,還是社區中的組織構建和治理創新,其實都是把已有的能夠有效節約交易費用的政府組織資源、社會組織資源、或者是社區資源重新形成了綜合性的結構。在這個重新結構化的過程中,中資和小資因不具有足夠的階層自覺性,都不能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因此政府主導格外重要。杭州動員不同社會群體參與治理,使更多利益群體獲得釋放和表達自身訴求的渠道,從而將社會壓力分散化,有效弱化和緩解社會沖突。
杭州社會治理創新的另一個機制是實現了傳統組織、文化資源向社會資本轉化。例如,如果按照勞動力市場的一般標準來衡量,老年人的人力資本只有“殘值”;但就社區建設或社會建設來說,他們身上往往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文化資源,這種資源在再組織化的條件下形成可被資本化的社會資本,成為社區實現低成本治理的基礎。杭州現在的實踐創新中大量利用的這些社區人力資源,正成為新的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