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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滬深兩市2005-2014年的51家上市物流企業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物流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聯關系。研究表明：物流企業積極履行對股東、員工、政府、債權人等的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關系，積極履行對供應商、社區等的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呈較弱的正相關關系，而履行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則與財務績效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同時，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形成良好互動關系，彼此互相促進，互相拉動。

關鍵詞:

物流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關聯關系

物流業作為我國的戰略性發展產業，在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促進人口就業、吸收社會閑散資源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伴隨著物流企業的快速發展，其背后的問題諸如服務質量下降、客戶滿意度降低、碳排放量增大、員工作業安全漠視、公益事業缺乏等也逐漸顯現，從問題的根源出發則集中表現為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和漠視。雖然在短期內，物流企業不重視這些問題依舊可以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效益，但是從長遠發展的角度考慮，這種做法是對社會資源的一種竭澤而漁式消費，是極其不可取的，在國民經濟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物流企業也應加快尋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新的均衡點，而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則會助其一臂之力。國內外學者圍繞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展開了豐富的研究，但基于不同視角、方法、樣本、行業背景等[1]的選取也使得眾多的研究成果至今尚未形成定論，通過對既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二者的關系可集中概括為以下三類：第一類，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呈正相關關系，李偉（2012）認為在可持續增長的視角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實現財務目標之間并不矛盾，二者之間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2]；Sunetal（.2014）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將提升企業的形象，進而產生良好的企業財務績效[3]；Sayedehetal（.2015）利用競爭優勢、企業聲譽等中介變量驗證了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積極影響[4]。第二類，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呈負相關關系，陳可等（2010）在研究中指出并非所有維度的企業社會責任都會對財務產生正面影響[5]，除竇鑫豐（2015）經實證分析指出滯后效應決定了企業社會責任并不能在當期對財務績效產生顯著的提升作用[6]。第三類，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無相關關系，陳煦江（2014）基于中國100強企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得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并無顯著相關關系的結論[7]。縱觀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僅從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單向關系出發，而且針對特定行業企業的研究較少，本文在此基礎上以物流行業企業的數據為研究對象，探究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雙向關聯關系。

一、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我國滬、深兩市2005-2014年間的A股上市物流企業財務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并基于以下原則對樣本數據加以篩選：（1）為保證財務數據的可靠性，剔除在上市期間出現ST、*ST、PT等經營狀況異常的上市物流企業；（2）為保證數據的連貫性，剔除在2005-2015年間上市的物流企業；（3）為防止數據的波動性，剔除年度報表數據不全或數據嚴重缺失的上市物流企業。經篩選，最終確立51家樣本上市物流企業，在此基礎上進行數據的收集整理。本文的數據來源于或計算自Wind資訊和國泰安CSMAR數據庫，其他未能在此數據庫中獲取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巨潮資訊網站公布的上市公司定期報告，并經作者手工錄入、整理和計算。

（二）指標設計

1.物流企業社會責任指標設計物流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角色，與各類利益主體間產生著各式各樣的密切關系。依據利益相關者理論，物流企業的內部利益相關者如股東、員工和外部利益相關者如政府、消費者、債權人、供應商、以及所處的社區和自然環境等都應當歸屬到物流企業對其履行社會責任的范疇。同時，鑒于環境責任需作單獨分析和研究的特殊性[8]，本文將只考慮“社會性”的企業社會責任，并對不同維度的企業社會責任進行指標設計。（1）對股東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股東作為上市物流企業的出資人和所有者，在企業的運作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物流企業應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實現股東資本的保值升值，而每股收益率則是該行為的最佳體現，每股收益率越高，股東所能享受到的資本升值空間就越大，從而物流企業對其履行的社會責任就越好。（2）對員工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優秀的人力資源不僅是物流企業開展生產經營的前提，而且是企業寶貴的無形資產。物流企業應高度關注員工在物流活動各個環節中的人身安全，大力提升員工的薪資待遇和福利水平，本文以人均獲利水平來衡量對員工承擔的社會責任，該指標越高，表明員工所能獲得的直接收益就越多，進而表明上市物流企業積極履行了對員工的社會責任。（3）對政府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政府在尊重市場機制的前提下，積極指引物流企業的平穩發展。作為對政府的回饋，物流企業應積極依法納稅，為政府財政做出貢獻。本文以資產稅費率來衡量物流企業對政府承擔的社會責任，資產稅費率越高，反映了物流企業的稅收貢獻就越大，從而對政府的財政支持就越強。（4）對消費者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物流企業的消費者是其面臨的終端群體，對各類產品或服務做出最直接的回應，顯著地影響著物流企業的經營業績，因此能否滿足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加大產品或服務的投入力度是物流企業能否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直觀判斷。本文采用營業成本率來衡量物流企業對消費者承擔的社會責任，營業成本率越高表明產品或服務的研發成本就越大，從而對消費者的需求滿足能力就越強。（5）對債權人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物流企業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債權融資形成的財力、物力支持，更少的限制條件和更靈活的資本獲取，使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成為物流企業的重要利益相關者，物流企業應積極履行對債權人的社會責任，及時償還本息，而資產負債率反映了期末總資產中舉借外債的比例，該比例越小，債權人外借資本的風險就越小，企業還款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本文均采用正向財務指標，因而對資產負債率作倒數處理，即資產負債比。（6）對供應商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供應商在物流企業的整個生產經營連鏈條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能否提供優質高效的資源、產品及服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物流企業能否開展正常運營，因此對于物流企業而言，應及時償還各類應付款項，與之保持良好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物流企業的應付賬款周轉率反映了償還應付賬款的能力，周轉率越高，代表物流企業的償還能力就越強，供應商發生壞賬、呆賬的可能性就越小，間接獲取的收益就越大。（7）對社區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物流企業作為社區的一員，應利用自身所擁有的人力、資本或服務等資源為社區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其中社會捐贈支出體現了物流企業熱忱于社區公益事業，積極承擔對社區的社會責任，該項支出占營業收入總額的比重越大，表明物流企業發生的捐贈支出就越多，為社區公益和慈善所做出的貢獻就越大。（8）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指標基于物流企業不同維度的社會責任評價指標，本文將進一步對不同利益相關者賦予權重以計算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依據Caroll（1979）[9]提出的“卡羅爾結構”和徐光華等（2007）[10]基于Carol（l1979）提出的利益相關者權重模型，分別賦予物流企業應承擔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權重為4，3，2，1，其中對內部利益相關者股東、員工和外部利益相關者政府、消費者、債權人、供應商、社區等履行的經濟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分別賦予0.6和0.4的權重，對所有內、外部利益相關者履行的法律責任賦予相同的權重，內部或外部利益相關者所占權重在各自內部進行平均分配，如下表1所示。在確立了物流企業社會責任權重分配的基礎上，分別以各維度物流企業社會責任指標的標準化值與之相乘，得出各維度的企業社會責任績效，最后進行加總，即得到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的綜合績效。

2.物流企業財務績效指標設計追逐利益是企業的本能，而財務績效則是企業經濟利益最直觀的表現。目前，學術界對財務績效的衡量主要采用以下幾類指標：（1）市場價值指標，主要是Tobin’Q和每股收益（EPS）。Tobin’Q為企業市場價值與資本重置成本之比，用以衡量企業創造的價值與投入的資產成本之間的關系，以此關系來決定企業的投資決策；每股收益（EPS）是企業稅后潤與流通在外的普通股的比值，用以反映每股普通股所能為股東創造的凈收益或需承擔的凈損失，是股本是否實現升值的重要體現。（2）經濟增加值（EVA）指標，企業創造的經濟增加值為稅后凈利潤與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成本之間的差額，較為準確地反映了企業在一定時期內利用資本為股東創造的價值，從而用以衡量企業的經營績效。（3）會計指標，主要有總資產貢獻率（ROA）和凈資產貢獻率（ROE）兩類。總資產貢獻率（ROA）是企業一定時期內實現的凈收益與企業資產總額的比率，反映了企業資產的綜合利用效果；凈資產貢獻率（ROE）是企業一定時期內實現的凈收益與凈資產總額的比率，反映了企業對股東提供的資本的使用效率，這兩個會計指標都可用以衡量企業對投入資金的運作回報能力。縱觀三類指標，市場價值指標雖然在研究中被廣泛應用，但是鑒于我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較弱，市場收益受到市場走勢的整體波動性較大，因而本文將不采用這類指標；同時，要精確計算EVA需要進行異常繁瑣的會計調整，而且可能使這一指標變得更加晦澀，因而不具有較強的實際操作性；相比于前兩類指標，會計指標不僅易于獲取而且受資本市場的影響較小，但是對于ROA和ROE而言，仍然可能存在盈余管理的“噪聲”影響[11]，為了消除這一影響，本文采用總資產息稅前利潤率（EBIT）這一指標來衡量企業的財務績效，在保證財務績效指標設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同時，也避免了與物流企業社會責任指標設計的交叉性和重復性。

3.控制變量指標設計為了使樣本數據的選取能更加全面地反映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加入企業規模和企業年齡作為控制變量：（1）企業規模，閆秀霞等（2013）指出在眾多影響物流企業競爭力的因素中，企業規模因素的影響最為顯著[12]。本文采用物流企業期末總資產來衡量企業規模，并在具體操作時取自然對數處理。（2）企業年齡，王曉巍等（2011）認為處于成熟期的企業要比初創期和成長期的企業更加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從而可能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以實現企業價值的提升[13]。本文選取物流企業上市之日后的時間作為樣本年齡數據，并在具體操作時取自然對數處理。綜上對物流企業社會責任、企業財務績效以及控制變量等的指標設計，本文共包含了11個變量。

(三)預證假設通過文獻回顧和指標設計的理論分析，本文認為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與企業財務績效的提升之間并不沖突，物流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雖然會產生一定的成本，而且可能并不會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但是卻可以通過股東、債權人等投資人的資本支持、忠誠的企業員工、減少的政府管制、與供應商之間的良好合作以及與社區的積極互動等獲得充足的資本、優秀的人力資源、高額的政策紅利、良好的企業聲譽等一系列有形和無形資源，以此為路徑助力物流企業實現財務績效的提升。

（四）面板數據模型構建面板數據既包含了橫截面數據又包含了時間數據，兩者的融合可以有效地彌補觀測數據的不充分性，從而提高回歸估計的可靠性和準確性。依據物流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評價指標的設計。

二、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本文使用計量軟件Eviews8.0對2005-2014年面板數據中的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3。表3中每股收益率、員工人均獲利水平、資產稅費率、營業成本率、社會捐贈支出率等的數值標準差較小，體現了樣本數據總體波動范圍不大，表明物流企業對股東、員工、政府、消費者和社區等的社會責任整體履行情況較好。同時，每股收益率的最小值為-2.886，說明個別上市物流企業在運營初期處于虧損狀態，這與其剛起步時的情況較為吻合。資產稅費率的最小值為-0.0023，雖與正常運作不符，但體現了政府對物流企業的稅收返還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社會捐贈支出率的最小值為0，綜合上市物流企業歷年的慈善捐贈支出情況可以得知，其對社區的整體履責程度較低。資產負債比、應付賬款周轉率等變量的極差和標準差數值都較大，體現了不同物流企業對債權人、供應商在履行社會責任上的戰略差異。與之相同，上市物流企業的規模和年齡數值整體上平穩性較弱，體現了我國物流企業當前發展參差不齊的局面。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和總資產息稅前利潤率的數值總體上比較平穩，雖然總資產息稅前利潤率的最小值為負數，但是上下波動較小，有利于下一步實證分析的展開。

（二）相關性分析從表4可以看出，解釋變量X1、X3、X4、X5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相關的原假設，表明上市物流企業對股東、政府、消費者和債權人履行社會責任與上市物流企業的財務績效之間呈現出極其顯著的相關關系；解釋變量X6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相關的原假設，體現了上市物流企業對供應商履行社會責任與上市物流企業的財務績效之間呈現出顯著的相關關系；自變量X2、X7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相關的原假設，即代表上市物流企業對員工、社區履行社會責任與上市物流企業的財務績效之間呈現出較為顯著的相關關系；其中控制變量X8、X9也分別在5%、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相關的原假設，表明上市物流企業的企業規模和企業年齡與上市物流企業的財務績效之間也呈現出顯著的相關關系。表5顯示，變量CSP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相關的原假設，即代表上市物流企業對股東、員工、政府、消費者、債權人、供應商和社區等利益相關者綜合履行的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與上市物流企業的財務績效之間呈現出極其顯著的相關關系。從相關系數及其顯著性可以看出解釋變量、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均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從而為下一步的回歸分析做下鋪墊。同時，從相關系數矩陣也可以看出模型中可能存在著同期相關，若此時用OLS回歸進行估計可能產生結果失真，為了消除這一影響，本文將采用截面加權法對方程進行回歸估計。

（三）回歸分析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需要首先確定回歸方程所采用的模型，由于本文僅針對所篩選出的物流企業的個體效應加以研究，因而宜采用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進一步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同樣支持采用個體固定效應這一選擇，從而本文建立的個體固定效應模型。表6顯示，除解釋變量X6、X7與CFP呈現出較弱的正相關關系外，其他各解釋變量與CFP的相關關系則非常顯著，其中解釋變量X1、X2、X3、X5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與CFP呈現出正相關關系，從而假設H1、H2、H3、H5、H6、H7得以驗證；X4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與CFP呈現出負相關關系，從而假設H4未得到驗證。同時，可決系數為0.889671，表明模型的總體擬合優度較高，而且F統計量值也大于臨界水平，解釋變量、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通過了顯著性檢驗。（2）上市物流企業財務績效CFP與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CSP和控制變量X8、X9的回歸結果表7中，解釋變量CSP的系數為0.138192，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與CFP呈現出正相關關系，即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每變動一個單位，物流企業的財務績效增加0.138192個單位，從而假設H8得以驗證。同時，模型的總體擬合優度較高，且F統計量值也大于臨界水平，解釋變量、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通過了顯著性檢驗。（3）上市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CSP與物流企業財務績效CFP和控制變量X8、X9的回歸結果表8中，解釋變量CFP的系數為0.254727，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與CSP呈現出正相關關系，即物流企業的財務績效每變動一個單位，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會提升0.254727個單位，從而假設H9得以驗證，而且這與張兆國等（2013）[11]在OLS方法下得出的結論相同。同時，模型的總體擬合優度較高，F統計量值也大于臨界水平，解釋變量、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通過了顯著性檢驗。

三、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1.物流企業社會責任各維度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聯關系假設H1、H2、H3、H5的成立表明物流企業在經營運作過程中通過創造資本升值、提升員工福利、積極依法納稅、及時償還債款等可以為其提供持續的資本、人力、政策等支持，進而贏得寬松穩定的發展環境，減輕發展過程中的內、外部阻力，實現企業財務績效的提升。假設H6、H7的成立體現了物流企業對供應商和社區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對企業財務績效的改善并不顯著。雖然物流企業及時償還應付賬款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供應商的利益訴求，但是對于物流企業而言，則失去了一筆在約定還款期限內的短期資金儲備，從而間接地影響了企業的財務績效；同時，結合描述性統計分析可以發現，部分上市物流企業的捐贈支出較少甚至為0，捐贈支出水平也只是在最近幾年才實現了提升，短期內上市物流企業的慈善捐贈支出并沒有實現財務績效的顯著提升，其滯后效應的存在所帶來的是后期上市物流企業聲譽的樹立和經濟效益的增長。假設H4未得到回歸結果的支持，一方面與本文所選取的樣本時間段有關，較短的時間不足以完全消化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成本，短期內僅表現為降低物流企業的財務績效；另一方面，本文用營業成本率來衡量對消費者承擔的社會責任，雖然可以更加直觀地看到物流企業的產品或服務投入，但是就當下物流企業的發展而言，這種投入并不可能獲得市場的即時回報。2.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聯關系假設H8、H9的成立驗證了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綜合績效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正向關聯關系，物流企業綜合考慮各類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并積極履行相應的企業社會責任有助于實現財務績效的提升，而財務績效的提升則為物流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供堅實的資本保障，增加了其履責的意愿和可能，二者之間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系，彼此相互促進，相互拉動。

（二）對策建議基于研究結論，本文從物流企業的內部行動、外部環境出發，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1.內部行動1）物流企業應積極樹立正確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深化企業社會責任觀念。以全局發展的角度綜合考慮對不同利益相關者承擔的社會責任，不應樹立“股東至上”的理念，僅實現企業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避免顧此失彼；2）物流企業應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正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從物流企業對消費者、供應商、社區履行的社會責任可以看出，當期的行為很難在當期獲得積極的反饋，作為一種長效機制而存在，物流企業應將其融入到企業發展戰略中去，并不斷與自身所擁有的資源進行整合，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協同增長；3）物流企業要定期進行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自愿形式對物流企業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流企業應將其作為樹立品牌形象和提升財務績效的良好契機而主動進行披露和，不斷提升物流行業乃至全行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數量和質量。2.外部環境1）政府應對物流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進行權威性指引，通過展開公益宣傳、講座、社區活動等形式消除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誤解，引導其樹立正確的社會責任觀念。同時，政府應建立健全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監管制度，以相應的監管條例來約束物流企業的消極履責行為，提升物流企業的履責主動性；2）物流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還需要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物流行業協會、物流采購聯合會等各類監管機構及行業協會的共同努力，不斷建立和完善物流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體系，制定合理的物流企業社會責任履行評價標準，定期評價物流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規范物流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內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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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龍曉 卓翔芝 單位：河南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 淮北師范大學 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