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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紀的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傳統哲學受到了挑戰,出現了許多新問

題,這就催逼著人們進行思考和探索,努力重建中國哲學。而中國哲學的新建構,必須吸取中國傳統哲學和外國哲學的精華,結合中國現代化之實際進行綜合創新。

[關鍵詞]中國傳統哲學;外國哲學;走向

21世紀的中國哲學,從縱向上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沉淀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從橫向上看,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也源遠流長,融合了西方哲學的優秀結晶。由于這兩方面原因,結合中國哲學形態的現狀,可以推斷,中國哲學的發展方向不能偏離以下三個路標。

一、繼承發揚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成分

中國的傳統哲學是一個十分龐大和復雜的思想系統,在兩千多年的演化過程中,學派林立,思想迭起,這些學派及思潮,在其發展過程中互相批判、互相斗爭、互相滲透,時有分化、時有綜合,從而形成了一股錯綜復雜、博大深邃、波瀾壯闊、源遠流長的哲學洪流。現代哲學不是從現在的基礎上憑空生長起來的,而是在本質上原來就具有的一種遺產。哲學總擺脫不了歷史,有著自己的傳統,并“通過一切變化的因而過去了的東西,結成一條神圣的鏈子,把前代的創獲給我們保存下來、并傳給我們。”1(p.1)要揚棄傳統哲學之中不適應于現展的過時的東西,繼承那些能夠繼續照亮現代和將來的精神部分,正像黑格爾所說:“這是我們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時也是每一個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對于已有的科學加以把握,使它成為我們自己所有,然后進一步予以發展,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當我們去吸收它,并使他成為我們所有時,我們就使它有了某種不同于以前所有的特性,在這種吸收轉化的過程中,假定一個已有的精神世界,并把它轉變成為我們自己的部分,因此足見:我們的哲學,只有在本質上與前此的哲學有了聯系,才能夠有共存在,而且必然地從前此的哲學產生出來。因此,哲學史的過程并不昭示給我們自身的生成和我們的知識或科學的生成。”1(p.1)

傳統中國哲學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特點,并且也具有哲學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東西,有凝聚著跨時代的帶有共性、永久性、后來哲學必須保留的因素,這些因素必將影響、制約新的哲學的生成,并在新的基點上構成新的哲學的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具有自己的特質,濃縮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會心理、風俗習慣、價值

觀念、思維方式等,這些特質構成了中國哲學特有的精神風貌,這是我們重建中國哲學要傳承的部分。

第一,自強不息的精神。《周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2(p.386)一個“生”字,體現了中國的特有風格,

這是中國哲學家所主張的動態宇宙觀,以“生”作為人類社會的根本原則,他們鼓勵人們積極進取,奮發向上,

高揚樂觀主義精神。《周易》又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2(p.9)這句話體現了中國哲學的積極進取意識,這種自強不息、尚健尚動、奮發進取的意識無疑是中國

哲學的精華,代表著民族精神,對于中華民族的騰飛有

積極作用。中國哲學中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是先哲們留下的寶貴遺產,這種精神鼓舞著先輩們積創造了輝煌的

精神文明,也培養了國人民奮發圖強、艱苦奮斗、力爭

上游的精神,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豪感。

第二,以人為本思想。印度哲學把目光投向超越的彼岸,古希臘哲學把目光投向自身,中國古代哲學則以人為本,并在先秦時期即已經形成傳統。儒家一向把人道作為理論研究的中心,孔子把以人為本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仁的概念中,把仁視為做人的終極價值目標,甚至把仁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孔子的這種人生價值

觀包含著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倡導崇高的節操,

對于國人培養正義感發揮了積極作用。古代哲學家們重視人性、人際關系、處世之道等問題的研究。但中國哲

學的人本思想同西方近代以來的人本主義是有區別的。中國哲學的人本思想所注重的是群體而非個人,所注重

的是人際關系,而非是人的主體性,缺乏近代的人權意

識,是同自然經濟相聯系的,不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不可避免地沾有封建主義的灰塵。因此,我們必

須辯證地看待中國哲學的人本思想。

第三,內在超越精神。中國哲學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品格,倡導經世致用的入世精神,看重實用理性,這就是“內在性”;從后一方面看,中國哲學又表現出理想主義的品格,要求超凡入圣,看重價值理性,這就是“超越性”。在中國哲學中,內在性與超越性是統一的,“內

在超越”是中國哲學的特質之一,而在西方哲學中,人生價值觀屬于“外在超越性”。“內在超越性”是中國哲學的品格。所謂“超越”是指設定理想的價值目標,以此作為衡量自我完善的尺度,作為意義追求或形上追求的方向。在中國哲學中,超越的依據并不是神學意義上的彼岸世界,而是哲學意義上的本體,按中國哲學的術語就是道或理。道或理既是宇宙萬物的窮極本體,也是人生的最高準則,道或理并不在宇宙之外,這就說明中國哲學中內在性與超越性是統一的。

綜上,我國未來哲學的發展,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哲學的自強不息的精神、以人為本的思想以及內在超越精神,才能使哲學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二、融合外國哲學之精華

中國哲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哲學基礎,集中體現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而西方哲學則代表了一種外來的異質精神和智慧,重建中國哲學,則必須融合中西,綜合創新。哲學本來就有批判性、開放性的潛在特質,因而中西方哲學相互影響也早已具有悠久的歷史,在哲學問題、哲學智慧、時代精神、文明走向上,都有共同的特性,但在語言風格、思維方式、哲學體系上卻各具千秋。

在西方傳統哲學中,柏拉圖、笛卡爾、康德和黑格爾是重要代表,構成了西方哲學主要流向,但他們思考哲學之方法各有不同,并建立了各自的體系,如柏拉圖將其師蘇格拉底定義的方法發展為超越辯證法,提出了理念定位問題;笛卡爾用懷疑的方法,提出了主觀和客觀關系問題,即主觀認知的能力與客觀所知對象是如何分化、分辨、定界、對立和聯系的問題;康德則用批判的方法,回答知識的基礎問題;黑格爾的方法是圍繞精神主體展開的辨證法,用以解決本體存在是什么的問題;而20世紀西方哲學,則是運用哲學的方法,正視傳統的問題,并求其解決現實問題。90年代以來,西方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影響著中國的文化領域。后現代主義顛覆自柏拉圖以來兩千年的文化原型,以其特有的破壞性成為后現代主義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必然導致后現代哲學走向虛無化的趨向,不可低估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對中國哲學的沖擊,盡管有糟粕,但其中西方后現代主義解構主體的思想、對片面發展主體的批判是可取的,它提示人們,應該注意到片面強調人的主體性和工具理性的危害性,警覺盲目地追求“主宰自然”可能導致內在矛盾和多元系統的外在沖突的雙重困境。著名學者成中英先生主張要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印度佛學進行本體論、范疇論、辯證法、因果律和總體特征等多層面的細致比較、融會,并在此過程中對中國哲學進行縝密的梳理、嶄新意義的重闡和深層意義的開拓。現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對中國哲學本體論轉折的闡述,牟宗三先生對中國哲學的語言學轉折的闡釋,馮有蘭先生對中國哲學的語言轉折的闡發,無不是結合現展、并吸收西方哲學的可取之處,而力圖使中國哲學創新的設想。

“中國應由西方文化給予的刺激,而大大地發揮固有的創造力,創造出新的文化,使之在將來的世界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3(p.133)面對全球一體化,打破封閉狀態的碰撞、交融、互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使得吸取外國哲學之合理因素成為當務之急,不但對西方近代哲學,而且對自古希臘哲學以來的整個西方哲學傳統中,值得借鑒、學習的地方都要吸收,為重建中國哲學所用。新晨

三、與中國實際結合

哲學作為一種思維成果,能展示思維視角和層次,又為思維機能的發展提供了具有現實意義的線路、渠道。哲學又具有思辨的長處,善于超越有限的實證材料,克服實證思維狹窄的想象力,在理性直覺的基礎上對有限材料進行高層次的概括,進行較嚴密的邏輯推理,為科學理論的發展與突破進行思辨性的探索;既具有滿足人類情感需求的理論價值,又彌補了科學在人類情感困惑和宗教在人類理性困惑方面的不足。哲學的價值就在于能提供一種綜合性的理論體系,既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人類的理性需求,又能滿足人類的精神需求,使人的精神通過理性的方式得到滿足。

人不僅有精神層面的需求,還需要精神的滿足,即心安神寧的精神家園。如同一個物質上無家可歸而精神健康充實的人,可想盡辦法拼搏求生;而一個物質家園豐裕而精神無家可歸的人,反到可能會厭世自殺。哲學的天性在于它的批判性、不安分、永不滿足現狀,不斷地創造新世界是哲學的靈魂,并顯現出一種人類的感召力和統攝力,時代精神賦予它的活動,讓它在實踐中透視歷史,預測時展的未來,從而給予人們現實的終極關懷,使人們在困惑中醒悟、啟迪和振奮,還能使人在思維領域翱翔。哲學不只是為了知識的擴展,邏輯的確定,或情感的滿足,也不單純是為了研究哲學本體論,而是為了求得既能解“宇宙大全”,又能求得破解人生意蘊的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雖然有人把哲學對象歸結為本體論、認識論、人學、邏輯分析、語言分析,本體論是哲學,但哲學不只是本體論;認識論是哲學,但哲學不只是認識論;人學是哲學,但哲學不僅是人學;哲學離不開邏輯分析、語言分析,但不能把哲學歸結為邏輯語言分析。哲學所面對的不僅是人之外的世界,而且包含了人和人類社會在內的世界,研究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關系,以及認識和改變這些關系的途徑和方法。人雖然是哲學的主題和核心,哲學是探求人的本性,尋求人之為人的根本,尋求人的精神家園和人的價值和意義,但如果僅僅追求生命意義、價值、歸宿和人之為人的根本,哲學就會完全倫理化和宗教化。“當代中國哲學遲早要成長為具有自己獨立范式的哲學,意味著我們遲早要形成當代中國所特有的哲學知識體系中的綱與目,意味著我們遲早要對現存哲學知識予以重新分類并據以重新規劃哲學的學科制度”4(p.12)

總之,中國哲學的發展,需要創新,也能夠創新,重建中國哲學不能脫離中國傳統哲學,需要汲取外國哲學之營養,不能超脫中國之實際。而如何重建中國哲學,是一項非常艱巨而復雜的工作,需要廣大哲學工作者的思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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