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強制保險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強制保險；責任風險；保險費；法制環境

自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來，責任保險作為社會管理功能最強的險種，其發展和完善受到了空前的重視，被保監會提到了“講政治”的高度。但在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責任保險的自愿推廣還存在較大的難度。因此，為了充分發揮責任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對風險較大的群體通過保險的方式分散風險，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目前我國應對必要的責任風險通過強制保險的方式承保，并根據我國的經濟與法制發展要求，逐步擴大強制保險的范疇。

一、強制保險概念辨析

強制保險是指基于國家社會政策或經濟政策的需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實施的，所有符合規定的企業或個人必須投保的保險。

強制保險一般是國家或政府實現社會政策或經濟政策的工具，這一點是與社會保險相：—致的。社會保險也是國家或政府通過立法形式強制實施的一種保險形式。為了與社會保險相區分，更科學地界定強制保險的定義，有必要認識強制保險以下的兩個特征：

(一)強制保險屬于商業性保險

盡管絕大多數強制保險都是政策性的業務，但仍然由商業性保險機構以盈利為目的開辦，因此是商業性的險種；而社會保險是福利性的保障制度，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社會福利事業，由專門的社會保險機構承辦。

(二)強制保險中投保人是為第三方投保的，即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被保險人之外的、由于被保險人的過失或無過失侵權而受到經濟損害的第三方可以從保險公司直接得到賠付

因此原則上強制保險均為責任保險(在我國，意外傷害保險由于特殊原因也是強制保險的一個險種)。而社會保險中的投保人(繳納保險費的人)是為自己投保，即保險事故發生后，得到保險賠付金的是被保險人。

二、擴大我國強制保險險種范圍的必要性探討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責任保險已經成為災害危機處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成為政府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重要輔助手段之一。但目前為了發揮責任保險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法律強制推行。之所以要以立法強制的方式充分發揮責任保險的社會管理職能，是由以下三項原因確定的。

(一)責任保險是實現社會公平和穩定的一項重要的制度性基礎

責任保險是通過將致害人侵權責任風險分散給社會，對受害人(被侵權人)提供經濟補償的救濟機制，是實現社會公平，創建和諧社會的制度基礎之一。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國的法律制度逐漸完善并且日益體現出了對受害人的保護，侵權責任的范圍日益擴大，各種損害賠償的程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僅憑借致害人本身的經濟能力，受害人在許多情形下無法獲得應有的補償。通過責任保險機制，資金雄厚的保險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責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處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獲得賠償，及時地解決民事賠償糾紛。這一方面可以保障正常的社會秩序，有助于公眾建立對于公正、公平制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國相繼出臺的《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醫療事故處罰條例》等法律法規得以落實實施，從而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此外，近年來我國在發生重大事故時，由于責任保險的缺位以及侵權責任人的逃逸或經濟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個人成為了責任事故的最終承擔者，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全，對政府財政形成了很大壓力。因此必要的責任保險制度也可以減輕政府負擔，有助于理／頃政府、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

(二)自愿責任保險障礙較多，發展緩慢

盡管責任保險對于社會公平的實現和大額責任風險的分散和轉移都有著重大的意義，但在實踐操作中，責任保險的發展卻十分緩慢。近幾年，我國責任保險占整個財產險業務的比重僅為5%左右(不合汽車責任險)。2004年我國責任保險業務更是出現了萎縮，保費收入32.88億元，同比減少1.95億元，負增長5.59%。責任險保費收入僅占財產險保費收入的3.02%，同比減少0.99個百分點。這一現象到目前仍未有根本緩解，2006年1月至4月，我國責任保險試點地區之一北京地區的責任險保費收入也僅占財產險保費總收入的3%。自愿責任保險的實施之所以舉步維艱，大致可以歸因于以下兩點：

1.法制環境不健全和公民法律意識的欠缺導致需求不足

目前，我國的法律法規不夠細化，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還沒有相關立法，這使得實際生活中許多損害責任認定不清；此外已經立法的損害責任賠償額度對比其他國家也普遍偏低。所以部分責任保險險種的開展尚不具備充分的法制條件。

此外，即使侵權責任在法律中已經有明確規定，但由于法律意識的欠缺，在現實中的很多情況下受害方沒有提訟；即使提訟，法院判決后存在的執法不力也為致害人不承擔賠償責任提供了可能。而如果致害方沒有足夠的財務能力，即便法院判決賠償，致害人的賠償也僅以自身財產為限，這意味著資產規模小的主體根本不需要承擔高額責任風險。所以基于普遍的投機僥幸心理，自愿購買責任保險的主體十分有限。

2.責任風險衡量的困難導致責任保險費率不合理

由于責任保險的標的是無形的、投保時尚未發生或被發現確認的民事賠償責任，這使得責任保險的保費衡量較之其他險種更具挑戰性。其困難主要基于以下兩點：一是責任風險本身的變化迅速。由于法律環境、貨幣購買力的變化，責任風險的規模和額度也不斷地增加，這使得責任風險的估測不能再單純地以以往的索賠記錄和經驗數據為依據，還應同時預計到法律環境等因素的變化對風險的影響，這無疑增加了估測的難度。二是部分責任保險的索賠時效長。責任保險的賠償分為以責任事件發生為基礎和以繳納保費為基礎兩種。如果以責任發生為基礎，則只要是保險期間內發生責任事故所導致的損失，無論受害人何時提出索賠，保險公司都要承擔賠付責任，即長尾巴保險。這種有可能數年甚至數十年后才出現的索賠使責任風險的準確估測更為困難。

即使在海外責任保險發達的國家，責任保險也由于其風險估測的困難而通常扮演著“虧損制造者”的角色。例如表1所示，在英國，兩個最重要的責任保險險種——雇主責任保險和一般責任保險都是虧損的。

由于責任保險的高賠付率，53%的英國承保人認為責任保險本身是一個沒有吸引力的險種。之所以開辦責任保險，有45%的承保人認為主要是為了支持其他險種業務，35%的承保人認為只是為了支持其他險種的業務。

目前我國同樣存在著責任保險費率厘定的難題。我國國內責任保險業務費率的厘定主要是根據經驗和市場競爭情況確定的。由于責任保險的許多險種開辦時間短，鑒于有限的經驗數據，保險公司無法準確地評估風險。因此為了避免虧損，對一些風險大的責任保險項目，保險公司不愿承保；已經提供的責任保險項目，則大多存在著定價過高，賠付率過低的現象。而且為了控制風險，最高保險限額普遍偏低，如醫療責任保險的每次事故限額一般只有10萬元，一旦發生大的責任事故，被保險人無法通過責任保險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缺乏投保的積極性。可以說，責任保險在定價和確定限額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現象使得責任保險的有效供給與需求都受到了嚴重的限制。

(三)強制保險險種的范圍過小

我國已經在《海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強制性的責任保險制度。到目前為止，除了正在討論中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我國的強制性責任保險還有強制油污染民事責任保險、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強制船舶污染損害責任、沉船打撈責任保險等。與保險發展相對成熟的國家和地區相比較，目前我國的強制責任險范圍過小，而且即使是通過法律手段強制實施的責任保險也沒有充足的投保率，例如有20%的車輛沒有購買交強險就“真空”上路。

鑒于以上原因，目前我國的責任保險發展存在著比較大的現實障礙，而強制責任保險的險種范圍過于狹窄。為了發揮責任保險的社會管理職能，克服自愿保險中的障礙，對于對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有重要影響的責任風險，有必要通過立法強制的方式，利用現有的保險機構加以管理和分散。

三、實施強制保險的幾點建議

(一)費率厘定

盡管強制保險是商業保險的一種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保險手段幫助政府處理突發事件，而不是為了使保險公司盈利或擴大業務。又由于強制保險是格式化合同，投保人對于保險條款和價格都必須無條件接受，所以為了維護投保人的利益，保險監管機構在厘定費率時應遵循公正性，充分考慮到投保人的風險程度和最大賠付金額，本著“高風險，高保費；低風險，低保費”的原則，根據投保單位風險的大小分級確定費率。

(二)險種范圍

強制責任保險險種范圍增加，社會覆蓋面擴大是一個必然趨勢。但是強制責任險的發展是以法制的發展和保險市場的成熟為基礎的，目前我國許多經濟單位的效益一般，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還不具備全面實行強制保險的基礎。因此，在推動強制保險時，在確定責任風險最大的活動或行業的同時，還應當充分考慮到目前我國法制環境與保險市場發展現狀，可以對存在著重大責任風險的行業和企業進行試點，并據此確定發展強制責任保險險種的步驟，有的放矢地逐步擴大強制保險的險種范圍和覆蓋面。

第2篇

關鍵詞：公司終止，產品責任保險，利益衡量

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社會消費品極大地豐富，產品質量問題也日漸突出，相繼發生了一些諸如啤酒瓶爆炸，燃氣熱水器泄漏，化妝品毀容，液化氣鋼瓶爆炸等事件，因產品質量問題而造成消費者傷害、死亡的事件越來越多，甚至發生制假售假等嚴重危害消費者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活動。產品責任問題凸現出來，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立法建設，明確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問題。1985年以前的民法著作，完全沒有涉及產品缺陷致人損害的侵權責任問題。此后，我國民法通則始有規定，直到產品質量法的出臺，應該說與世界各國一樣，我國的產品質量立法也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由于社會的不斷，越來越多的新情況、新問題要求予以明確規定，而我國產品質量法的相關規定不甚明確。

按規定，產品責任受害人依法可向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要求賠償。但是，在生產銷售產品的公司依法終止后，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結果方始發現的，該責任由誰承擔？（筆者注：按規定，生產公司終止后，受害人可向銷售公司要求賠償。所以，為行文方便，本文假定：生產者和銷售者屬同一個公司，或者，生產者和銷售者不是同一個公司，但它們同時終止。）依我國公司法第197條，公司清算結束，完成注銷登記和終止公告，法人即告消滅。公司終止后，主體資格不存在，其產品責任將無人承擔。這被認為是與公司交易應承擔的一種風險。

如何平衡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受害人與股東的利益沖突，是我國公司法和產品責任法共同面臨的課題，本文采用利益衡量和比較，從立法論角度，就這一問題展開論證，提出了建立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強制保險制度的設想。

一、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客觀存在

產品責任，又稱為制品責任，它是指產品在使用過程中因其缺陷而造成用戶或消費者或公眾的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失時，依照法律規定應由產品制造者、銷售商、修配者或承運人承擔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如高壓鍋爆炸引起的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失、塑料玩具導致兒童受到傷害甚至死亡等均屬于產品責任事故。產品責任是產品責任保險的具體，從塑料玩具到機，各種各樣的產品都可能產生產品責任，因此，各種各樣的產品也都在尋找著風險保障。隨著我國加入WTO后，國際貿易更加頻繁，進口產品越來越多地進入普通百姓家，進口產品的缺陷如果造成了消費者的損害，國內消費者向生產者索賠的難度大，訴訟時間長，成本高，從切實維護國內消費者利益出發，避免出現因進口產品缺陷的生產者在國外而使國內受害者無法受償的情況出現。公司生產銷售的產品，在該公司終止后可能因其缺陷致人損害。尤其是，有些缺陷產品，其損害結果發生在公司終止前，只是受害人當時未發現。比如，20世紀80年代始，在美國某些被廣泛運用到消費產品領域的礦物質（比如石棉），致使用者身患癌癥或其他重患。這些疾病的原因須經鑒定查明，損害結果也隱蔽，可能延至公司終止后，方始發現。

我國《產品質量法》第45條第2款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損害要求賠償的請求權，在造成損害的缺陷產品交付最初消費者滿十年喪失；但是，尚未超過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的除外。”公司終止后，如缺陷產品致人損害且受害人在上述法定行權期內提出請求，則可能發生產品責任。

據了解，在美國，對于制造消費品的公司來說，公司終止后因產品責任成為被告的案件十分常見。在公司終止后因使用該公司以前生產的產品而遭受損害的受害人在侵權訴訟中的地位，是公司終止后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立法涉及的兩種利益及其衡量

（一）兩種利益沖突

有人把利益按層次從低到高分為“當事人的具體利益”、“群體利益”、“制度利益（即法律制度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具體利益是案件雙方當事人的各種利益；群體利益是類似案件的類似原告或者類似被告的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主體是公眾，即公眾社會，具有整體性和普遍性，它是整體的而不是局部的、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利益。

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立法，涉及兩種相沖突的利益。如下：

1、受害人的利益，其性質如下：

（1）不特定的受害人。任何人都可能成為缺陷產品的受害人，股東也不例外。比如制動裝置設計有缺陷的汽車，隨時會發生事故，不僅可能造成司機和乘員損害，還可能禍及不特定的人。不特定的受害人，實質就是社會公眾，代表著最廣大多數人，具有整體性和普遍性。不特定受害人的利益，是社會公共利益。

（2）特定產品的受害人。某特定產品的受害人，是一個請求標的類似的群體，他們時，可作為普通共同訴訟、集團訴訟或單獨訴訟對待，判決結果會其他類似案件。這些人的利益屬于群體利益。

2、股東的利益，其性質如下：

（1）不特定公司的股東。不特定公司的股東，雖然也是不特定多數人，但是，它是一個局部的特殊利益群體，不具有整體性和普遍性，應被界定為群體利益。

（2）生產特定產品的公司股東。這些股東的利益一般界定為具體利益，他們屬于訴訟的一方當事人。

上述兩種利益在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法中產生沖突，受害人的利益是在公司終止后依法獲得賠償，股東的利益是及時分取剩余財產。

其沖突模型有二：

（1）具體利益與群體利益的沖突，雙方是特定產品的公司股東與該產品的受害人。（2）群體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沖突，是不特定公司的股東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沖突。沖突模型中的股東享有股權，受害人享有債權。

（二）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也稱法益衡量，是指法律所應保護的利益之間發生沖突時，由立法或司法機關對沖突的利益確定其輕重而進行權衡或取舍的活動。利益衡量的依據是什么？，在個案的審理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融入司法者的主觀意志，然而，法律確定性與公正性的期望，又必然要求據以衡量的規則應當具有客觀性。因此，對于司法活動而言，在利益之間發生沖突時，怎樣按照社會民眾對利益調整的要求來確定不同利益之間的位階，顯然就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利益衡量在判例法國家是法官的任務，在成文法國家，則主要發生在立法過程中。社會是一個利益的復雜體，立法的目的在于公平合理的分配與調節各種利益，以協調社會正常秩序，促使各種利益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避免沖突加劇，從而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成文法國家，法律條文不是孤立制定的，而是立法者對社會上各種現存的利益和將來可能產生的利益加以綜合平衡的結果。

1、沖突模型中，均為低層次利益與高層次利益的沖突，其結果都是低層次利益得益，高層次尤其是社會公共利益受損；群體或社會公共利益受損與股東得益之間具有聯系。這是我國現行《公司法》的制度利益所在。

當制度能較好的體現社會公共利益時，該制度利益就不能破壞，但是當制度利益已不能反映社會公共利益時，制度利益就不值得保護，應該大膽的打破它。對現行制度進行修正。

2、模型中股權與債權沖突，其結果均為股權得益，債權受損；債權受損與股權得益也有聯系。但依我國《公司法》第177條、195條第3款確定的原則，債權應優先于股權。公司存續期間，分紅派息不得損害公司的償債能力；公司清算時，股東僅享有債權獲償后的剩余財產分配權。

公司清算未發現的產品責任之債，也應優先于股權。否則，惡意終止公司的行為就屢見不鮮：一家公司制造銷售偽劣產品，獲取暴利后將公司終止，然后重新注冊成立一家新公司，繼續制造銷售偽劣產品，如此周而復始。我國《公司法》讓這樣的公司及其股東免卻產品責任，確為一大漏洞。

綜上，我國公司法在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問題上，存在重大漏洞，應予完善。

三、我國公司法在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問題上滯后的成因

1.產品消費者法制觀念談薄。消費者長期以來維權意識淡薄，對產品缺陷造成的侵權行為，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只是自怨自艾，很少有人會去提訟索賠。由此，產品質量缺陷造成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的事缺少了主要追究力。

2.產品生產者、銷售者的法律意識薄弱。首先，產品生產者、銷售者對其產品質量的缺陷造成消費者的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的法律責任不引起重視和感到壓力。沒有很好地去考慮如何將其法律上應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轉嫁給保險公司，以解后顧之憂。第二，計劃經濟體制的年代，國營的生產在經營過程中的盈虧及企業風險基本是政府財政包攬。生產企業對責任風險的意識、保險的意識必然滯后。第三，產品生產者、銷售者在生產和銷售經營中都未曾當過被告人，也未曾有人向他們提出索賠要求。如果去投保產品責任保險，覺得似乎沒有必要，或以僥幸心理對待。第四，有些產品生產者、銷售者即使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但并非真正明確其意義和作用，而是把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人作為企業一種宣傳產品的廣告效應。

3.有關產品責任的法律、法規還不很完善，執法力度不夠。我國現在對產品責任賠償范圍的確定是采用“實際損失”原則（包括直接損失和預期可得利益的損失）。但我國的社會和經濟是在不斷地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以現在估計的預期可得利益的損失到了那個時候，這個“預期可得利益”已是達不到預期的利益水平。規定中沒有考慮到社會發展、物價指數上升的因素及精神損害。這顯然不利于受害人。另外，有些產品因缺陷造成了侵權行為，但由于在地方保護主義思想的支持和庇護下，消費者往往訴而無門。這些都是有礙產品責任法的實施和產品責任保險的開展。

4.自產品責任保險開辦以來，保險公司在開辦這項業務時思想認識不足，對承保產品責任險的經驗不多，尤其針對我國一些產品的真正合格率低、產品責任險的投保需求不大，承保面小，保費收入少，自然該險的損失概率較大，賠付也可能會增大，不敢把承保面擴大，畏懼賠付率高。在承保時累計賠償限額，特別是每次事故賠償限額控制較嚴。

四、對美國相關立法的比較

美國各州公司法規定，各州對產品責任訴訟時效的起算有較大差異,故《統一產品責任示范法》建議,一般訴訟時效為2年,從原告發現或者在謹慎行事情況下應當發現產品的損害及其原因時起算。該《示范法》還通過規定產品的安全使用期來體現最長訴訟時效,即規定10年為最長責任期限,除非明示了產品的安全使用期長于10年。為了使公司可以被，公司終止后其作為公司繼續存在一定的期間。[4]例如，特拉華州公司法第278條規定，公司終止后將不能繼續經營，但是公司的實體還將繼續存在3年。在這3年時間內，公司可繼續為終止之前未了的訴訟辯護，同時公司也可能因終止之前遺留下來的責任成為民事、刑事或者行政訴訟的被告。3年期滿之后，州最高法院還可以酌情延長。再如，紐約州公司法第1006條規定，公司終止后可以成為被告。但是沒有規定具體的期限。在紐約州，民事侵權的訴訟時效為3年。公司終止之后原來的股東仍然承擔有限責任。特拉華州公司法282條規定，終止的公司的股東的責任最多不得超過該股東在公司清算時分得的資產。

美國各州關于公司終止后其主體繼續存在的制度，存在缺陷，我國不宜借鑒。理由如下：

1、公司終止后其主體繼續存在的制度，在我國法理中有無法協調的矛盾。表現在：（1）公司終止后，其主體資格消滅，上，已無法作為主體繼續存在；（2）公司終止前必定經過清算程序，公司股東尤其是公眾公司的眾多股東分取剩余財產后，再繼續承擔公司責任，技術上不具有可操作性，尤其是我國尚未普及必要的信用制度，對受害人來說，追訴難度太大；（3）公司因資不抵債而破產的，公司作為主體存續，對產品責任受害人來說，無實際意義。

2、公司終止后其主體存續一定期間，對某些受害人不公平。不同時間交付的產品，在公司終止后，所剩責任期間不同。比如，某公司2003年5月終止，該公司生產的兩個產品，一個在1994年5月交付給消費者，如其責任期間為10年，公司終止后期間只剩1年；另一個在2002年5月交付，如其明示的安全使用期為15年，公司終止后剩余期間尚有14年。如規定公司終止后主體存續期間為5年，對前一個受害人來說，毫無意義，對后一個受害人，則顯示公平，他的行權期間被大大縮短。

3、紐約州公司法關于公司終止后作為主體無限期存續的制度，對公司股東極為不利。我國產品責任的法定責任期間為10年或者超過10年的明示安全使用期，如規定公司終止后無限期承擔責任，受害人在法定行權期內均可，造成股東的權利長期不穩定，不利于資本流動。

五、建立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強制保險制度的設想

早期的產品責任保險主要承保因提供不潔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危險。后來，承保范圍日益擴大，各種日用品、機械產品、產品乃至飛機、飛船、衛星等高高尖端產品均可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強制保險是以、行政法規為依而建立保險關系的一種保險，一般基于國家實施有關、、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政策需要而開辦，凡是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對象都必須依法參加保險；設立強制保險的目的在于利用保險聚集眾人的力量，分散風險的原理和大數法則，將被保險人個人原本難以承擔的賠償數額分散于社會之中，以減輕被保險人的損害、維護受害人的利益、保障社會的穩定。

產品責任法是工業社會中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產品責任立法由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由于各國經濟技術水平和法律傳統的差異,在具體制度及適用條件上有別。我國的產品責任立法基本反映了國情,也合乎世界潮流。然而,所存在不足之處,了其功能的發揮。通過比較,可弄清各國立法的優劣長短,為完善我國相關立法提供借鑒素材。如何建立既能保護用戶、消費者利益,又能照顧到生產者、銷售者的利益,使它們不致因過度承擔責任而影響經濟的產品責任法律制度,成為現代產品責任法的重要課題。在完善我國產品責任法時,這一點需要強調。產品責任保險，是投保人以自己對他人可能承擔的產品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一種險別。很多公司為分擔風險，為其產品責任投保。產品責任險的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一般是產品的生產者、供應商和零售商；保險標的是投保人對他人可能承擔的產品責任。而強制保險是國家基于公共政策，維護社會大眾利益為目的，以法律、行政法規的形式實施的保險，具有強制性。

為了更好的平衡受害人和股東的利益，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立法，應推行產品責任強制保險制度。主要理由是：1、這一制度，不改變我國現行公司終止的法律后果，避免了引入公司終止后其主體存續制度的矛盾；同時，更可以解決強制解散和破產清算的。公司強制解散后，公司管理可能癱瘓，無法作為主體繼續存在，公司破產，清算后可能無力承擔責任，這些情況下，推行強制保險制度，能妥善解決公司遺留的責任。2、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危險具有不確定性。公司終止后產品責任，具備客觀存在、可能發生、偶然性的特性，符合保險的“危險不確定性”要素。3、根據前文利益衡量結果，公司終止后缺陷產品侵害的是群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建立強制保險制度，對這些利益加以保護。

具體設想是：由法律規定，在公司解散或者破產清算分配之前，清算組應該為公司終止后的產品責任投保；破產清算的，產品責任保險費支出不屬于破產債權，應保證足額支付。產品責任保險期限為產品責任剩余的法定責任期間；保險金額按法定賠償標準確定；因公司即將終止，保險期內的產品責任受害人可作為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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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慈蘊.公司法人格否認法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108.

[2]胡果威.美國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42-243.

[3]梁上上.利益的層次結構與利益衡量的展開(M).北京:法學研究.2002(1),52-65.

[4]國家技術監督局政策法規司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講座》,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49頁,第142頁。

[5]桂菊平:《論出賣人瑕疵擔保責任、積極侵害債權及產品責任之關系》,載《民商法論叢》卷二,第383頁。

第3篇

強制保險是指基于國家社會政策或經濟政策的需要，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實施的，所有符合規定的企業或個人必須投保的保險。

強制保險一般是國家或政府實現社會政策或經濟政策的工具，這一點是與社會保險相：—致的。社會保險也是國家或政府通過立法形式強制實施的一種保險形式。為了與社會保險相區分，更科學地界定強制保險的定義，有必要認識強制保險以下的兩個特征：

(一)強制保險屬于商業性保險

盡管絕大多數強制保險都是政策性的業務，但仍然由商業性保險機構以盈利為目的開辦，因此是商業性的險種；而社會保險是福利性的保障制度，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社會福利事業，由專門的社會保險機構承辦。

(二)強制保險中投保人是為第三方投保的，即保險事故發生后，保險人、被保險人之外的、由于被保險人的過失或無過失侵權而受到經濟損害的第三方可以從保險公司直接得到賠付

因此原則上強制保險均為責任保險(在我國，意外傷害保險由于特殊原因也是強制保險的一個險種)。而社會保險中的投保人(繳納保險費的人)是為自己投保，即保險事故發生后，得到保險賠付金的是被保險人。

二、擴大我國強制保險險種范圍的必要性探討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責任保險已經成為災害危機處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成為政府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重要輔助手段之一。但目前為了發揮責任保險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法律強制推行。之所以要以立法強制的方式充分發揮責任保險的社會管理職能，是由以下三項原因確定的。

(一)責任保險是實現社會公平和穩定的一項重要的制度性基礎

責任保險是通過將致害人侵權責任風險分散給社會，對受害人(被侵權人)提供經濟補償的救濟機制，是實現社會公平，創建和諧社會的制度基礎之一。隨著社會的進步，我國的法律制度逐漸完善并且日益體現出了對受害人的保護，侵權責任的范圍日益擴大，各種損害賠償的程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僅憑借致害人本身的經濟能力，受害人在許多情形下無法獲得應有的補償。通過責任保險機制，資金雄厚的保險公司可以直接介入責任事故的事后救助和善后處理，使受害人可以迅速獲得賠償，及時地解決民事賠償糾紛。這一方面可以保障正常的社會秩序，有助于公眾建立對于公正、公平制度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我國相繼出臺的《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醫療事故處罰條例》等法律法規得以落實實施，從而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此外，近年來我國在發生重大事故時，由于責任保險的缺位以及侵權責任人的逃逸或經濟能力不足，使得政府甚至個人成為了責任事故的最終承擔者，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安全，對政府財政形成了很大壓力。因此必要的責任保險制度也可以減輕政府負擔，有助于理／頃政府、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

(二)自愿責任保險障礙較多，發展緩慢

盡管責任保險對于社會公平的實現和大額責任風險的分散和轉移都有著重大的意義，但在實踐操作中，責任保險的發展卻十分緩慢。近幾年，我國責任保險占整個財產險業務的比重僅為5%左右(不合汽車責任險)。2004年我國責任保險業務更是出現了萎縮，保費收入32.88億元，同比減少1.95億元，負增長5.59%。責任險保費收入僅占財產險保費收入的3.02%，同比減少0.99個百分點。這一現象到目前仍未有根本緩解，2006年1月至4月，我國責任保險試點地區之一北京地區的責任險保費收入也僅占財產險保費總收入的3%。自愿責任保險的實施之所以舉步維艱，大致可以歸因于以下兩點：

1.法制環境不健全和公民法律意識的欠缺導致需求不足

目前，我國的法律法規不夠細化，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還沒有相關立法，這使得實際生活中許多損害責任認定不清；此外已經立法的損害責任賠償額度對比其他國家也普遍偏低。所以部分責任保險險種的開展尚不具備充分的法制條件。

此外，即使侵權責任在法律中已經有明確規定，但由于法律意識的欠缺，在現實中的很多情況下受害方沒有提訟；即使提訟，法院判決后存在的執法不力也為致害人不承擔賠償責任提供了可能。而如果致害方沒有足夠的財務能力，即便法院判決賠償，致害人的賠償也僅以自身財產為限，這意味著資產規模小的主體根本不需要承擔高額責任風險。所以基于普遍的投機僥幸心理，自愿購買責任保險的主體十分有限。

2.責任風險衡量的困難導致責任保險費率不合理

由于責任保險的標的是無形的、投保時尚未發生或被發現確認的民事賠償責任，這使得責任保險的保費衡量較之其他險種更具挑戰性。其困難主要基于以下兩點：一是責任風險本身的變化迅速。由于法律環境、貨幣購買力的變化，責任風險的規模和額度也不斷地增加，這使得責任風險的估測不能再單純地以以往的索賠記錄和經驗數據為依據，還應同時預計到法律環境等因素的變化對風險的影響，這無疑增加了估測的難度。二是部分責任保險的索賠時效長。責任保險的賠償分為以責任事件發生為基礎和以繳納保費為基礎兩種。如果以責任發生為基礎，則只要是保險期間內發生責任事故所導致的損失，無論受害人何時提出索賠，保險公司都要承擔賠付責任，即長尾巴保險。這種有可能數年甚至數十年后才出現的索賠使責任風險的準確估測更為困難。

即使在海外責任保險發達的國家，責任保險也由于其風險估測的困難而通常扮演著“虧損制造者”的角色。例如表1所示，在英國，兩個最重要的責任保險險種——雇主責任保險和一般責任保險都是虧損的

由于責任保險的高賠付率，53%的英國承保人認為責任保險本身是一個沒有吸引力的險種。之所以開辦責任保險，有45%的承保人認為主要是為了支持其他險種業務，35%的承保人認為只是為了支持其他險種的業務。

目前我國同樣存在著責任保險費率厘定的難題。我國國內責任保險業務費率的厘定主要是根據經驗和市場競爭情況確定的。由于責任保險的許多險種開辦時間短，鑒于有限的經驗數據，保險公司無法準確地評估風險。因此為了避免虧損，對一些風險大的責任保險項目，保險公司不愿承保；已經提供的責任保險項目，則大多存在著定價過高，賠付率過低的現象。而且為了控制風險，最高保險限額普遍偏低，如醫療責任保險的每次事故限額一般只有10萬元，一旦發生大的責任事故，被保險人無法通過責任保險得到充分保障，因此缺乏投保的積極性。可以說，責任保險在定價和確定限額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現象使得責任保險的有效供給與需求都受到了嚴重的限制。

(三)強制保險險種的范圍過小

我國已經在《海洋環境保護法》等法律中建立了強制性的責任保險制度。到目前為止，除了正在討論中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我國的強制性責任保險還有強制油污染民事責任保險、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強制船舶污染損害責任、沉船打撈責任保險等。與保險發展相對成熟的國家和地區相比較，目前我國的強制責任險范圍過小，而且即使是通過法律手段強制實施的責任保險也沒有充足的投保率，例如有20%的車輛沒有購買交強險就“真空”上路。

鑒于以上原因，目前我國的責任保險發展存在著比較大的現實障礙，而強制責任保險的險種范圍過于狹窄。為了發揮責任保險的社會管理職能，克服自愿保險中的障礙，對于對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有重要影響的責任風險，有必要通過立法強制的方式，利用現有的保險機構加以管理和分散。

三、實施強制保險的幾點建議

(一)費率厘定

盡管強制保險是商業保險的一種形式，但其根本目的是利用保險手段幫助政府處理突發事件，而不是為了使保險公司盈利或擴大業務。又由于強制保險是格式化合同，投保人對于保險條款和價格都必須無條件接受，所以為了維護投保人的利益，保險監管機構在厘定費率時應遵循公正性，充分考慮到投保人的風險程度和最大賠付金額，本著“高風險，高保費；低風險，低保費”的原則，根據投保單位風險的大小分級確定費率。

(二)險種范圍

強制責任保險險種范圍增加，社會覆蓋面擴大是一個必然趨勢。但是強制責任險的發展是以法制的發展和保險市場的成熟為基礎的，目前我國許多經濟單位的效益一般，在現行法律框架下還不具備全面實行強制保險的基礎。因此，在推動強制保險時，在確定責任風險最大的活動或行業的同時，還應當充分考慮到目前我國法制環境與保險市場發展現狀，可以對存在著重大責任風險的行業和企業進行試點，并據此確定發展強制責任保險險種的步驟，有的放矢地逐步擴大強制保險的險種范圍和覆蓋面。

(三)政府支持

由于責任風險的多變性，責任保險的經營風險大大高于其他的商業保險。因此在推動強制保險的同時，各級政府應對保險公司進行扶持，提供一定的保障。對于較大的責任風險，政府可以出面促使各保險公司聯合承保，以進一步分散風險；應對強制保險提供稅收優惠。與此同時，政府有關部門應和保險公司一起采取多種形式加強普法和責任保險的宣傳工作，提高公眾的維權意識，強化責任人的法律意識，促進責任險市場環境的成熟，以保證強制保險的充足投保，并以強制保險為依托培育社會各界的責任意識、責任風險意識和責任保險意識，為自愿責任保險的經營打下良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