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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環境稅;稅收理論;認識

西方環境稅的理論最早起源于英國現代經濟學家、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庇古的外部性理論，近年來又發展形成了公共產品理論和外部效應理論，這些理論主要針對環境及資源的認識及稅收的參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我國，更多的是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指導，進一步擴大了對外部性的研究，認為生產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產生的唯一來源，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外部性還包括消費中產生的外部性、當代人對后代人產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間的跨國外部性等，對這些不同的外部性應用不同的環境稅收來解決。在環境稅的研究上，多借鑒了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認為我國應逐步建立和完善環境稅制，但對環境稅建立的時機和體系有不同的看法。

一、環境稅的理論淵源

環境稅，也有人稱之為生態稅、綠色稅，是20世紀末國際稅收學界才興起的概念，至今沒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統一定義。目前環境稅主要有以下幾種理論：

1、庇古的外部性理論

一般認為，庇古（1877～1959）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中，最早開始系統地研究環境與稅收的理論問題。庇古提出了社會資源適度配置理論，認為如果每一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純產值相等，那么該種生產要素在各生產用途中的邊際社會純產值都相等，而當產品的價格等于生產該產品所使用生產要素耗費的邊際成本時，整個社會的資源利用達到了最適宜的程度。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單純依靠市場機制來達到資源利用的最優狀態，因此，政府就應該采取征稅或補貼等措施加以調節。按照庇古的觀點，導致市場配置資源失效的原因是經濟主體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不相一致，從而私人的最優導致社會的非最優。這兩種成本之間存在的差異可能非常大，靠市場本身是無法解決的，只能由政府通過征稅或者補貼來糾正經濟當事人的私人成本。這種糾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稱之為“庇古稅”方案。①

2、可持續發展理論

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含義是指資源應在不同的代際之間（當代人和后代人）進行平衡，它特別強調對地球有限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強調環境作為人類生存條件和全球共同財富必須受到特別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定義與內涵相對應，綠色稅收的理論也有不同的理解。狹義的綠色理論從科技的角度認識可持續發展，認為可持續發展應是廢物排放量的減少或不排放。廣義的綠色理論包含人與自然的共同進化思想，尊重自然的思想,當代與后代兼顧的倫理思想,效率與公平目標兼容的思想。可持續發展的效率與公平的要求，通過市場機制不可能完全解決，必須輔以非市場機制的手段，其中稅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這就必須以綠色稅收制度取代現行的稅制模式。

3、自然資本理論

這種觀點認為，自然資源和環境屬于公共產品，且是天然生成的，缺乏明確的產權主體，誰都可以用，這樣必然導致人們濫用資源、環境惡化。當出現環境污染問題時，又很少有人過問。事實上，天然生成的環境和資源，和其它生產要素一樣,也是一種資產，是自然資本向社會提供著它獨特的環境和資源服務。這種資源的提供，也應得到相應的資本權益，因此，應該由政府代表社會作為自然生成的資源和環境的產權主體，以征集環境污染稅的形式，從經濟利益上建立起保護環境的機制。②

4、外部效應理論

這種理論從數量上提供了開征環境保護稅的依據。它認為，微觀主體對資源環境的運用，會產生外部不經濟，即資源減少和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從而構成一種社會成本和代價。這種社會成本和代價是在市場體系之外發生的，市場機制無法對此發揮作用，即產品的真實價格不包括因環境污染和資源減少而帶來的社會成本。比如，造紙廠生產每噸紙的市場價格，只包括生產這噸紙的實際生產成本，而沒有包括因生產紙張而導致周邊環境污染的社會成本和代價，這樣就會產生額外的邊際利潤，從而刺激造紙廠增加產量，繼續污染。外部效應理論認為，環境污染是市場體系產生的一種外部不經濟現象，它不可能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自動地加以解決，而是必須通過政府的有效干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干預時應利用市場型機制即經濟利益的減少引導人們減少對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浪費。政府可以以征收環境保護稅的形式，把被忽略的社會成本和代價“內在化”，提高微觀主體的生產成本，降低其邊際利潤，促使人們改變以往的生產經營方式，進行減少污染的技術開發和資源節約型經濟的發展，減少污染性產品的生產經營，這樣才能有效地制止環境的惡化。③

二、環境稅收的基本含義及分類

稅收手段在環境保護領域的運用主要體現在環境稅的確立。環境稅，簡單來說是據于環境保護目的而征收的稅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一份關于稅收與環境的報告中認為環境稅包括兩種類型：一是初始即為實現特定環境目的而設立和征收的，并且被明確確認為“環境稅”的稅收，如排污稅等；二是最初并非以環境保護為目的而設立，但是對環境保護有影響而后從保護環境的立場修改或減免的稅，如能源稅、燃料稅等。

廣義的“環境稅”還包括稅款減免和稅收差別。稅款減免指用于鼓勵消費者和企業的有利于環境保護活動的各種稅款減免，如對投資于削減污染物事業的企業減免所得稅；對污染削減設備和再循環物品免征銷售稅等。稅收差別指根據物品和服務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損害環境的輕重課加不同的稅率。稅收差別手段在西方國家被廣泛采用。

環境稅通常可以分為以下幾大類：（一）對直接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征收的稅收，即排污稅，如污水稅、噪聲稅、垃圾稅、二氧化硫稅和廢物稅等，有些國家的排污稅以排污費的名義出現；（二）對產生環境影響的商品和服務征收的稅收，如能源稅、碳稅、汽車稅、化肥稅、農藥稅、一次性用具稅等；（三）對開發和使用自然資源而征收的稅收，即資源稅，如石油稅、煤炭稅、有色金屬稅、水資源稅、鹽稅等，資源稅是為了節約合理使用資源,進行環境恢復，補償資源價值等目的而課征的稅。

三、環境稅收的作用

環境稅收的產生拓寬了稅收的調節領域，不僅在保護人類生存環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體現了稅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則,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意義。

1、保護人類生存環境,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自從“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20世紀80代被明確提出以來，至今已發展成為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并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在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指導下，聯合國于1992年召開了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21世紀議程》等重要文件，確定了全球性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及其實現途徑。很多國家也相繼定出本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⑤。由于環境的污染和不斷惡化已成為制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保護環境就成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項重要內容。

然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環境保護問題是無法靠市場本身來解決的。因為市場并非萬能的，對于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諸如環境保護等“外部性”問題,它是無能為力的。其原因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主體完全根據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決定自己的經濟行為，他們往往既不從全局考慮宏觀經濟效益，也不會自覺地考慮生態效率和環境保護問題。因而，那些高消耗及高污染、內部成本較低而外部成本較高的企業或產品會在高額利潤的刺激下盲目發展，從而造成資源的浪費、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降低宏觀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率。對此，市場本身是無法進行自我矯正的，為了彌補市場的缺陷，政府必須采取各種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必要的干預。除通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來規范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之外，還應采用稅收等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

針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課征環境保護稅是保護環境的一柄“雙刃劍”。它一方面會加重那些污染、破壞環境的企業或產品的稅收負擔，通過經濟利益的調節來矯正納稅人的行為，促使其減輕或停止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另一方面又可以將課征的稅款作為專項資金，用于支持環境保護。在其他有關稅種的制度設計中對有利于保護環境和治理污染的生產經營行為或產品采取稅收優惠措施，可以引導和激勵納稅人保護環境、治理污染。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環境稅收是政府用以保護環境，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力手段。

2、體現“公平”原則，促進平等競爭

公平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但是，如果不建立環境稅收制度，個別企業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就需要用全體納稅人繳納的稅款進行治理，而這些企業本身卻可以借此用較低的個別成本，達到較高的利潤水平。這實質上是由他人出資來補償個別企業生產中形成的外部成本，顯然是不公平的。通過對污染、破壞環境的企業征收環境保護稅，并將稅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護環境，可以使這些企業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內在化，利潤水平合理化，同時會減輕那些合乎環境保護要求的企業的稅收負擔。從而可以更好地體現“公平”原則，有利于各類企業之間進行平等競爭。由此可見，建立環境稅收制度完全合乎市場經濟運行、發展的需要。環境稅收的產生，既是源于人類保護環境的直接需要，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而且市場經濟體制使經濟活動主體所擁有的獨立經濟利益和獨立決策權利又是環境稅收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條件。環境稅收首先誕生于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3、促使社會成本和代價內在化

根據“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開征環境保護稅，把由于環境污染和對自然資源消耗而形成的社會成本反映到商品和服務中去，使那些對環境帶來危害的污染者的生產成本提高，從而把環保和有效利用資源與每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經濟利益緊密地聯系起來，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作用下，促使企業積極主動地選擇有利于環保的生產方式和工藝，消費者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也就選擇無污染的商品進行“綠色消費”。這樣，企業只有加強治理污染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才能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在激烈競爭中占有一定的優勢，這不僅減少了污染的排放量，還有利于經濟和技術的進步，從而有助于經濟增長和環境治理的良性循環。據OECD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通過開征汽油稅，促進生產者減少了汽車廢棄物的排放。通過對生產損害臭氧層的化學品征收消費稅，促進生產者減少在泡沫制品生產中對氟里昂的使用，凈化了空氣和環境。美國經過多年的努力，很好地利用環保稅收政策，促進了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

4、有助于籌集治理環境污染的資金

治理環境污染、保持生態平衡的投資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只依靠國家財政投資進行治理，既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又不利于控制污染。主要是因為這種作法沒有觸及到自身的經濟利益，人們就會繼續以資源的高投入、環境的污染和生態失衡換取自己的超額利潤，所以開征環境保護稅既可以從經濟利益角度喚起人們的環保意識，又有助于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據統計，芬蘭政府2004年征收的與環保有關的稅收總額為239億芬蘭馬克，其中70%以上為能源稅，僅能源稅一項就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5%⑥。有關專家甚至認為，環境保護稅是一種很有發展前途的稅種，它可以和流轉稅、所得稅并列逐漸成為主體稅種。以環境保護稅籌集到的資金專門用于環保項目，為治理環境污染提供了一個可靠的資金來源。

5、有利于技術創新和資源節約型經濟的發展

西方各國在制訂環境保護稅時，利用稅收的差別稅率，對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破壞環境的物品或服務課以重稅，而對有益環境保護的生產和消費課以輕稅；同時，有效運用減免和優惠貸款等政策，鼓勵企業和科研單位加強治理污染、綜合利用資源等方面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并及時運用到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去。這樣，一方面,解決了發展經濟和治理污染不可相提并論的難題，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企業非常注意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減少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對廢物資源的循環利用，也有利于發展資源節約型經濟，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論*文*網]

注釋：

①②③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6：10-50.

④王霞波.中國環境稅收制度實施問題的探析[J].東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1):69-71.

第2篇

環境污染:有害物質進入生態系統的數量超過了生態系統的自凈能力，因而打破了生態平衡，使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發生惡化，環境中發生有害物質積聚的狀態。當前，主要有三大環境問題：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那么面對目前日益惡化的環境問題，作為當今高中生、明日國家的建設者，對高中化學理論和環境污染認識，將對祖國未來建設產生影響。而環境教育要從現在抓起、從娃娃抓起。那么高中化學理論在環境污染方面作何解釋：

一、高中化學理論下大氣污染：溫室效應、酸雨、光化學煙霧、臭氧空洞、鉛污染。

1、CO2與溫室效應：（此知識已在初中化學學習）

我們知道燃燒礦物燃料燃燒后，產生CO2、CH4、CFCl3、N2O…，允許陽光進入地面，對紅外線有強烈吸收作用，使大氣溫度上升。它的危害將非常深遠：近百年地球氣候年均升溫0.6℃；夏季降水量將減少，臺風頻繁發生；森林減少，荒漠擴大，昆蟲北移；預計到2100年全球氣溫上升3.5℃；兩極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15-95cm；中緯度氣候帶北移150-550km。

2、SO2與硫酸酸霧：（此知識在高一化學氧族元素）

SO2來自含S的煤石油的燃燒，H2SO4廠，礦物煅燒：2SO2+O2=2SO3、SO3+H2O=H2SO4。在SO2、NO2和水作用下形成酸雨，它將使祖國土壤、江河湖泊酸化，導致魚類不能繁育，腐蝕建筑和古跡，影響人體健康，使農作物枯死。而且酸雨可以漂移，造成大范圍公害。有季節性，夏季pH高。我國酸雨屬硫酸型。

3、NOx與光化學煙霧（此知識在高二化學氮族元素）

氮氧化物(NOx)主要是指NO和NO2。NO和NO2都是對人體有害的氣體。氮氧化物和碳氫化合物(HC)在大氣環境中受強烈的太陽紫外線照射后產生一種新的二次污染物----光化學煙霧,在這種復雜的光化學反應過程中,主要生成光化學氧化劑(主要是O3)及其他多種復雜的化合物,統稱光化學煙霧。CxHy化物、NO2在日光下：NO2NO+O、O+O2O3、O3+CxHyRCHO、RCHO+NO2+NOCH3(CO)OONO2（PAN）、PAN+O3+RCHO光化學煙霧（強氧化劑）。

1943年,美國洛杉磯市發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光化學煙霧事件,此后,在北美、日本、澳大利亞和歐洲部分地區也先后出現這種煙霧。經過反復的調查研究,直到1958年才發現,這一事件是由于洛杉磯市擁有的250萬輛汽車排氣污染造成的,這些汽車每天消耗約1600t汽油,向大氣排放1000多噸碳氫化合物和400多噸氮氧化物,這些氣體受陽光作用,釀成了危害人類的光化學煙霧事件。目前,由于我國內地汽車油耗量高,污染控制水平低,已造成汽車污染日益嚴重。部分大城市交通干道的NOx和CO嚴重超過國家標準,汽車污染已成為主要的空氣污染物;一些城市臭氧濃度嚴重超標,已具有發生光化學煙霧污染的潛在危險。

4、氣臭氧層及其破壞（此知識在高一化學氧族元素）

大氣臭氧層分布于平流層，是地球的天然屏障，可以吸收99%的紫外線。氟里昂即氯氟烴，包括F-11（CFCl3）F-12（CF2Cl2）哈龍1301（CF3Br）等。當氟里昂進入同溫層受紫外線照射并與O3反應：CF2Cl2CF2Cl·+Cl·、Cl·+O3ClO·+O2、ClO·+OCl·+O2。每一Cl·(氯自由基)消耗10萬O3。O3減少10%,紫外線輻射增加19-22%,皮膚癌增加15-25%。危害角膜、免疫系統。

5、鉛污染

自1923年美國實際使用四乙基鉛作為汽油的抗爆性能（即汽油在各種使用條件下抗爆震燃燒能力，用辛烷值表示）起，到70年代初，世界各國大都采用含鉛汽油。在當時的技術水平和歷史條件下，汽油加鉛對改造汽油性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四乙基鉛是一種無色油狀、易溶于汽油的劇毒物質。使用含鉛汽油的車輛，所排放的廢氣中鉛主要是以氧化鋁形式存在，它損害人的造血機能，使腸胃中毒，嚴重時可使神經中樞中毒，還能損害心臟和腎臟功能。它對孕婦和嬰兒的影響尤為重要，血鉛含量過高影響兒童的身體發育和智力；兒童血鉛含量每公斤體重增加10微克，智商水平下降2－4個智商數，而鉛在人體中蓄積，不易排出，衰期為12年，一旦嬰兒體內血鉛增高，將產生長期的危害。鉛不僅使人體健康遭到嚴重損害，也可使汽車凈化裝置中的催化劑“中毒”而失去凈化效果，使機動車輛排放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二次污染。據分析，城市中80％的空氣污染物源于含鉛汽油，全世界有17億人的健康因此受到威脅。

二、高中化學理論下水污染：水體富營養化與赤潮與海洋污染、重金屬污染。

水污染的種類有：1.無機污染物、2.有機污染物、3.水體富營養化、4.水體熱污染、5.赤潮與海洋污染等。其中水體富營養化與赤潮與海洋污染是高中化學經常接觸的。（此知識在高二化學氮族元素）

1、水體富營養化與赤潮與海洋污染

赤潮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海水中某些浮游植物、原生動物或細菌爆發性增殖或高度聚集而引起水體變色的一種有害生態現象。赤潮是一個歷史沿用名，它并不一定都是紅色，實際上是許多赤潮的統稱。

由于城市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大量排入海中，使營養物質在水體中副集，造成海域富營養化。此時，水域中氮、磷等營養鹽類；鐵、錳等微量元素以及有機化合物的含量大大增加，促進赤潮生物的大量繁殖。赤潮檢測的結果表明，赤潮發生海域的水體均已遭到嚴重污染，富營養化。氮磷等營養鹽物質大大超標。據研究表明，工業廢水中含有某些金屬可以刺激赤潮生物的增殖。在海水中加入小于3mg/dm3的鐵螯合劑和小于2mg/dm3的錳螯合劑，可使赤潮生物卵甲藻和真甲藻達到最高增殖率，相反，在沒有鐵、錳元素的海水中，即使在最適合的溫度、鹽度、PH和基本的營養條件下也不會增加種群的密度。

2、重金屬污染。

1）水俁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本縣水俁市含甲基汞的工業廢水污染水體，使水俁灣和不知火海的魚中毒，人食用毒魚后受害。1972年日本環境廳公布：水俁灣和新縣阿賀野川下游有汞中毒者283，其中60人死亡。2）痛痛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流域鋅、鉛冶煉廠等排放的含廢水污染了神通川水體，兩岸居民利用河水灌溉農田，使稻米和飲用水含鎘而中毒，1963年至1979年3月共有患者130人，其中死亡81人。

三、高中化學理論下土壤污染：無機污染物、有機污染物

無機污染物：Hg、Cd、Pb、Cr、As、F、Cl、P、S等；有機污染物：酚、氰、農藥等。（此知識在高二化學氮族元素）

染污的土壤，影響作物的生長如Mn、Cu和磷酸影響植物對Fe的吸收；無機砷影響水稻的生長；磷肥中的三氯乙醛影響小麥的生長等。影響人體的健康，土壤污染可以進而造成大氣污染、水污染，吸入人體或通過飲水和食物鏈進入人體，影響健康。

第3篇

論文摘要：探討了深入研究可持續發展的兩個基礎問題：主體范圍問題、環境權利體系問題。與“人類中心論”認為道德只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不同，“生態中心論”認為起碼應把受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一部分自然物與人的關系作為環境道德調整的直接客體，人類與這部分自然物構成社會的擴展體——“共同體”。環境權利體系則試圖把環境權利內容擴展至生物多樣性，賦予生物物種生存權利。主體范圍和權利內容擴展的目的是確立可持續發展的權利體系。

1前言

可持續發展包括社會、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唯一可以選擇的發展之路。在對可持續發展進行深人研究中，有兩個基礎問題值得首先研究，即可持續發展的主體問題，以及伴隨著主體問題的權利義務問題。傳統理論認為，發展是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以上這些問題似乎不值得討論，但隨著生態倫理學把道德調整的范圍由人與人的關系擴展到人與自然物的關系，以及環境法學對環境權利體系的深人研究，使這兩個問題成為深人研究可持續發展，研究如何建立可持續的社會、經濟、文化體系的基礎。

2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唯一可供人類選擇的發展之路，這一思想在世界范圍內正逐步得到認同。從字面上理解，可持續發展是指促進發展并保證其可持續性。綜合性與動態性是可持續發展的兩個基本特性:(1)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技術及自然環境的綜合概念。一般認為，可持續發展主要包括自然環境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三個方面。其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基礎，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前提，謀求社會的全面進步是目標。可持續發展不是單純的經濟間題、社會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三者相互影響的綜合體。(2)可持續發展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這里并不是要求某一特定的活動永遠運行下去，而是要求不斷在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保持協調與發展。

對于可持續發展的內涵，不同學者的側重點不同。經濟學家往往強調保持和提高人類生活水平，生態學家呼吁人們重視生態系統的適應性及其功能的保持，社會學家主要注重于社會和文化的多樣性。一般公認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包括:(1)在經濟學上，環境損害與環境后果必須計人經濟成本，必須把眼前利益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綜合考慮;(2)社會學上，強調通過公約、法規、文化、道德等多種途徑，實現效率與公平兼容，調整人與環境的關系;(3)生態學上，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同進化。

對可持續發展進行深人研究，正是從多學科多角度全面探索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經濟學的提高整體效益，社會學的實現效率公平，生態學的共同進化，都有兩個共同的基礎問題:(1)利益、權利的主體范圍是什么?(2)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如何?簡言之，即可持續發展是誰的發展?“他”有權做什么?“他”必須保護什么?

3可持續發展與“共同體”范圍擴展

可持續發展主體的社會學意義是道德、法律、公約等調整的關系的主體，因此必須界定可持續發展的道德、法律等調整關系的范圍。可持續發展代表了當今科學對人與環境認識的新階段:人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是有機的整體。系統科學認為，一切研究對象都可以視作一個系統，因此可持續發展的有機整體可以包括當代人與后代人、動物界、植物界、生態圈、地球乃至宇宙。在科學研究與實踐中，對任何系統的研究的都應首先確定系統的界面，然后才能研究系統內部關系和系統內外之間的關系。生態倫理學的“共同體”擴展說，首先探索了可持續發展系統的范圍問題。

生態倫理學是現代倫理學對傳統倫理學的最大突破之一，它以生態科學為直接依據，認為人與大自然的關系應被視為一種由倫理原則調節或制約的關系。為區別于傳統的社會范圍，我們把生態道德的調整范圍(community)譯為“共同體”。生態倫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奧爾多·利奧波德于1949年寫道:“所有倫理學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前提之上:個體是一個其部分相互依賴的共同體的一個成員。”“大地倫理學不過是擴展了共同體的范圍，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從總體上說:大地。“共同體”擴展說認為，道德作為一種控制行為的自我約束因素，調整的范圍隨著人類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而提高川，最初人類只能用道德約束個人、家庭，而后是部落、地區乃至國家，種族平等、全人類平等和代際公平是現在道德的主題，而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加強和生態科學的發展要求人們必須把道德擴展到動物、植物乃至生態圈或更大的范圍。生態倫理帶有很強的理想色彩，如果脫離現實則會淪為虛幻。當一些生態倫理學家把“共同體”范圍無限制地擴展乃至外層空間時，這種道德就缺乏了真實性，這也是傳統倫理學認為生態倫理不值一提的原因之一。

在“共同體”即道德調整的范圍問題上，具有代表性的是“人類中心論”、“弱人類中心論”以及“生態中心論”三種觀點:(1)“人類中心論”有許多種不同觀點，其共同點是認為只有人才具有內在價值才值得尊重，道德只能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2)“弱人類中心論”是“人類中心論”的一部分，為了區別前者中的“個人中心主義”、“利己主義”等觀點，它一方面認為人不必把“內在價值”和“權利”向自然界其他物種轉讓，另一方面認為從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角度看，對于與自然環境有關的行為，應經過道德考慮及理性權衡，進行約束或節制，這樣環境才能得到保護，人類種系的延續與幸福才能與生態平衡與穩定相輔相成。即道德應調整與環境有關的人的活動。(3)“生態中心論”認為自然物具有內在價值，具有權利，應得到尊重。即道德應調整人與環境間的關系。

上述三種觀點對法律、政策、文化等方面都有很深遠的影響，因此討論它們分別興起的時代背景與現實意義，對深人理解其理論很有意義。“人類中心論”興起于近代西方提倡人權反抗神權的過程中，它鼓舞人們追求自身的解放，其中關于人的平等、自由、公正等觀念至今仍是人們追求的目標。“弱人類中心論”是一些“人類中心論”者，通過對現代環境危機和對“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反思而提出的，由于它沒有打破原有的“人類中心”的倫理體系，而是把人類的整體利益作了擴展，因而容易被人們接受。“生態中心論”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是伴隨著一系列環境危機而興起的，生態科學與環境危機分別是它產生的科學基礎與現實基礎，是關于人與環境關系的全新觀念，在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環境主義運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在它試圖打破原有的“人類中心論”的倫理體系過程中，過多的激進、神學、神秘主義的色彩影響了它被人們廣泛接受。

“弱人類中心論”希望通過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間接調整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共同體”的外部關系)，以達到保護人類整體利益的目的。這一觀點在理論上無懈可擊，但是它沒有充分考慮實際環境問題的復雜性、潛在性和長期性。以有典型意義的生物多樣性問題為例，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的利益是潛在而長期的，但這種利益與人類當前短期的巨大利益如建設水壩發生沖突時，僅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即使考慮長遠利益，我們也往往只能做出不利于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決定，因為預測遠期利益有多大是很困難的。

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把受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一部分自然物與人的關系作為環境道德、環境法律和環境管理調整的直接客體，而不是間接客體，這與生態倫理學的“共同體”擴展說不謀而合，為避免與傳統的人類“社會”概念混淆，本文也采用“共同體”代表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倫理、環境法律等調整的范圍。什么是與目前生產力和科學水平相一致的“共同體”范圍呢?目前比較容易被人們接受的是:人類社會+物種的多樣性。保護生物多樣性即保護生物物種的生存棲息和延續的權利，也是保護自然的最低限度，破壞生物多樣性被認為是人類對生態完整性最大最現實的破壞。當把人與自然物的關系納人道德、法律調整的范圍，也就是賦予自然物的某種權利后，我們就能討論人的“環境權”這種新型權利了。

4環境權利體系

環境權是一種新型的人權，是環境危機時代全面協調人類與環境關系的產物。環境權的含義是，環境法律關系的主體享有適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環境，以及合理利用環境資源的基本權利。

有關環境權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5、60年代以“公害”為代表的一系列環境問題，暴露了傳統權利體系的缺陷:民事權利如財產權、人格權、相鄰權等的設計不完善，憲法基本權利設定的不足，國際法領土權對環境保護的不力，等等。但是，傳統法學囿于其產生時代的局限，無法適應環境侵害這一現代社會的新問題，而對原有權利進行改造，又恐怕破壞原有體系的嚴謹，使本受保護的一些權利受不到保護，因此，只有破除傳統法學理論的樊籬，另辟蹊徑，創設新的法律權利。環境權正是作為環境危機時代全面協調人類與環境關系的產物而形成發展起來。

1960年，原西德一位醫生向歐洲人權委員會提出控告，認為向北海傾倒放射性廢物違反了《歐洲人權條約》中關于保障清潔衛生的環境的規定，這引發了是否要把環境權追加進歐洲人權清單的大討論。在美國，圍繞著公民要求保護環境，要求在良好環境中生活的憲法依據問題，也于1960年掀起一場舉世矚目的爭論。這一系列的討論是有關環境權研究的開始。處于環境權研究方面的領先地位的美國和日本，率先開始環境權的立法實踐。1969年的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與日本《東京都公害防止條例》的頒布和實施，對于環境權的形成和深入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把環境權作為基本人權規定下來，之后許多國家紛紛在各自的憲法中確認環境權或涉及環境權的內容。我國學者陳泉生對環境權利體系作了研究和總結(見圖1)

但是，作為一種新型權利，環境權利體系的完善引發的許多問題，如環境權保護的義務范圍如何界定?環境權的權利主體、權利性質、權利客體如何認定?種種問題很難處理恰當。其主要原因是環境權有著不同于其他權利的特點:①環境權是一項主體廣泛的權利，它既是一項個人權利，也是一項集體權利、代際權利，而且是全人類的權利;②環境權是一項價值取向多重的權利，它既體現人的權利，也反映人的義務，人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意味著環境有受人尊重的權利。比如，野生動物保護法就是保護珍貴瀕危動物的生存和發展的，再如聯合國《世界自然》亦指出:“每個生命形勢都是獨特的，無論其對人類的價值如何，都應受到尊重。”“應尊重大自然，不得損害大自然的基本過程。”

權利是與義務相對應存在的，環境權利體系的完善必然要考慮對應的義務體系，除了對其他公民、其他組織、其他國家、后代的義務外，全人類意義上的義務也是不能回避的，全人類意義上的無限制的權利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系統或生態系統平衡被打破，造成社會問題和生態災難，進而危及人類自身。只有把自然物的權利與環境權結合起來，才可能建立完善的權利體系，但是法律保護的自然物范圍不可能是沒有限度的，與環境倫理對“共同體”的擴展一致，與環境權利體系相一致的是其他生命物種生存和延續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