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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中日雙邊貿易增速有所放緩，且中國對日本貿易逆差迅速擴大，中日貿易占中國外貿總量的比重趨于下降。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貿易增速分別為16.20%、31.1%、25.7%、9.9%、12.42%、13.8%。中日貿易的增速明顯落后于中國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增長速度。如從2001年至2007年，中國同歐盟的貿易額由766.2億美元增至3273.3億美元，增長4.27倍，年均增速為23％；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額由804.8億美元增至3020.8億美元，增長3.75倍，年均增速為20.7％；中國同韓國的貿易額由359.1億美元增至1598.98億美元，增長4.45倍多,年均增速為23.8％。同期中日貿易額由878億美元增至2360.2億美元，僅增長了2.69倍，年均增速為15.2％，遠落后于上述3家對華貿易的增長水平。日本在中國對外貿易中重要性趨于下降。同時，中日貿易失衡趨于加劇。中國對日本貿易逆差迅速擴大。2001年以來，中國方面年年逆差，且中國方面逆差呈逐年擴大之勢。2002年中國方面逆差50.31億美元，2007年增至318.79億美元，中方逆差5年增加5倍之多。中日雙邊貿易的變化使得中日貿易依存情況發生改變。近年來中日貿易對中國的分量下降，而對日本的分量顯升。直到2003年，日本連續11年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大于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2004年起，日本在對華貿易落在歐盟、美國之后，居第三位。中日貿易量占中國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減少,從1993年的20％降至2002年的16.4％,再降到2006年的11.8％。

（2）商務環境尚不夠理想。中國與日本同為世貿組織成員國，但日本卻不能公正地依照國際慣例和世貿組織規則處理中日貿易問題。日本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利用關稅與非關稅的貿易壁壘阻礙中國商品對日本的自由貿易。日本針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關稅，并通過管理程序復雜、透明度不高的關稅配額限制中國對日貿易的正常開展。此外，日本實行的進口許可制度，在實際操作中存在著阻礙貿易的做法。近年來，日本屢次與中國發生貿易糾紛。特別是針對中國輸日農產品。

（3）日本對華技術貿易規模小、技術含量低。這個問題在中日經濟關系發展中一直存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學者就對這一問題仔細研究過。20年后的今天，這一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日本為了抑制中國經濟發展速度，確保日本在經濟、技術領域占優勢。因此，日本在技術轉讓上設置過多的人為障礙，限制對華技術出口。

（4）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出現波動。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就開始顯現嚴重萎縮的勢頭，不僅合同數不斷減少，而且合同金額也大幅下降。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嚴重萎縮，既導致了其在中國全部外來直接投資中比重下降，也致使其在日本全部對外直接投資中比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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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障礙影響中日經濟關系發展

目前中日經濟關系中存在的問題，根源在于中日兩國間政治關系。而中日政治關系出現問題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對華政策和日本對歷史問題的處理。日本對華防備心理嚴重。日本將中國視為戰略上的潛在對手和假想敵。日本抑制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以確保日本在經濟、技術領域占優勢的意圖十分明顯。最明顯之處就是日本對華技術合作幾十年沒有大的發展，而且日本對華投資很少投資于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國際關系學者瓊•斯佩羅認為，國際經濟關系就是國際政治關系。在現實的國際關系中，國家間政治關系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國家間經濟關系的重要性。“只有國家戰略關系是在和平關系的范疇內，經濟利益關系才有可能決定戰略關系的性質是合作為主還是競爭為主。”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始終是以中日國家間政治關系的穩定和發展為前提的。1960年8月27日，總理在會見日中貿易促進會負責人鈴木一雄時提出了“對日三原則”：政治三原則（不要敵視中國，不要制造“兩個中國”，不要阻撓中日關系向正常化方向發展）；貿易三原則（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強調貿易三原則服從政治三原則，明確提出政治與經濟不可分的原則。事實上，回顧中日經濟關系發展的歷史，我們很容易發現兩國的政治關系在經濟關系中的舉足輕重作用。20世紀70年代，中日關系正常化使得中級經濟關系迅速發展。1978年《中日友好條約》的簽訂，“結束了中日過去七八十年不幸的歷史，從政治上開辟了兩國之間長期友好關系。”20世紀80年代，中日經濟關系保持了健康、良好的發展。冷戰結束后，日本大國意識抬頭，對華外交出現“高姿態化”趨向。日本有關“中國”甚囂塵上。日本通過將經濟援助政治化等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延緩中國經濟的發展。自2001年以來，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特別是在上不斷挑戰中國國家安全的利益底線。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中日兩國間政治關系進入冷凍期。漫長的中日政治關系冷凍期造成了中日關系別引人注目的“政冷經熱”現象。但是，長期的“政冷”腐蝕著“經熱”。兩國政治關系的冷淡使得中日戰略層面的經濟合作可望而不可及，許多大項目的運作也受到影響和干擾。

3未來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需要兩國政府的共同努力

中日政治關系的冷淡對中日經濟關系的傷害，是兩國都不愿意看到的。中國政府始終對中日政治關系極力維護，避免兩國經濟關系的降溫。中國方面在政治上采取了克制態度，始終致力維護中日友好關系的大局。另一方面，中國基本上以“政經分離”的方針對待中日經濟關系，將“政冷”對“經熱”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同樣，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了中日經濟關系對于雙方未來發展的重要性而積極地為維護中日經濟關系大局而努力。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一舉打破了5年來兩國政府首腦不進行互訪的僵局，雙方同意建立戰略互惠關系。安倍還提出“要讓中日關系政治經濟兩個輪子都轉動”的主張，以結束中日關系“政冷經不熱”的不正常狀態。2007年4月，總理對日本進行了“融冰之旅”，雙方就推動中日關系全面穩定發展和進一步擴大貿易、投資、科技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達成了共識。為落實兩國政府首腦達成的共識，雙方已建立由日本經濟產業相和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之間的高層對話機制，就能源問題的合作與協調展開對話與協商。兩國還正在磋商建立高層經濟對話機制，以就整個經濟領域的重大問題進行戰略性對話，推動兩國經濟關系的持續強勁發展。2007年12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中日首次經濟高層對話是中日雙方希望以經濟合作夯實政治關系的一次努力。雙方確認中日經濟關系是“雙贏”關系。12月底，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進行了對華訪問。福田訪華凸顯了日本政府對于改善中日關系的熱心。

總體上看，中日經濟互補性依然很強，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都愿意看到中日經濟關系保持穩定并快速發展的格局。因此，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前景依然是非常光明的。

參考文獻

［1］繆開金.日本對華戰略與中日經濟關系［J］.亞非縱橫,2006,（1）.

［2］尹承德.中日經濟關系的新變化［J］.中國經濟時報,2007,（8）.

第2篇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GDP年均增幅為9.5％左右；2006年，GDP已達26847.05億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名。同時，根據海關總署公布的統計數據，2006年我國對外貿易額高達17606億美元，同比增長23.8％，順差1774億美元，同比勁增75％。目前，中國已處于世界第三大貿易國、第四大經濟體的地位。而日本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2006年GDP為49113.62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進出口貿易額接近12000億美元。在經濟日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日兩國在經貿領域展開進一步的合作與交流具有極為深遠的戰略意義。這不僅會給兩國人民帶來福祉，而且會推動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繁榮。

一，中日經貿結構上的互補性

其實，中日兩國在經貿結構上有著較大的互補性。

首先，從資源上看，中國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資本資源方面要超過日本。就拿資本資源為例，中國資本資源占世界資本總量的9.4％，是外國直接投資的凈流入國，而且資本儲備還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日本的資本資源則占世界資本總量的6.9％，其原因在于日本長期以來一直都限制國外資本流入國內，同時又鼓勵本國的企業去海外投資，使日本成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凈流出國。

但中國在知識技術資源、國際資源方面則落后于日本。就拿知識技術資源為例，目前，日本的知識技術資源是中國的8倍。中國知識技術資源只占世界總量的1.85％，而日本則占14.7％。這種資源上的差異為兩國進行經貿領域里的合作和交流創造了條件。

其次，從具體的產業來看。在紡織品領域，中國在勞動力成本和加工成本方面遠遠低于日本，占據了絕對優勢。而且，隨著中國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高檔紡織品的需求與日俱增，消費市場的潛力越來越大。日本則具備技術優勢，具體表現在新纖維材料的研發和應用方面。日本在研制出新材料之后，能迅速地將其轉化成獨領的新產品，這種技術創新能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日本可以制造出世界獨有的差別化產品，如利用最尖端的技術研制的游泳服及田徑服，根據南美的蝴蝶的神秘色彩利用光的反射原理研制出來的生態服裝，通過吸收人體汗水而發熱的保暖式纖維等。而中國在技術創新能力方面還比較薄弱。所以，日本往往將研發出來的新原料出口至中國，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將原料加工成成品，然后返銷至日本或其他國家。在此過程中，中日兩國充分發揮了各自的長處，實現了優勢互補，使雙方都從中獲益。

在汽車領域，目前中國的汽車普及率極低。而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的收入正在逐漸增加，對私家汽車的需求量也逐年攀升，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汽車消費潛力最大的市場之一。但中國汽車企業與豐田、本田這樣的跨國企業相比，在經營規模、資金實力、技術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由于日本國內和發達國家的汽車存量穩定，對汽車的需求主要來自更新而更新量又不足以支撐日本企業的生產能力的發揮，日本汽車企業正面臨著產能過剩、市場日趨飽和等問題。因此，日本汽車企業紛紛來到中國謀求發展。而中國在引進外資的同時也引進了一流的生產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理念，使自己的汽車制造業得到了改造和升級。以中國一汽為例，一汽公司與日本汽車企業的交流與合作由來已久。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一汽就派出大批人員赴日考察，學習豐田公司等企業的先進管理理念，并在企業內部推行豐田生產方式；80年代中期，一汽分別從日野、日產公司引進變速箱產品技術和駕駛室技術，為一汽卡車產品的技術進步提供了支持；90年代以來，一汽又分別與杰克賽爾、光洋精工、東機工等日本企業組建了3個合資企業，并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通過這些合作，一汽公司很快發展成中國最重要的汽車企業之一，從單一的卡車生產企業發展為重、中、輕、轎、客、微產品系列齊全的汽車集團。

在農業領域，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其進口額占世界農產品貿易額的1/10。耕地資源有限、農業機械無法大規模使用和土地經營規模難以擴大等不利因素導致日本糧食的自給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僅為40％。日本大豆的自給率為3％，小麥為9％，水果為49％，肉類為55％，魚貝類為66％，大米為95％。此外，由于日本國內農業勞動力的急劇減少，導致其生產成本過高，農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在全球農產品市場的競爭中長期處于不利地位。因此，日本國內的農產品消費基本上都依賴進口，其進口額約為農產品消費額的60％。而中國則幅員遼闊，物產豐富，產地分布廣。中國可生產各種優質農產品，加上產品價格低廉、供應充足，所以一直是世界上農產品出口大國之一。盡管日本在農業生產上所處的不利地位決定了它必須在市場準入方面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以保護國內脆弱的農產品市場，但考慮到中國是鄰國，運輸成本較低等因素，對中國農產品(除大米外)的設限一般來講不是很大。

二、中日貿易的基本特點

中日貿易自兩國1972年恢復邦交正常化以來迅速發展，到2006年，雙邊貿易額已達到2073.6億美元，是1972年的186倍。事實上，日本目前已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國。近年來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貿易規模擴大近6年來，中日貿易發展勢頭驚人，雙邊貿易規模不斷擴大。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01年雙邊貿易額為877.2億美元，2002年1019億美元，2003年1335億美元，2004年1680億美元，2005年1845億美元，2006年2073.6億美元。中日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原因除了兩國的經貿結構具有較大的互補性外，那就是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日本的經濟增長，使中日經貿合作有所擴大；同時，日本主觀上也想借助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使自己早日走出經濟衰退的陰影。

2加工貿易比重較大在中日貿易中，中國的加工貿易出口額占對日出口總額的54.1％，這一比重應該說是相當大的。形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日本對中國出口的產品中，真正用于中國人消費的只有50％左右，其余大都在中國加工完后返銷日本或其他國家。對日本而言，中國目前主要還是一個以出口為主的生產基地。眾所周知，日本出口至美國的產品基本上都用于消費，而且由于市場競爭十分激烈，日本不僅向美國出口質優價廉的產品，而且還轉移了其最先進的生產技術，以維持自己所占的市場份額。從這一意義上看，美國實際上是日本的一個終端市場。因此，雖然美日貿易摩擦不斷，但美日貿易在日本對外貿易中有著無法替代的作用。相比之下，中日貿易與美日貿易則完全不同，它的迅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中國成為日本企業生產基地的背景下實現的，因此，加工貿易成了中日貿易的主要方式。換句話說，日本企業實際上是在“總公司”與“子公司”之間進行“企業內貿易”——日本的“總公司”將生產設備、零部件等出口到設在中國的“子公司”，由“子公司”負責加工成制成品返回“總公司”。

當然，這并不是說加工貿易比重大就是件壞事。中國缺少技術、資金，但在勞動力成本、生產成本方面擁有很大的優勢，所以加工貿易是目前較為適合中國的貿易方式。事實上，如果沒有加工貿易，中國的經濟不可能發展得如此迅速。但從長遠角度看，中國還是應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調整產品結構，適當降低加工貿易的比重。只有這樣才能為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動力。

3對日出口產品結構得到改善且出口產品中含有較大的進口成分過去，中國對日出口商品大類中，紡織原料及制品一直保持第一大商品的地位，約占對日出口總額的1/3；食品居第二位；機電產品及零部件居第三位，其次為石油礦產品、化工品、工藝品、土畜產品等。而近年來，紡織品、食品的比重逐漸下降，機電產品的比重急劇上升，其比例已超過40％左右。這主要是由于中國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機電產品出口的舉措。它表明：中國對日出口產品不再以紡織品、食品等產品為主，產品結構逐漸得到改善。另外，據有關方面的統計，日本在華投資企業中大約有73％的企業將在中國境內加工的產品出口到本國市場。因此，在中國對日本的出口產品中實際上含有大量的進口成分。以數碼產品為例，索尼、松下等全球知名企業就先后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加工企業，把從日本進口到中國的零部件組裝成數碼相機、數碼攝像機等產品，然后返銷日本。三、中日貿易存在的問題與相應對策

雖然中日貿易目前發展勢頭良好，貿易額逐年增長，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1垂直分工體系未改變中日雙方由于資源的差異性以及在生產技術方面的差距，兩國貿易長期以來一直屬于垂直分工體系。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日貿易屬于單純的垂直分工型。中國對日本出口的商品種類較少，主要是以原油為主的原材料及糧油食品等；而從日本進口的主要是成套設備及其他高附加值的工業制品。8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國制造業生產能力的提高和日本內需的擴大，中國對日出口的產品中制成品的比重不斷增長，由1980年的22.6％上升到1989年的51.5％。與此同時，由于中國加速經濟建設，需大量引進國外先進的機械設備，日本對華出口機械設備占日本對華出口的比重開始逐年攀升。90年代，兩國分工體系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是單純的垂直分工體系。這主要是由于中國不斷調整其產業結構，使出口商品中粗加工制成品的比重逐漸下降，精加工制成品的比重逐漸上升。其中以機電產品出口增長最為明顯。這個時期，中國從日本進口的商品仍然以高附加值的工業制成品為主，主要是機械、電氣設備、音像設備及其零部件等。這些商品占中國從日本進口總額的50％以上。步入21世紀后，隨著信息產業的快速發展，中國對日本出口的商品中數碼產品、IT產品等高端產品的比重開始迅速增加，當然，這些出口品中含有大量的進口成分，兩國的分工體系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但這并非表明兩國的分工體系已由垂直分工發展為水平分工。兩國仍是以垂直分工為主。就以上面提到的高端產品為例，這些產品的零部件都是由日本生產的，中國只是進行組裝，然后再返銷日本或出口到別的國家，形成明顯的日本居上游，中國處末端的垂直分工結構。這種垂直分工體系主要是由兩國經濟水平以及技術水平之間的差距所決定的，因此很難在短時期內改變。中國必須不斷發展經濟，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逐步縮小與日本之間的差距。只有這樣，兩國的分工體系才會發生質的改變，即由垂直分工逐步轉變為水平分工。

2雙邊貿易不平衡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自2002年起中日貿易平衡狀況發生逆轉，中國由2001年的貿易順差轉為逆差，全年累計貿易逆差為50.3億美元。2003年中方逆差達134億美元，2004年208.6億美元，2005年164.6億美元，2006年接近250億美元。出現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有：

(1)兩國出口商品的結構出現明顯的差異。中國對日出口的產品多為低附加值產品，國際競爭力較弱；而日本對華出口則以高附加值的工業制品為主，國際競爭力強。而低附加值產品與高附加值產品之間的價格相差甚遠，兩國的貿易收入出現較大的差距也就不足為奇了。

(2)兩國市場的開放程度不同。中國自加入WTO以來，逐年降低進口關稅，國內市場正在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因此，日本對華出口增長迅猛。而日本則由于種種原因，如保護本國民族企業，設置貿易壁壘阻止中國產品的進入，市場開放空間相對狹小。此消彼長，導致中國逆差急劇擴大。

(3)兩國市場的需求增長速度不同。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國內的需求也開始迅速增加，尤其是對高新技術產品的需求增長最為迅猛；而日本生產的高端產品正好迎合了這一需求，使日本的出口額得以大幅度增加。與此同時，中國對日出口則仍以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為主，特別是食品、紡織品等生活必需品居多；這些產品幾乎沒有什么需求彈性，需求量總是維持在固定水平，所以日本市場的需求增長速度相對慢了很多，從而導致中國出口額無法大幅提高。

為此，中國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在不斷改善出口商品結構的同時，研發出既具有高附加值又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產品，從而扭轉這一局面。此外，在重點發展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同時，還要繼續發展擁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對日出口規模。

3日元的不斷貶值近年來，日元的不斷貶值對中日雙邊貿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中日貿易的一大問題。

首先來看日元貶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中國的出口產品多為勞動密集型和加工貿易型產品，如紡織品、輕工產品、機電產品、農產品等，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生產成本相對較低，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也相應較低，換言之，中國出口產品最主要的優勢在于其價格優勢。而一旦日元貶值，就意味著人民幣的相對升值，如此一來，中國的出口產品價格也就會相對上升，價格競爭力就會減弱，價格優勢不再那么明顯，這對中國的出口就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有統計數據顯示，日元匯率每貶1％，我國對日出口增速就下降0.7個百分點。

其次來看日元貶值對日本出口的影響。毫無疑問，日元的貶值使日本生產的產品價格更具優勢，加之產品質量有所保證，使得日本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大大提高，日本出口額也因此迅速增長。事實上，日元貶值也是幫助日本經濟走出低迷，實現復蘇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此問題，中日雙方應本著友好協商的態度探索出一個令雙方都比較滿意的解決方案，比如在日元貶值的同時，日本可以對從中國進口的部分產品適當降低關稅，以減少日元貶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同時，中國則可以多增加產品的附加值，提高產品的綜合優勢，而不再僅僅依賴價格優勢。

4兩國貿易摩擦增多中日貿易摩擦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90年代，雙方的貿易摩擦就持續不斷。

1993年日本向中國征收硅錳合金的反傾銷稅，1995年日本對中國的棉府綢進行反傾銷，1996年又對從中國進口的純棉綢實施保障措施調查。進入21世紀后，中日日貿易摩擦再度升級。2001年日本對中國的毛巾實施緊急進口限制，同年，又對中國的大蔥、鮮香菇、藺草席實行緊急進口限制。產生貿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

(1)日方設置貿易壁壘。近幾年，日本雖然處于經濟復蘇時期，但并未完全擺脫過去十年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影響，國內經濟仍然不景氣，勞動力成本相對較高，使得本國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弱勢。而中國的這類產品在價格上則占據絕對優勢。因此，日本政府出于保護國內產業的目的，對中國的出口產品設置了貿易壁壘，嚴重影響了中國產品的出口。

例如：在農產品方面，日本是農產品市場保護最多的國家之一。以大米為例，早在1999年，日本對大米進口實行關稅化，將關稅定為351.17日元／公斤(相當于近400％的稅率)，而這幾年，大米的關稅稅率一直徘徊在777％左右；大米的允許進口量只占日本國內消費量的5％。而且從2003年起日本在全國推行“大米身份認證制度”，即凡進入日本國內市場的大米必須標明品種、產地、生產者姓名和認證號碼等，否則不允許銷售。

(2)日方在政治和外交上制造緊張氣氛。近年來，日本政府官員頻頻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在上干涉中國內政，并在的歸屬、東海劃界、俄羅斯天然氣管道等問題上多次制造事端。結果，嚴重影響了中日雙邊關系以及雙邊貿易的正常發展，成為兩國產生貿易摩擦的催化劑。

(3)日本設置雙重生產標準。在雙重生產標準下，日本國內銷售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出口中國的產品質量，導致銷往中國的日本產品頻頻發生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貿易摩擦。

例如：2001年，在中國銷售的三菱帕杰羅越野車的剎車系統頻頻發生故障，其主要原因就是產品實行了雙重標準。日本本國市場上銷售的帕杰羅越野車裝備了ABS防抱死剎車系統，因此不需要安裝感載閥。而當時在中國國內ABS并非必須的裝備，因此，日本三菱為了降低成本，出口到中國的帕杰羅越野車沒有安裝ABS而是安裝了感載閥，導致了剎車系統出現問題。類似的還有：東芝筆記本事件，2005年10月索尼公司六款數碼相機不合格事件等。

針對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可采取以下的對策：

第3篇

［關鍵詞］中日韓服務業;產業結構;彈性模型;自貿區;經濟貢獻率

一、中日韓服務業發展狀況的對比分析

截至2009年中國、日本、韓國經濟總量分別位居亞洲第二、第一和第四。中日韓間相互貿易總額約為2000億美元，其中，中國是韓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是日本第二大貿易伙伴，日本是韓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占各自貿易總額的比重呈逐年攀升的態勢。由此得出結論，建立三國自貿區可消除貿易壁壘，擴大區域市場，推動經濟融合，實現三國互利共贏。

在統計意義上，將服務業等同于第三產業，因此本文采用第三產業的數據來代表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對中、日、韓三國和整個亞洲地區第三產業產值的統計指標對比分析，可以得出三國的服務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1.從服務業規模分析，日本最高，中國次之，韓國最低日本在服務業規模上始終處于絕對優勢，遠遠領先于中國和韓國。在1990年之前，中國和韓國的服務業在規模上接近，都處于較低的規模水平。在1990年之后，中韓的服務業規模都逐漸呈現上升的態勢，且中國的服務業在規模上已超過韓國很多，近年來已超過韓國兩倍。

2.從服務業比重分析，日本高于亞洲平均水平，而中國和韓國低于亞洲平均水平1980年之前，日本和韓國的服務業比重接近亞洲平均水平，之后日本和韓國的差距拉大，中國在1990年之前和亞洲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但1990年后差距縮小，慢慢接近韓國的水平，但韓國和中國離亞洲平均水平均有一定差距。由此可見，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仍與他國有一定差距，中國的服務業的比重仍然較低。

3.從服務業勞動效率分析，日本高于其他兩國，中國最低日本在服務業勞動效率上仍然具有絕對優勢，2006年其人均服務業收入就已達到20000美元。而韓國雖然規模上遠不及中國，但其人均產值遠遠超過中國。2001年起，其人均服務業收入開始超過5000美元，但仍然未超過5500美元/人。而中國人均服務業收入雖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但至今仍未突破1000美元/人。中國的人均服務業收入是日本的3/100，韓國的1/10左右。

4.從服務業平均增長速度分析，中國的服務業平均增長速度高于日本和韓國，并且波動幅度較小中國服務業的環比增長指數高于日本和韓國，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長。韓國服務業增長速度在2003年以后低于亞洲平均水平，日本的服務業也呈現下降的趨勢，且其環比增速在三國中最低。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日本和韓國的服務業有較大幅度的下降，而中國的服務業具有較為穩定的增長趨勢，并未出現明顯的波動。

二、中日韓服務業對經濟發展貢獻的對比分析

Romer(2000)認為，長期經濟增長是由技術進步貢獻的，短期經濟增長源于資本和勞動等要素投入的增加，資本、勞動和技術在一定產業結構中同時對經濟增長發揮作用，對于給定的資本、勞動和技術，不同的產業結構則會導致不同的生產。此處借助于產業結構模型來得出服務業的產出彈性系數，用產出彈性系數來代表三大產業分別對經濟的貢獻。

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描述為:G

v=C+b1 G1+b2 G2+b3 G3+ε其中，Gv代表總產出的增長率，C為常數項，bi(i=1;2;3)表示第i部門的產出彈性，G1、G2、G3分別代表第—25—業的增長率。總產出的增長率的提高是由三大產業增長率的提高所貢獻的。

中國的產業結構回歸模型為:

Gv=0.006254+0.254373G1+0.489068G2(1.448194)(7.339551)(16.10507)+0.231013G3+［AR(1)=0.597876］(5.157927)(3.231903)R2=0.978959 D．W=1.765581日本的產業結構回歸模型為:Gv=0.000441+0.370969G2+0.566097G3(0.243713)(13.87598)(8.629521)R2=0.953885 D．W=2.300672韓國的產業結構回歸模型為:Gv=－0.002479+0.069290G1+0.308469G2(－1.072753)(5.865694)(11.77314)+0.693907G3+［AR(1)=0.402986］(13.94545)(2.273233)R2=0.986505 D．W=1.878896亞洲的產業結構回歸模型為:Gv=0.000736+0.431626G2+0.526373G3(0.305609)(15.19700)(7.757146)R2=0.967214 D．W=2.636709根據各國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綜合來看1982年以來的數據較為平穩，所以以各國1982—2008年的數據得出各國的產業結構回歸模型。模型中括號內的數字為回歸系數的t檢驗值，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以上模型的參數都可以通過t檢驗，調整后的判決系數R2都接近1，這說明模型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具有整體的解釋意義。

D－W統計量都接受檢驗，這說明回歸方程的殘差項已不存在序列相關性。因此，以上方程的參數估計在統計意義上是可置信的。

由計量結果可見，中國的現期總產值不僅受到現期的三個產業部門產出量的影響，還受到前期總產量的影響。但每個產業對總產值的產出彈性是穩定的。中國仍然處于后工業化時期，第二產業仍然是經濟增長的支柱，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超過第三產業。但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與第一產業逼近。對日本的情況進行計量分析，發現模型中第一產業的回歸系數對產出沒有明顯影響，這與日本是一個耕地面積少、工業化程度高的發達島國有關，第一產業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很小，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增長，而且日本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遠高于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且日本經濟增長與生產總值的前期數值關系不大。韓國的三大產業對總產值的產出彈性的影響是穩定的，與中國的情況一樣，韓國的總產值的彈性也受前期總產值的影響。從韓國的三大產業看，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第二、第三產業小，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第二產業的兩倍。韓國的本期經濟增長同樣受經濟總產值前期數值的影響。

將中國的回歸方程與其他兩國相比，發現中國的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遠小于日本和韓國，其值不到日本第三產業貢獻率的1/2，韓國第三產業對經濟貢獻率的1/3。

三、結論與建議

1.適當放寬對服務業的管制，完善服務業的競爭機制

在1997—2002年這一輪經濟衰退中，我國的服務業一度加快了發展速度，為中國經濟走出困境貢獻了相當的力量。不過最近幾年的服務業產值并沒有保持這樣的上升勢頭。服務業的高壁壘和高管制是重要原因，我國的金融、文化娛樂、醫療、教育等重要服務行業都有很高的準入門檻，這嚴重阻礙了資金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入。

如果這些重要領域不能對民間資本充分開放，服務業的整體水平就將很難提升。而想要打破這種局面，首先就是打破管制、破除壟斷。在我國經濟已經高度市場化的今天，應該逐步放開對這些行業的嚴格管制。我們要積極參與服務貿易及國際投資的雙邊、多邊合作，拓展合作范圍、提高合作層次。要有步驟、有計劃地擴大銀行、保險、電信、外貿、內貿、旅游等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同時要不斷引導境外的服務業積極向內地轉移，不斷提高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的整體水平。

2.推進生產業的發展，提高就業率

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各國呈現出高失業的現象，發展生產業對提高就業水平十分有益。如果從中國經濟轉型的宏觀大局看，生產業將是下一步發展的重點。在中國的低端制造業萎縮后，更多企業應該升級或者轉型，也就是重點拓展微笑曲線的兩端或“軟三元”，最終提高中國經濟的整體水平。但是需要注意防止步入服務業的弊端，過度發展無就業增長的服務業。根據中國的國情，中國發展一些初級形態的服務業也同樣重要，在推進生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不能放松對消費業的發展，能使更多底層人群獲得更多就業機會。

3.加快現代服務業專業人才的培養

要適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在現有高等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增設現代服務業緊缺的專業，培養緊缺型的人才。加強崗位職業培訓，推進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建立，建立現代服務業職業資格標準體系。建立完善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機制，培養復合型、國際型的服務業人才。

［參考文獻］

［1］童榮萍．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推動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J］．商場現代化，2006(8).

［2］鄭吉昌，李文杰．長江三角洲地區服務業對經濟發展貢獻的比較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9(12).

［3］王恕立，胡宗彪．我國服務貿易和服務業經濟協同發展的實證研究:1985—2006［J］．國際貿易問題，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