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安全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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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研究背景
微信是騰訊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應用程序，投入使用后以其信息便捷、成本低廉、傳播速度快等特點吸引了眾多用戶。大學生是活躍在微信中的中堅力量。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7年1月22日的第3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6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53.2%，手機網民占整體網民的95.1%。在網民構成中，在校大學生比例約占30%（包括大專、本科、碩士、博士）。2016年4月8日，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的《中國社交應用用戶行為研究報告》顯示，微信使用率為69.1%，在移動即時通信工具中排名第二，活躍用戶已達到5.49億。18～25歲的使用人群比例約占總使用人數的45.4%，其中大學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近年來，微信在大學校園中的使用率直線上升。調查發現，84%的大學生使用微信的時間達到一年以上（包括一年），67.5%的大學生使用微信的主要原因是節省短信費和電話資費等，47%的大學生使用微信是為了關注好友的生活動態。微信與大學生的社交生活息息相關。由于大學生校園生活環境簡單，自身缺乏社會經驗，在微信的使用過程中，其傳播與信息安全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二、研究發現與分析
此次研究選取了西安某高校，采用了網上電子調查問卷的方法，回收有效問卷共200份。樣本的性別構成大致為：男生共129人，占64.5%；女生共71人，占35.5%。專業基本構成為：理工類121人，占60.5%；文史類共63人，占31.5%；藝術類共16人，約占8%。（一）大學生對微信功能的使用呈多樣化。大學生廣泛使用的微信功能有朋友圈、搖一搖、微信相冊、掃一掃、附近的人、微信支付、漂流瓶、公眾號等。收集到的數據顯示，在所有的調查對象中，朋友圈的使用率占80.5%，占據最高比例；公眾號的使用率占75%，位居第二；微信支付排名第三，占42%；大學生使用掃一掃這一功能也占據較大比重，為39%。此外，微信相冊的使用人數占總人數的27.5%，使用搖一搖的人數占總人數的19%，使用附近的人這一功能的人數占總樣本的10.5%，漂流瓶的使用率占7.5%。（二）參與微信活動中潛在的信息泄露途徑分布廣。大學生在使用微信的過程中會參與許多微信活動，如測你的前世今生、今日運勢等測試類游戲，免費抽獎活動，掃碼關注非官方微信公眾號，非正規的砍價活動，微信投票活動，點擊不明微信紅包鏈接等。根據調查數據顯示，仍有28.5%的大學生在參與微信活動時不會質疑主辦方的權威性。根據數據統計，參與微信投票活動的比例為總人數的71.5%，排名第一；掃碼關注非官方微信公眾號的比例為總人數的63.5%，排名第二；測你的前世今生、今日運勢等測試類游戲也占據較高比例，為31.5%；參與免費抽獎的比例為總人數的30.5%；非正規砍價活動的參與率達24%；點擊不明微信紅包鏈接的參與率為13.5%。此類微信活動多是不法分子通過這幾類微信活動吸引用戶的注意力從而達到篡取用戶個人信息（如姓名、出生日期、聯系方式、個人位置等）的目的。例如，免費抽獎類活動往往中獎率極高，用戶中獎后需完善個人信息才可以領取獎品，然而用戶并不會收到什么獎品。這些活動都有自己的后臺服務器，用戶在與其互動中會在后臺留下痕跡，不法分子通過這些痕跡能夠全方位地掌握用戶個人信息。用戶在參與的過程中，后臺服務器會通過游戲向用戶手機植入木馬程序，竊取用戶的銀行卡、支付密碼等造成用戶財產上的損失。（三）大學生能對微信中傳播的個人信息保持一定的警惕，但警惕意識淡薄。大學生在微信中傳播的內容對研究微信的個人信息安全具有重要價值，而大學生在微信中參與的有關活動及其社交行為，則最能說明大學生這一微信使用群體在個人信息與信息安全保護等方面的認識和重視程度。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如下：從收集到的數據來看，50.5%的人認為他們與陌生人交談時不會涉及自身信息，34%的人表示偶爾會，8%的人表示看心情，還有7.5%的人表示會涉及自身信息。另外，關于是否遇到過微信中個人信息泄露的情況，占50%比例的人表示自己可能有，但不清楚。43.5%的大學生經常與自己相關的真實動態，28%的大學生表示偶爾會，28.5%則認為自己不會與自己相關的真實動態。基于此，在個人信息安全意識方面，大致可分為警惕意識強和警惕意識較弱這兩種情況，在調查對象的數量上，二者幾乎是對半存在的。可見，部分大學生對個人信息這一概念比較模糊，對個人信息的防范意識比較弱。根據數據統計，因為參加某個微信活動而收到陌生人的廣告或任何形式的信息騷擾的情況，33%的人表示有，38%的人表示沒有，29%的人認為可能有，但不清楚；遇到類似情況，占50%比例的人表示會提高警惕，拒絕參與；占17.5%比例的人采取置之不理，繼續參與各種活動的態度；還有20.5%的人知道存在安全隱患，但不拒絕活動；有12%的人持其他態度。由此可見，大學生在參與微信活動的過程中，針對信息泄露情況警覺性較差，往往存在僥幸心理，對某些隱含風險的微信活動認識欠缺，致使對個人的信息安全造成了威脅。從對大學生的微信社交行為來分析，整體上大家對個人信息安全能夠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但部分同學的個人信息安全意識仍較淡薄，且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措施不到位，使得在使用微信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較大的信息泄露風險。
三、大學生微信傳播存在的安全問題
（一）自身隱私信息的公開化在問卷調查中發現朋友圈的使用率最高。用戶可以通過朋友圈自由表達情感，并選擇是否分享其位置信息，不法分子通過分析這些信息在聊天中拉近彼此距離，從而成功促成網友會面。例如，西安某高校女大學生在朋友圈其失戀的動態后分享了她的位置，犯罪分子與其聊天后，以會見異性校友的名義要求與她見面，成功后迅速趕到約定地點進行誘拐。另外，瀏覽朋友圈時，大學生很容易被標題化的內容吸引，進而點擊閱讀。這種習慣是不健康的，如果這僅僅是不法分子博得用戶吸引力的手段，那么用戶的點擊就可能會造成個人信息的泄露。（二）參與活動不核實其權威性。關注微信公眾號送小禮品的活動在各大高校中比比皆是，大部分大學生不會考慮自己被要求關注的公眾號的權威性。關注了微信公眾號之后，在微信上與公眾號后臺運營者進行互動，參加一些活動，個人信息很可能會在無形之中被不法分子竊取利用，進而對個人信息的安全造成威脅。（三）輕信微信購物易引發信息泄露及交易詐騙。研究表明，71%的大學生在微信上綁定了銀行卡，這就為“微商”打開了一個年輕的市場。大學生進行微信購物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個人商家的“微商城”“微店”中購物；另一種是從微商或者已經成為微商商的朋友處購買。這樣的交易建立在朋友圈的信任之上，交易成功后，賣家會以要寄出商品為由向大學生索要電話住址等信息。隨著微信購物圈的擴大，微信購物帶來個人信息泄露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同時，大學生群體對商家及商品缺乏辨識能力，交易詐騙頻發。（四）微信紅包“陷阱”。隨著微信的不斷升級和使用，微信紅包功能越來越受大家的追捧。據央視新聞報道，有一種“紅包”以鏈接的形式發給微信用戶，這種“紅包”其實被植入了木馬病毒。它設計的頁面跟微信錢包十分相像，用戶在點擊的時候，個人信息與手機綁定的網銀、支付寶等賬戶就會不知不覺地被人盜用，隨后轉走用戶的錢財，而這一切用戶根本不知曉。調查發現，大學生在遇到不明鏈接時，尤其是微信紅包鏈接，點擊并參與的大學生還占有一定比例，這對個人信息安全存在著潛在威脅。（五）互聯網環境下交友的潛在危險。依托微信的強互動性，微信交友也使大學生群體面臨著來自人身、信息及財務的安全威脅。微信“搖一搖”是微信內的一個隨機交友應用，用戶通過搖一搖可以匹配出與自己同時搖一搖的微信用戶，這種新奇的交友方式極大地滿足了大學生的獵奇心理。自微信推出搖一搖以后，它的使用次數每日多達一億次。正是由于搖一搖隨機交友的便捷性，所以搖一搖對大學生微信用戶的個人信息安全存在著潛在的危險。搖一搖的隨機交友具有匿名性，大學生生活學習的環境單純，戒備心弱，一些不法分子正是抓住了這一特點進行不法活動。例如，不法分子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擬一個化名通過與大學生微信用戶的日常聊天來竊取他們的個人信息。
四、思考與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發現大學生在使用微信的過程中存在信息安全隱患的主要原因有：一方面，媒介自身在運行過程中存在一些漏洞，使得不法分子有機可乘。除此之外，對于一些由微信引起的違法犯罪的案件，我國還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對其進行約束和制裁。另一方面，大學生日常學習生活環境較為單純，社會經驗不足，在個人信息安全方面認識淺顯，防范意識淡薄。針對以上問題，我們將從新媒體素養、微信使用習慣及防范意識三個方面，對大學生在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方面提出建議。（一）加強對微信傳播特性的認識，提高大學生新媒體素養。普及新媒體素養教育，促進大學生正確認識新媒體的效用、正負向影響，正確認識、使用微信成為當務之急，可通過媒介素養教育提升大學生個人信息的防范意識。在微信被廣泛使用的形勢下，準確認識隱藏在微信中的信息漏洞應當成為大學生必備的技能。今后再遇到微信中不明鏈接和不明紅包時，大學生要提高警惕意識，不能抱有僥幸心理，應當避而遠之，防止個人信息被竊取。另外，在微信使用過程中遇到諸如違法犯罪行為時，要明確其危害性并廣而告之。大學生努力提高自身認知水平，將會在今后的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方面變得更加從容。（二）正視微信傳播，樹立健康的微信傳播心態，形成良好的微信使用習慣。大學生良好的微信使用習慣在信息安全保護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在與陌生人的聊天中應盡量避免提及自身信息，杜絕通過這一途徑泄露個人信息。選擇性閱讀與參與微信活動時的謹慎，是形成良好使用習慣最為關鍵的環節，這既要求大學生提高自身素質、增加對內容的辨識度，又要求其樹立正確的觀念，不貪圖小利，不抱有獵奇心理。（三）做好個人隱私保護，提升自身風險防范意識從大學生自身角度來說，要規避微信傳播所帶來的個人信息安全風險，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身風險防范意識。大學生要在微信傳播過程中提高戒備心，不隨意加陌生人；對陌生人要。設置朋友圈權限，與對方交流時刻保持警惕；對微信鏈接中非官方信息的安全性要持懷疑態度，不隨意在不明鏈接活動中填寫與個人信息相關的內容。大學生在享受微信傳播帶來的社交便利和娛樂的同時，更要重視對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
作者:張南 韓珂 馬海燕 單位:西安石油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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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目前缺乏從子女的角度對父母關系感知的測量和研究，更缺乏研究探討其與安全感的關系。而大學生作為嘗試脫離家庭的群體，要開始獨自應對生活、學習和工作中的問題，所面臨的壓力，容易喚起他們的不安全感。在與父母保持一段距離后，他們會如何評價父母間關系帶給自己的感受，這種感受對他們的安全感和特質焦慮又會有怎樣的影響。這些都值得通過定量研究的方法進行探究。因此本研究試圖從積極和消極兩個維度編制用于測量父母關系帶給子女感受的問卷，并探究父母關系感知與安全感和特質焦慮的關系。
大學生父母關系感知問卷的編制
理論建構及初始條目編寫。對5名大學生被試進行了深度訪談，主要側重于訪談對象對自己父母關系的描述、父母關系對自己的影響，尤其是情緒感受層面的影響。另外對15名大學生進行半開放式訪談，就父母關系感知這一主題收集關鍵詞和關鍵句。根據情緒的積極和消極二維理論，按照父母關系帶給子女的積極和消極感知兩個維度編寫和整理問卷條目，獲得33個項目。在15名本科生中進行初步預測，收集反饋意見。并請一位心理學專家和六位心理學研究生對預測問卷題項進行討論評閱，最終根據所有意見對題項和文字進行了相應修改，形成了27個項目的預測問卷。各維度題項隨機排列，采用李克特式5點記分方式。以性別、年齡、年級、專業、生源(農村或城市)，父母是否離異，以及被試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為人口學變量。
項目篩選。探索性因素分析樣本來自北京市某高校一、二年級大學生。發放220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06份。其中男生66人，女生140人，平均年齡19.4±0.9歲；一年級100人，二年級106人；70人來自農村，136人來自城市。驗證性因素分析樣本來自北京市某高校一、二年級大學生。發放300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271份。其中男生105人，女生166人，平均年齡為19.4±1.6歲。176人為一年級，95人為二年級。121人來自農村，153人來自城市。運用t檢驗法對初始問卷進行項目分析，求出每位被試在各維度的總分，并按照總分進行高低排序，區分出高分組(27%)和低分組(27%)。依照高低分組對每個題進行t檢驗。經檢驗，所有題項均達顯著性水平。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對項目分析后的27個項目進行Bartlett球形檢驗，Bartlett值為3911.77，P<0.0001，KMO=0.92。根據理論構想，設定提取因子值為2，得到方差貢獻率分別為33.8%和23.4%，累積方差貢獻率為57.2%。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數據進行斜交旋轉(Promax，Kap-pa=4)，但旋轉后出現多個項目跨兩個因子的情況。在未設定抽取因子個數的情況下，綜合特征值和陡坡圖，得到3個因子。方差貢獻率分別為33.8%、23.4%和5.8%，累積方差貢獻率為63.0%。具體因子載荷及共同性值詳見表1。綜合比較三因子和二因子結構，前者在累積方差貢獻率、碎石圖和載荷等指標上均優于二因子結構，且在理論上也可得到解釋，故選取3因子結構。根據每個因子所包含的內容，結合理論構想，將3個因子分別命名為：因子1，父母關系消極感知，共14個項目。因子2，父母關系積極感知，共9個項目。因子3，父母關系絕望感，共4個項目，表示個體對父母關系絕望的感受，是比消極感知更加強烈的負面感受。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使用Amos7.0對27個項目的父母關系感知問卷進行三因素模型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極大似然估計法檢驗模型的擬合程度，結果(見表2)發現，初始模型的擬合指數稍不理想。根據理論分析和修正指數、殘差值的提示，刪除不合適項目，并允許同一維度內修正指數較高的10對項目之間的殘差相關，最終確定三個因子：①父母關系消極感知，共12個項目；②父母關系積極感知，共9個項目；③父母關系絕望感，共4個項目。
父母關系感知問卷的信度檢驗。信度分析樣本采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樣本，即有效問卷271份。另外請50名大學生間隔兩周填寫兩次問卷，以獲得重測信度數據。檢驗結果表明，問卷各維度的Cronbachα系數分別為：父母關系消極感知0.92，父母關系積極感知0.91，父母關系絕望感0.84，總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6。三個維度的分半信度分別為0.87、0.86和0.85。重測信度分別為0.79、0.75和0.76。
父母關系感知問卷的效度檢驗。根據本研究編制問卷的研究假設，使用BFS心境量表[10]、安全感量表[5]（SecurityQuestionnaire，SQ）和特質焦慮量表（TAI）[11]作為效標效度工具。采用BFS心境量表與父母關系感知問卷同時施測，有效問卷為206份（男生66人，女生140人，平均年齡19.4±0.9歲）。同時施測安全感量表、特質焦慮量表和父母關系感知問卷，樣本同驗證性因素分析。父母關系感知與BFS情緒量表、安全感量表和特質焦慮量表的相關分析結果分別見表3、表4。在結構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表明問卷具有三因子結構，符合研究設想，問卷具備較好的結構和理論效度。另外，父母關系感知問卷各因子間呈中度相關或不相關，說明因子間具有一定獨立性；各因子與問卷總分的相關較強，說明各因子都是總問卷的組成部分。見表5。
大學生父母關系感知的特點及其與安全感和特質焦慮的關系
大學生父母關系感知的特點以父母關系感知的三因子為因變量，性別、年級和生源地為自變量做多因素方差分析（MANOVA），結果表明各因子在性別、年級和生源地上均不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性別在父母關系感知上的主效應顯著(F=8.68，P<0.05)，年級在父母關系消極感知和父母關系絕望感上主效應顯著(F=6.47，P<0.05；F=6.00，P<0.05)，生源地的主效應不顯著。事后檢驗表明，男性的父母關系消極感知得分顯著高于女性（34.24±12.95，30.62±11.38；t=2.25，P<0.05）。大二年級學生的父母關系消極感知（30.07±10.92，35.21±13.37；t=-3.17，P<0.01）和父母關系絕望感（9.59±2.40，10.72±2.98；t=-3.13，P<0.01）均顯著高于一年級。選取父母關系消極感知、父母關系積極感知和父母關系絕望感三個變量做聚類分析（ClusterAnalysis）。采用Ward’sMethod和SquaredEuclideanDistance進行分析，發現群數為3個最為適宜。單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用于聚類的3個變量在不同類型上均差異顯著，三個變量對分類都有貢獻。詳見表6。進一步的事后檢驗（LSD）發現，類型1、類型2和類型3在父母關系消極感知因子上的得分依次為類型1<類型2<類型3，其差異均達到0.001顯著性水平；在父母關系積極感知因子上的得分依次為類型1>類型3>類型2，其差異均達到0.05-0.001顯著性水平；在父母關系絕望感因子上的得分依次為類型1<類型2<類型3，其差異均達到0.001顯著性水平。定義類型1為父母關系最好型，所在組被試（占總被試量的45.8%）感知到的父母關系積極感受最強烈，消極感受最少；類型2為父母關系中等型（占總被試量的33.2%），所在組被試感知到的父母關系處于中等水平；類型3為父母關系最差型（占總被試量的21.0%），所在組被試感知到的父母關系積極感受較少，消極感受最強烈。父母關系感知類型的性別分布存在顯著差異（χ2=8.47，P<0.05）。女大學生感知到更多的父母關系最好型，
不同父母關系感知類型的大學生的安全感和特質焦慮以父母關系感知類型為自變量，安全感和特質焦慮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見表8。不同父母關系感知類型在安全感和特質焦慮上均存在顯著差異。事后分析（LSD）發現在人際安全感上，父母關系最好型顯著高于父母關系中等型(P<0.01)，父母關系中等型顯著高于父母關系最差型(P<0.01)；在確定控制感上父母關系最好型顯著高于父母關系中等型（P<0.001），父母關系中等型顯著高于父母關系最差型（P<0.05）；在特質焦慮上父母關系最好型顯著低于父母關系中等型（P<0.001），父母關系中等型顯著低于父母關系最差型（P<0.05）。2.3.3父母關系感知對安全感和特質焦慮的回歸分析采用逐步回歸（Stepwise）考察父母關系感知對安全感和特質焦慮的預測作用。結果表明，父母關系感知中的父母關系消極感知和積極感知兩個維度對人際安全感、確定控制感和特質焦慮的預測作用顯著，其解釋率分別為20.9%、26.0%和23.1%。見表9。
討論
三維度、25個條目構成的父母關系感知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測信度都滿足心理測量學標準，結構效度與效標關聯效度也符合要求。本研究中男性的父母關系消極感知得分顯著高于女性，這與已有的研究存在差異。曾有研究表明，在父母發生沖突時，女孩在情緒反應方面的得分高于男孩[12，13]。這表明可能男生不會像女生那樣表達自己的情緒，但對父母關系的消極感受可能更強烈。大二學生的父母關系消極感知和父母關系絕望感顯著高于大一學生。這可能因為大一學生剛剛離開家庭，進入學校的新環境，對家庭比較留戀，對家庭氛圍和父母關系的消極感受相對較弱。
第3篇
大一學生已經成年，生理與心理已經漸趨成熟，為人處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與能力是相對較強的。在安全意識與安全教育這一方面，大學生自身也具備了良好安全意識、防范意識、辨別危險因素的能力與意識、一定的自救與他救意識與技能。但是，由于很大部分大學生缺少一定的演練，導致他們在遇到危險時，不能立即作出正確的判斷，或者行為反應過慢，不利于在第一時間排除危險因素。更為嚴重的是，大部分大學生，連最基本的安全設備的使用都沒有完全掌握，比如滅火器、安全錘的使用等。而面對問題時表現出來的靈敏、機智以及相關的技能，都是在課堂上無法用理論講授來讓學生完全掌握的，必須通過實實在在的演練才能熟練地掌握、正確運用。
2提高大學生安全教育課教學效果的建議
2．1以案例討論為主，理論講授為輔
在大學生安全課的教學過程中，使用案例討論法進行教學，是比較好的一種教學方式。[3]案例教學講究的是在教學過程中，案例的恰當的植入、分析，最終目的是啟發學生的思考。而案例恰當的植入，意味著不同的專題要采集不同的案例。案例的采集，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而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案例采集過程中，必須注意案例的類型、層次與多樣性。案例的類型廣、層次多、才能盡可能地通過教師的講授，把現實生活中學生可能遇到的不同類型的安全隱患進行全面的歸結與講解，以讓學生在今后遇到類似的問題時更快速地作出正確的反應，脫離危險。案例法的使用，其中涉及到一塊很重要的內容，即學生針對案例進行的有序的討論。討論是學生將教師所授內容進行內化而必經的一個過程。在討論的過程中，能夠強化教師所授的關于安全方面的知識與技能，同時，通過學生本人的思考，把知識與自我的認識進行整理、歸納，形成學生自己全新的安全觀、技能觀。其實，這就是案例討論法在教學過程中促使學生將所學的理念進行內化而成為自身的理論、意識、行為規范的過程。
2．2以專題教學為主，完善、優化任課老師的專業結構
目前高校安全課課程教學任務從始到終都是由一位固定的教師來完成的，使得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比如，有的教師善長國防安全教育，有的教師善長消防安全教育，有的教師善長食品安全教育，有的老師善長網絡安全教育等等。由于不同的教師善長的內容不同，導致有些教師在講授自己不熟悉、不善長的內容時，教學效果不佳，課堂氛圍不高。因此，最佳的方法便是在教學過程中，不同的教師擔任不同的專題教學任務、工作，促進教學質量與教學效果的提高。專題教學，就要求，在排課時，根據每個任課教師的特長或者專業，安排相關的教學任務。因此，對于優化高校安全教育課程任課教師的專業結構是非常有益處的。
2．3重視課堂互動，提高學生學習的氛圍
傳統的教學方式歷來都是教師在課堂不間斷地講授知識，學生不間斷地作筆記。但是，隨著教學方法改革的不斷推進，以及為了全面提高學生各方面的能力，現代課堂教學純理論講授的方式已經一去不復回了。這要求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必須重視與學生的互動。重視與學生的互動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注意提起學生的互動意愿。就安全教育課來講，主要是多提對學生有意義的問題，有利于啟示學生的反思的互動例子，從而激起學生互動的意愿，刺激學生與教師互動的行為反應。另一方面，重視課堂互動，就必須讓學生在課前做好充分的準備。上課前，教師應該督促學生提前預習，交收集相關的信息，以便讓學生在課堂互動時使用。學生對自我的形象、包括外在形象、學習形象是非常重視的，如果學生課前準備不充分，害怕說錯話，那么，在課堂互動中就不積極、不主動，導致班級課堂互動受到影響。
2．4適當增加安全演練的次數，增強學生自救與互救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