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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首先是找出生字生詞。一位老師要學生按照課后的生字表找出課文中的生字詞；而另一位老師則是要學生找出自己不熟悉的生字詞。結果，第一個班級的學生找出的生字詞是相同的，而第二個班級每一個學生有每一個學生不同的生字生詞。

然后是記憶生字詞。一位老師為同學們想出了記憶的方法，要同學們按照這些方法去記憶；而另一位老師則要求同學們研究各自記憶生詞的方法。

其實，在這兩個不同的做法背后，反映了兩位老師不同的教學觀。第一位老師關注的是生字生詞，是教學內容；而第二位老師則“目中有人”，他更加關注每一位學生的發展。

事實上，在新的課程理念下，教學過程不再是一個同步的，而是一個異步的、發散式的思維過程，不同的學生沿著不同的學習路徑，完全可以建構出相同的結果。學習者獲得知識的多少取決于學習者根據自身經驗去建構有關知識的意義的能力，而不取決于學習者記憶和背誦教師講授內容的能力。新的課程理念提倡一種更加開放的學習。對每一個個體來說，這種開放的學習在學習方法和學習結果上都可能是不同的。

我想起了課堂上一個有趣的細節，當老師要同學們按照統一的方法記憶“蛙”字時，大家齊背老師早為之編好的口訣，不想一個小同學“呼”地站起來，他的臉漲得通紅：“老師，我媽叫夏永桂，‘桂’字換換偏旁就是‘蛙’字。”這下惹出事來了，老師還沒回過神來，又有一些同學站出來：“老師，我爸爸書房里掛著一張畫，畫的就是青蛙和荷花，上面的‘蛙’字寫得特好玩。”“老師，我奶奶說青蛙肉不能吃。你看它帶一個‘蟲’字呢。”……這些同學似乎在告訴老師，口訣是不需要再繼續背下去了。我們記住了，但不是按照口訣記的。

知識是客觀的。但是對于知識的理解和賦予的意義都是每個人自己決定的。事實上，孩子們正是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來構建現實，或者至少說是在解釋現實的。他們的個人世界總是用自己的頭腦創建的。由于他們的經驗以及對經驗的信念不同，于是他們對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我們的教學應該特別注意以原有的經驗、心理結構和信念為基礎來構建新的知識。

第2篇

[關鍵詞]精英教育；大眾化；高等精英教育；內涵

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人學率已經超過15％，高等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階段”進人到“大眾化教育階段”。高等教育走過精英教育階段后，在大眾化教育階段還要不要精英教育，對此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雖然承認大眾化教育階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卻混淆了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本質區別；一些學者僅從“大眾化”概念的表象出發，試圖用“量”的擴張來說明“質”的下滑的合理性，進而對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質疑。

對“精英教育”這個概念在認識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導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實踐上的各取所需，進而對高等教育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因此，重新審視“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科學內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精英教育是伴隨教育發展過程而出現的一個概念。當教育發展成為一種特權之后，它只能為所謂的“精英階層”所享有。這其實就是一種為“少數人集團”服務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譯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權力、才能、財富等而被視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會集團”[1]，很顯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標準，當時所謂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隨著教育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日漸明顯，歐洲各國也越來越重視精英教育。對精英的選擇逐漸擺脫了“政治經濟的階層”標準，而偏重于通過心理測驗等等精確而公平的選擇方式[2]。1957年，前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美國朝野震驚，以科南特、里科弗為代表的要素主義教育學者猛烈抨擊美國在與前蘇聯腦力戰役中失敗的原因是“對優秀智力的漠不關心”，強烈呼吁要重視“智慧的訓練”[3]。美國隨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規，特別是1958年《國防教育法》出臺，提出“為了國家安全必須選拔我國大批的天才兒童，并努力進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國家存亡的高度，這一時期，精英教育的發展可謂登峰造極。至此，不論歷史上關于精英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種優秀人才的培養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訓經過嚴格選拔的學生，以使他們適應需要高標準和高度創造性的腦力工作”[5]，這是從人才培養質量的維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詞，它既適用于基礎教育領域，也適用于高等教育領域。1973年，馬丁·特羅教授根據他對美國高等教育歷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人數占全部適齡人口的比例(毛入學率)，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劃分為精英教育、大眾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個發展階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學率小于15％的階段定名為精英教育階段，并總結歸納出這一階段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和特征。他的有關論文報告在OECD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發表后，“精英教育”階段這個概念被世界各國教育界廣泛認同，并用以衡量本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成為按照量的規定來劃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稱謂，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第一階段的標識。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備了雙重涵義：或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精英教育階段，或指一種以培養社會精莢為目的的人才培養模式。當從后一個角度來使用精英教育一詞時，人們往往習慣于按照高等教育發展第一階段(精英教育階段)的一些質和量的特征來把握它的涵義。

正是因為精英教育這一概念在發展過程中有了較大的變化，所以對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現了很大的分歧。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之后，人們對“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過去的基礎上，而忽視了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所謂“精英教育”的必然聯系與本質區別。一些學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為一種人才培養模式，但對精英教育的范圍界定也存在較大差異。有的學者認為“精英教育”是專指高等教育領域的人才培養模式；有的學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層次的碩士生、博士生教育視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專、高職層次的教育均統一到大眾教育[6]；有的學者則堅持精英教育至少有兩大塊：一塊是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塊則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所培養的本科精英人才，也應屬于精英教育[7]。還有一些學者指出，精英教育涵蓋國家的整個教育層次系統，即不論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護精英教育，政府必須支持、保護、發展精莢教育，這是政府和全社會的責任”[8]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的創始人馬丁·特羅教授的這段話，表明精英教育在大眾化教育階段不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眾化教育階段畢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階段。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以后，高等教育不僅表現為量的擴張，還主要表現為質的轉變，即在教育觀、教育功能、課程與教學形式、學生經歷、領導與決策、學術標準、學術管理、入學與選拔、院校管理等方面發生根本變化”[9]。如果說前一階段對精英教育的把握還主要是從“量”上分析，那么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則更強調“質”的突破。

隨著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斷拓寬，內涵在不斷豐富，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價值取向上已經大相徑庭。如果不給“精英教育”賦予新的內涵，或繼續用前一階段的精英教育模式來指導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質的精英教育發展得不到保證，而且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也會受到阻礙。

首先，兩個“精莢教育”不是同一個概念，其內涵存在質的區別。前一階段的“精英教育”雖然也包括“培養模式”意義上的涵義，但其本意是對高等教育發展過程階段的劃分，是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這一發展階段的指謂。雖然馬丁·特羅教授本人也承認，這一數值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不是一個固定的區別標準，各國可以對精英教育階段標準進行新的劃分[8]，，但15％這一數值畢竟得到了多數國家和學者的認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劃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功能，而是專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終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這種人才培養模式在質上具有規定性，但在量上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由于各國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其精英教育規模不可能用一個標準或尺度衡量，它是一個動態數值，其決定因素既有國別間的橫向差異，也有一個國家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縱向變化。其次，兩個“精英教育”的教育對象選拔墓礎存在質的差別。在精英教育階段，因為人學人數極其有限，整個高等教育系統均被視為精英教育。進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對象是進入高等教育的全體學生，其教育對象選拔的基礎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其毛入學率的計算基數是全體適齡人口數。在精英教育階段，“精英教育階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同人才培養模式)基本處于“全包”的關系，而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發展階段不是“全包”的關系，它本身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二者屬于“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大眾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對象，不再是全體進入高等教育的學生，而是其中一部分優秀學生。因此，其選拔基礎應是可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少數優秀學生，其計算基數不再是全體適齡人口數，而是高等教育的總體規模。

由此可見，在精英教育階段，整個金字塔都被視為精英教育，而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優秀學生。盡管大眾化教育階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斷擴張，進入金字塔的門檻也在降低，但進入塔尖部分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第三，兩個“精英教育”的實施主體在學術地位上存在質的差別。前一階段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較少，既然同屬“精英教育階段”，也就基本上承擔了精英教育的任務，其教學計劃和人才培養目標沒有多大的區別，因而也就不存在重點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間的分野。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與高等教育多樣化的過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9]。特羅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樣化定義為“對應于規模的擴大，新階段的要素成為制度和結構，整個高等教育多層化、多元化的過程”[5]。可見，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種類、形態和職能呈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高等教育資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競爭中必然進行分化和重組。高等教育機構在國家的宏觀調控和高等教育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在層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專科教育，在辦學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學研究型和教學型進行重構，并帶來辦學職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養目標和辦學目標的重新定位。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機構承擔，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機構和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的專業學科來承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現出國際化趨勢，現代性和開放性更加顯著，學校的目標定位不再滿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強調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對精英學生的吸納也跳出了本國的界限，向世界開放招生，表現出跨國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學選拔標準將出現質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階段，高等教育入學選拔標準一般采取剛性指標，其衡量學生能否入學的標準都是一維的，剛性的，并且實行全國統一考試和統一招生。不管考生報考何類學校，都是采用一個評價標準。雖然國家通過改革招生考試制度，對考試科目和內容進行了改革，錄取分數線根據各省(市、自治區)的招生指標劃定，但結果是照顧了“公平”而犧牲了“效率”。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后，隨著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和社會對各類人才需求多樣性的凸顯，多樣性必然成為大眾化教育階段的重要特征。這種變化隨著高等教育機構辦學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現多樣化的入學選拔方式，這在已經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的國家可以得到證明。大眾化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入學選拔方式在向柔性化、開放式轉變的同時，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而對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歷史使命決定了入學選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開放式”與“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的統一，并側重后者。因此，國家對高等教育關注的重點要逐步由面向“全體”的高等教育轉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層面，實行全國統考統招，為優秀考生進入精英教育機構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將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對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內涵缺乏正確的理解，因而出現許多有違精英教育規律的現象。例如，不了解現階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學校不顧自身的歷史和條件，盲目追求發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為其難地搞所謂精英教育。又如，沒有弄清現階段精英教育的入學選拔方式是“柔性化、開放式”與“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的統一，有的精英教育機構在招收學生的時候沒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選擇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優秀青年被人為地邊緣化，而一些不該或本不適合進入精英教育機構的青年卻搶占了這些優質資源，使精英人才的選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機構為了眼前的利益，明顯越位，搞短期行為，發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爭奪非精英教育生源。這些現象既損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嚴重阻礙了我國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大眾化教育階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階段劃分的數量概念，兼具“發展階段”和“培養模式”的雙重涵義，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是建立在適齡青年總量基礎之上的數量概念。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一個階段，而是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二階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總量基礎之上的數量概念。前者側重強調量的劃分，而后者側重強調質的本質。基于以上認識，筆者建議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賦予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義：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總量基礎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機構承擔、具有質的規定性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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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趙沁平．精英教育：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人才培養理念[J]．高等教育,2004，(8)：26．

第3篇

實施素質教育首先是思想觀念的轉變，而思想觀念轉變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在實施素質教育過程中進行德育滲透，充分利用素質教育的主陣地——課堂，對實施素質教育的主體——學生，進行思想滲透和灌輸。如何加強職業學校各學科的德育滲透，是當前教改中一個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在全社會普遍重視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大氛圍下，學校作為專職教育單位，“把德育放在學校一切工作的首位”已是我們的共識。加強對學生進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紀教育和心理品質教育，對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起著主導的決定性作用。為了推動“課課有德育，人人是德育工作者”這一教育理念，積極開展“各學科滲透德育”，拓展德育陣地，增添德育渠道，豐富德育形式，擴充德育內容，使學校傳統美德特色教育在學科滲透中增添新的時代內涵，在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作為我們職業學校不僅要對學生進行“五愛”教育，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還要特別加強職業道德教育、職業理想教育和創業教育。

各校在課堂教學滲透德育的實踐中，注重經驗總結、方法、交流。職教中心搭建平臺，學校在教學工作中選拔出學科滲透教學能手，結合職業學校學生實際、專業特點、學科特色，提供一個研討機會。通過此次活動提出符合職業學校特色、結合學生實際、行之有效的學科滲透德育工作的好辦法，以點帶面，以促進學校德育工作的開展。

各學科各顯神通，德育進課堂形成大氣候。“課課有德育，人人是德育工作者”提出以來，各科教師在德育滲透方面積極探索、努力實踐，根據各學科特點、學生年齡特點以及學校各年級傳統美德特色教育主題，各自形成了一套滲透德育的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如：語文教師結合教學的思想內涵，挖掘教材的德育因素，激發學生情感，創設情境等方法感染和教育學生，培養學生自信心，教會學生做人。旅游地理課通過小組合作學習，培養學生健康向上的職業道德素質，創設民主愉快氛圍，使學生形成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計算機專業課培養學生愛護機房設備，遵守機房規則的良好習慣；培養學生良好的計算機使用道德；培養學生協作精神。服務專業課注重了課前、課間、下課前的準備、服務等的培訓，培養學生吃苦耐勞精神，樹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思想意識。數學課上教師通過數學課上教師通過向學生傳授上下五千年中華民族在數學發展史上的燦爛歷史，使學生在學習中增強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同時在教學中通過“問題——解決”的模式，培養學生沉著堅毅的品格和不怕困難、不怕艱苦的心理品質。電子專業課用鮮活的例子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辯證唯物主義教育、意志品格教育、審美教育。德育課結合政治課通過“四結合”的方法，發揮了德育主陣地的作用，結合教材內容進行傳統美德教育，注重學生高尚情操的陶冶、健全人格的塑造，培養學生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熱愛學校、熱愛自然的情感；結合時事政治，開展公民道德教育；結合社會熱點，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并指導學生寫調查報告或小論文，通過探究社會問題，激發社會責任感；結合學生在家庭、學校、社會生活中的行為規范進行教育。英語學科的德育過程，是根據教材的總體內容，將外來優秀文化、現代文明與健全人身融為一體的教育過程。利用英語格言、警句、祝福語等滲透思想道德教育，教師們努力挖掘英語教材中極為豐富的德育資源，恰當運用各種傳統的、現代化的教育媒體，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當好一個設計者、組織者、材料提供者、鼓勵者、參與者、評價者。在教育教學改革的大潮中，按照英語教學的自身規律，自覺地培養具有高尚人格、美好心靈和豐富知識的一代跨世紀新人。

“課課有德育，人人是德育工作者”深入人心，及時總結，充分交流，提升德育工作水平。使未成年人在學校能時時處處受到傳統美德精神的熏陶，從課堂中得到科學文化知識和思想道德的“雙豐收”，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中發揮了積極有效的作用。今后，更加深入挖掘教材內涵，在德育滲透方面積極探索、努力實踐，根據各學科特點、專業特點、學生年齡特點以及學校各年級傳統美德特色教育主題，使德育滲透科學化、經常化、系列化，來指導我們今后的教育教學工作，使職業學校的教育教學更上一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