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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合同法起源于權利和義務，而權利與義務是在履行合同法的階段，訂立合同的雙方能夠決定的合同內容。普遍說來，合同法的本質就是，合同法的當事人也就是權利義務的持有人，可以不受外界的干擾因素影響，完全按照各自的自由意志制定條款，只要雙方合意就可以構成。這些因素是合同法正常履行的前提條件。前提的構成體現在要約和承諾兩個環節。無論是何種合同的確定都要在法律規定條件下完成而不能脫離其他因素而存在，合同條款必須有公平正義的內容，不能違背社會共同利益。如果法律只是一味的保護合同訂立雙方的意愿，按照他們的要求來進行，那么合同法的效力將要面臨被質疑的危險。所以，合同的條款制定雖然要依據人的意志，但并不是說法律會一味保護雙方的意志。合同中有錯誤條款和不合法律的條款，法律有必要對條款進行審核和改正。現代社會合同法的訂立的牽引主要是利益，所以基于雙方的信任才可以建立起最后讓雙方合意的法律條款。承諾是基于信任，所以信任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對承諾和要約進行明確清楚的分析是必要的，要分清楚要約人和承諾人，先確定部分條款，在根據雙方的商量確定剩余部分，最后組成一個完整的合同。

對于合同法的司法實踐內容，合同法會對某些因素進行保護，體現公民的社會價值。比如，如果合同危害第三方利益則宣布無效，這個規定符合基本的倫理準則，公眾的利益要遠遠大于個人的利益；不符合規范制定的合同不受法律保護，因為法律是嚴謹的，它反對輕率的行為尤其是法律行為，合同法一定要具備一定的要式和規程；當合同出現漏洞，又重新需要變更時，要用法律條款進行補充，這樣的規定使合同法的效力大大提高。合同訂立雙方共同利益的實現離不開當前社會完整的法律架構。對于權利和義務的問題，對合同法的倫理分析要注意做到權利與義務的協調統一。只有這樣才能為合同法的發展奠定基石。

二、誠信問題的倫理分析

誠信是合同法的靈魂和履行的基礎條件，始終抓好誠信問題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合同是在雙方獲得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訂立的，那么就出現了對誠信準則的挑戰。誠信問題的倫理分析特征鮮明，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合同法的誠信問題有道德規范特征。道德規范是誠信存在的基礎，尤其是社會不斷發展的現在，合同法的順利實施需要雙方遵循道德規范。在以前，誠信原則僅僅應用于商業活動中，隨著觀念的更新和經濟的發展，誠信原則應用范圍擴大了，并作為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存在，說明了它的地位。誠信原則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不斷凸顯出來。二是合同法的誠信問題有法律特征。合同法在完善和發展中逐漸被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誠信原則超出了道德的規范，具有了法律特征重要性升級，換句話說，誠信問題是道德規范的法律化，所以誠信原則必須要被遵守。三是合同法的誠信問題有雙重特征。雙沖特征說的是誠信原則是道德規范和法律的綜合體，具有雙方的特征又不同于任何一個。合同法的誠信原則作用發揮的過程體現出了道德和法律的雙重調節功能。四是合同法的誠信問題有抽象特征。單純意義上看誠信問題，概念是比較含糊的，側重于思想層次，合同法的誠信原則適用于幾乎所有的條款，內容豐富、意義重大。

從以上幾個方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合同法的誠信原則在實際應用時十分靈活，對于多種情況的應對提供了準則。從合同法的倫理角度考慮，誠信發揮著巨大功能。它可以為合同雙方權利的行使和義務的履行提供有效指導；有助于促進合同評價功能的發揮，借助雙重功能，使誠信的道德功能和法律功能相互補充，彌補不足，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三、合同法內在價值問題的倫理分析

在司法領域，訂立合同法的目標是約束規范現實生活。合同法會將現實中利益相關者因合同建立的關系變成內在價值。任何一種行為都是受到內在價值影響的。法律可以實現人際關系的平衡，即使在理論上不能夠完全確定內在價值，在應用法律的過程中應該結合實際和以往經驗，考慮到合同法內容的內在價值和倫理價值。在合同的實現過程里，每個條款都要做到體現當事人的意愿，實現人的內在價值和倫理價值，最終獲得全部的認可。人的內在價值的肯定可以提高他們對于合同的認同感和對社會的歸屬感，當自身被尊重時，他們會更加樂于給予社會和法律尊重，這樣雙方約定的成立和合同法效力的實現都有了保障和意義。在遵循法律的基礎之上，當人們按照自己的意愿實現了內在價值后，對合同法條款履行的積極性就會大大提高，進而提高合同法履行的質量和效率。

四、精神損害和懲罰性賠償的倫理分析

合同法訂立賠償內容時規定：出現合同違約現象承擔責任主要是財產賠償，不將驚聲損害賠償包括在內。除非是出現了違約不僅僅造成了受害人的人身損害還人格意義上的傷害的財產損害的情況，違約人要承擔的責任也僅僅是民事責任不具備懲罰性，這樣的規定在倫理分析上不得不提出疑問。違約責任制主要是為保障人們在利益受損后需要的補償，補償的作用在于增加人們對社會信用的信賴和期待，保護人們的實際權益和內在價值的實現不受侵害。合同法應該將人們受到傷害后期望得到的賠償看作是現有價值，這樣的責任早在合同條款的制定之時就存在，不僅僅是在履行的過程中。在有些合同法的訂立時，規定是一方向另一方提供快樂為目的交換獲得對等的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出現違約現象，只是要求進行財產賠償而忽略精神補償就完全偏離了違約責任制度的訂立本質。即使精神的賠償有時候并不能達到最后的目的，但是金錢并不是萬能的，金錢起不到精神補償的作用，所以精神賠償還是十分重要的。懲罰性賠償問題是違約責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懲罰性的賠償可以有效糾正和彌補道德的偏差，是承擔違約責任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少人采取各種隱蔽方式和不正當的手段違約獲取經濟利益而不被發現，這個時候懲罰性賠償不能阻止人們的違法行為。又或者有部分人用零散的違約行為迫使受害人在計算成本和損失之后放棄求償，這樣都無視了懲罰性賠償的重要意義。懲罰性賠償是將違約人員的道德不法利益交給受害人，這大大促進了懲罰性賠償的力度，也促進了社會的公平正義。法律的存在雖然不能阻止所有違法行為的發生，但是在很大層面上，法律為減少違法行為做好了鋪墊。執行懲罰性賠償制度可以保護合同訂立雙方的利益，何樂而不為呢。

五、總結

第2篇

    根據我國《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6條的規定,當合同成立生效后,發生了情勢變更,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根據案件的實際來確定是否變更或者解除。這就指出了情勢變更原則的兩大法律效果:變更合同和解除合同。當發生情勢變更,當事人一般首先考慮的是變更合同,這是為了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對于合同的客觀情況變化后所帶來的顯失公平的現象,變更合同可以較好地解決;當變更合同已經無法消除因顯失公平而帶來的后果,合同已經沒有繼續履行的必要,這就要解除合同。筆者認為,并非要有按順序先變更合同然后再解除合同。當情勢變更影響合同的效力帶來顯失公平或履行沒有意義時,當事人可以選擇其中一種。情勢變更原則給合同的效力帶來的這兩個影響,其理論依據是源于合同的有效要件,情勢變更原則會對合同的法律效力產生了變更或解除的影響,這就說明了合同的有效要件出現了瑕疵,要消除瑕疵,恢復合同的有效性或者否定合同的有效性,這直接影響了合同的履行、變更以及解除。關于合同的有效要件,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

    (一)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時要具有相應的行為能力

    這就是說合同的主體能夠獨立地訂立合同并承擔訂立合同所帶來的權利義務。在我國,由于合同不同,訂立合同的民事主體不同,法律就對合同訂立主體的意思表示能力以及對外承擔法律后果的能力會有不同的要求。根據我國民法,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為的自然人、依法取得資格的法人或其他組織,才有訂立合同的能力,這是對一般合同而言。對于某些特殊合同,例如訂立煙酒合同的合同主體,還應取得由國家批準的煙酒經營資格。

    (二)合同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的意思表示的真實性

    意思表示真實,是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客觀上的含義與當事人的內心期待是相符的,它有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與內心意志相符;二是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是自愿做出的,不存在脅迫、欺詐、乘人之危、重大誤解和顯失公平的情形。合同生效就要求當事人訂立合同時的意思表示必須真實,這是一種價值評斷,是對合同當事人合意的一種評價。

    (三)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時必須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情勢變更原則對合同效力的影響,從合同的生效要件來看,是意思表示真實的要件及不得違反法律要件,在合同成立生效后就發生了瑕疵。

第3篇

（一）限制價值的基本含義

契約法理論認為，對契約自由的絕對放任會使其背離契約正義。因此在承認契約自由的前提下，又要通過一定的限制以防止私人權利的濫用導致的實質上的不平等、不公正。梁慧星教授曾指出：“作為近代民法理念的社會正義，只是形式正義。”在合同法中，完全的自由體現的只是一種形式價值，只有加以一定的限制，才能真正實現實質價值。所謂的限制，就是對自由范圍的界定。在充分保障意思自治的基礎上，當事人在進行交易的過程中，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不能損害相對方的合法利益，更不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在合同法中限制價值往往體現為強制性條款或半強制性條款，其含義重在強調交易主體義務的履行。

（二）限制價值的實質意義

“法律的真諦在于相對的自由”，給予自由一定的限制方能實現合同法中的實質價值，因此限制價值在合同關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首先，它是實現實質正義的必然要求。當事人間的意思自治，必須以給付與對待給付等值性為基礎，合理分擔當事人間的交易風險與負擔，才能實現實質正義與公平。限制價值就是通過規制個人本位導向以推動實質正義在合同法中的實現。其次，限制價值有利于平衡各種利益關系。就當事人利益而言，限制有效地防止了一方利用其強勢地位侵犯相對方的合法利益，從而保持了交易雙方利益的大體均衡。從社會公共利益而言，限制價值將交易主體置于公共利益的框架內，從而在市場交易中很好地平衡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再者，限制價值有利于規制市場交易秩序。在動態運行的市場交易過程中，交易主體自由的完全實現往往會引起諸多矛盾和沖突，只有將自由限定在合理的范圍內才能保障市場交易活動的正常運行，實現公平合理的交易秩序。

（三）限制價值在合同法中的制度體現

1．強制締約制度。我國《合同法》確立了強制締約制度（如第230條、第289條），規定當事人負有應相對人的請求強制訂立某些合同的義務。強制締約制度排斥了締約自由和選擇相對人自由，但在合同一方處于明顯優勢的情況下，若不強制締約則會損害到社會公共利益。對于從事社會公共服務的合同主體來說，如果他們以締約自由為理由拒絕向某些特定主體提供商品或服務，特定主體的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都會受到極為不利的影響。

2．合同無效制度。我國《合同法》專門設置了合同無效制度，只要當事人一方訂立的合同屬于《合同法》第52條規定的無效條款，則法律不能保護當事人的合意，合同自始不發生效力。通過合同無效制度限制合同當事人的完全自由，使其期待利益符合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才能更好地維護合同交易中的實質正義與公平。

3．格式條款制度。根據我國《合同法》第39條的規定，格式條款是指一方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訂合同內容，在締約時不容相對人協商的條款。格式條款表面上看以一方當事人的意志限制了另一方當事人的自由意志，但在紛繁復雜的市場交易環境下，可以更好地提高交易效率，節省締約成本，從而更好地實現合同中所體現的實質價值。

二、構建自由與限制在合同法中的價值體系

（一）以維護實質正義為價值導向

合同法作為私法，其調整的是私人主體間為實現特定利益而建立起的交易關系，具有很強的個人本位色彩。但合同法以市場交易活動為基本內容，當事人間的私人交易必然與市場其它主體，甚至市場整體建立起特定、緊密的聯系，其必須遵守市場準則和公共利益。而在構建自由與限制的價值體系時，同樣應將視野擴展至市場整體。當事人訂立合同要把握住公共利益關系，雙方之間的意思自治應從屬于市場整體利益，以維護實質正義為價值導向，不違反強制性、禁止性規定，才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證自由與限制價值的實現，推動市場交易關系的健康良好運行。

（二）明確自由和限制的邊界

王澤鑒先生有云：“一部契約自由的歷史，就是契約如何受到限制，經由醇化，而促進實踐正義的記錄。”在市場交易活動中，交易個體并不一定都是完全理性的人。因此為了保護合同關系中的實質價值，既要保護當事人的自由權利，又要對其加以限制。然而，自由太過寬泛會影響實質正義的實現，限制太過嚴格又會縮小私法自治的空間，因此明確自由和限制的邊界就顯得尤為重要。筆者認為要在承認契約自治的基礎上，以各類交易合同的性質為依據，結合當事人的法律地位、合同的價值追求、市場交易的客觀環境等因素，嚴格界定各類合同中自由與限制的邊界，權衡好自由與限制的關系。同時還要明確交易當事人間的權利與義務，權利具有選擇性，因此應給予當事人更大的自由；義務具有強制性，因此法律應進行必要的限制。

（三）完善相關制度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