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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網絡民粹主義；社會參與；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2-0061-03

一、引 言

民粹主義是一個政治學范疇的概念，與精英主義相對，其作為政治話語的核心觀點認為平民的利益被國家和社會中的精英所壓制，對現存的國家結構的精英人物不信任，主張把平民大眾當作唯一決定力量對社會進行政治改革。縱觀近年一系列網絡公共事件，事件從醞釀到發生、發展、直到網絡輿論的形成，從線上虛擬聚集到線下的活動組織，由于網絡社會參與更加強調平民的利益與價值，更加富有草根意識，對社會的現存權威和精英的解構和顛覆更具有沖擊，導致網絡民粹主義在網絡中渲染起一次次的輿論旋風，甚至影響公共事件的發展和結局。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網絡的社會參與和網絡民粹主義現象已經引起不少社會學、傳播學學者的關注。本文以我國2007年～2016年間關于網絡民粹主義的學術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對近十年網絡民粹主義的研究狀況進行梳理，以期呈現近十年來這一研究領域的基本輪廓。

二、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總體狀況和主要理論取向

本文以中國知網全文數據庫CNKI收錄的論文為文獻來源，以“篇名”為檢索項，以“民粹主義”并含“網絡”為檢索詞，年限選擇2007年～2016年，共檢索到文章99篇，（如表1所示）。

從文獻發表的時間和數量來看，最早的研究始于2009年，研究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后，2010年以前發表的論文僅有4篇，占發表總量的4%。2011年以后，相關研究的論文成持續上升趨勢，原因在于2010年以后網絡公共事件的頻發，網民參與事件的意識和積極性提高，而網絡公共事件的不斷涌現與影響逾趨擴大，直接為研究提供眾多案例，學術界對網絡民粹主義的關注也隨之增加。

縱觀發表的論文集中在新聞傳播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論探討與案例分析。新聞傳播學者們主要從新聞事件媒介呈現入手，探討具體網絡公共事件的話語壟斷和網絡民粹主義現象的傳播機理。政治社會學者們從具體個案出發，以政府治理的角度對網絡公共事件民粹化傾向和治理方式與措施進行了探討。

三、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主要議題

（一）網絡民粹主義的概念與特征

至今網絡民粹主義的代表性定義主要有下列幾種。夏忠敏提出，網絡民粹主義是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出現的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作為網絡傳播空間的一種表現形式，體現了對現實精英主義的抵抗，也是民粹主義對現實生活的延伸[1]。郭中軍認為，網絡民粹主義，即電子民粹主義，是新型的民粹主義，它的形成以互聯網為媒介，互聯網則成為政治參與的形式以及政治動員的工具[2]。陳堯認為網絡民粹主義是由反權威、反精英的網絡批判現實主義和反全球化、反西方極端排外網絡民族主義兩種力量所構成[3]。網絡民粹主義的定義國內并沒有形成統一，但對于其內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參與和動員的工具、現實民粹主義思潮的延展和極端的民族主義三個本質取向。

網絡民粹主義是“網絡+民粹主義”的一種融合，與傳統民粹主義仍然有著密切聯系。不過陳龍指出，網絡民粹主義并非民粹主義進化的產物，其內涵并未變化，變化的只是其產生和存在的空間與形式[4]。陳堯通過對傳統民粹主義與網絡民粹主義進行對比發現，網絡民粹主義不同于傳統民粹主義的是其明顯的非核心性，突破了地域限制而具有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特點，參與更為徹底、直接[3]。曹建萍認為，網絡民粹主義的本質特征主要體現在其價值訴求在主體的平民性、直接民主的表象形式、話語強占的語言形式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以及集中爆發的行為方式等方面。[5]陳虹認為就本質而言，網絡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極端平民化性質的思潮或運動，具有諸如虛擬現實性、人民至上性、直接參與性、群體極化性、話語霸權性等特征[6]。

（二）網絡民粹主義的基本表現和脈絡方面

當網絡給予了傳統民粹主義新的棲息地，網絡民粹主義也延展出新的表現和脈絡。

李良榮、徐曉東指出，網絡民粹主義最為典型表現形式為“二元對立”，即在民眾和精英之間，表現出極其鮮明的反對專家、反對權威甚至反對知識分子、反對知識的一種“反智”色彩[7]。反對權威，反對精英的同時，也更加扎根于平民和底層。陶文昭則表示，網絡民粹主義思潮與一般的民粹主義相似，都強調平民性，它理所當然地反對或批判與之相對立的權威和精英，而諸如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等權威或精英階層的代表，自然成為網絡民粹主義思潮的主要抨擊對象[8]。孟威認為，民粹主義表現出對峙精英，挑戰既有的權力結構，極化民意權威，激起群體對立，其在網絡的表現更加影響了公民參與[9]。陳龍指出，網絡民粹主義集中表現為非理性和簡單化，并且來勢兇猛，其最為突出的表現形式在則是在網絡輿論形成過程中掌握的話語霸權，也就是話語強占[10]。譚毅認為網絡民粹主義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有造謠和傳謠、盲目轉發和崇信、人肉搜索和精英敵視等，刻意制造官民對立形成群體極化[11]。郭小安、雷閃閃從網絡民粹主義在敘事方式探討其具體表現，認為期具有底層、哄客和對抗三種敘事方式：利用“弱者的武器”來美化弱者、仇視精英，形成一種“安撫弱者，打擊強者”的輿論氛圍，從而達到底層敘事的效果；通過戲謔化的表達，使事件敏感化、娛樂化，進而形成話語壟斷，這是哄客敘事；通過人肉搜索、建構和傳播謠言、動員造勢等手段虛構事實與身份建構，企圖使普通的糾紛渲染變成規模性的，這是對抗敘事[12]。另外申亞萍也認為，民粹主義在互聯網的寄居的形式復雜多樣，主要有與民族主義融合的網絡民族民粹主義、以輿論監督為代表的網絡政治民粹主義和與娛樂主義結合的網絡文化民粹主義[13]。

（三）網絡民粹主義形成的原因和影響方面

互聯網絡為民粹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傳播空間，在開放、自由的網絡空間肆意妄為，產生很大影響。國內學者也紛紛探討網絡民粹主義形成的原因和影響，了解其根源，以期針對性的進行治理改善。葉金品以“杭州飆車案”為個案研究，認為民粹主義思潮在互聯網盛行，與媒介技術的發展息息相關，但有其社會根源――社會平民群體對精英群體的刻板印象和對抗心理[14]。石義彬、王君玲也通過對“哈爾濱警察打死大學生”網絡事件的分析，指出社會各階層間以及各地域間的矛盾、貧富差距的增大、百姓對政府的不滿與對立造成了國內矛盾交織并激化，網民需要一個渠道去得到表達和釋放，這個過程中眾多網絡公共事件就將出現民粹主義現象[15]。也有學者認為產生網絡事件民粹化現象也有社會心理層面的原因，陳龍指出網絡給民眾提供了一個釋放的空間，網民可以通過這樣一個平臺紓解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的不滿情緒，從而導致了傳播的非理性化，網絡草根傳播的民粹化的心理根源是“力比多”釋放帶來的[16]。賴風、宋振超則認為精英和權威代表是強勢階層和群體，但在互聯網中的他們卻成為“弱者”，網民卻與現實弱勢地位相反，具有了輿論賦予的針對精英階層的“弱者的武器”――話語霸權[17]。

近年來，網絡公共事件的民粹化現象愈來愈頻繁出現，給社會生活、網絡環境和政府治理帶來巨大影響。王德余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到，網絡民粹主義關注弱勢群體和平民，為他們提供了更自由的話語空間，對現實生活的影響日益增強，但它也包含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對社會輿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18]。陳堯認為，由于網絡民粹主義利用極端偏激的話語非理性地描述和評論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敏感問題和矛盾，加劇了精英與平民階層的緊張情緒，甚至激化了二者之間的敵對，地頻繁發生也推動了現實民粹主義社會運動的形成[3]。劉強則指出網絡民粹主義造成的負面效應體現在國際和國內層面：國際層面可能會導致新的宗教和民族沖突，影響世界安全和穩定；國內層面講造成社會不同階層的對抗和社會疏離，導致社會認知的偏執和非理性化，致使干擾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選擇[19]。

（四）網絡民粹主義的規避與治理方面

網絡民粹主義對社會帶來的影響不容輕視，國家、政府和社會都應審慎處理，積極引導。田婧認為，我們應該理性客觀辯證的對待網絡民粹主義這把雙刃劍，在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夸大其負面效應和將其妖魔化的同時，也不能對其產生崇拜和依賴，更不能利用民粹主義的動員策略來控制輿論[20]。林伯海、石立春表示，中國應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化解“問題中國”的根源問題，通過改善民生與保障民權結合的方式，消除民粹主義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對網絡輿論進行規范引導，提高法治化水平，使其負面效應消解[21]。李金龍、歐陽果華則從國家政策制定的角度提出，網絡民粹主義在我國轉型過程中難以根除，需要通過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建設法治體系、培育現代化公民、培養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長期的政策制定實踐中實現對網絡民粹主義的規范馴導[22]。叢日云也表示，在公民意識已經覺醒的今天，需要開放其他公民參與的領域，讓公民在參與中學會參與；開放教育，使網民受到健康的公民教育，培養合格的、負責任的公民[23]。趙智敏、馬逸飛指出，可以通過對信息流的控制，引導影響流和對網絡熱點事件中的噪音流加以消除的等手段來消解網絡民粹主義[24]。武文霞、李春雷則認為應該對網絡進行“輿論松綁”，提升廣大網民的媒介素養，加強媒體的專業主義精神，促進政府宣傳等各部門的網絡化（新媒體化）的建構。而陶鵬則認為治理網絡民粹主義應該以人為本，努力實現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良性互動，通過建構高質量的網絡生態文明、健全網絡監督體系等途徑規制和消解網絡民粹主義的負面效應，實現網絡與現實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25]。

四、網絡民粹主義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縱觀已有的研究，雖不乏亮點，但總體上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學術論文對網絡民粹主義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研究成果較為單一。目前的成果大多著眼于從單一視角對個別事件、議題的淺層分析和描述，鮮有從宏觀角度系統化地對網絡民粹主義進行梳理。而只有以宏觀與微觀視野綜合對網絡民粹主義予以規整和梳理，才能更好地對網絡民粹主義問題輔以規避路徑的考量；其次，對網絡民粹主義規制問題的深入探討略顯不足。以往的大多針對網絡民粹主義來源和原因進行闡釋和討論，而對于其形成和傳播機制、規避策略的探討相對較少，且不夠深入。網絡民粹主義就本質而言仍是民粹主義，依托網絡媒介的推動，具備了不同于傳統民粹主義特點的新特點，因此對其形成和傳播機制探討對于規制路徑的提出應該更加有針對性。

參考文獻：

[1] 夏忠敏.“東莞掃黃風暴”中的網絡民粹主義傳播實踐[J].當代傳播，2014（4）：51-52

[2] 郭中軍.警惕網絡民粹主義來襲[J]. 社會觀察，2009（12）：19-21.

[3] 陳堯.網絡民粹主義的躁動：從虛擬集則聚到社會運動[J].學術月刊，2011（6）：24-29.

[4] 陳龍.網絡民粹主義潛流的棲居空間――當前網絡民粹主義新動向[J].人民論壇，2013（6）：68-69.

[5] 曹建萍.網絡民粹主義本質特征及其價值訴求的消解[J].人民論壇，2014（35）：185-187.

[6] 陳虹.網絡民粹主義特征的政治學解讀[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19-20+56.

[7] 李良榮，徐曉東.互聯網與民粹主義流行――新傳播革命系列研究之三[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2（5）：26-29.

[8] 陶文昭.互聯網上的民粹主義思潮[J].探索與爭鳴，2009（5）：46-49.

[9] 孟威.民粹主義的網絡喧囂[J].人民論壇，2016（3）：38-41.

[10] 陳龍.話語強占：網絡民粹主義的傳播實踐[J].國際新聞界，2011（10）：16-21.

[11] 譚毅.青年網民的網絡民粹主義行為：原因、表現及管控[J].青年探索，2014（6）：90-93.

[12] 郭小安，雷閃閃.網絡民粹主義三種敘事方式及其反思[J].理論探索，2015（5）：65-69.

[13] 申亞萍.網絡輿論中民粹主義傾向淺析[J].新聞世界，2013（3）：81-82.

[14] 葉金品.淺析網絡傳播中的民粹主義現象――以“杭州飆車案”為例[J].新聞世界，2013（5）：161-162.

[15] 王君玲，石義彬.網絡事件中的民粹主義現象分析――以“哈爾濱警察打死大學生”事件為例[J].國際新聞界，2009（4）：92-95.

[16] 陳龍.Web2.0時代“草根傳播”的民粹主義傾向[J].國際新聞界，2009（8）：76-80.

[17] 賴風，宋振超.網絡民粹主義與網絡輿論引導[J].學理論，2010（35）：23-24.

[18] 王德余.網絡傳播中的民粹主義分析[D].安徽大學，2012.

[19] 劉強.網絡民粹主義國際與國內危害[J].人民論壇，2016 （13）：34-36.

[20] 田婧.網絡輿論表達中的民粹主義傾向[D].陜西師范大學，2013.

[21] 林伯海，石立春.新世紀以來網絡民粹主義及其應對[J].思想理論教育，2014（5）：38-42.

[22] 李金龍，歐陽果華.馴導網絡民粹主義：我國政策制定中的長期性難題[J].甘肅社會科學，2014（2）：74-78

[23] 叢日云.中國網絡民粹主義表現與出路[J].人民論壇，2014（4）：54-56.

第2篇

論文關鍵詞：網絡學習共同體；網絡道德；價值

學習共同體的建構是網絡學習最突出的一個特點，網絡的廣聯性使學習者的學習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以網絡為載體的網絡學習共同體作為一種新興的共同體已經滲入到教育這片領地，它突破了空間、身份、年齡等的限制，涉及面非常廣，所以在網絡道德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的今天，我們應重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并將其作為一種開展網絡道德教育的載體加以利用。

一、網絡學習共同體的界定及其特征

1．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概念

“共同體”(community)-詞最初源于德國學者滕尼斯(F-J·Tonnies)采用的德文”gemeinsehaft”，原義指共同的生活。滕尼斯認為用忠誠的關系和穩定的社會結構來界定“共同體”是最恰當的，因為他發現個人在共同體中會形成更強有力的、結合更緊密的關系。

共同體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領域形成了“學習共同體”(LearningCommunity)的概念。學習共同體是指由學習者及其助學者(包括教師、專家、輔導者等)共同構成的團體，他們彼此之間經常在學習過程中進行溝通、交流，分享各種學習資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學習任務，因而在成員之間形成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人際聯系。

基于網絡的學習共同體就是一個虛擬的學習者組織，一個產生于網絡環境下的學習共同體。他們分享知識和經驗，交換信息，一起就相同的學習目標和興趣進行協作地解決問題或者完成任務。該學習共同體的成員在網絡環境下通過支持性的電子聯系方式進行聯系，當他們分享共同的學習目標，興趣和評價，榮辱與共地協作交流共同致力于學習共同體的發展時網絡學習共同體就產生了。

2．網絡學習共同體的特征

(1)交流的開放性

開放性是網絡的根本特性之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也就是不斷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大大加速和強化了這一進程。開放性的網絡造就開放性的網絡學習共同體。

(2)時空的超越性

網絡文化的傳播是對傳統課堂教學的一種超越。它既可以課堂作為空間，也可以更廣闊的社會場合作為空間；既可以利用課內時間，也可以延伸到課余與假日時間。超時空的教學為學生的知識學習提供了非常靈活而富有魅力的方式。

(3)操作者的交互性

網絡的本質特征是交流和傳播。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使得人們在信息交流中能夠實時交互。傳統媒介(除電話以外)的傳播都是單向的，網絡傳播則可以是雙向的、多方面的、大范圍的實時交流。

(4)傳輸的高效性

它不同于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其他文化所采取的緩慢傳輸、逐漸積淀的方式，它的發展速度之快是令人震驚的。其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具有高速度、高效率傳輸和發展的特征，它能借助網絡技術，跨越各種障礙，瞬間生成，瞬間傳播。

目前網絡學習共同體的存在形式有很多種，如電子郵件、新聞組、BBS、MOO(Mud，objectOriented)、QQ群和BLOG等。

二、網絡學習共同體特征及其所隱含的德育因素

網絡學習共同體不僅僅是追求學習的集合體，更是一個追求、分享共同價值和更大的共同的“善”的教育的集合體，是一種具有深刻人文教育意義的人群聚集方式和教育生活方式。從古希臘沿襲下來的共同體文化，就把共同體作為一個情感的、道德的、價值共享的、追求共同的“善”的人類之間的一種生活、思想、精神與靈性的聯結方式。杜威認為，共同體的形成不是因為人們同處一地，而是因為大家具有彼此互通的信仰、目的、意識和感情。可見網絡學習共同體所具有的特征又決定了其隱含有德育因素。

1．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有利于規范群體行為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用環境、用學生自己創造的周圍環境、用豐富集體生產的一切東西進行教育，這是教育過程中最微妙的領域之一。”網絡學習共同體所具有的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就是一種這樣的環境，只不過這種環境是以基于網絡的虛擬環境。

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是建立具有凝聚力的網絡學習共同體的基礎。任何一個群體都具有自身的個性文化價值體系，群體中每個成員的思想、意志、觀念都要經歷個體內化、社會認同等過程，并逐步形成群體的共同價值觀。形成的共同體價值觀規范著共同體成員的行為，成為共同體中的個體借以評價自己的標準和原則的出發點，從而以共同體的價值標準對自己和他人做出評價，對自己行為中不符合共同體價值標準的部分做出調整以適應群體的要求，從而使共同體的價值觀念內化為他個人的價值觀念。這種相同的文化價值觀念是學習共同體的粘合劑，它對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強烈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共同體的文化主要起著規范作用。如果網絡學習共同體能夠堅持把認同共同體文化規范的行為稱之為是正當，并加以獎賞；把排斥、違同同體文化規范的行為稱之為越軌，并加以處罰，那么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就起到了對共同體成員個體行為的規范作用和調節作用。

2．深度的資源共享以及歸屬感、認同感吸引了眾多參與者，有利于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學習者可從助學者、學習伙伴和通過在線資源獲得大量的知識性信息，這些信息有助于解決學習者的疑惑。在與助學者和學習伙伴的交流中，學習者可以看到不同的信息，學會從不同角度理解問題，促進他們進一步反思和重組自己的想法，重新組織自己的思路。同時學習共同體的存在有利于滿足學習者的自尊和歸屬的需要。在學習共同體中，學習者感到自己和其他學習者同屬于一個團體，學習者對共同體的歸屬感、認同感以及從其他成員身上所得到的尊重感有利于增強學習者對共同體的參與程度，維持他們持續、努力的學習活動。

網絡學習共同體的上述特征吸引了眾多的參與者，我們可以以學習共同體為載體，將民族精神和生命教育的要求滲透在學生的知識學習過程中，讓學生的知識、情感和價值觀在求知的過程中得到良性的發展。同時對道德和不道德的行為做出評判，表明愛好和憎惡的態度，促進和強化學習共同體良好的道德認知能力，形成具有“育人和求知”相整合為特征網絡學習共同體，從而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3．認知工具和學習方式的多樣化以及高度的交互性，有利于大德育環境的構建

在網絡學習共同體中，出現許多新的學習方式，如通過論壇進行離線協商討論，通過網絡會議進行在線演講，通過協作軟件進行在線協同編纂電子書籍，學習者的學習方式由純個別化學習轉變為個別化學習與協作學習相結合。認知工具也多種多樣，常用的有BBS、新聞組、電子郵件、視頻會議、語音會議、群件系統等。在網路學習共同體中，學習者利用眾多的認知工具圍繞當前學習的主題進行討論交流。在這種高度的交互中，可以體現出學習者本身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在大德育環境體系的建構中存在著諸多矛盾，如在實現人生價值方面，存在著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高校德育教育為了幫助學生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通過多種形式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但是廣大學生在社會上耳聞目睹許多人為了金錢、地位、名利而奔波，忽視集體主義，重視個人主義；家庭教育則重在考慮子女的前途，引導子女在求學、就業等問題上把個人利益擺在首位。所以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共同體的高度交互表現出來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來密切關注群體的思想動態，引導正確的“三觀”的形成，從而有利于大德育環境的構建。

三、從網絡道德維度審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把教育的意圖隱藏起來，是教育藝術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意圖越是隱蔽，就越能為受教育者所接受，就越能轉化成受教育者的內心要求。”所以我們應重視網絡學習共同體所隱含的德育因素，并從網絡道德的維度來審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

1．培養責任意識

網絡虛擬環境中沒有中心，可以匿名。由于“匿名者”自認為不會被追究，責任感就會弱化，不愿承擔對他人、對社會和集體的責任，進而就會出現不負責任的言行，言語偏激，甚至歪曲事實氐毀他人。有些人會利用掌握的網絡知識，攻擊別人電腦，窺探別人隱私，竊取他人賬號，利用高科技犯罪。所以在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中我們應重視責任意識的培養。網絡學習共同體的責任涉及到成員的學習動機和成熟度，在網絡學習共同體中“共同體意識”是成員責任的具體體現。網絡共同體成員在反思自己知識建構的同時更要反思學習的社會性因素，比如人際關系以及是否對共同體作出了貢獻。當成員開始從共同體利益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并積極為共同體作出貢獻時，責任意識便形成了。在一個社會團體中，只有使成員意識到自己是團隊中的一員，并感受到團隊對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才會使共同體成員自然地形成共同體意識。因此，賦予共同體成員以身份和職責，使他們在共同體學習中擔當被公認的社會角色是培養責任意識的有效途徑。

2．防止網絡群體極化現象

網絡給輿論主體提供了一個新的交流平臺，人們之間的溝通可以突破時空的障礙而進行，然而實際運作情況卻與人們的預期出現了偏差。由于人的信息處理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們在接觸信息和建立聯系時會體現處一定的偏好，根據最初或原始共同興趣或傾向，人們通過排外性的群體討論和交流，反而將群體引向極端和狹隘的方向，結果局限了群體和每個個體的視野。這種交流方式使得網民以群內同質化，群際異質化的特點聚集，志同道合的網民群體出現嚴重的“群體極化”傾向。

所以在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中我們密切注意學習共同體的極化程度，及時準確的把握學習共同體的輿論動向，對于由群體極化造成的不良情緒以及破壞社會穩定的輿論進行了網上疏導，對于具有離間作用的、易造成嚴重群體極化的、可能危及社會穩定的言論予以有力駁斥和回擊，從源頭上防止網絡群體極化的發展和漫延。例如，建立精干的專家級助學者或者請專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到學習共同體中，在網上多發表具有專家水平的意見充分發揮他們在學習群體中的影響力，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適時的評論。

第3篇

危機公關論文參考文獻：

[1]蔣宏，徐劍。新媒體導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2]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俞可平。增量民主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4]劉長敏。危機應對的全球視角--各國危機應對機制與實踐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5]馬曉河。關于區域性災害危機管理的思考[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6]李君如。危機治理與社會和諧[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

[7]張成福。危機狀態下的政府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8]丁元竹。問責性、績效與治理[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

[9]蘇麗文著。董關鵬譯。政府的媒體公關與新聞[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10]李普曼著。閻克文等譯。公眾輿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危機公關論文參考文獻：

[1]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9

[2]許南，周實。從7·23溫州動車事故看我國行政問責制度[J].沈陽干部學刊，2012，（3）：39~41

[3]林莉。傳統媒體應對新媒體的競爭策略[J].新聞愛好者，2012，（12）：39~40

[4]郭樂天。互聯網虛假信息的控制與網絡輿情的引導[J].新聞記者，2005，（2）：18~23

[5]吳志敏，郭文亮。近年來我國公共危機管理研究綜述[J].廣西社會科學，2012，（6）：27~31

[6]趙志立。新聞傳媒在危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J].當代傳播，2011，（2）：4~6

[7]杜濤。網絡輿論的演變特征分析[J].新聞愛好者，2005，（1）：35~40

[8]周春燕。基于電子政務條件下的公共危機管理系統研究[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125~128

[9]劉俊。新媒體之我見[J].廣告大觀，2009，（6）：26~27

[10]梁瑩。危機公關和政府形象[J].社會，2011，（8）：38~40

[11]李小翠，唐俊。新媒體：在關注和熱議中前行[J].新聞記者，2009，（3）：22~24

[12]邱楷。從甕安事件看網絡環境下的政府危機公關[J].武漢工程大學學報，2010，（1）：24~27

[13]劉澎。淺議企業的公關危機與危機公關[J].遼寧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1）：14~18

[14]王忠國。突發事件的政府應對策略分析[J].遼寧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0，（1）：19~21

[15]唐正繁。我國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政府危機管理[J].貴州社會科學，2011，（6）：15~18

危機公關論文參考文獻：

[1]劉首兵。我國突發事件的政府應急管理探析[J].改革與開放，2012，（3）：25~27

[2]石英華。轉軌時期的公共危機與政府管理[J].財政研究，2012，（8）：16~20

[3]李正國。危機公關、媒體角色與國家形象的修復[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1，（3）：11~15

[4]張傳芹，方磊，張文卿。構建信息化時代政府危機管理系統的理論架構[J].科學學研究，2004，（1）：54~59

[5]龔偉。網絡群體極化傾向的引導規避[J].網絡傳播，2011，（4）：123~128

[6]黃宏。試論手機媒體的負面影響及控制[J].新聞記者，2010，（5）：25~18

[7]吳玉宗。論加強政府公共關系[J].社會科學研究，2010，（6）：31~36

[8]姜進章，謝晶，王方群。淺論轉型環境下政府的媒體宣傳策略[J].江漢論壇，2011，（5）：14~19

[9]李華榮。哲學視野中的公共關系[J].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0，（9）：29~32

[10]徐和建。正確輿論是妥善處理公共突發事件的"方向盤"[J].新聞與寫作，2011，（10）：17~21

[11]薛瀾，張強，鐘開斌。危機管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J].中國軟科學，2012，（4）：30~32

[12]孫多勇，魯洋。危機管理的理論發展與現實問題[J].江西社會科學，2004，（4）：14~18

[13]王麗平，劉大鵬。開展互聯網上典情控制的方針、對策[J].吉林公安高等專業學校學報，2006，（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