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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民間借貸現狀以及對商業銀行小企業信貸的影響,筆者對珠海市207家小型企業的民間借貸情況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抽樣結果顯示珠海市小企業民間借貸余額大約在50億元左右,接近銀行小企業貸款余額的42%,巨額民間借貸已嚴重擠占銀行小企業信貸空間。[1]
一、民間借貸的現狀及特點
1.數量多,額度大。在抽樣調查的207家小型企業中,共有115家企業存在民間借貸行為,占抽樣企業的55.6%,其中:借貸余額在10萬元以下企業為38戶,余額10萬元到100萬元企業為62戶,100萬元以上企業為15戶。按2006年第6月末約22000家小企業測算,珠海市大約有12000戶小企業存在民間借貸行為,借貸余額估計在50億元左右,大約比2003年初(測算余額為20億元)上升150%。
2.效率高,期限短。在上述有民間借貸行為的115家小企業中,有81戶企業反映能在3至5天內通過民間借貸形式完成融資行為,占比70%;21戶表示能在5至15天內完成融資行為,占比18.3%;13戶需要15天以上才能完成融資行為,占比11.7%。一般來說,民間借貸融資額越大,涉及對象越多,所需時間相對越長。但從效率上看,民間借貸確實體現了“隨需隨借”的特點。
從借貸資金的使用期限來看,期限在3個月以內的有58戶企業,占比50.4%;3至6個月的有31戶企業,占比27%;6個月以上的僅26戶企業,占比22.6%,基本上為借貸余額在100萬元以上的企業。
3.利率偏高,但需求旺盛。在115宗民間借貸中,合同年利率在10%以下的共70宗,占比60.9%;利率在10-15%共42宗,占比36.5%;利率在15-30%的共2宗,占比1.7%;利率在30%以上的1宗,占比0.9%。加權平均利率約10%左右,為銀行貸款基準利率的2倍左右。由于難以從銀行獲得信貸支持,利率相對偏高對小企業借貸的意愿影響不大,特別受近年來大量新設立小企業的影響,民間借貸一直處于需求旺盛狀態。據調查顯示,在207家小企業,共有178家小企業希望得到銀行或民間資金的支持,占調查企業的86%。據此測算,除銀行信貸、民間融資外,珠海市小企業目前的資金缺口在50億元以上。
4.抵押擔保率低,但信用狀況良好。115宗民間借貸中,103宗為信用借款,占比為89.56%,有抵押物或擔保人的民間借貸僅12宗,占比10.44%。調查結果同時顯示,114戶能按時還本付息,僅有1戶不能按時償還本息。
5.運作欠規范,但違約率較低。在上述民間借貸中,有74宗借貸行為采取書面合同形式,占比64.3%,但存在部分要素不齊備,如缺少還款期限、違約責任等條款;41宗采取口頭協議形式運作,占比達35.7%,超過70%的口頭協議沒有第三方見證。民間借貸運作雖然不夠規范,但違約率相對較低,在115宗民間借貸行為中,僅有10宗民間借貸因違約而產生過糾紛,占比8.7%。
二、民間借貸與銀行小企業信貸呈現此消彼長態勢的原因
盡管2006年國家出臺了《商業銀行支持小企業金融服務指導意見》等一系列政策,力促銀行小企業貸款,但受民間借貸、銀行經營思路以及小企業自身特點的影響,珠海市銀行小企業貸款不升反降,特別是民間借貸規模的迅速擴大并形成對銀行小企業信貸空間的擠占,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銀行“主動”放棄了一塊陣地。當然,銀行小企業信貸與民間借貸表現出的此消彼長,原因是多方面的。
1.經營理念的轉變使銀行小企業信貸急劇收縮。近年來,隨著銀行業金融機構經營策略的調整,小企業信貸市場的開拓能力有所下降。珠海市銀行業金融機構紛紛大量裁減網點和員工,僅2003年至2006年6月末,珠海市銀行業金融機構網點數從417個減至392個,從業人員從6628人減少至6523人。在經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主要商業銀行紛紛退出經營成本和風險較高而利潤較低的小企業信貸市場,以集中資源爭奪效益較好的大企業。此外,基層網點貸款權限的上收進一步限制小企業信貸業務的拓展。而且日漸嚴格的授信問責制在一定程度影響了銀行發放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
2.小企業對資金的迫切需求推動了民間借貸的發展。經過多年的發展,珠海市小企業目前已進入“多、特、大”的發展期。“多”即小企業數量急劇增多。從2004年到2006年6月末,珠海市小企業法人由16707家增加到22000多家,月均增加300多家;“特”即形成了以家電、紡織、食品加工等各具特色的區域性產業,部分名優品牌在廣東乃至全國占有重要地位。“大”即小企業迅速成長,行業規模日益壯大。“多、特、大”的特點決定了小企業對資金需求量不斷增加,但由于自身規模小、抗風險能力較差、財務管理不規范和有效擔保不足等弱點,決定了相當部分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難以從銀行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借貸無疑成為小企業解決資金困難的強心針,并且以其特有的優勢伴隨小企業的發展壯大而日益紅火。
3.形式靈活的民間借貸更能適應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特點。小企業對資金需求普遍具有“小、急、頻”的特點,民間借貸簡易的手續、較高的效率正好適應了小企業的這種資金需求。與銀行貸款相比,民間借貸的主要特點有:一是資金隨需隨借。按銀行的正常貸款程序,小企業從向銀行申請貸款到獲得貸款,期間大約需要半個月,即使是長期合作客戶,最快也需要5至7天,而民間借貸一般僅需要3至5天甚至更短的時間即可獲得所需資金,受到大部分的周轉型小企業的歡迎。二是獲取資金條件相對較低。小企業貸款風險大、需求額度小、管理成本高,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普遍要求小企業提供足夠的抵押擔保物,而民間借貸普遍以信用形式存在,90%以上的民間借貸不需要抵押物,顯然更加適合于小企業。三是資金使用效率較高。銀行貸款期限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現,而民間借貸可以即借即還,適合小企業多次使用、使用頻率高的特點。民間借貸自身固有的特點使其不斷釋放出的擠出效應,使部分本應屬于銀行的小企業信貸市場被民間借貸所占據。
4.相對充裕的民間資金及狹窄的投資渠道為民間借貸提供了可能。珠海市近年來居民收入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從2003年到2005年,居民儲蓄余額分別為357.39億元、408.57億元和480.87億元,截至2006年6月末,儲蓄存款已達510.71億元。大量富余的民間資本成為推動民間借貸迅猛發展的原動力,特別是在銀行存款利率較低、股市低迷等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下,部分居民出于獲利或幫助親友目的而將大量資金投入到民間借貸。
三、進一步完善民間借貸的對策建議
從珠三角地區到長三角地區等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民間借貸的迅速發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小企業資金供需矛盾,但同時也擠占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盈利空間,大量資金游離于銀行體系之外,缺乏金融監管機構和政府部門的有效監管,容易滋生高利貸、“地下錢莊”及詐騙等非法金融行為。因此,在積極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動小企業信貸的同時,有必要對民間借貸予以政策引導和疏導,將民間借貸納入有效監管范圍。
1.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努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民間借貸擠占銀行小企業信貸空間,緣于銀行慎貸,根源在于小企業貸款風險高,風險來自于銀企信息不對稱、社會整體信用環境欠佳。因此,要解決民間借貸擠占銀行小企業信貸空間問題,必須從解決總體信用環境著手:一是由工商、政法、稅務及金融部門聯合建立企業、個人信用資料庫及其變動情況,為銀行提供小企業貸款審查和決策的信息平臺。二是建立和完善失信懲戒機制,通過司法、輿論等多種力量加大對逃廢債及違約失信行為的懲戒力度,制定《個人破產法》,加大企業及失信人的失信社會成本。三是逐步建立小企業信貸推薦和風險補償機制。充分發揮基層政府熟悉當地企業的實際,發展“政府推薦—銀行篩選—風險補償”的小企業信貸模式,降低銀行信貸風險。[2]
2.切實轉變銀行經營理念,樹立小企業大效益觀念。銀行“主動”讓出小企業信貸陣地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小企業小效益”,認為對小企業的投入與收益不對稱,“80%的收益來自于20%的大企業”。銀行業必須從轉變經營理念著手,充分認識小企業涵蓋社會面廣,小企業信貸成效直接關系銀行自身的形象,樹立小企業大效益觀念:一是要以貫徹落實《商業銀行支持小企業金融服務指導意見》為契機,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服務創新、管理模式創新”,簡化貸款手續,優化抵押評估程序,通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來提高效益,推進小企業金融服務。二是完善利率定價機制。結合小企業信用狀況、抵押擔保情況及經營狀況,合理確定小企業貸款利率,建立風險與收益對稱的貸款利率定價機制,提高銀行開展小企業信貸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三是落實責任,穩健推進小企業信貸業務。設立相對獨立的小企業信貸部門和落實專門的工作人員,建立完善的績效考核機制,在努力開拓小企業貸款市場的同時積極防范小企業貸款風險。
在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因素方面,學術界主要從農村居民個人和家庭特征、經濟特征、農村居民的健康狀況和疾病狀況、生活方式等醫療服務需求方面進行因素分析,也有學者分析了有無醫療保險、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和供給數量等醫療服務的供給因素對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12-13]。王翌秋等利用兩部模型法分析農戶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因素時,發現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庭收入、醫療服務價格、是否有合作醫療補償、是否經常飲酒、慢性病程度等因素對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顯著[7]。李曉敏等利用Logistic回歸模型,以農村患者是否就診作為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的變量,對湖北省紅安縣遭受大病風險沖擊的農戶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除了婚姻狀況、是否有新農合補償、是否患有慢性病、家庭經濟狀況以外,還有農村居民的年齡、疾病種類等因素,也對農戶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顯著[14]。而林相森等在進行居民醫療服務狀況的影響因素分析時,除了上述提及的因素外,還把家庭規模和居住地類型(城市或農村)也納入模型,發現家庭成員的數量對醫療費用支出具有負的影響;而在遭遇到很嚴重的疾病時,城市居民會比農村居民利用更多的醫療服務[15]。但是現有文獻在對農戶醫療服務利用狀況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時沒有考慮到民間借貸這一重要因素。實際上在我國廣大農村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農戶向親戚朋友、熟人等借錢看病的現象十分普遍。農戶家庭成員患大病以后,如果能夠及時向親戚朋友借到足夠的資金,可以為患者及時選擇較好的醫療機構和醫療方式,使患者得到充分的治療。在所調查的地區當年共有341人次患病住院,其中,58.1%的患者未能及時住院治療,65%的患者在疾病尚未完全治愈的情況下要求出院都是由于家庭經濟困難。因此,民間借貸的規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戶住院天數和對醫院級別、醫療技術的選擇等,從而影響了農戶對醫療服務利用的程度。因此,本文借鑒現有文獻研究和農戶調查所獲得的數據,將農村患者住院天數作為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狀況的變量,將農戶民間借貸規模、家庭收入水平、患者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戶主受教育程度、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參加新農合、醫院級別、是否村干部、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等10個因素納入模型,對農村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進行計量分析,考察在這些影響因素中民間借貸規模的偏效應,比較民間借貸在農戶醫療服務利用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二、研究的數據來源和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華中農業大學、四川大學華西醫學研究中心等機構組成的課題組于2007—2009年對四川省閬中和富順兩個貧困縣的農戶調查。調查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遵循分層隨機抽樣原則,從2個縣各抽取3個鄉鎮,每個鄉鎮各抽取10個村,每個村整群抽取100戶農戶進行快速問卷調查,共形成了6054個農戶樣本。第二階段,按照事先確定的大病標準和5%的比率,從6054個農戶樣本中選取家庭有成員患大病的農戶進行深度訪談,形成了305個大病農戶樣本。本研究采用的是305個大病農戶樣本中,2006年患大病而住院治療的231個患者樣本,這231個住院治療的患者分布在205個農戶中。本研究中的大病概念根據以下三個標準界定:第一,農戶當年住院治療費用按家庭勞動力人數平均達到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二,不符合第一條,但是農戶當年門診治療的費用按家庭勞動力人數平均達1000元以上的疾病;第三,不符合上述兩條,但是當年因病誤工累計超過90天的疾病。凡符合以上三個判定條件中之一者,即定性為“大病”。
(二)變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有家庭成員患病住院的205個樣本農戶中,2006年發生了民間借貸行為的農戶有137戶,民間借貸發生率為66.83%,戶均民間借貸金額為10240元,患者人均民間借貸金額為9110元,患者人均住院天數為17.9天。本研究要納入模型分析對農戶住院醫療費用影響的10個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患者個人和家庭特征變量。包括患者家庭貨幣收入水平、患者年齡、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患者家庭非農收入占總收入比例、患者性別、患者是否村干部等6個解釋變量。從表1中可以看出,樣本農戶中,家庭年貨幣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但他們民間借貸發生率也最高;他們不僅人均民間借貸金額最多,住院天數也最長。這一部分患者由于家庭收入最高,患大病以后能夠向親戚朋友借到的錢最多,所以對醫療服務的利用也最多。從住院患者年齡來看,年齡越大的患者住院治療的比例越高,60歲以上的患者最多,占整個住院患者的三分之一強,但他們民間借貸發生率卻最低,人均民間借貸規模也最小。從患者的文化教育程度來看,農村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較低,70%以上的患者只有小學及以下文化水平;他們的人均民間借貸金額比教育程度高的患者少,尤其是教育程度為文盲的患者,由于他們主要是年紀較大、喪失了勞動能力的農村老齡人,身體健康狀況較差,所以他們人均民間借貸金額最低,但住院時間最長。從患者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來看,三分之二以上患者的家庭非農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已經超過75%;農村患者住院治療的時間與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成正比,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越大,患者住院治療的天數就越多。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低于50%的患者住院天數最少,但他們人均民間借貸規模卻最大。相對于女性而言,農村男性對住院醫療服務的利用率更高,將近三分之二的住院患者為男性;但農村男女患者在住院天數和人均民間借貸規模上差別不大。從住院患者的身份來看,與村干部患者相比,不是村干部的患者家庭民間借貸發生率相對較低,但患者人均民間借貸規模較大,住院治療的天數較少。2.患者家庭的外部保障條件變量。患者家庭外部保障條件包括是否參加新農合和民間借貸規模。新農合屬于來自家庭外部的正式保障形式,民間借貸則屬于來自家庭外部的非正式保障形式。調查地區住院患者93%都參加了新農合;與參加了新農合的患者相比,沒有參加新農合的農村患者家庭民間借貸發生率更高,患者人均民間借貸規模更大,住院治療天數也更多。從民間借貸規模看,農村住院患者中,民間借貸規模在2000—7000元的患者所占比例最大,這一部分患者家庭民間借貸發生率也最高;農村患者住院治療天數與其民間借貸規模成正比,民間借貸規模越大,其住院治療的天數就越多。3.提供服務的醫療機構特征變量。本文以患者住院的醫院級別作為醫療機構特征變量。農村居民中選擇縣級醫院住院治療的患者比例最高,患者在縣級醫院住院治療的時間也最長。相比較而言,患者在鄉鎮衛生院住院治療時間最短,但人均民間借貸規模卻最大。4.患者的疾病特征變量。本文以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作為衡量患者疾病特征的變量。從表1中可見,住院治療的農村患者中將近70%的人患有慢性病,慢性病患者人均民間借貸規模和家庭民間借貸發生率均比非慢性病患者高,同時,其住院治療的天數也比非慢性病患者高。
三、民間借貸在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中作用的計量分析
(一)計量模型
對于民間借貸在農村居民醫療服務利用中到底起多大作用,本研究將農村居民的住院治療天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將包括民間借貸規模在內的10個影響因素作為解釋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進行計量分析。回歸模型構建如下:Y=β0+β1χ1+β2χ2+β3χ3+β4χ4+β5χ5+β6χ6+β7χ7+β8χ8+β9χ9+β10χ10+μ模型中,Y表示農村患者住院治療的天數,χ1表示患者家庭收入水平,χ2表示患者民間借貸規模,χ3表示患者年齡,χ4表示患者文化教育程度,χ5表示患者就醫的醫院級別,χ6表示患者家庭非農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χ7表示患者是否村干部,χ8表示患者性別,χ9表示患者是否患有慢性病,χ10表示患者是否參加新農合;βj(j=0,1,2,3,4,5,6,7,8,9,10)為模型的參數,μ為隨機誤差項,表示其他因素對患者住院治療天數的影響。
(二)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所建立的回歸模型和231個住院治療的患者樣本數據,利用Stata12統計軟件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2所示。1.模型的顯著性檢驗分析模型的判定系數R-squared=0.2434,表明模型擬合優度較好,10個解釋變量能夠解釋農村患者住院治療天數總變異的24.34%;F檢驗結果表明,模型具有顯著意義(Prob>F=0.0005),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線性關系。2.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分析(1)患者個人和家庭特征對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系數為正數表明,患者住院天數與其家庭收入水平成正向關系,但模型分析結果顯示,樣本地區患者家庭收入水平對其住院治療天數的影響并不顯著。患者住院天數與其年齡大小成反比,患者年齡越大,其住院治療的天數越少,統計分析結果表明,患者住院天數在年齡上的差別并不顯著。患者文化教育程度對其住院天數的影響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且系數符號為負,表明患者住院治療的天數與其文化教育程度成負向關系,患者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其住院治療的天數就會越少;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患者文化教育程度每提高一個層次,其住院治療的天數就會縮短3.4天。這可能是因為在我國農村地區,年齡越大的居民往往文化程度越低,而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越差,住院治療的時間就會越長。家庭非農收入占總收入比例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家庭非農收入占總收入比例每提高25個百分點,患者住院治療的天數就會增加3.9天。因此,非農就業收入的提高能夠增強農村居民的健康保障能力和對醫療服務的利用水平。患者性別與住院天數之間成負向關系,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女性患者住院天數要比男性患者少3.1天,不過,男女性別差異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在統計學上并不顯著,是否村干部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在統計學上也不顯著。(2)家庭的外部保障條件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模型分析結果顯示,民間借貸規模對患者住院治療天數的影響十分顯著,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民間借貸規模每增加5000元,患者住院治療的時間就能夠延長3.4天。民間借貸在幫助農戶抵御大病風險,保障農村居民身體健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是否參加新農合這一解釋變量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在統計學上并不顯著。這表明新農合在實施初期對農村患者的醫療保障力度不夠,發揮的作用有限。造成新農合對農村居民醫療保障作用不顯著的主要原因,一是補償水平偏低,調查地區當年住院治療的患者從新農合得到的醫療費報銷補償金額占其住院醫療費用的比例僅為20.04%;二是參加了新農合而在外地住院治療的農村患者的醫療費用沒有得到報銷補償。調查地區當年住院治療的231個患者中,有100個患者住院費用沒有得到報銷補償。(3)提供服務的醫療機構特征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患者住院天數的多少與提高醫療服務的醫院級別有著較密切的關系,醫院級別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患者住院的醫院每提高一個級別,患者住院的天數將會增加2.5天。這是因為農村患者住院治療的醫院級別越高,說明患者所患疾病越嚴重,治療難度越大,所以住院治療的時間也會越長。同時也反映出農村居民對健康的需求程度。(4)患者的疾病特征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表2中的數據表明,是否患有慢性病對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不顯著,患者住院天數不會因為是否患有慢性病而有差別。
3.模型標準回歸系數分析
在10個解釋變量中,只有民間借貸規模、患者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患者文化教育程度、醫院級別等4個解釋變量的標準回歸系數的絕對值較大,它們的標準回歸系數絕對值分別為0.2809、0.1533、0.1405、0.1218,其他解釋變量的標準回歸系數絕對值較小。其中,民間借貸規模的標準回歸系數的絕對值(0.2809)最大,這表明在農村患者住院天數的影響因素中,民間借貸規模對農村患者住院治療天數的作用和影響最大。因此,民間借貸規模對農村患者住院醫療服務利用發揮著突出的作用。
四、結論與建議
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民間借貸成為了社會企業在當前階段進行融資的重要手段,但是從民間借貸方面的民事立法來看,存在的沖突與缺陷還需要從制度方面入手來進行完善與修復。當前與民間借貸相關的民事立法在概念方面的模糊不清讓民間借貸的法律管制面對著較多困難,在適度保護原則基礎上,民間借貸方面的民事立法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正確的認識并給予相應的法律地位。
(一)推動民法典頒布施行進程
在民權的保障、人民與國家利益的平衡以及社會經濟的健康運行中,民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民法典的頒布與施行則是為了確保民法現實作用的充分發揮。當前我國在1986年進行頒布和施行的《民法通則》在內容方面過于簡單,并且一些條款已經難以與時展向適應,所以推動民法典頒布施行進程,對于為各類民事案件的處理提供依據以及對市場交易行為進行完善都具備著重要意義。雖然我國在2002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進行了審議,但是我國民法典的頒布與施行之路仍舊需要做出眾多努力,如職業立法者隊伍的建設以及對多方利益的協調等,這些為的存在讓我國所具有的民法體系仍舊欠缺完整性。毫無疑問的是,我國民法典的頒布與施行將會體現出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會為我國法制化建設以及經濟市場的發展提供保障。
(二)對民間借貸進行專門立法
我國所存在的民間借貸現象逐漸被許多社會企業采用并被社會大眾熟知,所以將民間借貸納入到金融監管體系當中并通過專門立法對民間借貸現象進行制約是十分必要的。在此過程中,對民間借貸開展專門立法對于合法借貸人員權益的維護以及民間借貸發展的規范化具有著重要意義。在民間借貸方面進行專門的立法能夠使民法具備更好的操作性、實踐性以及針對性,使民法體現出對我國民間借貸現象的適應性。當前如何推動民間借貸的良好發展以及如何實現民間借貸法制化與規范化是我國十分關注的問題,而當前的學界更加傾向于針對民間借貸現象制定專門的《民間借貸法》來對相關事件以及案例進行處理,我國人民銀行業通過開展調研工作來為正式立法提供依據。在民間借貸的立法工作中,不僅要在對我國國情作出充分考慮的基礎上對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之間的關系作出正確的處理,同時有必要嚴格現實民間借貸渠道、借貸對象以及管理范圍,從而給你個號的規避因民間借貸產生的金融風險以及社會風險。另外,在立法過程中有必要對其他國家在此方面的經驗作出借鑒。
(三)對民間借貸現象中的經濟類犯罪進行防范
民間借貸現象中經濟類犯罪的防范應當強調對民法的運用,而不能單純依靠刑法來對民間借貸進行壓制,這主要是因為單純的依靠刑法來對民間借貸進行管理不僅制約了民法所具有的社會調解作用的發揮,同時也凸顯了重刑酷壓等刑法功能,這并不鯉魚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以及社會效果的發揮。因此,在民間借貸現象中的經濟類犯罪管控中要從強調刑法作用的發揮專項刑法與民法以及調節的結合。對于嚴重的經濟類犯罪則應當轉交給檢察院以及公安局開展偵辦,而對于具有合法原因但是卻暫時欠缺還債能力的現象則應當以民法為依據進行懲處與警告,同時有必要開展教育與調節。對于違法借貸以及虛假訴訟等現象則有必要對懲罰制度作出明確的規定,在對借貸合同該內容以及形式作出規范的基礎上避免給犯罪行為留出空間。民間借貸方面方面法律法規責任體系的構建需要從刑事、民事以及行政多個方面作出考慮通過完善,通過完善其中的具體條文以及對民間借貸與刑法中存在的高利貸行為作為嚴格界定來在源頭上對經濟類犯罪進行扼制。
二、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