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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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引言
自經濟人類學家哈特（Keith Hart）首次提出“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的概念后，經濟學家們一般是把非正式金融納入到非正式經濟的框架來分析。
國內學者對此也做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不完全市場競爭理論下，對非正式金融的微觀基礎及其理進行了解釋（林毅夫、劉遵義等，2000；張維迎，2002）。二是在傳統的融資理論下，對非正式金融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進行了分析（江曙霞，2001）。三是基于金融監管的需要，對非正式金融活動進行了分類，并初步提出了數據采集和統計的方法（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課題組，2002；郭斌、劉曼路，2002）。四是考察了非正式金融演化的市場化背景，并將非正式金融納人到經濟學的理性分析中去，大致勾畫出了非正式金融與政府、企業和市場之間的關系，與工業化、城市化及其外部邊界的關系（張杰，2003）。從其各自界定的范圍來看，大部分有著交叉和重復的內容，只是從不同角度給予說明。筆者定義非正式金融為未得到法律法規及其他正式形式認可或直接認可的金融。
二、我國農村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問題
1.農村非正式金融在規模和范圍上存在劣勢
非正式金融常常是從正式金融的薄弱環節或缺陷部分鉆進來發揮金融功能，非正式金融一般雖以市場為基礎進行運行,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制約,它只能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才有效率,這導致了農村非正式金融在規模和范圍上的劣勢。這些因素主要有三個:
(1)信息因素：非正式金融的信息優勢與其活動的范圍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農村非正式金融的業務范圍只能針對農村少數的對象展開,一旦規模壯大，其信息優勢也會隨之減弱。
(2)交易成本：金融活動范圍的擴大導致信息優勢減弱,勢必要求它具有更規范的管理手段和運行機制,同時還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質管理者和員工,這就意味著更高的成本。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抬會”事件和福建平潭“標會”風波產生的根源就在于非正式金融機構在規模擴大的同時,缺乏相應的制約機制,加上一部分人惡意地以高利率誘騙,最終導致了災難的發生。
(3)法律上的不認可：一些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被政府限制甚至禁止,是因為它在活動范圍和規模上的劣勢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范圍和規模的狹小使得小范圍內的經濟主體面臨的風險無法通過多樣化進行有效分散,導致了較高的關聯風險。其次,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范圍狹小，造成效率損失。再次,金融是一個追求規模效益的行業,然而農村非正式金融的小規模經營會使得單筆金融業務的運作成本無法通過規模的擴大分攤,因此金融業務的平均成本往往比較高,難以實現規模優勢。
2.部分農村非正式金融成為了人們獲取高額利息收入的手段
雖然研究顯示農村非正式金融的利率不都是屬于高利貸范疇，但是不排除部分非正式金融機構為吸引資金或出于投機目的而提高利率的可能。高利貸會引起非正式金融機構風險增大，最終導致倒閉。
以浙江寧波市M縣的標會為例，該縣解放前就有合會歷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民營經濟活動的增多，對信貸需求也增多，在正式金融供給缺失情況下，民間合會開始興盛起來。M縣的標會在1991年達致高峰。據M縣工商銀行1991年5月份對城關212戶居民的問卷調查，參加標會的有178戶，占84%。1991年，M縣出現了“會”山“會”海，甚至出現一日一標會，而不是通常的一月一標會或者隔月一標會。只有部分合會仍然是為了獲得投資回報或者解決生活之急需目的而存在。許多合會成為人們企圖用來獲取高額利息收入的手段，這種利息收入遠遠高于一般投資所能獲得的回報。最終，M縣的“會山會海”開始倒塌，一些人席卷所標資金潛逃，造成倒會。政府被迫開展清理標會的行動。
3.組織管理混亂，相當一部分信用活動不規范
大部分非正式金融機構沒有建立規范的內部控制制度,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及審計稽核制度,其籌資、征信、信用審核、授信、風險承擔等能力低下。此外,非正式金融機構大多不提取存款準備金和呆賬準備金以抵御風險,經營風險極大。
以當鋪為例，其在開展典當業務之外，容易超越經營范圍和法律許可的利率發放質押貸款，而且缺少必要的抵押、擔保措施。2004年6月底，溫州市查封了溫州泰順縣三魁利民典當商行。該機構非法吸儲放貸達10多年之久，累計吸收存款4200多萬元，被查封時其賬面存款余額仍達1800萬元；其90%以上的貸款只憑一紙借款契約或借據進行，沒有正式的借貸合同，也很少有抵押、擔保措施；在其中全部536戶貸款中，只有14戶提供了名義上的“物質抵押”。
4.影響金融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
非正式金融活動在高利率的吸引下，易誘發大量資金以現金形式流出銀行體系，加大現金體外循環，造成金融信號失真，干擾中央銀行對社會信用總量的監測。由于非正式金融活動的投向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趨利性，其資金流向與國家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不一定相符，致使一些國家政策難以落實。另外，民間借貸的隱秘性，給金融監管部門增添了工作難度。加之除對非法集資等經濟犯罪有法律規范外，目前對普遍的非正式金融活動，金融監管部門尚缺乏具體明確的監管法律、法規，法律制度的盲區也讓金融監管對非正式金融活動鞭長莫及。
三、相應的對策和政策建議
1.適當放開農村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慎重對待農村“高利貸”活動
根據當前存款利率市場化試點經驗，小幅度放開存款利率是無風險的。國家應該給予試點縣轄內所有金融機構以平等的試點機會和平等的存款利率上浮試點，這樣可以使整個轄區內所有金融機構之間實際互動，從而為決策者提供進一步的改革依據。以確保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有限幅度內的存款利率上浮是安全的。
對于“高利貸”不可禁絕。農村有些個人是為了非經濟原因而借入“高利貸”，這意味著應該改進非經濟領域的制度安排來替代和化解人們對“高利貸”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高利貸本身仍是一種金融服務，禁止“高利貸”可能導致社會弱勢群體連活命的最后機會都喪失。
2.降低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建立一個多元化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
商業金融準入的最低資本金要求可以放低，比如允許一些地方企業合股建立信貸機構。這就可以使金融機構的多元化，從而部分替代和擠出民間信貸，包括高利貸。農村金融市場不是一個單一金融市場，而是多個局部金融市場組成的。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本身是農村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一家金融機構、任何一項金融工具均不能完全發現和利用分散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局部知識，因而不能完全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組織多樣性和工具多樣化因其各自不同的功能而成為必需。因此，應通過農村金融組織或活動多樣性而在農村金融領域引入金融供給方的競爭，打破壟斷或者準壟斷格局。競爭能夠帶來效率，促進金融創新，擴大金融服務供給，促使金融機構按照服務產品的成本和風險實行風險定價。
3.發展和完善正式金融機構和服務，鼓勵其進行金融創新
現有農村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國正式金融的服務不到位所導致的。因而要大力發展和完善正式金融機構和服務，鼓勵正式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創新。農村種植大戶、專業戶和鄉鎮企業的資金需求大部分可以通過正式金融來解決，比如通過商業銀行業務、證券市場業務，甚至風險資本投資業務等。加快正式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也有利于農村資金的合理配置，例如民生銀行推出的委托貸款就是一種有效的借貸雙方的溝通機制。
此外，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要真正辦理政策性業務，而不是簡單提供流動資金，其業務范圍應該是那些按商業原則運行能收回本金但回報率低或回收時間特別長或回收風險較大的項目，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支持力度。
4.建立起正式允許農村非正式金融運作的規則框架，加強監管，降低其風險
該規則框架必須使得非正式金融的風險最小化。建立非正式金融機構運作框架，至少有兩條線索可尋。其一，對任何金融活動原則上均應考慮征稅，可以通過稅收和金融活動備案來了解民間金融信息，政府監管部門可以借此就社會中民間金融的風險及時向民眾提供信息；其二，把有些非正式金融機構的運作程序寫入民法。比如我國臺灣省就把合會的運作程序進行了修正，寫入了民法。其目的不是禁止非正式金融，而是維護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的正常運行，減少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1]艾德加?法伊格:《地下經濟學》（The Underground Economi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2篇
論文摘要：中小企業的特點和宏觀的金融環境決定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較少，獲得資金困難，因此中小企業對非正規金融行為有較大需求。相對于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中具有許多優勢，但其在推動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定問題。發揮優勢，防范負面效應，更好的服務于中小企業是非正規金融的發展方向。
論文關鍵詞：非正規金融中小企業融資
在我國，由于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因此在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借助非正規金融途徑緩解融資困境的現象。非正規金融一方面能夠有效地為中小企業提供發展所需資金，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
一、非正規金融的界定
非正規金融（又稱為民間金融）指的是在國家的金融法律法規規范和保護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監管當局直接控制和監管的金融活動，屬于體制外金融。非正規金融包括那些分散、無組織地發生在各種非金融企業之間、企業或民間組織與居民之間以及居民相互之間的各種資金借貸活動，如民間借貸、商業信用、天使投資等。非正規金融交易區域狹小，信息搜尋、甄別以及監督貸款投向的成本較小，違約率比正規金融部門低，其游離于金融監管部門的視線之外，也游離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以外，不受法定體系的約束。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最大的區別在于交易是否處于政府的監管之下。
二、非正規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優勢分析
在許多國家，非正規金融被視為中小企業獲取生存和發展所需外部金融資源的重要途徑。在我國非正規金融也已存在很長時間，并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非正規金融具有如下優勢：
（1）交易成本低、獲得迅速快
融資交易成本可以從資金的財務成本和資金的可獲得性兩個方面來考察。對于中小企業融資而言，非正規金融經營成本低、交易手續簡便、交易過程快捷、融資效率高、能盡快達成交易。因此中小企業融資常常選擇民間借貸。
（2）社會風險低
不同于國有銀行或者信用社會產生連鎖反應，民間借貸產權主體明確，產權明晰，即使發生風波，承擔的基本都是個人，不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民間信貸即使有違約風險，都是個人來化解風險,風險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對稱性
無組織的民間借貸往往是發生在親戚、熟人之間，發生借貸前，資金提供者就對借款人的情況非常熟悉,發生借貸后，資金提供者也可以通過非常親密的渠道,及時了解借款人的真實信息，這種信息的對稱性是正規金融(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不可能擁有的。雖然民間金融機構也和商業銀行一樣，與融資對象很少存在私人關系，但是與之相比更有動力和能力獲得信息，所以，非正規金融可以比較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4）利率在合理范圍內波動央行要求，民間資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內波動，這使非正規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據風險收益相對應原則來定價，這種資金價格是民營中小企業可以接受的。在無組織的民間借貸中，由于存在著私人關系,它們的資金價格相對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會過高，因為非正規金融同樣存在著多方面的競爭:①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兩個市場，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過高的利率會導致資金需求者退出民間金融市場，轉向正規金融市場。②非正規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競爭。這些機構資金實力有限，不能壟斷民間金融市場，所以不能提出過高利率。
（5）對資金需求者的預算硬約束性
在無組織的民間借貸中，雖然一般是信用貸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關系，借款者如果選擇欺詐或者沒有能力償還貸款，將損害私人關系和招致輿論的譴責,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潛在的還貸義務，即存在一種隱性擔保，這促使資金需求者更加謹慎地運用資金。相對于商業銀行，這些資金供應方會更加積極地追討負債，甚至出現違法討債行為，從而導致資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約束。另外，民間金融組織具有強烈的地域性特征，與同樣具有地域性的民營中小企業更容易建立長期關系，促使它們提高資金的運用效益和積極還貸，從而達到共贏的效果。
（6）抵押擔保方面的優勢
中小企業在申請貸款時無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獲得融資的最大障礙。許多在正規金融市場上不能作為擔保的東西在非正規金融市場上可以作為擔保，如土地使用權抵押、勞動抵押、農戶房屋抵押、田間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關聯契約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除了在信貸市場上存在借貸關系外，還在其他市場上（如在商品市場上）存在交易關系，因此雙方在簽訂信貸契約時還把其他市場的交易情況附加到里面。這不僅為貸款人提供了關于借款人資信、還款能力的信息，同時也增加了借款人違約的成本，使得貸款人能夠對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強了借款人正確使用貸款以及履行還款義務的激勵。可見,民間金融在本質上能夠滿足中小企業信息隱蔽性、融資要求的特質性需求以及中小企業家族經營、抵押品缺乏的現狀,其能夠更加靈活、有效地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
（7）具有示范效應
非正規金融活動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償還貸款傾向的借款人望而卻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備還款能力的人進入信貸市場。由于借款者和貸款者之間因長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關系，不僅能夠抑制雙方的道德風險，而且還會使違規者因受到社區排斥和輿論譴責而付出高昂代價。社區約束力越強，成員之間合約的履行率越高，從而借款者就更重視償還非正規金融貸款，以便于其保持長期穩定的借貸關系。
由此可見，民間金融在本質上能夠滿足中小企業信息隱蔽性、融資要求的特質性需求以及中小企業家族經營、抵押品缺乏的現狀。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上，其相對于高度組織化的正規金融具有上述優勢，這些獨特優勢是民間金融這一古老的融資渠道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夠和正規金融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這些特點使其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來源。
三、非正規金融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
在肯定非正規金融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負面影響。
（1）非正規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會資本的關系型和地域性特征決定了非正規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個小圈子里進行；其次，非正規金融部門的資金來源有限且不穩定，抗衡外部沖擊的能力脆弱；再次，從總體上看，非正規金融的定價機制大體上反映了社會的平均利潤率和市場競爭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貸產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規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規范和保護，容易產生敲詐、違約行為。
（2）非正規金融的負面效應
非正規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規范性，會對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及其調控造成沖擊，包括造成大量資金體外循環，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影響國家利率政策實施，截流信貸資金來源等。還可能擾亂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釀成相當大的金融風險，包括襲擾正規信貸市場，妨礙中央銀行現金管理，造成系統金融風險防范與監管的盲區，導致一部分國家稅款流失；容易引發經濟糾紛，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等。因此，應該對非正規金融加強規范和引導，發揮其正面作用。
四、加強對非正規金融的規范和引導，發揮其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積極作用
非正規金融是一種重要的金融資源，是制定和實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據，特別是其所獨具的與中小企業天然的親和力，決定了其在中小企業發展中的地位。因此，對于非正規融不應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態度，而應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規范，使其在法律的監督和規范下，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為整個國家經濟服務。
（1）建立健全相關制度，規范非正規金融行為
非正規金融交易通常運作很不規范，一般沒有合法的法律手續、可靠的信用擔保和資產抵押，缺乏必要的監管機制，處于比較混亂的自發狀態；而且所融通資金的投向具有較大的盲目性，風險較大。如果對那些負債率高、資信狀況差的企業進行融資后一旦發生經營風險，必將損害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甚至會形成相當規模的金融風險。因此，應當盡快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建立相關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間金融機構發展的監控體系。
世界上的大多數銀行都是民營銀行，他們之所以能夠健康地發展壯大，原因之一就是它們被納入政府監管的體系之中。民間金融機構一定要在國家必要的監控下才能健康發展。政府有責任在對民營金融機構進行合法、正當保護的同時，對其違法、不正當的行為給予堅決打擊和懲罰，用法律手段來治理和規范民間金融，為中小企業創造更好的融資環境。
（3）引導成熟民間金融組織向中小商業銀行轉化。
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相當程度上是由于銀行業壟斷程度過高，真正能夠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商業銀行數量太少。因此，應引導民間金融組織逐步演化為規范化運作的、定位于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民營金融機構，使得民間金融能更好的服務于中小企業。
參考文獻：
【1】曹洪軍.竇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對稱、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
【2】林毅夫，孫希芳.信息、“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經濟研究》2005(7)
第3篇
一、論文題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研究
二、選題意義的研究
作為一種提供資金融通服務的金融形式，對其加以法律規制，既是現實問題，也是理論問題。30余年改革開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國民營經濟的大力發展，緩解了農村地區資金的極度匱乏現象，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然則，長期以來，非正式金融在中國是個頗有爭議的議題。一方面，作為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其內生性推動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間接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長期體制外循環對社會經濟造成一定負面影響，影響了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甚至對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響。為此，我國政府對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較嚴苛的，但效果并不明顯。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低迷，歐債危機持續不斷，中國實體經濟遭遇挫折、國內通脹壓力不減、股市樓市財富效應暗淡的情況下，大量民間資金流向民間借貸行業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間借貸渠道，眾多求貸無門的中小企業獲得了寶貴的資金“輸血”。但在實體經濟盈利低下的情況下，巨額高息的民間借貸，無疑是“一劑飲鴆止渴的毒藥”，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實證。民間借貸如果演化為純粹的資金炒作，沒有實體經濟做支撐，那只能是擊鼓傳花的游戲，風險終會爆發。面對如此現狀，正視非正式金融成為必然，對其進行必要的法律規制是當務之急，近年來中央乃至地方相繼對民間借貸這種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組織進行規范正是現實所迫，但就法律規范本身而言，目前對于非正式金融的規范位階過低，多集中于部門規章與司法解釋，這并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民間融資問題。
本文通過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必要性、比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關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實踐，提出中國非正式金融契約治理與監管并行的規制路徑，通過監管邊界的設定，具體設計中國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以希將非正式金融的風險控制在一個可承受范圍內，并借此發揮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變消極事后“管制”為積極“法律規制”和變“堵”為“疏”的理念以及監管邊界設定的思路，全文貫穿著對非正式金融的寬容思想。文章創新之處在于將非正式金融的契約治理機制與適度監管結合起來，設定監管邊界。
同時將司法系統長期以來在非正式金融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對于浙江省通過司法“試錯”來反應非正式金融的創新進行了深入分析，從而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徑依賴，即便是在現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環境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地方司法的改革來適應非正式金融不斷創新的路徑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決非正式金融糾紛，如民間借貸糾紛等。全文貫穿著實證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約治理機制的論述過程中，對于各種具體非正式金融行為的法律規制進行了具體論述，同時對于非正式金融的監管制度進行了初步構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僅對于中小企業融資、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具有一定現實意義，同時對于中國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義，彌補了法學領域對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系統研究的不足。
三、課題的基本內容
30余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創造了世界經濟史奇跡，其中民營經濟對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則，民營經濟對社會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并不足以說明其在正規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其中企業數量占比為99%的中小企業，占GDP比重為55.16%，占全國新增產值比重為74.17%，占社會銷售額比重為58.19%，占稅收比重為46.12%，占出口總額比重為62.13%，占城鎮就業崗位比重為75%左右。
但只有極小數的中小企業可以從正規銀行類金融機構獲取所需資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卻缺失正規信貸，民營企業并沒有直接受益于國有銀行的信貸配置。同時，證券市場的門檻又將絕大多數中小企業拒之門外，在無法從正規金融系統融入資金的情況下，多數中小企業在創業初期、產能擴張期或者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選擇了非正式金融。
與此同時，中國廣大農村出現了資金逆向流出現象，農村信用社及郵政儲蓄銀行等金融機構從農村吸收的存款，不斷地輸入到城市，如果農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業銀行，成為與大型商業銀行類似的運營模式，可能會隨著大型商業銀行在農村的萎縮而逐漸縮容。面對此格局，在農村長期的金融體系中，非正式金融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民營經濟和農村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風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規金融體系更加脆弱，更易引發系統性風險，否則政府何以將絕大多數非正式金融視為非法，予以取締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來民間借貸風波的發生，本文試圖對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對中國現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規范進行疏理，并采取歷史、經濟、比較以及實證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現狀，及我國民間借貸糾紛大規模發生、非法集資手段不斷推陳出新、非金融企業間借貸不斷地變相發展的制度動因，同時通過對境外有關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實踐經驗進行疏理與比較，最終對我國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路徑進行思考。基于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為五章層層展開。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論根基，從非正式金融內涵與外延的界定著手，通過非正式金融生成邏輯的多維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理論基礎分析，為后文的法律規制確定理論基石。有關非正式金融內涵的界定是仁者見仁，但關鍵在于其是否受到監管、是否納入政府金融監管體系，處于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的各種金融組織及各種資金融通活動統稱為非正式金融。換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對于資本金、儲備金和流動性、存貸利率限制、強制性信貸目標以及審計報告等要求約束的金融組織和金融活動的總和。基于這一內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區別于民營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時具體的非正式金融活動包括民間借貸、企業內部集資、非金融企業間借貸(文章并不贊成將其排除在民間借貸范圍之外)、通過私人錢莊與合會進行的金融活動、錢中與銀背等中介組織進行的金融活動、P2P網絡信貸以及各類非法集資行為、影子銀行的行為等等，只要滿足其內涵均可以確定為非正式金融范疇。
對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邏輯，文章從二元金融結構與政府的“父愛主義”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當代中國生成的特殊環境，并且對于我國長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時對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動因進行深入闡述，非正式金融的變遷作為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權威機構與非正式金融參與者三方之間博弈的一種金融制度創新，最后通過經濟學上交易成本理論的分析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與發展提供進一步的經濟學基礎。文章一方面強調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邏輯機理，另一方面對非正式金融長期隱蔽運營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進行論證，從而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論，一旦不具備償還債務能力的組織或者個人，只是通過不斷舉借新債償還舊債時，隨著這種非正式金融主體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將處于不穩定狀態，即極易發生危機，而溫州民間借貸風波的發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與此同時，金融市場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性、外部性及壟斷問題，通過政府公權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決的，但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監管被俘獲的問題，故而如何將這種公權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邊界內，即對非正式金融的監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圍內，進行適度地監管成為各界所關注的問題。作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適性、是否與內生演化而來的規則互補、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給是否滿足社會需求，這一系列問題亦成為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現狀加以闡釋。通過溫州民間借貸風波的簡要論述，引出中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發展歷程，此后對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現狀進行深入分析，從而尋找出如此管制強度之下，民間借貸糾紛泛濫、非法集資行為范圍不斷擴張的制度原因，進而為變非正式金融“管制”為“法律規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現實原因，也為后文“契約治理”與適度監管的規制路徑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礎。
一國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會基于金融穩定、安全的考量，從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出發，確定具體的金融法律制度。為此，從1949年至今，我國對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態度前后有所變化，從建國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貸到此后一段時間的絕對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狀態。對于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而言，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經濟趕超目標基本是不可能的，計劃經濟也就成為當時恢復經濟的首要選擇，這種強制性積累機制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
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后，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政府對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動，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的投資過熱現象，以及諸如沈太福、鄧斌事件的發生，和1993年-1995年期間大量金融法律法規相繼出臺，又適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促成了新一輪金融嚴管政策。故而，在20世紀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締與刑事制裁非法集資行為的規制模式，各種非正式金融組織亦成為非法金融組織。2005年，相關法律制度開始松動，中央對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出36條，同時促進了民間資本向金融領域的發展，而2010年有關民間資本36條的出臺，更是為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提供了決定性的法律基礎，從而對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動。
現有規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規、規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階比較低，甚至與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觸。這種將民間借貸限制于自然人間、自然人與企業組織之間的借貸，排除非金融企業間借貸行為的規定，以及民間借貸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護，同時又通過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規章將其確定為“高利貸”行為，卻無相關法律責任的規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績效。文章通過規范分析方法闡述了非正式金融現有法律規制的低績效與嚴管制的現狀，為第四章論述私人契約治理與適度監管路徑提供邏輯基礎。
第三章圍繞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關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實踐與經驗，為后文的論證提供比較分析的基礎。本章分為兩部分，即發達國家，諸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有關非正式金融發展的經驗，尤其是法律規制的經驗，并且將對中國非正式金融發展的啟示融合于其中；發展中國家則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經驗、南非《國家信貸法》的規制實踐以及亞洲孟加拉格萊珉銀行的成功發展為例，為我國小型金融組織的發展提供參考。而南非《國家信貸法》的簡要闡述為我國民間職業放貸人的規范提供了可資借鑒之處。無論是發達國家的美國、日本，抑或是發展中國家的非洲諸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對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既重視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約治理模式，同時考慮差異化監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圍繞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理念的重新樹立、契約治理與適度監管的論證展開。金融監管強調安全、穩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過程中，過分強調“管制”，造成自由與效率價值的忽視，甚至是公平的喪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規制現實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規范化健康運作，必須重新樹立理念價值，客觀地認識非正式金融與正規金融法律規制的區別。強調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約治理機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賦予公民、企業一定的融資自由權，即民間自治權的發揮；公平價值：公平信貸權理念的樹立；保障安全價值：需要適度監管；最終實現正式規范與非正式規范的彌合、非正式金融與正規金融的聯結。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并得以發展，除了具有多維度的生存空間，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機制保護情況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無論是非正式金融的隱性擔保機制(緣約文化)、基于長期合作與重復博弈形成的聲譽執行機制，抑或是團體貸款中的連帶責任(同行壓力)，都是以社會資本和聲譽價值為基礎，其運作機理的關鍵在于交易者聲譽信息的傳遞，以及對不良聲譽懲罰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區范圍內，無法應對規模化運營，對于超出血緣、地緣、親緣關系的非正式金融，這種私人治理機制的效用不斷弱化。同時，經濟環境的復雜多變，信息不對稱問題、交易不確定性問題依然會困擾非正式金融的正常發展，再加上長期在法律體系之外運營，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對于組織化程度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風控機制，這些都對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投資者的利益保護不利，為此，需要來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機制來彌補這些治理空隙，并矯正這些私人治理機制失效的領域。
法律治理機制對于私人治理機制的彌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即政府公權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邊界，換言之，需要設定非正式金融監管供給與需求邊界，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與政府監管提供一個可行的平衡點。對于監管模式的選擇上，文中并不贊成在目前的中國實行自律性監管為主、政府監管為輔的監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監管為主，充分重視自律性監管及非正式金融領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過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賦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從而為監管制度的具體構建提供法律基礎，否則市場準入、退出及交易活動等監管制度的設計皆為惘然。
第五章探討司法對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現有法律規定不加以改變的前提下，對于體制外運營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機制無法解決契約糾紛時，或者已經獲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發生糾紛，司法機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時，司法能動性是回應非正式金融創新的最可行路徑。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僅有助于金融監管目標的實現、解決非正式金融糾紛持續走高問題，同時也可以彌合現有法律制度的粗疏與滯后性以及監管不足的現象。然則，完全依賴于司法規制并不是法律規制的應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陽光化的發展，不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認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監管部門的適時護航、司法部門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規制體系。
四、課題的重點和難點
“存在即為合理”，行文伊始，筆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廣泛存在是否合理的問題，通過二元金融結構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動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為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監管機構與非正式金融參與者三者之間博弈的一種金融制度創新，也是經濟學上交易成本理論作用使然，這一系列制度經濟學的闡釋，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廣泛存在的正當性提供了依據。然而，非正式金融長期以來隱蔽經營，甚至是近些年的異化發展所引致的社會問題同樣不可小覷。無論是從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給與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國現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狀況而言，都需要對非正式金融加以進一步規制，將其引入規范化發展之路。如何既考慮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約治理機制，又將法律、監管這些正式的治理機制融入其中，將二者完美的相結合，成為全文考慮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經初步對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路徑問題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約治理機制+適度金融監管，伴隨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理念的重樹、金融監管模式的設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領域路徑的探析。具體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非正式金融作為一種內生自發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種存在的制度動因，并不會因為政府的嚴厲打擊而減少，近年來民間借貸規模的不斷增長、非法集資手段的不斷創新及其涉案金額與范圍的不斷膨脹、非金融企業間變相借貸形式的不斷推陳出新，已然說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絕非是可以通過嚴刑峻罰來加以壓制的，適當地承認其合理性與正當性是規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約的私人治理機制為基礎的法律治理機制，進行適度監管是其法律治理機制的關鍵，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監管缺位、管制過多的情形下，依照適度監管的理念構建我國非正式金融監管體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非正式金融監管供給與需求邊界加以設定，從而為金融行政監管部門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領域提供邊界，進行適度地監管。
3.進行適度監管，并非是放松監管，而是正視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區別于正規金融監管的方式。考慮到監管主體的不同、市場自治程度、我國金融業監管傳統、非正式金融發展現狀等多方面因素，筆者認為，政府既要監管非正式金融，同時對相關監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將政府行政監管與行業自律組織的自律性監管相結合。目前階段并不適宜以行業自律性監管為主的模式，畢竟中國的自律性傳統還不足以采取這種監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場的行業自律組織仍處于起步階段，待其發展成熟，參與者的自律程度達到一定水平時，可以考慮政府逐漸退出。為此，本階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監管為主、行業協會的自律監管為紐帶、非正式金融參與者的內控為基礎、社會監督為補充的監管體系。
4.對于非正式金融監管的各種制度設計，其前提離不開法律對非正式金融的適度承認。而現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規定極其不完備，對各種非正式金融組織的規定過于粗疏，在規制實踐中，司法機構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規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為主，這種法律規制現狀無法調整非正式金融異化發展的現實。為此，部分地區通過地方司法“試錯”的方式對非正式金融的不斷創新加以體現，例如浙江省的高級人民法院，甚至是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了一系列領先于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性文件，作為處理非正式金融糾紛的規范性文件。但是對于這種先行先試，要有一定邊界的限制，需要處理好與立法、地方行政的關系。
綜上所述，對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是一個綜合規制的體系，既需要立法的確認，同時需要行政監管部門的維護，以及司法部門的最后保障。從廣義上而言，應該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與契約治理機制的基礎上，做到事前監測、事中監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規制體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盡事宜，譬如對非正式金融具體行為的規制論證，尤其是實證方法的運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雖則筆者在近兩年多時間里幾赴浙江省的溫州市、麗水市、寧波慈溪市，江蘇省的南通市、無錫市，山西省的臨汾市等地市，就民間借貸問題進行調研，但仍囿于調研范圍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關觀點進行論證，也不能完全確定自己提出的規制路徑是否能夠在非正式金融活動中得到完全驗證，然而，對于源自于民間的非正式金融，筆者能夠確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實地調研收集的資料所進行的思考與寫作，而且會繼續這一本土化的“草根學問”。
五、論文提綱
目錄
導言
一、問題的提出
二、選題意義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獻述評
四、研究思路與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規制的理論基礎分析
第一節非正式金融內涵與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類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節非正式金融生成邏輯分析
一、二元金融結構與政府“父愛主義”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動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競爭政策優化
六、非正式金融：個人與企業的選擇
第三節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理論基礎分析
一、政治學基礎：公共利益理論
二、經濟學基礎：金融脆弱性理論
三、法經濟學基礎：法律制度的普適性準則和制度的供給需求關系.
本章小結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現實需求--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
規制的發展歷程及其問題
第一節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發展歷程
一、1949-1978年：從提倡私人借貸到絕對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適度寬松，但仍對非正式金融進行抑制的時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嚴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雖有限制但法律開始松動
五、2010年至今：進一步放寬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節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現狀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對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與管制主體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責任
第三節我國非正式金融現有法律規制的缺陷
一、管制強度高、績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體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結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發展與法律規制實踐及其啟示
第一節發達國家非正式金融發展、法律規制實踐及其啟示
一、美國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轉型：社區銀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國
三、日本輪轉基金組織的成功轉型：無盡聯合股份公司互助銀行一般性商業銀行
第二節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實踐與啟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
二、小型銀行典范：孟加拉格萊珉銀行
三、強制替代的代表：20世紀50年代的印度、泰國
四、契約治理的典范：臺灣
本章小結
第四章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構想
第一節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理念之重樹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約治理機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賦予公民、企業融資自由權，即民間自治權的發揮
三、公平：公平信貸權理念的樹立
四、安全：適度監管
五、合作：正式規范與民間規范的彌合、非正式金融與正規金融的聯結
第二節我國非正式金融的契約治理
一、契約自由與契約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約治理機制現狀
三、非正式金融契約的法律治理機制對私人治理機制的彌補與矯正
第三節非正式金融監管邊界的分析
一、監管理論述評
二、非正式金融監管邊界設定中的主要假設條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監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監管的供給強度邊界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監管的需求邊界分析
第四節我國非正式金融監管制度設計
一、非正式金融監管模式的選
二、監管權限的設定
三、我國非正式金融監管制度的具體設計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徑分析
第一節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間借貸糾紛、非法集資案件持續走高
二、現行有關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制度的粗疏與滯后
三、監管有效與無效論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節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徑選擇--以“先行先試”和司法能動性為視角
一、地方司法“試錯“的可能性
二、能動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與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動及司法能動性對立法革新的推動
第三節地方司法“試錯”邊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試權”的授權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試錯”主體的限定與時間、范圍的限制及監督救濟
三、司法的能動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應注意的問題
本章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