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法律專業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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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論文題目（應簡短、明確、有概括性。中文題目一般不超過20個漢字，必要時可加副標題）
（二）作者姓名、所在學院、郵編
（三）摘要（應高度概括論文的內容、方法和觀點，以及取得的成果和結論，反映整個論文的精華。要客觀陳述、獨立成文，字數為100--300字。）
（四）關鍵詞（3-8個）
（五）正文（是作者對自己的研究問題的詳細表述，應力求觀點明確、論據充分、數據準確、語言流暢、條理清楚、結構嚴謹）。 （六）注釋與參考文獻
注釋是對論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內容的進一步解釋或補充說明。畢業論文的注釋統一采用腳注，每頁按先后順序單獨編號，在正文的相關處用上標表明，用數字加圓圈標注（如①、②……）。
參考文獻是作者寫作時所參考的文獻書目，一般集中列于文末。所羅列的參考文獻應是正式出版物，包括期刊、書籍、論文集等，參考文獻序號一般用方括號標注（如[1],[2],……）。
參考文獻的格式：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文獻類型標識（專著為[M].期刊文章為[J].報紙文章為[N].學術報告為[R].學位論文為[D].論文集為[C].
其中的被析出文獻為[A].聯機網上數據庫為[DB/OL].磁帶數據庫為[DB/MT].光盤圖書為[M/CD].磁盤軟件為[CP/DK].網上期刊為[J/OL].網上電子公告為[EB/OL].）。出版社，出版年。引文所在的頁碼。畢業論文所列參考文獻應不低于7項。
（七）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置于參考文獻之后，包括與中文對應的英文論文題目、作者姓名、學院、摘要及關鍵詞。
二、論文段落層次格式
一級題序及標題用"一、二、三……"序號和小3黑體。
二級題序及標題用"（一）（二）（三）……"序號和4號黑體。
三級題序及標題用"1、2、3……"序號和小4黑體。
四級題序及標題用"（1）、（2）、（3）……"序號，不用黑體。
第2篇
“考得不錯!”她在心里慰勞自己。如果一切順利，她就可以開始準備畢業論文、答辯，然后拿到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了。
為此。她已經整整付出了六年的時間。她很累了。需要好好地補上一覺。
第二天一早。按時發送的手機電子報攪擾了她的好夢，里面的一條信息更是打消了她的好心情。
據報道，“經北京教育考試院確認，在前天和昨天進行的全國高等自學考試中發生嚴重泄題事件。”自考法律專業的7門課中有5門涉嫌泄題，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即為其中之一。
“通過率高達98％以上”
10月26日上午，民事訴訟法B點30分開考。
早在前一天晚上11點13分，劉昌松收到了鄭辛的一條短信，上面有全國自考民事訴訟法科目考試的全部內容。包括選擇題答案，名詞解釋、簡答題和論述題的所有題目。
劉昌松除了執業律師身份之外，還是北京數所民辦大學兼職教師，教授多門法學課程。他決定揭開法律自考泄題“蓋子”的想法半年前就有了。
“我要通過學生的牽線，才能買到答案。因為不是熟人，他們不賣。”劉昌松說，他這次找了三條渠道，分別通過三個學生：小費(化名)、吳鵬(化名)和沈芳(化名)，沈芳就是通過鄭辛購買的。鄭辛的身份也是自考生。
一般來說，各科考題的答案都會在考前兩小時發到考生的手機上。在兩個小時里，考生有充足的時間來記住答案。
“我就跟鄭辛說。我的基礎比較差，他發給我的中國法制史的試題，盡管告訴了答案在書中的頁碼，但這些頁碼我找起來都特別費勁，我向他提出能不能早一點把題告訴我?”劉昌松說，他這樣叫苦報怨的目的是想弄清楚賣題者手上到底什么時候就有真題了。
印證的結果是，“鄭辛在考試的前一天晚上，甚至更早一些時候，手上已經有題了”。
10月份自考開始前，劉昌松就跟北京市自考辦考務科的負責人白老師、全國自考辦考務處、全國自考法律專業委員會和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衛處的相關負責人取得了聯系。這使得他能夠在每門課程開考前半小時至一刻鐘不等的時間內。很方便地將買到的試題及答案通過短信發送到他們的手機上。
民事訴訟法開考后半小時，也就是10月26日的上午9點，劉昌松接到了白老師的電話，“基本無誤”。當天下午2點40分左右，他又向劉確認了環境與資源保護法試題與答案“基本無誤”。
一天前。鄭辛剛剛向劉昌松兜售了民法和中國法制史兩門課程的答案，每門約定150元，短信發送。
“當然這個賣題人非常謹慎，他把題賣給我的時候，不敢直接沖我這里收錢，都是找牽線的人。”
考試結束當晚，鄭辛就發短信給劉昌松，“先把今天上午的錢讓小沈給我”，至于下午中國法制史答案出錯，他表示，“屬于意外”，“這事也不能保準的”。自然，這門課的錢也就不要了。
早在考前兩三天，甚至一周，自習室里就開始有人在小聲地“叫賣”答案。
“他說如果不真就不要錢，考完了如果是真的再給錢。”沈芳說，她在自習室里就遇到了好幾次，鄭辛也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聯系上她的。
每一科目考試前半小時，還有人在考場邊上悄悄地問。“要答案嗎?考出來再給錢。”
在今年的兩次自考前，黃燦(化名)觀察到了一個共同的現象：每門課開考前半小時。大家都在翻書，而且都是很有目的，直接翻到某一頁。
黃燦現在的身份是京城某民辦高校的工作人員，曾擔任過學生輔導員。
“整個校園里完全是炸開了鍋，大家都不議論其他話題了。都在忙著賣題、買題、背題，其他內容根本不復習。”劉昌松說。
有的學生連記住選擇題答案都嫌累，“直接把答案寫在了袖口上”。
有的學生“一上去就寫大題”。兩個半小時的考試。40分鐘就答完了。“選擇題直接就涂卡”，連試卷都沒看。
實際上，10月份的情形只不過是今年4月份相同景象的重演。《新世紀周刊》從多條線索得知。4月份法律自考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泄題事件，包括刑事訴訟法、刑法、行政法、國際私法、法理學等多門課程。
在小費所在的班級，4月份涉嫌泄題的科目單科通過率竟然高達98％以上，“也就是一兩個人沒過”。
“正常來說，20％到30％的通過率是常見的，部分班級有50％的可能，但一次性通過90％絕不可能。”黃燦說，如果通過率超過90％的話，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幾乎所有的同學都拿到題了。
根據從小費、吳鵬和鄭辛三條線上得來的答案，劉昌松判斷，試題泄露遠不止一條線，有“好幾條線同時在泄題”。
黃燦則認為，主線應該只有一條，也有可能是在傳遞的過程中，部分試題的表述會有一些改變。
不過這些詳略程度稍有差異的答案信息都指向一個共同的事實：該課程試題已經全部泄露。
“主觀題甚至準確到連題號都一樣。”劉昌松說。
“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了。”一位校址在北京市延慶縣的民辦大學輔導員告訴《新世紀周刊》。
“我愿意做炮灰”
今年4月份自考后的第一節課，劉昌松發現課上不下去了。
“大家都在討論，覺得上課沒有意思了，自考快要完蛋了，反正學不學習都一樣。”劉決定在課堂上公開表達自己對于泄題事件的看法，“沒想到一講就是40分鐘”。
劉的個人經歷比較復雜。軍醫出身的他在1992年完成自考法律專科階段的學習，并在同年參加全國律師統考取得了律師資格。后來又陸續從事過執業軍隊律師、軍法官等職業，2004年轉業到地方從事專職律師工作。
那堂“特殊”的思想政治課講到處，劉振臂一呼，號召臺下的學生們“能勇敢地站出來”。“同這種丑惡的現象作斗爭”。
大家都低下了頭，不再看劉。
只有小費站了出來，“我愿意做炮灰”。他做出了兩個決定：第一、和劉老師一起實名舉報泄題事件：第二、從其所在的民辦大學退學，決心憑借自己的努力完成自考。
4月2g日，劉昌松將小費撰寫的舉報信發給了北京市教育考試院自考辦和北京市公安局文保處，后來又一起去公安局報了案。
“由于事先沒有收集好證據，這次舉報沒有成功。”劉說。
最后的結果不了了之，4月份法律自考所有課程的成績照常公布，購買答案的學生都嘗了“甜頭”。
這一次。他們事先準備充分。并且主動聯系了媒體，“通過媒體，他們的聲音會放大”。
10月26日晚間。北京市教育考試院表示。他們已經對北京所有的考區、印刷、監印、運輸、保密各個環節進行自查，都沒有出現問題，“只
是自考是全國統一命題的考試，我們這邊的能力也有限”。
教育部考試中心的工作人員也表示，北京市公安局文保處已經對此事展開調查。
與自考相關的網絡論壇上也在熱烈地討論此事。有網友稱，劉的這種行為“會讓整個社會更加看不起自考生”：也有網友力挺劉，認為他做得對：更多的人則關心批改試卷過程中會不會人為地“壓分”，甚至“重考”。
“我也是自考生出身，對于這種砸牌子的事情深惡痛絕。”軍人出身的劉昌松并不否認自己有“個人英雄主義”的傾向，對于社會聲名從不拒絕。在接受央視《東方時空》采訪時，他索性連原來在平面媒體上使用化名的做法也放棄了，直接面對觀眾，接受訪問的地點也選擇在了其任職的律師事務所。
“我相信這一次不會不了了之。”劉昌松信心十足。
10月31日晚上，央視的節目播出以后，小費接到了一條匿名短信。匿名人罵他是“傻×”。就算站出來有什么用。“最后還不是被人利用”。
“我已經從那所學校退學了，沒有什么好擔心的。”小費說，“而且我完全可以憑借自己的努力通過自考。”剛滿20歲的他，兩年前離家北上，來京求學。現在，他與幾個朋友在人民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套房子，目標是兩年后考取人大法學院研究生。
不過他還是有一點擔心，某些“高層”會不讓他在自考中順利畢業。他在節目中直陳“有一門試題的答案來自自考辦”。
“這小伙子就是一愣頭青。”一位觀看了當期節目的高校教師說。
挽救自考含金量的唯一機會
連續泄題事件發生后。原本流動性極高的民辦大學校園更加“躁動”起來。
“我們班從剛開始的80人。縮減到現在的20人不到。”小費說。法律專業其他班級的情況也是這樣。
他退學之后，其所在的法學院已經進行了班級的合并，原來的幾個班合成了一個班。
“4月份自考前我也聽說了，但我不相信。因為每次考試前都會出來很多所謂的真題。”劉昌松說，那次考完后，學生們反映題目是真的，班上有些同學就要退學，覺得上不上學沒什么關系，反正考試的時候就會有題，背一下就過了。
“很多同學都不想學了，學干嘛呢!直接買答案就能過了嘛!”黃燦覺得學生的工作更難做了。這些學生本來就是“難管的孩子，父母都管不了”。
讓黃燦有點哭笑不得的是，“其他專業的學生都開始羨慕法律專業的學生，好考，容易過”，“還真有其他專業的人轉過來了”。
自考法律專科連墓語都不用考，學生只要參加兩三次考試，每次都能拿到大部分科目答案的話。“一年半、兩年就能拿到專科文憑了”。
黃燦和小費都認為，“受到沖擊最大的其實是那些好學生”。
他們所說的“好學生”是指那些憑借自己的勤奮在努力復習考試、沒有購買答案的學生，比如王薇。
“依照以前的經驗，如果發生泄題的情況，重考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會壓分。”劉昌松分析，壓分對好學生更加不利，甚至會起到相反的效果。
“拿到答案的學生客觀題肯定能全對，這部分壓不了分：主觀題來說，他所有的要點都答到了，扣分的空間也不大。”黃燦說，“有答案的能考90分，你壓一下，他也能得了0分，還是能通過。”
但對于好學生而言。情況就不太妙了。這些好學生正常情況下能考了0分，一壓分，可能就不及格了。
“這很不公平。”王薇有些無奈地說。
他們都贊成所有大規模泄密的科目重考，并且認為，這是挽救自考“含金量”的最后一次機會。
“如果重考還泄題，國家的信用體系也就徹底崩潰了。”
民辦大學：“自考助學單位”
中國的自考制度已經實行了27年，由于其要求嚴格，通過率極低，長期以來自考學歷受到相當青睞。一個自考生念茲在茲的事例就是美國的很多大學都承認中國的自考文憑。
自考制度運行至今。考生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個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民辦大學與自考制度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
除極少數具備頒發國家承認學歷的民辦大學之外，／大多數民辦大學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在教育主管部門的定義下，它們的真實身份只是“自考助學單位”。
“這些高考的失敗者現在構成了民辦大學學生的主體。也構成了自考的主體。”黃燦說。
“現在民辦大學的課程已經完全圍繞自考。”劉昌松介紹，學校的教學安排跟著自考科目走，“自考考什么，學校就教什么”，所謂的“校考”就是走走過場。學生們都知道，學校頒發的文憑并不被國家承認。
民辦大學的任課教師大多是兼職的，“他們無所謂，反正就是來掙課時費的”。當然如果所帶班級通過率很高，他們臉上也有光彩，“覺得很有面子”。有的教師甚至直接參與了泄題。
“4月份的刑訴考試前。我們的授課老師就把答案通過短信發給了這門課的課代表，讓他傳給大家。”小費說，這個老師的答案從哪里來的，他們就不知道了。
第3篇
10月16日10：30，安徽大學法學院三樓，全省法學本科自考論文答辯現場。
一個又一個的考生跟考官揮手告別，這場從早晨8時就開始的自考論文答辯，已經接近尾聲了。可一個特殊男子的到來，讓少數滯留現場的考生開始嗡嗡地交頭接耳。
“孟警官，孟警官！幫我傳個話，告訴朱輝(化名)莫緊張。”首次見到自己的學生，論文指導老師何俊心里卻有些酸楚。畢竟，朱輝是他見過的、第一個從監獄走出的考生。
坐在答辯桌前的這個中年男子，15日上午就從安徽宿州監獄出發了。
當天18時抵肥后，押載他的監獄警察先把他安置在了蜀山監獄，備戰第二天的全省自學論文答辯。用宿州監獄教育科警官孟曉亞的話說，朱輝是他們宿州監獄培養出來的大學生。
服刑第二年他說：我要自學法律
緊張難免總是有一點的。
畢竟，從2004年——服刑的第二年開始，朱輝就開始為這一天做準備。
一連七年，每年兩次的統考，多次的自測模擬考……繁復的考試，讓38歲的他跟同一天走進考場的320多名考生一樣，心里多少還是有點緊張。
朱輝更明白，作為一個在高墻里服刑了七年的重刑犯，他是一個“非典型考生”。
2003年，因年輕氣盛，他在馬鞍山市因故意傷害罪被逮捕，不久就被判了無期，服刑于宿州監獄。
在高墻內服刑的第二年，監獄領導得知他是大專學歷后，主動找他談話，表示只要他繼續學下去，監獄會盡全力幫助他。
領導和教導員的鼓勵讓朱輝看到了新生。已32歲的他頂住了一些獄友的冷眼，決定報考法學自考專本連讀。
“7年啊，等你學出來都四十好幾的人了，有意義嗎？”
“正是因為我不懂法，人生才差點變得沒意義，我要讓后半輩子充實起來！”朱輝用決心堵住了旁人的閑話。
憑著堅持和對法律的敬仰，2006年12月，朱輝順利拿到了專科階段法學證書，他的腳步并未停下，2007年，他又報考了本科階段法學自考課程。
七年彈指一揮間，已減刑三次的朱輝想起苦學的時光，微鎖的眉頭松開了，“跟其他考生一樣，我們都會考好的。”
對他而言七年的等待就為了這一天
朱輝的論文答辯題目是《論偵查詢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何俊介紹，朱輝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主要是他對這個問題有著更深刻的實踐認識。而他答辯的過程，也的確沒讓何俊失望。
10：40，經過3分鐘的簡要闡述后，三位考官針對論文內容，依次向朱輝提了三個問題，“請你先思考一下，十分鐘后再回答。”
十分鐘里，朱輝有時在本子上記著什么，有時又翻著論文查資料，一行行輕聲默念著。
“在偵查過程中，律師對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有：第一：旁聽審問權利，第二：……”朱輝有條不紊的回答，讓考官頻頻點頭。
“他的論文有深度，回答也很認真，能結合自己獨特的視角和經歷來答題。”主考官——安大法學院副院長陳潔淼如此評價。
10：50，只用了10分鐘，朱輝準確回答出考官提出的三個問題。
考場外面 教導員比他還緊張
答辯后，朱輝長舒一口氣。他笑瞇了眼。接下來，考官組將在下午集體合議他的答辯成績。
在朱輝的身后，幾名宿州監獄教育科的警察，已經朝他走來：孟曉亞上前給朱輝遞了杯水，另一位輔導員伸手接過朱輝的論文和筆袋，扶他進場的那位監獄警察則微笑著跟他說著什么……
“朱輝是我們宿州監獄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我們覺得他就像是自己的孩子。”孟曉亞說，每年這個時候，每個答辯現場，都是這樣的一幅場景——考生心里揣著緊張，導師心里揣著緊張，他們做“家長”的，心里同樣揣著緊張，可給對方的，卻只有笑臉，只有輕松。“在這一點上，朱輝跟今天答辯的300多名考生一樣，經歷了一場典型的答辯。”尤仁祥 蔡麗麗
本報記者 吳洋 文/攝
記者對話朱輝
為背單詞徹夜不睡
記者：自考這么多專業中，為何選擇法學專業？
朱輝：7年前我犯罪就是因為我是個法盲，我想我下半輩子不能再這么糊涂下去了，我選了法學，想知法，懂法。
記者：遇到最難考的一門功課是什么？
朱輝：英語，這門課我考了三次才過。30多歲的人學英語，記憶已經不像往常一樣好使了，為了背高中和大學的單詞，我有時背一個通宵。
記者：條件有限，你如何備考？
朱輝：監獄教育科的領導幫我從網上查資料，幫我借書。家人也很支持我，給我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