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經濟農業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1.1建立農產品生產基地

不論是在國內市場還是在國際市場上，農產品的質量與價格都是消費者最為關注的重點[3]。根據消費者的這一需求，應逐步規劃并建立一系列的農產品生產基地。在生產基地中，進行無公害農產品的培植，建立一個綠色的農產品生產基地。除了培植較為常見的品種之外，還可以在生產基地中培育一些因地域限制不易在室外存活的農產品品種。在農產品的招商方面，應給予潛在商家一定的優惠政策，讓商家能夠通過最小化的投入實現最大化的收益。同時，也為無業人員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1.2提高農業人才儲備

市場農業經濟的發展，需要在市場上投入更多的復合型人才與高素質人才。只有不斷提高農業人才的綜合素質，才能提高農村企業的管理水平，實現企業的高水平發展。在農業人才的選拔上，應實行競爭上崗制度，避免腐敗問題的發生。對于企業內部的高水平人才，應通過物質獎勵等方式進行激勵，遵循貢獻越高回報越高的原則。同時，對所有人才實行淘汰制，做到獎懲分明。企業內部應定期進行培訓，做到與時俱進，提高自身的人才儲備。

1.3建設龍頭企業

農產品加工產業的發展，使農村企業實現了產業化經營。農村工業化已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方向[4]。因此，應按照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在農村企業成員中，著重培養一些龍頭企業，不斷推動農村經濟向現代化的方向發展。同時，不斷將先進的科技與一流的管理模式應用到龍頭企業的建設中，堅持企業自身的特色，提高企業在農業市場中的核心競爭力。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企業的市場規模，也能獲得較好的市場效益。在龍頭企業的建設過程中，應建立農副產品的生產與加工基地，保證農產品與副產品投入市場的品質，使其受到市場的歡迎。

1.4制定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

我國在加入世貿后，市場的規范化使我國的市場農業經濟體系日趨完善。然而我國農產品的流通還存在著一系列問題[5]。由于我國農產品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導致我國還沒有完善的農產品生產質量標準體系。農產品質量標準的缺失，使市場無法對農產品進行有效的評級。同時，也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對農產品的經營與銷售進行規范。為了保證市場農業經濟的健康發展，應根據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定完善我國市場農業經濟體制的建設，制定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規范農產品的銷售行為。

1.5結合市場需求

在市場農業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應圍繞市場，根據市場的需求開展農業生產，建立農業生產基地，實現農業生產的規模化與農村企業的集團化發展。密切關注市場的變化，針對市場需求量比較大的農產品，應按照地域優勢規劃并建立一系列農產品生產基地。對于主導該農產品的企業進行重點扶持，建設企業的龍頭，推動企業集團化發展。農村企業的集團化發展，更有利于農產品資源的集中，實現農產品的規模化生產，同時，也有利于農副產品的開發，實現農產品增值。此外，應不斷轉變思想，在農產品的生產過程中，及時對市場的消費能力做出預測。由于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依然受到傳統思維模式的束縛，導致農產品生產者一味追求產量，而忽視了市場的消費能力。農業市場經濟想要獲得發展，企業就必須按照市場的消費水平來決定產量。

2結語

第2篇

按照可比性、系統性、可獲取性以及統計口徑一致性原則，盡量選擇能夠體現該地區農業經濟發展實際情況的投入產出指標，見表1．所使用的指標數據主要來自2003年和2013年的《江蘇省統計年鑒》、《山東省統計年鑒》、《河南省統計年鑒》、《安省統計年鑒》，并運用Deap2．1軟件對這兩個時期的面板數據進行農業效率分析．

2結果分析

2．1農業經濟效率的總體特征

分別計算2002年和2012年淮海經濟區各地市農業經濟的各項效率指標．從兩個時期農業經濟效率總體測度結果看，淮海經濟區農業綜合效率總體水平較低，呈下降趨勢，2002年和2012年分別僅達到效率最優情況下的76．2％和73．6％；農業純技術效率水平也偏低，但呈上升趨勢；農業規模效率水平較高，但呈下降趨勢，表明總體農業規模效率的下降制約了地區農業綜合效率的提高．從變異系數（C）的計算結果可以發現，研究區效率指數相對差異不斷增大．同時，相同時期區域綜合效率變異系數均較大，規模效率變異系數均小于純技術效率變異系數，表明純技術效率是影響各地市農業綜合效率的主要因素．

2．2農業經濟效率的分異分析

2．2．14個片區農業經濟效率分異特征根據所屬省份不同，淮海經濟區可分為蘇北、魯南、豫東、皖北4個片區．受各省農業政策、體制等因素的影響，各地區內部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各不相同，其各自農業投入產出效率及其差異程度也各不相同，見表2．各地區農業投入產出綜合效率差異較大，且差距逐漸拉大．從時間序列上看（表2），蘇北地區農業投入產出綜合效率和純技術效率均大于魯南，魯南大于豫東，皖北最低的格局特征未變．從相對差異看（表2），2002年魯南和皖北是效率變異系數高值區，蘇北的變異系數最低；2012年魯南和豫東變異系數率的下降，而皖北農業綜合效率的下降則是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下降導致的．

2．2．2各地市農業經濟效率分異特征分別對淮海經濟區20個地市的2002年和2012年的農業經濟效率指數進行分解測算，并運用專題地圖進行空間可視化．

1）農業綜合效率．2002年農業投入產出綜合效率達到DEA效率最優水平的地市為萊蕪、日照和鹽城；2012年達到DEA效率最優水平的地市為萊蕪和鹽城．同時，從2002年到2012年，淮海經濟區農業投入產出綜合效率較高（＞80％）的地市數有所增加，但低效率（＜60％）的地市數也在增加，地區農業投入產出效率10年內呈下降狀態，沒有達到理想狀態．從綜合效率的地區分布看，2002年農業綜合效率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在魯南北部、蘇北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均地處淮海經濟區邊緣地區，成“半圓”型分布，形成了萊蕪、日照和鹽城沿海的高效率分布帶，而淮海經濟區其他大部分地區農業綜合效率較低，且效率水平大致相當；2012年農業投入產出綜合效率分異較為明顯，蘇北和魯南高效率地市數增加，且空間分布趨于集中，并呈現出“啞鈴”狀分布的格局．

2）農業純技術效率．2002年純技術效率最優的地市為萊蕪、日照和鹽城；2012年達到純技術效率最優的地市有所增加，分別為鹽城、濟寧、泰安和萊蕪．較之2002年，2012年純技術效率有所下降的地市僅8個，且效率下降幅度較小．從地區分布看，農業純技術效率的空間分布與農業綜合效率的分布大體一致．2002年農業純技術效率較高的地市主要集中在蘇北和魯南，以鹽城為中心的蘇北地區由于受到長三角地區的影響，產業結構升級較快，農業科技人才儲備較豐富，農業技術水平較高；萊蕪和泰安等魯南地區北部受到膠州半島經濟圈的科技輻射，農業純技術效率較高．到2012年，農業純技術效率高的地區在蘇北、魯南地區擴展較多，而皖北、豫東地區的農業純技術效率普遍較低，從而形成了“東高西低”的差異格局．

3）農業規模效率．2002年達到規模最優的地市有萊蕪、日照和鹽城，而規模效率低于0．940的僅有濟寧，整體水平較高，有14個地市的規模效率是遞增的；2012年規模最優的地市有萊蕪和鹽城，規模效率低于0．940的地市增加到11個，有17個城市的規模效率是遞減的．雖然農業投入產出的規模效率水平依然較高，但出現明顯下降趨勢，說明區域內普遍存在生產要素投入規模和生產結構不合理的現象，制約了農業綜合效率的提高．從地區分布看，2002年農業規模效率除淮海經濟區中部的徐州、棗莊、濟寧、淮北和蚌埠等地市外，其他地區的普遍較高，形成了四周高、中間低的“凹陷”型分布格局；2012年各地市農業規模效率差異變大，效率較高的地市零星分布在淮海經濟區的邊緣地帶，低效率的區域范圍急劇擴大，規模效率整體水平下降明顯．

2．3農業經濟效率的問題

針對淮海經濟區農業綜合效率現狀，基于2012年的各地市指標，通過DEA－BCC模型計算出非DEA有效決策單元（地市）的農業投入冗余和產出不足的情況．不難發現，不同地市相同投入與產出的無效指標差異顯著，如連云港農業機械總動力的投入冗余比例僅占3．7％，而菏澤則高達74．1％；同一地市不同投入產出的無效指標差異也較大，如徐州農作物播種總面積投入冗余比例僅有4．4％，而化肥施用量冗余比例則有35．5％．此外，各市農林牧漁業總產值均未出現產出不足的現象，而農民人均純收入產出不足較為明顯，特別是阜陽農民人均純收入產出不足高達81．9％，說明各市農業總體產出水平較高，而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較低，相對于投入來講遠沒有達到最優回報．總體看來，淮海經濟區各市在農業發展過程中，基礎要素投入冗余較多，要素投入結構和規模不合理，導致產出嚴重不足，效率低下．因此，根據模型數據結果，各市可以整，合理規劃要素投入，減少投入冗余，提高投入要素的利用率，優化要素投入的規模結構，逐步提高淮海經濟區的農業經濟效率．

3結論

第3篇

1生態子系統的協調度動態變化及分析1995—2009年15年間，生態子系統協調度呈現出倒“V”字形的變化趨勢。1995—2003年，該子系統協調度基本表現為逐年升高的趨勢，協調度等級也由極度失調狀態逐步發展為中度失調、弱度失調，直到2003年發生質的飛躍變為弱度協調;但2004—2009年，該子系統協調度由前一階段的逐年升高的發展態勢變為持續降低的態勢，其協調等級也由弱度協調經低度失調下滑到中度失調再到極度失調狀態。1995—2003年系統協調度上升主要是由于造林面積及糧食單產的功效系數大幅度提高;2003—2009年間造林面積及糧食單產的功效系數雖然保持了上升的態勢，但播種面積、化肥用量、灌溉比例及農藥用量的功效系數都大幅度下降，導致整個子系統的協調度急劇降低。從生態子系統各指標的功效系數的動態變化可以看出，農業經濟系統存在如下生態問題:一是耕地資源日益緊缺，人均耕地面積自1995年以來持續下降，下降幅度達到11．11%。二是農田化肥投入量的快速增加，使得本就脆弱的生態環境面臨極大的農田面源性污染壓力。雖然農業生態經濟系統化肥用量離全國平均水平的上限426kg/hm2還有一定距離，但由于本區長期采用落后的施用方式導致化肥使用效率不高，對環境造成了極大的壓力。鑒于此，建議本區域內化肥的使用應該著眼于在現有施用量基礎上改進施用方式，提高使用效率。三是農田水利設施基礎相對薄弱，農田有效灌溉比例下降。1995—2009年間，灌溉比例功效系數呈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體現出本區域農田灌溉比例大幅度下降的趨勢。數據表明，自治區農田灌溉比例由1995年的79．4%下降到2009年的66．27%，年均下降率為1．3%，其主要原因在于現有的農田水利設施大多年久失修，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綜上所述，隨著人口的急劇增加和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經濟系統面臨資源逐漸短缺和生態安全性日益降低的問題，可持續發展能力也隨之降低。

2經濟子系統的協調度動態變化及分析1995—2009年15年間，經濟子系統協調度由1995年的－1．2099增加到2009年的0．8114，表現為階梯式上升態勢;與此同時，協調等級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協調等級由1級躍升至9級，由極度失調變為高度協調狀態，反映出在研究時段內的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有著良好的發展態勢。1995—1999年經濟子系統協調等級為極度失調狀態，除鄉村勞動力、農村恩格爾系數和人均支出/人均收入功效系數稍高以外，其余指標的功效系數都小于0．20，其中人均GDP、農機動力、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的功效系數甚至都小于0．10，處于較低水平。2000—2003年間，該子系統各指標的功效系數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特別是農村恩格爾系數、農村非農收入比例和人均支出/人均收入3個指標功效系數的快速增長使得協調等級由前一階段的極度失調發展為低度失調。2004—2009年，經濟子系統的協調度由0．6025波動上升到0．8114，協調等級也由低度協調波動發展到高度協調。其間，各指標的功效系數除農村非農收入比例的功效系數持續降低外，其余各指標的功效系數基本是持續升高的，其中鄉村勞動力、人均GDP、農牧民人均純收入、農機動力及農業產值5個指標的功效系數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從經濟子系統協調度的動態變化可以看出研究時段內經濟子系統具有下述特征:一是農村經濟和農牧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1995—2009年間，人均GDP和農牧民人均純收入快速持續增長，人均GDP由1995年的2358元增加到2009年的15295元，其功效系數也由0．0018增加到0.9883，增加了0．9865，年均增長速率高達3647．04%;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由1995年的878元增加到2009年的3532元，其功效系數由0．0033增加到0．9869，增加了0．9836，年均增長速率也高達1987．08%。二是農牧民收入渠道有效拓寬，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有一定成效。如表3所示，農村非農收入比例由1995年的0．05%增加到2009年0．17%，即農牧民的收入來源中農業所占比重由95%逐步下降到83%，其功效系數也由0．0031波動升高至0．6963，以年均14．91倍的速率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期間農牧民的收入渠道有所增加，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有了一定成效，農村二、三產業有一定的發展。綜上所述，研究時段內特別是自西部大開發以來，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升，農牧民收入渠道增加，收入快速穩定增長，農村經濟結構有一定的改善，農村經濟已經具備良好的、和諧的發展態勢。

3社會子系統的協調度動態變化及分析由表4可見，1995—2009年15年間，社會子系統協調度及協調等級都表現為波動上升趨勢，協調度由最初的－0．3980升高到0．4766，協調等級由1級波動發展為5級，協調狀態相應地由研究初期的極度失調狀態波動變動為2009年的弱度失調狀態。1995—2002年該子系統的協調度表現為上升趨勢，2003年是社會系統失調與協調的轉折點，協調等級發生了本質轉變，由失調狀態轉為協調狀態。2003—2008年該子系統的協調度雖有小幅度的波動，但協調等級均維持在弱度協調狀態，2009年協調等級下降為弱度失調。從社會子系統不同指標功效系數的動態變化來看，該子系統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農產品人均占有量持續增加。除人均糧食占有量表現為波動下降趨勢外，人均肉類、奶類均表現為持續增加的態勢，其中人均肉類和奶類占有量迅猛增加，人均肉類占有量以年均6．00%的增幅從1995年的46．74kg快速增加到2009年的88kg，而奶類人均占有量也以年均2%的增長幅度從1995年的73．42kg波動增加到2009年的101．47kg;人均水果基本處于平衡狀態，功效系數變化不大。上述變化趨勢說明自治區政府近年的產業結構調整初見成效，發揮本地資源優勢的畜牧業有了較大較好的發展。與此同時，畜牧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本區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業經濟系統正向以農促牧、以牧促農、農牧復合協調發展方向轉變。二是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改善明顯。從千人擁有床位數、人均農村耗電量和農村人均住房面積的功效系數來看，1995年以來，農村無論是醫療保障程度還是住房條件都有了長足發展，農村耗電量也逐年上升，說明農村基礎設施條件有了較明顯的改善，農村公共產品量逐年上升。

4農業經濟系統的協調度動態變化及分析1995—2009年，農業經濟系統協調度基本表現為逐年遞增的發展趨勢，協調等級由1995年的極度不協調變為2008年的弱度協調，2009年又降低為弱度失調，其中2003年是系統由不協調轉為協調的轉折點。從不同的時間段來看，1995—2000年農業經濟系統協調度持續升高，主要由于社會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的協調度大幅度提高，生態子系統協調度雖也波動增加，但其貢獻率小于社會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2001年生態子系統協調度有所增加，但社會子系統和經濟子系統協調度均比上年降低，使得整個農業經濟系統的協調度比2000年低。2002年后盡管生態子系統協調度持續降低，但在其余2個子系統協調度波動上升的影響下，農業經濟系統的協調度仍然表現為波動上升的趨勢，協調度等級也相應提高。

二、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