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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3.在財政僅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迄今為止在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具體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則來取得和配置歸政府支配的資源方面，其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也是我國現實財政工作缺乏效率和嚴重浪費的關鍵原因之一。這與西方財政學所進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觀經濟分析，是形成鮮明對比的。為此，借鑒西方財政學的微觀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國的財政問題，也是我國財政研究亟須開展和加強的領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第2篇

1.1教材同質化，教學內容選擇無統一標準

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的快速發展，財政學領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各種不同財政學教材也相繼出版。但是這些教材并未有針對性地區分不同層次高校的需求，導致教材同質化。而各高校選擇教材時往往容易忽視應該賦予學生怎樣的知識結構這一問題。任課教師，尤其是沒經驗的年輕教師，在使用涵蓋內容不同的財政學教材時，不注重教學內容的選擇，導致教學內容無統一標準和明確的范圍。

1.2教學內容選擇上不能體現不同專業特點

財政學是一門跨經濟學、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領域的綜合性學科。由于財政學教學內容對專業設置的針對性不強，使得教師不能在授課時既體現各專業掌握財政學基本原理上的共性，又突出各專業的特性。例如，金融學專業的學生應該多了解國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結合現實熱點來分析，但教材內容只限于理論介紹，不能針對專業突出重點，缺乏理論與實踐連接的點。

1.3偏重理論知識講授，忽視實踐教學環節

目前，學生對財政學這門課程積極性并不高，因為他們認為這是既抽象又不太實用的課程。這與任課教師在內容選擇上重視理論知識，忽視了與實踐相結合有關。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知識相對薄弱，在授課時加強理論知識講授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視學生的理論運用能力的培養。很多教師在授課中的理論與實踐結合點少，加上學生很少會主動用所學知識去分析社會現實問題，這樣的教學不能激發學生的興趣，也不能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

1.4教學內容過多與教學時間有限的矛盾

財政學教學內容是非常多的，大致包括以下7個內容：基本理論（公共產品理論與公共選擇理論）、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國債與國債制度、預算管理、財政政策、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問題。一般財政學課程只安排短短幾十個課時講授，很難完成規定的教學任務。

1.5財政學授課與其他學科融合度不高

大多數教師在財政學授課時，僅單純地從財政學傳統理論來組織教學，不能很好地結合相關學科知識深入講解，也就無法從根本上展示財政學的實踐發展脈絡，也無從提升學生對知識的融會貫通。

2獨立學院財政學教學內容改革的相關建議

作為獨立學院開設財政學課程，在授課時需要結合獨立學院的培養目標及學生特點來進行教學內容改革。

2.1規范和明確教學內容

財政學主要研究政府的經濟行為，首先必須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界定政府的職能范圍；其次，在此基礎上研究實現政府職能的財政支出內容，進而研究財政收入，最后，通過國家預算展開各項財政活動，以提高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發揮財政政策的經濟調節作用。根據這樣的思路，高校財政學教學的基本內容應該包括：①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公共產品理論；②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概念、財政職能；③財政支出理論及我國的財政支出與政府預算；④財政收入理論及我國的財政收入（稅收、國債及政府投融資制度；⑤國家預算管理體制、多級政府與政府間的財政關系；⑥財政政策與宏觀調控等。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知識較弱，任課教師應該適當側重一些重要理論的講解并補充相關知識。

2.2教學內容選擇突出專業特色

教師應該有針對性地結合學生的專業及特點，合理安排授課內容，在體現該課程公共性的同時，將專業特性也體現出來。對于財稅專業的學生，學習財政學的要求比較高。在授課中應將重點放在基本理論的講授上，例如公共產品理論、財政收支理論及政府間的財政關系等。為了避免內容重復，可以將一些實務性、制度性的內容留到后續的專業課程講解。對非財稅專業的學生而言，授課時應該以財政政策與制度介紹和業務操作為主。不同專業側重點也應該不一樣。例如，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要側重于財政基本理論和運行機制的講解，并適當增加稅收實務方面的內容；而對于工商管理類的學生，可以從管理學的角度考察財政，側重于財政管理機制的構造和操作等知識講授。

2.3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本著獨立學院培養應用型與實踐型人才的目標，財政學授課時應該更加注重理論聯系實踐。這便要求教師在授課時不能只就教材的內容來講理論，應該把實踐有效地融入課堂中。例如對現行的稅收制度、現行的財政體制、財政政策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很好地銜接理論和實踐，使學生做到學以致用。同時，獨立學院的學生有著綜合素質較高的特點，對現實中的實踐問題比較感興趣。教師在講解理論的同時，補充相應的實踐內容，既可以提高學生積極性，又可以培養學生的實踐與分析能力。例如，結合當前政府管理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進行專題闡述：人口老齡化問題、資源環境問題、“上學難”反映的教育問題、“看病難”反映的醫療問題等。

2.4根據教學時間合理選擇教學內容

由于時間的剛性很強，處理教學內容與時間矛盾關鍵在于教學內容的選擇。而教學內容選擇的基本標準需要做到“因材施教”。

2.5提高財政學與其他學科知識的融合度

教師在講授財政學的理論內容時，應該不斷融入管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內容，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拓展學生在未來經濟工作和社會工作方面的視野，使其看問題能更全面、更深刻。特別是針對獨立學院的學生更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知識貫通。教師可以嘗試從以下的角度來融合：①運用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來分析比較公共定價和自然壟斷行業的定價；用消費理論中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來分析稅收的經濟效應；運用宏觀經濟學中的IS-LM-BP模型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問題。②將管理學中的“決策”“、計劃”、“組織”、“創新”等職能應用于財政收支管理、預算管理等方面，思考如何運用管理學原理來理解財政管理的創新。③可以嘗試從社會哲學角度拓展財政本質。從財政的公共性特征，沿著“信仰-權力-表達-幸福”這條哲學線索，去分析個體接受公共生存方式、以稅費形式將收入轉移給政府等問題。④財政的講解不能缺失歷史脈絡，可以說中國歷史是一部財政改革史，教師可以利用財稅改革的歷史經驗與規律來分析改革深化的財政之路。

2.6其他建議

第3篇

1．案例教學的定義、特點。一般的研究將案例教學與講授法進行對比，其特點表現為:從實現人才培養目標角度來看，案例教學更有利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分析決策能力;從教學內容角度來看，切合教學內容、具有教學情境的案例是其核心，但案例不是穿插在講授過程中引用的案例，而是需要學生參與、討論分析的案例;從教學方式角度來看，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從教學過程角度來看，打破教師教為主的慣例，推崇師生交流、互動、討論，但不是完全擯棄教師講授環節;從教學評價角度來看，不能再以卷面考核定成績，需要建立過程評價體系。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案例教學的核心是契合主題的案例分析，但需要前期基礎理論的掌握，包括教師課堂講授、指導學生課外閱讀等，中期還需要學生圍繞案例提問展開查詢、分析、討論、形成結論，后期仍需要教師適度點評，并不是完全放任無目的的案例討論。案例教學通過要求學生主動參與到學習過程中的教學方式，可以提升學生思考、合作、溝通等綜合素質，并且能夠結合各個專業課程的特點加以應用，是一種較好的教學方式。

2．新形勢下財政學專業人才培養的變化要求。雖然不同的高校對財政學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定位有所差異，但不論應用型、研究型、復合型還是創新型等，均以培養適應社會需要的財政學專業人才作為一個共同的核心。隨著我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逐步確立，財政專業人才就業由過去的主要面向財政、稅務、國有資產管理等“對口”部門，逐步轉向服務各類社會中介、公檢法、金融、企事業單位，不僅要求學生具有財政專業理論基礎、知識結構，更強調對學生具有操作能力、創新能力、協作能力等應用能力。案例教學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引入到財政學專業人才的培養過程中來，充分發揮其教學過程中調動學生參與的特性，鍛煉學生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

二財政學專業課程案例教學推廣的必要性

1．高校教學改革的需要。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正處于一個大變革醞釀時期，多方面因素促使高等教育謀求改革、謀求出路。一是由上而下的高校轉型頂層設計促使全國600多所高校面臨轉型發展;二是每年高校700多萬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與各行各業難覓合適人才的矛盾不斷凸顯;三是高考生源減少帶來的高校競爭加劇，危機意識增加。雖然千頭萬緒，但高校提升發展、中國高等教育質量提高的最終目標還是培養適合社會需要的人才，而人才的培養核心環節就是教學的過程，反思過去傳統單一的講授型教學模式所帶來的弊端，案例教學作為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的教學方式就成為各高校培養各類應用型專業人才過程中廣泛運用的新模式。

2．案例教學能較好地契合財政學專業課程教學的特點。財政學專業課程多數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專業性，同時涉及到的學科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和應用性，要求學生在掌握基礎理論及財政經濟規律的基礎上能夠對復雜的財政現象有所識別、甚而對政策后果有所預判，把握好理論知識和經濟實踐的邏輯關系。此外，我國財政學專業課程基礎理論基本上是引進西方國家財政理論，在解釋我國財政現象和發展路徑上有諸多不適應。現實中的財政問題也是綜合式的，不是孤立的、概念式的，這就需要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依靠教師單方面講授傳送知識的教學方式，容易導致學生只背記知識不深入分析、只了解現象不明晰實質、只坐等灌輸不主動思考、只單獨學習不注重溝通的問題出現。案例教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針對財政專業課程的特點，通過教師先期從社會經濟生活中選取典型的案例，從相關知識角度出發通過整理并根據教學需要完善教學內容，使學生置身于情景中，分析、討論，在此過程中完成各種能力的培養。

3．促進學生由被動學習向主動學習轉型的需要。案例教學是一種在自主學習理念下誕生的教學方式，它不僅能適應社會的不斷發展、知識更新速度日新月異的趨勢，破除傳統的單純地以知識教授和掌握為主的教學方式使學生淪為學習的被動接受者現象，而且可以將學生設置為學習的主體，圍繞學習目標，主動向前追溯理論知識，向后拓展討論、交流、分析、探索能力，充分調動自我掌控能力。在財政學專業課程中合理運用案例教學可以幫助學生樹立明確的學習目標、理解運用學習內容，梳理學習思路，通過對實際問題進行介紹和分析，提高其對專業的認知和感悟水平，加深對財政理論的理解，通過參與課堂發言、小組討論等方式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思辨能力。

4．激發教師不斷豐富教學經驗、拓寬教學思路的需要。案例教學不僅將學生置于學習主動者的地位，對教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課堂上的案例教學，不是簡單地由學生發言、討論占據主位，而是需要教師在其中起到關鍵、適宜的引導、拔高作用。這樣，不僅要求教師有相當的對專業課程整體把握的力度、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度、課題實踐研究的廣度、語言表達的準確度，而且對教師的組織能力、溝通能力、現場應變能力、學生反應響應能力等外部素質也提出了新要求。換句話說，教師既要自己做編劇又要做導演，適當的時候還要當好演員。因此，在案例教學模式中，需要教師不斷地學習專業技能、授課技巧，增強社會實踐，豐富教學經驗，拓寬教學思路。

三財政學專業課程案例教學應用中應該重視的幾個問題

1．對應用案例教學理解有所偏差的問題。據已有資料統計，案例教學在財政專業課程教學應用中有四種不同的類型:引導式、討論式、作業式、綜合式。其中，引導式、討論式屬于課堂案例教學，作業式和綜合式屬于課后案例教學。一般來說，引導式、討論式、作業式要契合章節理論，綜合式是在學生階段學習完成后涉及各章理論應用的案例教學。引導式多用于教學內容導入、闡釋;討論式、作業式、綜合式則多用于對教學內容的鞏固和再認識。引導式多由教師展示、用于激發學生章節學習興趣，少有涉及討論、分析;討論式、作業式、綜合式需要學生主動參與，并且要求學生對基礎知識、理論的掌握程度要逐個遞增。受現有教學時間、教學場所、教師各自考核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財政學專業課程案例教學較多使用的是引導式，少數情況使用討論式，作業式尤其是綜合式使用相對較少。事實上，細觀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案例教學模式可以發現，后兩者的案例教學模式才是其精髓，才可以更好地發揮其優勢。

2．案例采集不足、可用性不強的問題。案例采集不足、可用性不強，是目前財政學專業課程案例教學法應用的一個重要障礙。其原因是:一是沒有建立案例收集團隊或者案例共享平臺，基本是由課程教師單獨采集，獨自使用，不僅案例數量難以保證，而且案例使用效果也沒有交流、溝通的渠道;二是契合課程基礎知識和理論的經典案例不多，案例本土性、時效性、系統性不強;三是針對案例設計的提問不能較好地引導學生有深度地分析問題。

3．教師對案例教學把握和實施問題。教師雖然不再“滿堂灌”進行授課，但不是完全放手讓學生自行學習，案例教學對教師各項能力和教學經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師對整個教材的熟悉程度、把握程度決定了教師能否根據教學難點、重點展開案例教學;其次，案例教學不僅要求教師精心準備好契合教學內容的案例，還要根據學生特點組織學生分組、討論、分析和控制整個教學過程，要研究案例涉及到的每一個知識點，做到得心應手，講解起來深刻透徹;再次，在案例討論結束后，教師還應該總結相關知識，點評、提升。此外，考核方式改革等也需要教師耗費更多的精力設計，才能達到較準確考量學生能力和知識掌握程度的要求。

4．課時設置、考核方式等教學制度配套問題實際工作中，由于已有的教學管理制度和傳統的教學方法相配套，從而牢牢束縛了案例教學方法的實施。其主要表現就是課時設計學時固定、時間固定、場所固定、考核方式固定等，不利于案例教學在課程教學中的靈活運用。眾所周知，每門課程的教學課時在學生入學前就通過教學計劃安排好，大學四年必需嚴格按照教學計劃執行，不能充分考慮到這四年內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需求的變化而進行適當調整;上課時間和場所也是按已排好的課程表嚴格執行，教師如若更改要經過繁復的簽字審批程序，并且受到考核制度限制不得多次更改，致使教學只能局限于課堂，教學是否完成也只論課堂是否到課;同時，對學生的考核方式限定過多，在教學計劃中安排的考試課一般不得變更為考查課，而考試課以識記考核為主，不能配合案例教學反映學生的分析、溝通、合作、表達等能力。此外，教學計劃過分強調教學的邏輯性和系統性，重點和非重點章節都要講授完畢，導致教師無法在課時較少的課程中大膽取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費時較多”的案例教學的應用。

四規范構建財政學專業課程案例教學模式的對策和建議

1．完善案例教學教材編寫體系。首先，要組建教學團隊，編寫針對性強、操作性強、時事性強的課程案例。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帶隊，組織團隊成員按課程或者相近課程組成專門小組，將用過的經典案例、正在發生的典型事件、課題案例等堆積共享，再對案例進行揀擇，嚴格設計案例討論題目，并且做到一定年限部分更新一次;其次，搭建案例教學的溝通交流機制。除了編寫規范案例教材期間的溝通外，對同一門課程還應建立不定期交流的平臺，研究案例應用效果，學生反饋情況、學生考核方式、應對措施等;最后，要積極走出去，學習校外經驗，尋求合作編寫案例教材的機會，探索案例教學與培養應用型專門人才有機結合的模式。

2．創新與案例教學相配套的教學制度。通過改革與創新，逐步消除束縛案例教學方法開展的教學管理制度，嘗試建立與案例教學配套教學管理制度。要想實現案例教學在財政學課程教學的合理運用，建議各高校采取三個配套措施:一是在課時有限的情況下，允許教師不嚴格執行教學計劃，打破教材邏輯性、系統性的束縛，自由安排章節課時，留有足夠的時間實施案例教學的討論這一核心環節;二是將授課時間、地點交給教師靈活掌握，由現有的多層審批制改為簡單的備案登記制;三是考核方式不只局限于卷面考試，應該建立課前、課中、課后考核點，建立信息獲取、團隊合作、交流辯論等綜合能力考核體系。

3．建立教師教學能力提升機制。案例教學目的在于培養學生的知識運用能力，而過程的執行者是教師，教師綜合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了學生能力的高低。因此，需要各高校建立教師入職后的有計劃、有專業針對性的再培訓機制，改變教師“自教自學”的狀況，不斷更新教學技能、理念，激發教師教學熱情，防止教學方式、心理老化。我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建立教師教學能力提升機制:一是給專業教師充足的再學習時間。這不僅需要改變目前師生比例過高的現狀，周課時也不宜過多，以便教師能有足夠的課余反思、學習、研究的時間。二是建立短、中、長期輪流培訓機制，短期培訓是幾天不等的臨時性學習，中期的培訓是為期半年或一年的脫產掛職鍛煉，長期培訓是一年以上的脫產學習。一般以短期培訓為主，中長期培訓為輔。三是規范培訓內容，可以設計為教學內容、教學技術手段研討會議，或者是課題項目實踐調研、外出掛職鍛煉、課程訪問學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