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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加強水源保護宣傳教育

結合“世界水日”、“中國水周”和“法制宣傳月”等活動，經常組織職工和執法管理人員，深入庫區及周邊，采取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懸掛橫幅等形式，進行水源地保護和水環境治理宣傳，增強了庫區鄉村組織、人民群眾、來水庫參觀游客保護水源的意識。狠抓水源污染防治認真執行《寶雞市馮家山水庫水源保護管理辦法》，嚴格禁止在水庫開展網箱養魚項目，防止投喂餌料造成水質污染；嚴格禁止在水庫庫區修建娛樂設施和開展水上游樂活動，防止造成人為水質污染；嚴格查禁向水庫倒渣棄土、排放生活污水和工業廢水等污染水質問題；嚴格保護水庫生態魚類，靠魚類攝食水體中的浮游生物、有機碎屑和藻類，控制有害生物繁衍，抑制水體富營養化發展。開展水源地生態環境整治積極實施了庫區水保生態治理工程，治理庫區水土流失12km2，新建苗圃35畝，育苗7.5萬株，建設生態園154畝，完成庫區植樹85萬株，造林5556畝；更新改造庫區重要工程設施，加固堤岸，綠化美化庫區環境；實施庫區和城市供水引水明渠隔離網工程，設立保護、警示標志牌等，使庫區生態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加大水源保護執法力度針對水庫水域遼闊，庫區地形、社情復雜，偷盜、破壞水利設施、林業和漁業資源的行為及涉水案件多發等情況，管理單位充分發揮水政、漁政執法組織機構作用，加大依法查處破壞水質案件力度，有效保護了水源地安全。實施水質有效監控水庫管理專業人員堅持每月1日、11日、21日三次定時定點在距引水口上游1km的斷面采集水樣，及時送達專業檢測部門進行水質化驗，定期向有關部門報告檢測結果；同時發揮水庫樞紐安全監測、圖像監控、自動測報等自動化管理系統作用，對水庫水質實施有效監控。多年檢測結果顯示水庫水質良好，符合國家飲用水衛生標準，各項檢測指標穩定在地表Ⅱ類水質標準以上。

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流域內綠化覆蓋率較低，水土流失較為嚴重，特別是每年汛期洪水含沙量增加，雜質和雜物增多，對水質影響很大。庫區一些建設項目存在污染隱患。如穿越水源地的寶中鐵路、寶平高速公路、千陽千湖濕地公園等工程沒有必要的防污措施，直接威脅水庫水質安全。流域內的污水處理重點設施，因資金不足等問題，運行難以維系。在治理水庫炸魚、排污等違法事件和庫區水保、生態保護、資源開發等方面，由于庫區各縣和水庫專管機構在土地權屬、治理理念、利益和工作上的矛盾，缺乏有關部門協調一致、齊抓共管的體制和機制。水庫一級保護區范圍內，目前仍留居有陳倉區和千陽、鳳翔縣7個鄉鎮、26個村、81個村民小組近20000人，人畜活動給庫區封閉管理和水源保護工作帶來很多困難。

幾點建議

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之基。馮家山水庫的水質和水量直接關系到廣大市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關系到寶雞市社會和諧穩定和經濟發展。按照2011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的“推進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實施，加強水資源管理和保護工作，要建立水功能限制納污紅線，整治飲用水一級保護區污水排放總量控制方案，推進實施排污許可有償使用機制，全面改善水環境生態治理”的要求和滿足大城市百萬人口用水需求目標，對加強馮家山水庫水源保護和環境治理工作提出如下建議：充分認識庫區生態環境重要性，增強水源保護的自覺性各級政府、廣大人民群眾要堅持以人為本和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提高對水源地保護重要性的認識，自覺落實省政府《關于飲用水源保護區劃定及驗收工作情況報告的通知》和《陜西省城市飲用水源保護區環境保護條例》有關規定。同時建議市政府修改完善1996年頒布的《寶雞市馮家山水庫水源保護管理辦法》，增加對破壞水源地生態環境、污染水源事件和行為等的行政處罰的相關內容。治理流域生態環境，控制水土流失馮家山水庫流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是控制水土流失、保護水庫水質的有效途徑。

建議盡快成立寶雞市千河流域綜合治理管理機構，積極實施流域綜合治理工程，加大庫區綜合治理工作力度，通過農業、林業、環保、水保等部門的支持，整合有關項目和國家投資，向流域和庫區綜合治理傾斜，開展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草）、生態環境建設、水污染防治等項目建設；同時，重點在庫區灘涂、正常水位至塌岸線高程區域及塌岸區以上荒山荒坡分區分類栽植水保林草，控制流域水土流失，防治庫岸垮塌，減少入庫泥沙和雜物。發展水庫流域環保產業，減少水體污染目前，水源保護區的主要污染源是流域內農業生產產生的面源污染、區內企事業單位和居民生產生活產生的點源污染。因此，建議在水源一級保護區周邊建設50m～100m寬的環庫綠化隔離帶，攔截徑流帶入水體的各種雜物，阻止人畜靠近水體。鼓勵和支持流域內特別是保護區農業生產者降低化肥、農藥等施用量，通過政府扶持建設無公害農業生產基地和種養業基地；大力推廣保護區農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置，實施廁改和沼氣池建設工程；加強流域內企事業單位，特別是旅游餐飲服務、醫療衛生、礦產和化工、建材行業等重點污染源防治工作，大力發展環保產業，減少污染源，保護水庫水質安全。嚴格庫區建設項目許可制度，加強水源地環境整治開展馮家山水庫水源地一級保護區標樁亮界工作，設置水源地保護標志、警示牌；將一級保護區內居民逐步搬遷，有效杜絕和減少人為活動造成污染。嚴把水源地一級保護區建設項目審批關，提高環境準入門檻，從源頭上控制新的污染源產生；堅決取締千陽縣在水庫庫區建設的濕地公園游樂項目。同時將城市供水頭部3km引水明渠改造工程納入寶雞市重點項目計劃，盡快實施暗管引水方案。組建監測和執法機構，強化水源地保護管理建議成立馮家山水庫水源地保護工作協調機構，實行統一監管，制定水污染處置應急預案，建立水質污染預警制度。組建馮家山水庫水質監測站和庫區執法大隊（或水利公安分局），提升水庫水質監測水平和能力，強化水源地保護管理，及時有效處置水源污染事件。

第2篇

農民既是農業活動的主要從事者，又是生活資料的消費者，同時還是農村社區公民，農民的環境行為包括農民的生產型環境行為、生活型環境行為和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是指農民在環境保護領域依據相關的法律規范或規章規定，有權通過一定的程序或途徑平等地參與到與環境利益相關的一切活動中。農民參與環境保護與治理，包括預案參與、過程參與、末端參與以及行為參與等。農民是基于環境正義和環境效益的價值追求參與環境治理的[2]。制約因素產權不清晰明晰的自然資源產權關系，可以減少成本的外部化。然而我國農村土地資源、林業資源產權殘缺不全和不穩定，使得這些環境資源利用者———農民的外部行為嚴重，而生態環境的公共性使農村環境保護存在嚴重的“搭便車”現象。我國農村土地使用權和所用權分離，集體擁有所有權、使用權歸農民所有。

雖然規定土地承包權為30年，但一些地方并未嚴格落實。由于土地流轉制度缺乏，使得農民不會真正關心土地資源。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存在的缺陷導致農民對土地進行粗放經營，短期化傾向嚴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生產要素以追求最大產量，造成農村生態環境問題日趨嚴重[3]。激勵不足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是由內在需求和外部因素決定，若付出超過收益，則農民環境行為很難發生。農民的生產生活性環境行為可能要求其采用低殘留農藥、可降解地膜、節水灌溉技術、綠色肥料等，這樣就要求農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錢和勞力。而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也要求農民有時間、金錢和精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社會成本的付出。農民的環境行為需要一定的社會補償，誰給與補償、采用什么方式、補償多少，都會影響農民的環境行為。實踐上，政府會給與農民一定資金補償，但補償資金數量有限、補償種類單一，不能有效激勵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

生態需求不旺生態需求是指現代人類經濟活動中社會經濟系統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資源的需要，即對生存環境、后代利益、地球生態利益的關注[4]。一般來說，生態需求高于生存性物質需求，生態需求是農民環境行為的內在動因。由于我國農民生活還不富裕，絕大多數處于剛解決溫飽狀態，再加上農民所受教育較少，農民的物質需求還占據主導地位。農民生態需求的缺乏使其還不能自覺追求行為的生態環境化。法律不完備現行法律更多關注城市環境問題，雖農村與城市有相似之處，但并不完全相同。農村環境法律的邊緣化，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法律規定自然缺失。而且，對于農民成功參與環境治理的環境知情權，法律也未給與明確規定。我國《憲法》和《環境保護法》中都沒有直接規定公民包括農民享有獲取環境信息的權利，缺乏對政府和企業的環境信息提供和環境信息批露義務的規定，以及環境信息公開的形式不夠全面等，都影響了農民環境信息的知情權的實現，最終阻礙了農民對農村環境保護的有效參與[5]。組織不健全由于受到自身特點的限制，農民環境行為的發生要通過農村社區“自組織”才會實現。農村社區環境保護“自組織”是指在政府環境管理政策與法規的框架內，村民為所在社區的共同環境利益而自主組建的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機構。“自組織”可以為農民環境行為提供合作框架和集體支持。

農村的“自組織”機構有村委會、農民合作社和義務環保小組3種。然而，這3種組織各有缺陷，大大限制了其環保功能的發揮：①村委會具有濃厚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易與其發生沖突，且村委會利益與村民利益未必能保持一致；②農民合作組織有自身的優勢，但還處在發展的早期，其內外關系的治理還需時日；③義務環保小組是農村社區專門從事環境保護的民間組織，其天生發育不全，資源不足，業余性強，一時還難以有所作為。信息不完全無論是農民的生產生活型環境行為，還是公民參與環境行為，都需要充分的環境信息。然而，農民獲取環保信息受到2個因素的限制：①農民自身獲取信息的途徑窄、時效滯后、容量少，農民主要通過電視和個人相傳獲得有關信息；②環境治理的利益相關方公布信息的熱情不高，除了農民外，農村環境治理的主體還有政府、企業、村委會，然而他們要么不公布環境信息，要么避重就輕，不公布農民關心的環境信息。環保信息的不對稱，使農民不能準確理解政策的價值，也缺乏對政策的認同感，既不能指導農民自身的環境行為，也使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熱情和效率大為降低。能力不足由于青壯年農民1年中大多時間在外打工，目前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造成農村勞動力短缺，且由于城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大量高素質農民到城市里謀生，農村高素質人才的流失加劇了城鄉的知識水平差距，使得現有的農民不論從知識還是技術上都難以勝任環境保護行為和環境參與治理行為。

個體生態素養的高低會影響其環境行為的開展水平。農民生態素養包括農民從事生態農業生產的生態素養和參與環境管理的生態素養。農民的生態素養主要通過后天的教育和環境行為實踐逐漸獲得。農民生態素質培育不能脫離農村和農民實際。由于我國農村還不富裕，農民科學文化知識水平有限，其參與社會管理的意識還處于萌芽階段，所以農民的生態素質教育要與農民的生產消費等活動結合起來：①要引導農民大力發展生態種植業、生態畜禽業和節約型經濟，鼓勵農民參與社區環境管理，讓農民在生態環境活動中學習生態知識、生態技術以及有關環境參與治理的知識和技能；②農民生態素質教育要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比如可以編寫反映本土生態觀念的鄉土教材，讓農民對生態素質教育產生天然的親切感，還可以通過中小學生以“反哺”形式向其父輩宣傳生態意識[6]；③要利用農家書屋、電視、互聯網向農民宣傳生態知識、生態技術等；④可以通過農村“自組織”渠道向成員宣傳相關環境知識及技術；⑤必須重視農民生態需求的培養，生態需要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環境行為是否發生，以及發生的強度。一般來說，一個人只有先滿足自己的生存型物質需求，才會去追求生態需求。所以，要通過提高農民的收入激發和保持他們的生態需求。

依據“科斯定理”和“庇古稅”理論，市場機制在環境保護方面仍可有作為。要發揮市場對農民行為的導向作用，需要完善農村產權制度、生態補償制度和綠色認證制度等。由于農業資源產權的殘缺不全和不穩定，使得資源利用的外部化和“搭便車”行為時常發生，解決上述問題關鍵是明晰產權、加強保護。明晰產權①建立農業資源的復合所有制，即終極所有權歸政府和村集體所有，初始所有權歸農民所有[7]。政府可對資源進行總體規劃利用，以保證資源的可持續使用。農民對農業資源的初始所有權應體現為其擁有基本的使用權、種植權、經營權、受益權、轉讓權、抵押權等[8]。②農業資源的長久承包制。由外國經驗和我國實踐表明，農業資源承租時間長短是影響其有效運營的重要因素。長久或永久承包制，可以減少農民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行為。③完善農業資源的合理流轉機制。農業資源產權的合理轉讓，既可以增強農民的收益預期，又可使稀缺的農業資源流向效益更高的地方。加強保護通過生態效益補償機制，依法管制外部經濟負效應。①通過市場主體間協商解決環境侵權問題，即資源所有者可向侵權者收取費用以保護自己的環境權益。②政府可通過稅收、直接管制、限制進入、主動查外、行政處罰等方法約束或禁止資源負外部性的產出。③農民采用親環境行為生產的綠色產品、有機產品、無公害農產品，如果不能被消費者認可而獲得比普通農產品更好的價格，農民就會因為市場風險而放棄生產。規避風險的辦法就是政府對這些綠色農產品給予權威認證，一方面可以讓消費者便于識別，另一方面有利于對生產者行為的監管。目前需要簡化綠色認證程序，降低有關費用，便于農民申請。農民的公民參與環境行為需要法律做堅強保障。要通過立法和完善法律，確保農民的環境權（包括參與權、知情權、監督權等）和司法救濟權的落實，促進農民更好地參與環境治理活動。我國法律應當明確規定公民的環境權利，而且要具體詳盡，便于落實公民的環境權利[9]。#p#分頁標題#e#

環境知情權既是農民的基本權利，也是農民參與環境治理的重要前提。2008年5月1日原國家環保總局制定的《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正式施行。這是政府部門的第一部有關環境信息公開的規范性文件，是保障公民環境知情權、提高公民參與環境治理的重要措施。針對農村實際，有關部門要盡量做到信息公開渠道多元化，要利于農民方便、及時、全面、準確地獲取環境信息。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農民的知情權就難以保障。環境司法救濟是農民環境權利的最后保障。目前我國環境司法制度不能適應農村實際，環境司法訴訟難以開展，主要存在以下問題：①受害農民無法提供環境污染的證據以及環境污染鑒定需要的專業技術知識和較長復雜的訴訟期限而放棄；②受害農民無專業能力從事環境司法訴訟；③受害農民無法承擔生態環境訴訟費用；④農村生態環境訴訟判決執行難。針對上述問題，以借鑒外國的做法，可嘗試環境糾紛法院訴訟外調解和環境賠償先予執行，比如德國的環境責任保險金的先予執行以及訴訟后的執行保證對我國環境司法訴訟執行難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第3篇

（一）模型構建面板數據模型可以分為混合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混合回歸模型也稱為不變系數模型，對于所有對象截距和自變量系數都是一樣的，通過F檢驗確認是不是混合模型，然后檢驗是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也就是說是變系數還是變截距。變系數模型指的是截距和自變量系數都變的模型。面板數據模型的優點是可以利用面板數據進行更全面的經濟分析，利用面板數據能夠改進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省（自治區、直轄市）2007—2012年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與工業污染物排放之間的關系，因此，涉及不同的橫截面和時間序列，每個省的省情和政策執行力度的差異需要得到考慮。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的關鍵區別是，未觀測到的個體效應是否包含與模型中解釋變量相關的元素，而不在于這些效應是否隨機。在模型中，表示省（自治區、直轄市）在年度的環境污染排放指標向量，由于工業企業是主要的環境污染源，因此，分別選取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①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各地區環境污染的強度②。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在年度時與工業生產行為密切相關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是隨著省（自治區、直轄市）個體變化而未被觀察到的因素對解釋變量的影響，為解釋變量的系數，control表示與環境污染排放相關的控制變量；為誤差項，其均值為零且與不相關。

（二）變量選擇和數據來源1．變量選擇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是用環境污染排放量的減少程度來反映環境治理的效應。環境作為一個整體，環境治理效應要用多種要素反映。由于環境污染主要來自工業污染，因此選擇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物（）的排放量作為被解釋變量，主要檢驗這些污染物排放量的減少是否與環境保護財政支出有關，以及多大程度上有關。解釋變量。鑒于2007年中國才開始把環境保護納入財政支出，并單列一“類”，以及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選取指標的意義，選取2007—2012年中國大陸地區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不包含）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hbzc）作為解釋變量。假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將會降低環境污染物的排放，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為負。控制變量。除了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對環境治理效應的影響外，還存在其他影響環境治理效應的因素，一并歸入控制變量。主要選取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三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用人均GDP（rjgdp）表示，一般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環境污染越嚴重。因此，預計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符號為正。人口規模（rkgm）用年末地區人口數表示，一般人口規模越大，環境污染越嚴重，預計人口規模的系數符號為正。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gdzc）采用各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金額表示，一般一個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金額越大，表明生產規模擴大，污染增加，預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系數符號為正。2.數據來源本文對除外的中國大陸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2007—2012年數據進行研究，數據均來自相關年度《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中經網數據庫。為了避免不同變量的絕對值對模型估計可能造成偏差，對模型中所有變量均進行取對數處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①。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1.0軟件進行回歸。重點考察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與環境污染治理之間的關系。首先用F檢驗驗證是選擇混合回歸模型還是固定效應，然后Hausman檢驗是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對三個方程分別進行F檢驗和Hausman檢驗，確定工業廢水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工業二氧化硫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工業固體廢物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見表2）。由表2可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與環境污染排放量呈負相關關系，與預先假設一樣，并且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中，工業廢水（模型1）和工業二氧化硫（模型4）的模型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的系數均在0.01水平顯著，工業固體廢物模型（模型6）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的系數也在0.05水平上顯著。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在hausman檢驗下的最優模型（模型1、模型4）中，環保支出系數絕對值比次優模型（模型2、模型3）更大。當環境保護支出增加1%，工業廢水排放量減少0.185%，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減少0.186%，對于工業固體廢物的減排效應最明顯，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減少0.199%。說明中國采取加大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政府綠色采購、污染治理投資等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能夠有效降低環境污染，環境治理效應明顯。人口規模的符號為正，說明人口越多的地區，環境污染排放量越大，這與預先的假設一樣。當人口規模增加1%時，工業廢水排放量增加0.956%，工業二氧化硫增加1.228%，說明人口規模對于工業二氧化硫的排放影響更大，因為人口越大，居民擁有的機動車數量也會加大，和工業污染一樣，會加劇二氧化硫的排放。人口規模對于固體廢物的排放不顯著。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工業廢水和工業固體廢物呈正相關關系，與預先假設一樣，并且均分別通過0.05和0.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人均GDP對工業固體廢物的影響通過0.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但是影響程度不明顯；人均GDP對工業廢水和工業二氧化硫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三、結論與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