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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來說，一個重要的課題是如何轉變政府職能，以適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文章首先分析了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性，接著分析了歷次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的問題，最后提出了在我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的條件下，轉變政府職能的新思路。

任何國家經濟體制的改革都將會引起國家行政體制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行政體制的外在形式的變革——政府機構的重建；二是行政體制的內在變革——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行政權力的重組和增減。可見，政府職能轉變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經濟體制改革又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客觀前提和基礎。從本質上講，這是上層建筑必須符合經濟基礎所決定的，是為了使上層建筑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基礎。

一、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性

政府職能雖然經歷了多次調整，但由于中國長期實施計劃經濟體制，在現實中依然頑固地保留著計劃經濟體制的運作和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日趨加深的大背景下，政府與社會、政府與群眾、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生了明顯而深刻的變化，傳統意義上的政府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盡快轉變職能，是各級政府做好本職工作，打造公共服務型政府的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

1.轉變政府職能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實現了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重大轉變，政府作為國家機器屬于上層建筑，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其職能也要適應這個變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到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許多領域，需要有一系列相應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是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大問題。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機構，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要求，具有客觀必然性。

2.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職能是機構設置的前提，決定機構；機構是職能的載體，體現職能；政府的職能是通過政府機構來實現的，只轉變職能而不改革機構，職能也不可能真正轉變。因為舊的機構存在一天，就要繼續行使其職能，所以轉變職能必須相應地改革機構。而機構的改革又必須根據職能來確定，如果職能尚未確定，管理方法也未改變，精簡以后的機構還會再度恢復和膨脹。因此，只有抓住轉變職能這個關鍵，才能為機構改革創造有利條件，機構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轉變政府職能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改革開放30年來，政府的管理形式和職能發生了極大的轉化，越來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但我們也應該清醒看到，我們的政府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而該管的又沒管好，這樣就不僅要靠增設機構來完成日益繁雜的工作，使機構越設越多，而且壓抑了企業的生機和活力，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隨著改革的深入，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要發生明顯的變化，有的將要消失、有的將要轉移、有的將要加強，管理范圍、管理內容和管理方法都要發生變化，由過去把主要精力放在訂指標、批項目、分物資逐漸轉到通過計劃的和經濟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對企業進行必要的管理、檢查、指導和調節

方面來。使企業真正成為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的獨立企業法人。4.轉變職能是行政管理科學化的必然。政府機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除了要適應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的要求外，還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時，隨著行政管理科學的發展，管理自身的客觀規律也越來越被人們認識和掌握，政府機構轉變職能，實際上是由經驗管理向科學管理轉變的一個步驟。因為，只有轉變職能，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機構臃腫、運轉不靈、工作效率低的弊端。

二、轉變政府職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提出要改變政府職能，并做出了不小的探索和努力，但就結果來看，離和諧社會的要求還相差甚遠，究其原因，無外乎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對政府職能認識不清。我國的政府管理模式來源于前蘇聯，政府包攬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事務。現在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只需要管理那些社會需要而其自

身管不了或無人管的社會公共事務。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的事務則由他們根據國家法律和行業規定自主處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許多政府工作人員分不清哪些事務該政府管，哪些事務不該管。他們沿用傳統的管理方式，除上級明文規定不管的事務外，所有社會事務都要管，認為這樣做十分妥當，不會出現管理真空。

2.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留戀權力。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因為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權力的留戀使市場機制難起推動作用。因為這種權力可以給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帶來利益，失去這些權力，就意味著失去某些既得利益。市場同權力競爭，結果是力不從心，權力通常占據上風，致使政府職能轉變滯后，這樣，影響行政效率提高，同時產生腐敗。

3.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功能不健全。轉變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社會自身的管理和服務是否健全密切相關。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功能先天不足，因而所有的事務必須由政府管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也日益完善，且表現出與經濟發展水平同步的趨勢，經濟越發達的地區，社會功能越齊全；相反在一些落后地區，因社會自身功能不全，嚴重制約了政府職能轉變的速度。在發達地區可以交由社會管理的事務，在落后地區還必須由政府統管起來，這反過來又阻礙了市場機制的發育。

4.政府工作人員整體素質與市場經濟要求不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迅猛發展，國民的整體素質有較大提高。隨著國家公務員制度的實行，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也有很大提高。但從總體上講，政府工作人員整體素質與改革開放和經濟

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不能適應時展和社會的要求。一是對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認為行政工作效率不易衡量，擔心職能轉變會引起負面影響。二是對政府職能只有大致了解，對本層級、本區域、本部門應履行的職責缺乏科學的認識、清晰的界定。不知道哪些職權應歸還社會，哪些職能應得到加強。三是等

待觀望，不敢創新。雖然他們也贊成轉變政府職能，但行動上卻等待觀望，希望有現成的東西可以照搬照抄，缺乏創新意識，也不愿主動探索。四是胸無大局，思考問題往往從小集團、或個人私利出發，對既得利益不愿放棄。五是為人民服務意識淡薄，工作不負責任，方法簡單，方式粗暴。凡此種種都說明部分政府工作人員的素質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與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不相適應。

三、轉變政府職能的思路

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需環境，現階段，我國政府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應著重實現以下三種轉型：

1.實現“效率型”向“效能型”政府轉變。轉變行政效率一般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及其行政人員從事行政管理活動的產出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要素之間的比率關系，是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人員行政管理活動的效果的重要衡量標準。效能指的是目標的實現程度，是指管理結果，而效率則是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既定的目標。在我國，長期以來一直用重管理過程的效率理念來衡量政府的行政管理效果，關注更多的是政府管理的過程和投入，片面地追求“效率”。一些政府官員急功近利，“形象工程”思想嚴重，極少關心政府管理的成本和效能，造成了政府管理成本太高，資源浪費以及效能低下等問題，形成了高成本高速度低效能和高成本低速度低效能并存的行政管理體制。隨著改革的深入，構建和諧社會的環境要求在評估政府管理效果方面，應摒棄傳統的效率觀念，樹立成本——效能的意識，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和效能型現代政府理念對接，并使對接成本最小化，實現對接效能最大化。

2.“全能型”向“有限型”政府轉變。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在公共事務的管理中無所不包，政府成為無所不能的“全能政府”。究其根源，是顛倒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甚至把二者等同起來，沒有形成科學的現代政府理念。政府并不等于社會。政府的一部分職責是維護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秩序，而秩序是社會的目地。政府只是社會組織的一種，政府從屬于社會，政府是隨著社會的產生、存在而產生和存在的，政府必須為社會的利益服務。政府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政府不應凌駕于社會之上，相反，政府應由社會所決定，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客觀存在。因此，在社會空間中，必然存在著為力或不應涉足的領域。這就決定了我們應該正確看待政府的作用，摒棄政府“萬能”理念，樹立“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

3.“指令型”向“服務型”政府轉變。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使政府是社會管理的唯一主體的理念對政府官員和社會民眾的影響極深。改革開放30年來，政府理念雖然正在由管制向服務轉變，但還存在著一些問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有學者提出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目標，這是在市場本位、社會本位的基礎上提出的，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特別是在現階段，我國加入的WTO組織，其本身就是一個以國際市場運行規則為國際貿易有序化運行服務的國際經濟調控組織。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從根本上摒棄管制觀念，變管制和指令為服務。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加入WTO以后，必須盡快實現政府的服務角色從“統治”的管理走

向“服務”的管理。政府要從統治者的身份逐步轉變為社會的服務者，從“以統治為中心”的管理走向“以服務為中心”的管理，使政府職能圍繞公民、企業、社會中介組織等多元主體展開。要使政府職能轉向服務，就必須嚴格劃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分解過去的“全能”框架，同時，培養社會的自治能力，逐步讓社會承擔起自己管理自己的職責，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加快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只有通過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府行為轉型，政府的作用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政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為市場經濟的發展，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在于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在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是營造一個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文化環境、政治、法律環境、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為此，各級政府需要高度重視新形式下的政府職能轉變工作，努力營造一個公平正義、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環境。

參考文獻：

1.張云川.堅持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河北日報，2008.03.14

第2篇

【論文摘要】《關于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的頒布實施,從政策上明確了對高校后勤企業的有關經營活動實行減稅和免稅,但是,在實際的實施過程中卻遇到很多問題。因此,研究中國高校后勤領域稅收政策的歷史和現狀,對于深化高校后勤實體社會化改革,加強高校后勤實體稅收管理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論文關鍵詞】高校后勤實體改革稅收政策規范化

隨著高校“教育產業屬性”的提出,高校后勤不再只是高校內部一個封閉的特殊市場,正日益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稅收角度來說,這就意味著高校后勤經濟實體作為一個獨立的納稅人,享受和承擔稅法規定的權利與義務。這不僅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還可以為國家貢獻稅收。同時,高校后勤社會化后,可將主要精力用于教學和科研,減輕我國長期以來計劃體制模式下高校辦學形成的沉重負擔。

1高校后勤實體改革涉及的現行稅收政策

(1)增值稅。對高校后勤實體為高校師生食堂提供的糧食、食用植物油、蔬菜、肉、禽、蛋、調味品和食堂餐具,免征增值稅;經營此外的商品,一律按現行規定計征增值稅。對高校后勤實體向其他高校提供快餐的外銷收入,免征增值稅;向其他社會人員提供快餐的外銷收入,應繳納增值稅。

(2)營業稅。對從原高校后勤管理部門剝離出來而成立的進行獨立核算并具有法人資格的高校后勤經濟實體,經營學生公寓和教師公寓及為高校教學提供后勤服務而獲得的租金和服務性收入,免征營業稅;對社會性投資建立的為高校學生提供住宿服務并按高教系統統一收費標準收取租金的學生公寓取得的租金收入,免征營業稅。但利用學生公寓向社會人員提供住宿服務而取得的租金收入,應按現行規定計征營業稅;對設置在校園內的實行社會化管理和獨立核算的食堂,向師生提供餐飲服務獲得的收入,免征營業稅。

(3)所得稅。《關于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明確規定免征企業所得稅,2006年8月18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的100號文《關于經營高校學生公寓及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徹底取消了高校后勤享受的免征所得稅的稅收優惠政策。

(4)房產稅、耕地占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稅收的征收規定。對高校后勤實體,免征城鎮土地使用稅和房產稅。對在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中因建學生公寓而經批準征用的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稅。對于城市維護建設稅和費附加,由于是以實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三稅稅額為計稅依據,按照一定的比例附加征收的,在免征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三稅的同時,也免征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

2高校后勤實體改革稅收管理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高校后勤社會化的稅收法規滯后,政策法規不明確、缺乏連續性,直接了稅收征管工作的有效開展。政策法規不能及時反應和規范高校的后勤改革。2000年以來,以高校擴大招生這一政策背景所帶來的高校大發展和引發高校投資多元化,以高校后勤服務社會化引發的高校資產經營盈利性,在稅收政策層面上開始把高校納稅主體從免征范圍放置于實際征收范圍中去。

嚴格說來,文件通知并不等于法律法規,其嚴肅性和剛性都嚴重缺乏。隨著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不斷發展,原有的《通知》已不能適應客觀經濟形勢的變化,稅收征管中存在一些不明確問題,難以保證稅收征管及時到位。

(2)高校后勤實體自身的改革不規范、不徹底,客觀上為稅收征管帶來了難度。稅收征管的規范化與否,與高校后勤實體的改革是否規范,是否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從表面上看,幾乎所有高校都已完成了后勤系統的剝離,實現了獨立納稅人的過度,但實際上,有些學校的后勤改革是在走過場,實質上并未發生變化。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產權明晰,權責分明,我國高校后勤資產的所有權在國家,占有權在高校,后勤實體對后勤資產只有不完全意義上的經營權,沒有對其所經營資產的占有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后勤實體不是真正的法人主體,也就不可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這一切從根本上妨礙了高校后勤改革,客觀上為稅收征管帶來了難度。(3)稅收征管和手段滯后,管理不及時、不到位,漏征漏管現象嚴重。稅務機關對高校后勤活動的稅收征管基本上仍限于對高校后勤對外服務部分,而對于由學校后勤部門直屬的、專門為學生提供食宿及日常生活服務的機構,這一部分潛在的稅源,未能進行有效的登記和管理,造成該部分稅源疏于監管,造成稅收征管對高校后勤社會化服務的管理不到位。

3高校后勤實體稅收規范化管理的思考

(1)完善稅收、行政法規,為高校后勤社會化稅收規范化管理提供法律保障。關于高校后勤實體的稅收立法,應本著有利于征收管理、有利于依法治稅、減少涉稅爭議、加強監督管理的原則進行。對高校后勤社會化的稅收管理,要本著有利于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服務于、服務于社會的原則進行,這樣,才能有效地促進稅收對高校后勤社會化的規范化管理,促進高校后勤組織的規范運轉。

(2)改進稅收征收管理手段,加強稅收信息化建設,逐步使高校后勤實體的稅收征管進入正規軌道。對高校后勤社會化的稅收規范化管理必須以信息化管理為手段,把稅收信息化建設作為規范化管理的切人點,完善稅收管理信息系統。稅務機關要積極構建功能齊全、提升信息技術的應用水平,加強系統管理,確保信息安全,提高工作質量和效率。

(3)加強相關部門聯合,健全和完善社會綜合治稅機制,全面加強對高校后勤實體的稅收管理。因為高校后勤實體的經濟活動涉及到工商營業執照的領發,涉及到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多個稅種的稅款征收和繳納,涉及到對高校的財政撥款等諸多問題,涉及到國稅、地稅、財政、銀行、工商等部門之間的協調與配合。為了更好地促進高校后勤改革,帶動高校發展,完善稅收管理,需要上述部門之間加強協調與配合,擴大信息交換的范圍,實現社會信息資源共享。

自2000年國家出臺對高校后勤實體的政策以來,幾經變更,形成了對高校后勤實體相關稅收政策的不斷修改和變化,也加重了稅務部門對于高校后勤實體稅收管理的難度。面對這樣的現實,加強對高校后勤實體的稅收規范化管理,亟待解決。這不僅關系到稅務機關對高校后勤經濟實體的稅收管理,更關系到如何發揮稅收調節經濟、服務于經濟、服務于社會的作用。在我國稅收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的今天,加強對高校后勤實體的稅收管理作為國家稅收工作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3篇

在2008-2012年間，對比全省十三個省轄市的服務業單位數和第三產業增加值發展情況看，我市服務業法人單位數呈現以下變化：

1.單位總數排位前移，單位增幅名列前茅。2012年，全省服務業法人單位數601694家，我市占全省7.6%，從十三個省轄市單位排位情況看，我市由2008年的全省第六位前移至第四位，超過了南通和徐州二市，繼蘇州、南京、無錫之后；四年間，我市服務業單位發展迅速，單位個數增長較快，服務業單位數增加21028家，增長86.1%，比全省服務業單位增幅高7.1個百分點，增幅在省內十三個市中名列前茅，列第四位，僅次于無錫、蘇州和連云港市。

2.單位占比排位靠后，總量支撐相對不足。2012年底，全省服務業單位占全部法人單位的比重達57.4%，而我市雖由2008年的45.5%提升為51.2%，但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2個百分點，位列全省倒數第三，全省僅二個市比重低于50%，分別為南通和泰州。而從全省十三個市GDP中三產比重來看，我市位于全省第四，可見，我市服務業單位數對經濟總量的支撐度極弱。

3.現代產業發展迅速，產業結構優化明顯。在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服務業共涉及14個行業大類，其中我市有10個行業四年間單位數增速超過全省平均，其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三大行業高速領漲。尤其近年來我市圍繞創新驅動戰略，不斷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從事科學研究及技術服務的企業逐步增多，至2012年末，全市主要從事科學研究及專業技術提供的企業有2055家，比2008年增加1304家單位，增幅達173.6%。

二、加快發展服務業的建議

1.完善產業管理機制，全力提升競爭實力。目前，全市服務業單位數占比在全省僅排在第11位，單位的支撐度明顯不夠，而且，多數企業存在規模偏小，檔次較低、資金不足、人才匱乏、管理水平低、市場競爭力不強等問題，這與我市經濟發展形象定位嚴重不符，同時也說明我市服務業發展仍具有較大的潛力和空間。常州在區位和資源上有一定優勢，經濟發展也具備良好基礎。“十二五”期間，我市應把加快服務業發展作為推進全市經濟轉型升級的有力抓手，在服務業發展的定位上，一抓單位數量、二抓規模實力。要實行部門歸口管理，綜合統籌服務業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資金管理、行業策劃和服務體系建設等，完善服務業發展的管理機制，強化責任意識，有利于統籌兼顧、協調發展。一方面，加快完善和細化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大力推進實施二、三產業剝離，設立服務業發展引導資金，深化服務領域的體制改革，打破行業壟斷，放開市場準入，積極引進外資、民資在常投資，并增強服務意識，切實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效率，以優質服務吸引國內外服務行業企業落戶常州；另一方面，重點抓好現代物流、商貿流通、旅游休閑、房地產、金融信息、教育文化等重點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全面提升傳統服務業，積極培育出新興服務業單位，形成“高增值、強輻射、廣就業”的現代服務業體系。

2.充分挖掘農村潛力，促進地區協調發展。由于受到資源、交通設施、區位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與城區相比，金壇、溧陽服務業單位發展存在顯著差距，二地服務業單位占比不足全市的二成。2008-2012年四年間服務業單位數增幅68.9%，低于城區20.8個百分點。全市第三產業發展過程中，城區的核心經濟地位穩固，產業高度聚集，集群效應突出，但產業鏈尚未有效延伸，向西輻射作用、以及核心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帶動作用都偏弱，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市第三產業發展的進程。我市需要不斷調整產業空間結構，找準地區之間的互補點，看到發展速度落后地區的潛在優勢，全面實施促進縣域經濟跨越發展，大力推動項目西進、產業西進、科技西進，進行合理的“消長、對接、整合、優化”，調動和激發金壇、溧陽發展的內在活力和動力，使各轄市區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尤其是據2012年人口統計資料顯示，金壇、溧陽47.0%的城鎮化率，不僅低于全市平均16.4個百分點，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我們還要抓住國家大力推進城鎮化的契機，充分挖掘農村消費潛力，努力提高農村商貿、流通行業發展水平,大力開拓農村消費市場；以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建設為依托，大力發展針對一、二產業的各類服務業，提高農村社會化服務水平,增加農村服務業產值和收入；大力發展農村社區服務業，建立和完善農村社區服務制度，不斷完善農村社區服務功能，拓展服務領域；建立健全農村中介服務組織，如農機合作服務社、農技服務社、瓜果、蔬菜種植、養植協會等三產服務業組織，發揮協會在農民種植與市場上的紐帶作用，既發展農業經濟，又發展農村服務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