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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馬歇爾計劃，是由美國政府出資重建歐洲經濟，130億美元奠定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奠定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同時馬歇爾計劃，為戰后的美國剩余產能找到了出路。從這個意義上，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似乎與現在中國的實際情況頗為貼近。
然而，當年美國是第二次大戰的勝利者和全球的盟主，同時東歐西歐兩大陣營壁壘分明，使得美國在設計、執行馬歇爾計劃時候幾乎沒有遇到多少阻力。今天中國的國際地位、國家實力均無法與當年的美國相比，今天的歐洲盡管遭受歐債危機的蹂躪，亦非當年廢墟上的歐洲，政治因素無可避免地會成為中國資金大規模進軍歐洲的障礙。
更重要的是，馬歇爾計劃的資金哪里來。中國在經歷了“四萬億”和影子銀行兩輪擴張之后，債務GDP比例已經由十年前的110%上升到240%，公共財政已經亮起警號，不少地方政府瀕臨破產邊緣。這種情況下，政府是否有能力再搞一次財政擴張，其實值得懷疑。過去的財政擴張，效果并不理想，但起碼“肉爛在鍋里”，本國經濟和就業受惠。盡管部分中國企業可以受惠，拿著納稅者的錢去救援比中國人富庶許多的歐洲，于情于理都有一點說不過去。靠燒錢來維持過剩產能，更屬無稽之談。
如果由中國民間資金投資海外項目，投資回報一定重要。筆者相信歐洲有好的投資項目，不過以歐洲的監管環境、政治障礙和員工工作態度，投資風險還是比較大的。
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國家級的資金援助，展開以中國技術和工程建設為主體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問題是這筆資金最終如何償還。馬歇爾計劃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美國根本沒有打算讓歐洲還錢（德國自愿還了一部分）。如果是一個很好的投資項目，其實今天在資本市場是可以集資成事的。為什么全世界都沒有看到，惟有中國政府獨具慧眼發現了投資機會呢？
當年令馬歇爾計劃成功的三大要素是，1）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主導性和歐洲政治的弱勢，2）美國政府不求財務回報的經濟援助，3）歐洲的重建需求。以目前的形勢看，除了跨國基礎建設投資需求存在外，中國并不具備第一、二個要素。
人的身份由個體要素和他們身處其中的更大單位的要素組成。人對現實的影響，取決于哪種要素主宰了他們的行為。2014年2月20日，當人們向基輔的武裝部隊發起自殺式襲擊時，他們代表“國家”的感覺壓倒了他們對個體死亡的擔心。其結果是將一個深度分裂的社會從內戰邊緣拉回到前所未有的團結意識之中。
這一團結能否持續取決于歐洲的反應。烏克蘭向歐盟證明了他們的忠誠，而歐盟自身也正處于令人絕望的分裂中，歐元危機讓債權國和債務國勢不兩立。這就是在結盟協定談判中，烏克蘭傾向于俄羅斯的原因。
毫無疑問，德國領導下的歐盟給予烏克蘭的太少，要求烏克蘭的太多。如今，烏克蘭向歐盟靠攏的承諾，催生了一場成功的。歐盟正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道，為烏克蘭安排一項數十億美元的救援計劃。但是，這不足以維持烏克蘭未來幾年所需要的國家團結。
1990年，我在烏克蘭成立了文藝復興基金會（Renaissance Foundation），當時烏克蘭尚未獨立。文藝復興基金會沒有參與最近的。現在，基金會已做好準備，支持烏克蘭建立穩固的民主機構的強烈愿望（其中最重要的是獨立且專業的司法系統）。但烏克蘭還需要只有歐盟才能提供的外部支持，即管理專家和市場準入。
20世紀90年代，當中歐經濟體處在令人矚目的轉型時期時，管理專家和市場準入來源于德國和其他歐盟公司的大規模投資，這些公司幫助地方生產商嵌入到全球價值鏈中。烏克蘭擁有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和多樣化的經濟，是極具吸引力的潛在投資目的地。但烏克蘭需要改善整體經濟和各個部門內部的商業氣候，特別需要解決根深蒂固的腐敗問題和法治問題，兩者是阻礙國內外投資者的一大原因。
除了鼓勵外國直接投資，歐盟還可以幫助培訓本地公司的管理者，幫助它們開發商業戰略，報酬方面可以用股權和利潤分成的形式支付。支持大量公司的有效方式，就是將它與商業銀行信用額度相聯系。為了鼓勵參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可以與國內外投資者一起投資烏克蘭公司，一如它們曾經在中歐做過的那樣。
由此，對于由歐洲公司全額或部分所有的子公司制造的商品，烏克蘭將開放其國內市場。而歐盟可以為烏克蘭公司提供更多的市場準入，并幫助它們融入全球市場。
我希望并且相信，德國領導下的歐洲能夠把握這一機會。多年來，我一直強調，德國應該接受其作為歐洲主宰者的責任和義務。烏克蘭需要一個當代馬歇爾計劃，就像美國幫助歐洲進行二戰后的重建一樣。如今，德國應該起到與二戰后美國一樣的作用。
然而，在文章的末尾，我不得不提出一個警告。當年馬歇爾計劃并不包括前蘇聯國家，因而加劇了歐洲的冷戰分裂。冷戰的重演將對俄羅斯和歐洲造成嚴重傷害，首當其沖的就是夾在兩者中間的烏克蘭。烏克蘭依賴俄羅斯天然氣，也需要讓自己的產品進入歐洲市場，它必須與兩邊都搞好關系。
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演化，曾主導人類歷史進程。當代的世界治理和經貿框架，以西方七國集團（G7）、美元流通體制為標志，實際上根基于“跨大西洋體系”，是海洋貿易基礎上的框架。20世紀的世界，可以稱為“海洋文明的世紀”，主導世界的文明，來自英國、美國這樣的海洋國家。“海洋文明的世紀”為人類帶來了當今這個世界，但在這一世界秩序之下，人類也被分在“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中，并且，“邊緣國家”的人口占全球大多數。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這一套體系暴露出了根本缺陷，走上了下坡路，人類文明必須開創新的道路。而以二十國集團（G20）、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等為標志的新興世界秩序探索，成為世界體系的新希望。而這些探索，都具有“自上而下”的性質，主要進行的“頂層結構”搭建。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28日聯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則使這些探索有了“接地氣”的能力，真正進入到全世界每個人的生活中。
“一帶一路”將不僅聯通亞歐乃至亞非、拉美的通道，還將有自己的政策、金融、貿易、文化平臺。“石油美元”基礎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將不再“唱獨角戲”，“天然氣人民幣”的前景呼之欲出。
在博鰲論壇上這樣一份規劃，非常值得關注的“接地氣”重點在于，要實現人員資金物資能夠便利的流通，為經濟一體化提供基礎。
我更看重“一帶一路”規劃推出對于資金融通的促進作用。整個亞歐大陸在金融層面上進行更好更高層次的合作，基礎是比較強的。要建立一個新的合作機制。例如香港、新加坡，都屬于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之列。而中國與歐洲的合作本身已經非常好了。搭建這樣的合作基礎，那么對于人民幣國際化也會有非常好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