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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基于社會發展的需求，憲法在經濟領域的地位日益提升，不僅自身的經濟性特征逐漸突顯出來，而且提高了經濟法的經濟性。從憲法和經濟法兩者比較可知，憲法與經濟法的經濟特征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具體有以下幾點：

首先，憲法與經濟法殊途同歸，于憲法來說，憲法對財產的歸屬進行法律層面的劃分，對國家與公民擁有的權力進行明確界定；于經濟法來說，經濟法是憲法有關內容的延伸和補充，將經濟法中的主體所享有的權力和應盡的義務進行詳細規定[1]。上述規定雖然細則上有所不同，但歸根結底都是通過對財產或權力進行明確劃分而避免紛爭，從根本上降低經濟成本，減少經濟活動中的糾紛，提高經濟活動的開展效率，進而獲取更多的經濟效益?？梢钥闯?，憲法和經濟法都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更為“經濟”而努力。

其次，為了具備以上經濟屬性，憲法和經濟法應呈現出一定的“經濟規律”。比如，憲法中涉及經濟體制的相關規定，以及對經濟法內容的影響，與參與立法人對經濟規律的領悟相關。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其經濟體制的選擇不僅是政治層面的決擇，也與社會發展程度和經濟規律有關。所以，我國《憲法》規定我國目前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也是根據我國國情和經濟規律所做的選擇。我國經濟體制確定后，就必須從宏觀范圍對經濟進行調整和管理，這一過程便要在經濟法的規制下進行。經濟法規制的相關范圍、條例也要與經濟規律相符，這些透過經濟法的立法便可以看出。

最后，上記對國家經濟從宏觀層面的調整和管理，要基于憲法進行權力劃分。管理和規制兩大權利與政治上管治的權利具有較大區別，具有其自身的特點，通常被叫做“第四種權力”。它們的作用不容小覷，甚至對民眾的權利都有影響，所以要在憲法中進行明確規定。我國并非是這種現象的個例，多數國家都將宏觀層面對經濟各方面的管理權力分配寫入憲法，將經濟體制從國家法律的角度進行規范，這一規范是經濟法中有關體制規定的依據。這一聯系將憲法與經濟法緊密相聯。總之，憲法和經濟法在本質上是相同的，都要滿足當前社會的經濟需求，都具有經濟性的特征，以上總結的憲法與經濟法體現出的共有經濟性，是這兩種法律相互聯系的紐帶和橋梁。

二、從經濟性看憲法與經濟法的交互影響

（一）憲法對經濟法的重要影響

首先，以經濟權力劃分的視角進行分析，憲法是國家的根本之法，是國家經濟和政治的充分體現。將視角調整至經濟來看，國家的正常運轉需要雄厚的財力才能實現，隨著社會的發展，國家的職能逐漸增多，對財力的需求也有所提高。所以，在憲法中一定要涉及經濟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將經濟的所有權進行明確劃分，避免因公有抑或私有界定不清而產生糾紛，與此同時，還要將財產利益和經濟利益的歸屬進行規定[2]。這樣一來，憲法便將財政權力和財產權力一分為二，對產權進行了清晰的劃分。憲法是對經濟權力進行界定的法律基礎，是經濟法發揮效用的根基，對經濟法的影響十分重大。

其次，在憲法明確產權劃分后，還應對國家的經濟制度進行規定。雖然各國的法律相差較大，立法上也大相徑庭，但在憲法中通常都會涉及國家的所有制、經濟體制等。比如：國家奉行的所有制是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還是歸私人所有？國民賴以生存的土地是歸國家所有，還是國民的私人財產？國家經濟運行的體制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等，針對上述問題，在憲法中均可以找到答案。對國家經濟制度和國民經濟權力的相關規定是憲法經濟性的關鍵所在。我國整體經濟活動的運行，都要在憲法制定的經濟制度范圍內，且不能觸犯公民經濟自由的權力。

最后，憲法對國家主體和權利的相關規定，對經濟法的影響也十分重大。在憲法中對國家與國民的主體性進行明確劃分，國家是調控的主體，國民是受控的主體，國民在受控的前提下也享有國家賦予的權利，這是憲法的核心所在。從權力劃分的角度來看，將國家與人民的權利進行劃分，明確了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這便是“權利憲法”中的主要內容；與此同時，將國家眾多機構的權力進行劃分，不管是何種走向的劃分，對國家管理和調控來說都十分關鍵，這便是“經濟憲法”的主要內容。

（二）經濟法對憲法的落實與推動

憲法與經濟法的經濟共通性，決定了兩者之間不僅是憲法之于經濟法的上述影響，經濟法之于憲法也具有落實和推動的作用。其次，經濟法與憲法能夠在影響和推動的相互作用中尋找最佳平衡點。經濟法在落實的同時，也是對憲法的推動。經濟法與憲法在眾多法律規章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較之憲法來說，經濟法就顯得更為“接地氣”，經濟法與現實生活中的經濟行為關聯性較強，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在提出一些需求后，如果有必要，便會列入到經濟法中，形成制度性的規定，而后再由經濟法傳遞給憲法，從這一角度來說，經濟法能夠推動憲法的發展和完善。總之，由于憲法和經濟法之間共同的經濟特征，致使兩者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其一，憲法在我國法律中的基礎性地位，決定了它對經濟法具有重大影響；其二，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憲法對經濟管理的相關規定逐漸增多，這些規定需要滲透到經濟法中，并加以實施，而經濟法的落實也為憲法的發展提供助力。憲法與經濟法之間相互促進、在融合中求發展，在互動中求推進，才能國我國社會主經濟、法治社會的構建做出貢獻。

三、從經濟性看憲法與經濟法的“一致性”

基于憲法與經濟法所共有的經濟性，以及由此使兩者產生的交互影響，從應然的角度說，憲法與經濟法應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3]。首先，從共有的經濟性來看，憲法與經濟法在保障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遵循經濟規律，從而實現經濟運行“更經濟”等方面是一致的；同時，在強調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合法性、合憲性方面也是一致的。其次，從兩者之間的交互影響來看，由于憲法對經濟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且經濟法不能與憲法相沖突，因而經濟法需要在合憲的意義上與憲法保持一致性；同時，經濟法在落實憲法的過程中能夠推動憲法變革，并使其更符合現實需要，從而使兩法保持一致性。強調憲法與經濟法的一致性，對于加強兩法的互動交融和持續發展非常重要。由于憲法的經濟性規范需要由經濟法來具體落實，而經濟法的許多基本制度則需要有憲法上的依據，因而兩法可能會針對同一問題，分別作出相對原則或更為具體的規定。例如，在諸如反壟斷、貨幣發行、預算、稅收、國債發行等領域，許多國家不僅在憲法層面有相關的原則規定，還在經濟法中有更為具體的規定，并且兩類規定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無論是美國、德國，還是俄羅斯等，盡管它們分屬于不同類型的國家，但在憲法中都會對上述領域作出規定，并在具體的經濟立法中加以具體化，從而使經濟法與憲法保持一致性。當然，這與憲法的地位及其對經濟法的影響有關。強調憲法與經濟法的一致性，不僅僅是由于兩者之間本來就固有一致的元素，而是為了將有悖于“一致性”的諸多問題進行解決。在實際操作中，憲法與經濟法如果存在要求不統一的情況，會導致一系列后續問題產生，要解決這一問題，應從動態的角度對憲法和經濟法進行調整，使兩者在動態層面上能夠繼續一致。

從我國的發展經歷來看，由于經濟法與我國改革開放的聯系更為緊密，所以改革開放的相關舉措能夠在經濟法中體現出來，而反觀憲法，則修訂較為不及時，所以，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歷史時期，憲法與經濟法曾出現“不一致”的問題，致使在進行經濟立法時，某些法規與憲法的規定有出入，在業內造成了一時的爭論。從社會主義法治的角度來看，違背憲法問題避免的有效方法就是極力保持憲法與經濟法的一致性，對憲法進行科學、合理、及時的完善和修訂。當前，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并沒有停止，有很多體制還處于待建的狀態，這對我國體制法的形成影響較大。比如，我國憲法中對“體制法”規定和約束的力度不足，國家內部一些機構的職責和權力沒有進行明確劃分，面對這一情況，只能尋求類似“三定方案”的方法進行規范。與此同時，某些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仍主要由國務院來推進。例如，有關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稅收分享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等，都是由國務院作出“決定”[4]。我國體制立法的嚴重供給不足，固然有體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的原因，但本位主義、部門利益、集團利益等方面的深層影響也不可小視。

四、結論

第2篇

憲法與經濟法之間的重要交集是“經濟性”，憲法的基礎是民權、民生等重要的有關于民生發展的內容，經濟法是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因此，憲法與經濟法二者共有的特征就是經濟性。憲法與經濟法一樣，具有共同的特征，要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需求，都具有突出的經濟性，這種職能具體表現為:經濟法與憲法都要能夠體現國家的職能，要能夠規范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要求能夠市場經濟的發展進行宏觀調控和市場規范限制，并對相關的經濟實體的職能進行界定，通過經濟手段，促進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它們都要求運用法律化的手段對市場主體進行管理，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所以說“經濟性”是憲法與經濟法的共性。從經濟分權的角度看，憲法作為我國發展的《總章程》，需要將國家的經濟與政治的存在體現出來，并保證任何經濟實體與組織能夠有效的運行。因此，憲法必須大量規定經濟內容，對相關的經濟實體進行界定，明確界分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之間的區別與聯系，相應地，憲法還需要厘清不同主體的財產權利與經濟利益，以保證國家經濟秩序能夠有效的運行。國家的憲法必須直接規定或間接體現其基本的經濟制度，保證市場經濟制度能夠有效的運行，盡管各國對此規定的內容不同，立法體例上也不統一，但是對于經濟制度的制定、分配制度的制定、經濟體制的內容等都作了有效的規定。憲法對有關經濟管理制度的規定，需要加強對公民經濟自由權的保護與規定，這樣就構成了“經濟型憲法”的基礎性的核心內容，制約著社會經濟法制制度的形成于法制，也促進著社會市場經濟的法制，憲法的規定是以經濟制度為基礎的，憲法的實施必須以充分保護社會主體和公民經濟的自由權利。憲法所確立的經濟制度，對我國經濟制度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用，它直接關系到國家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發展，直接影響經濟法調整的目標，實現國家經濟的穩定增長。同時，憲法所確定的經濟體制，對我國的經濟法制度建設具有直接的指導作用，如果沒有憲法的規定，就無法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與市場有機的規劃，經濟法的實施就缺乏憲法上的依據，也就無法對市場經濟的主體進行宏觀調控。

二、經濟法對憲法的落實與推動

經濟法是對憲法規定的經濟法規進行實施的重要途徑，由于憲法與經濟法都具有經濟性，都是對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作出規定，兩者之間的互動要求能夠相互促進，不僅體現為憲法對經濟法的上述重要影響，也體現為憲法需要經濟法的具體落實，只有通過經濟法對市場經濟的主要作出規范，才能有效的保證憲法的合理實施。憲法作為具有最高位階的根本大法，它對國家的每一個方面都作出了規定，如果經濟法不能有效的對憲法規定的內容進行實施，憲法中的經濟性法規就會失去意義，也就直接影響憲法的生活效益，沒有經濟法對憲法的經濟法律進行落實，經濟憲法就會失去存在的意義。經濟法對憲法發展的推動具體途徑是多元化的，雖然主要體現為當代的經濟和經濟法發展對憲法變革產生的影響，促促使著憲法的變革，但早在經濟法尚未成體系之前，經濟的發展直接對憲法的形成具有推動的作用，它直接涉及國民基本財產權保護的財稅法規范，對國家經濟市場的發展具有穩定的作用，對憲法的產生和發展已有較大推動。基于憲法與經濟法共有的經濟性，二者之間存在著交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影響。一方面，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對經濟法的制定與發展具有指導的作用，使其能夠對經濟法產生重要影響，促進經濟法的改革與發展。另一方面，國家經濟職能的強化和經濟生活的現實需要，要求憲法能夠加強對經濟實體的監管，使得憲法的經濟性規范不斷增加，也在不斷的增加經濟法的內容，也擴大了經濟法的使用權限。因此，只有憲法與經濟法良性互動，交融共生，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才能有效的維護經濟社會的穩定，因此，要促進經濟法與憲法之間的有效互動，需要對二者的“經濟性”與“一致性”進行分析。

三、從經濟性看憲法與經濟法的“一致性”

“一致性”要求經濟法與憲法在規定市場主體行為具有一致的要求與目標，這是二者經濟性的必然要求，從共有的經濟性來看，二者之間的目標是相同，促進社會的發展，規范市場經濟主體的行為，憲法與經濟法在保障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同時，需要遵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通過市場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從而實現經濟運行“更經濟”、“更有效”等方面的目標是一致的。同時，在強調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合法性的同時，二者在調控經濟運行的過程中，強度經濟法要能夠“合憲性”，二者在這個目標上也是一致的。其次，從兩者之間的交互影響來看，經濟法對憲法的促進作用是通過執行憲法中的相關經濟政策來實現的，同時，由于憲法對經濟法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響，規范著經濟法運行的相關條款，且經濟法不能與憲法相沖突，要求經濟法的規定是在憲法的指導下進行的，因而經濟法需要在合憲的意義上與憲法保持一致性，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的促進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才使得憲法具有更強的權威性;同時，經濟法在落實憲法的過程中能夠推動憲法變革，才能將現實社會中的變化情況有機的融入到憲法的變革中，提高憲法的實用性，并使其更符合現實需要，從而使兩法保持一致性，具有共同的規范市場經濟發展的目標。此外，僅從一般法理的角度來分析，憲法作為根本法、基本法，是國家存在的根本，其規定具有“根基”的意義，對于經濟法的決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經濟法要落實憲法的規定，需要就當前經濟發展的情況，制定更為具體的制度安排，來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使憲法的“根基性規范”變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控制性，也能夠提高憲法的適應性，從而保障憲法規范的有效執行和合理的應用，通過經濟法的實施，促進了憲法在經濟法中基礎性作用，由于憲法中的“經濟性規范”是制定經濟法規范的重要依據，也是經濟法實施的重要保證，因而，經濟法的制定應該與憲法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強調憲法與經濟法的一致性同時，需要我們加強對二者之間的有效互動交融和促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是在不斷的變化的，就需要憲法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制定出新的規則制度，來保證經濟法的有效實施，也為經濟法的確立提供政策支持，由于憲法的經濟性規范需要由經濟法來具體落實，也需要經濟法的實施途徑進行有效的保證，而經濟法的許多基本制度則需要有憲法上的依據。

四、小結

第3篇

現階段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實質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實質是勞動生產率問題和城鎮化問題.20世紀40年代末，我國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僅從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之所以無法得到較大幅度增長，其中的﹁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的數量不能隨著農業產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應減少，從而嚴重地制約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加入世貿組織后，許多人都擔心我國農業會受到很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農民脫離農業的速度跟不上，使農民蒙受難以預料的損失。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我國農業結構的調整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致使我國農業領域里沉淀了過量的勞動力，這是農民依靠農業增收困難的深層原因。與此相聯系，由于我國農業的就業份額過高，導致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從1990年的4倍，擴大到2002年的5.3倍。這表明這段時間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應當如何提高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純收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時，幾乎都談到物化勞動所起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勞動的份額減少，過去勞動的份額增加，但結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總量減少，因而，所減少的活勞動要大于所增加的過去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頁)，在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由于客觀上存在著投資報酬遞減趨勢，農業勞動生產率往往因為勞動投入量的增加而趨于遞減。如果多余的勞動力未能轉移到農業以外的其他領域，則必然造成潛在的待業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農業勞動力都投在數量固定甚至日趨減少的土地上，則必然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種因為農業活勞動投入量過多而造成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偏低，實際上是屬于不充分就業。這就說明了，對我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在農業部門中，僅僅節約勞動時間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富余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領域，才有可能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農業生產要素(諸如土地、勞力、資金)的配置起著調節作用。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假設土地的邊際效益遞減了，就會有資金(技術裝備的貨幣形態)來替代它。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就在于優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國農村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相對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價格甚為低廉，而其他相對稀缺的要素價格則是較為昂貴的，從而使得勞動力要素很難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勞動力則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不斷增加，使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近年來不僅沒有提高，反而趨于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連社會平均利潤率都產生不了，資金也就很難進入農業領域，在農業中物化勞動替代活勞動，資金替代勞動力的機制，也就很難形成。

本來，在難以改變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條件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收入的另一條途徑，就是通過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重新調整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讓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擁有足夠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現階段我國城鄉非農業部門的擴張，還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將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吸納，這就很難在短時間內為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創造必要的環境條件。與此同時，我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人地關系相當緊張，對于大多數地區的農民來說，除了土地，還沒有其他穩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又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進一步說，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情況下，耕地所承擔的農民福利保障功能，遠遠“超越”了耕地所承擔的生產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趨勢下，公平原則必然高于效率原則。這就必然極大地限制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綜上所述，當前制約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農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要素的流動不能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由于市場取向改革目標還漢有到位，市場體系發育還很不完善，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還沒有完全消除，使得農村嚴重過剩的生產要素(主要指勞動力)流不出去，農村甚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和人才)流不進來，一句話，正常的生產要素流動嚴重受阻。這是近年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收入增長趨于緩慢以及農村經濟發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權和發展權還給農民?；仡欀袊r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即中國農村必須經歷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導農民最終走上富裕的道路，從根本上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三農”問題。第一次是從僵化的農村體制下解放出來，把生產經營啟還給農民；第二次是從極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來，在農村地區發展二、三產業。這兩次變革已經基本上完成，現在正經歷著第三次變革，即從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城鄉一體化，使農民同市民一樣，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二、統籌城鄉發展與壯大縣域經濟

從理論上說，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而如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有個突破性的提法，這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是很有針對性的。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是重視解決“三農”問題的，但為什么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過去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以及尋找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僅僅把眼光局限在“三農”本身，即就“三農”論“三農”。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個新的提法突破了傳統的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舊框框，站在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來考慮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但是，最近又出現一種傾向，即有些同志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簡單理解為跳出“三農”抓“三農”：即解決農業問題靠工業化；解決農民問題靠市民化(把農民變市民)；解決農村問題靠城鎮化。這種觀點有對的一面，但還不夠全面。正確的提法應當是：跳出“三農”抓“三農”與立足“三農”抓“三農”相結合。從我國國情出發，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和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關系，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如果農村經濟繁榮不起來，城鎮化進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現代化，“三農”問題也不可QB得到解決。所以，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論及“三農”問題時，是用兩句話來概括：即“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這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集中表現。

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相對于城市，農村所蘊藏的潛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如何，在農村這個遼闊的區域內，總是蘊藏著比城市豐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級產品、勞動資源和自然資源。不僅如此，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由單一的農業經濟向多部門、多層次、多功能的經濟結構的轉變，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和農村現代化的逐步推進，在農村區域內將會集中全國相當一部分工業、商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和其他服務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繁榮，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這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年末預報統計，2003年全國鄉鎮企業將實現增加值36600億元，支付勞動者報酬9000億元(農民人均910元)，吸納就業人員13500萬人(占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28%)。從總體上說，我國縣域經濟還是以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也可以說是農村經濟的基本單元。這就決定了縣委、縣政府要把農村工作作為各項工作的中心，縣域經濟要以農村經濟為中心。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其落腳點應放在縣、市，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最直接操作平臺。還須指出，縣域處于城鄉結合部，是城鄉匯合點，因而應該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與城鄉協調發展相比，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強調的不僅僅是城鄉共同發展，而且是城鄉相互融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的互動式發展。從實際解決“三農”問題以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考慮，縣(市)這個層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為宏觀和微觀的結合部，在發展規劃的制定、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開發重點等一系列發展重大問題上，縣(市)都具有相對的、較大的自；其次，作為承上啟下的行政管理層次，具有比較完備的管理職能，Q8夠有效地調整縣域內各產業之間的關系，統一各部門的力量，兼顧縣(市)、鄉(鎮)、村三個層次，履行統籌、協調、組織、服務功能，統攬縣域經濟發展全局。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始終堅持“強省先強縣(市)”的原則，走出一條專業市場、塊狀產業和小城鎮建設相互促進，發展縣域經濟的獨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個縣、24個縣級市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310億元，占全省的71%；財政收入達283億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農村有2／3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農民純收入增量中有80%來自非農產業?？h域經濟的發展和壯大，不僅迅速推動浙江省成為全國的經濟大省、經濟強省，其在全國的排位，從第十二位進入前四位，而且顯著提高了全省勞動者的就業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18年居全國第一，這正是發展縣域經濟的結果。

三、統籌城鄉發展與小城鎮建設

長期以來，在城市化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即認為城市化是為了解決現有城市建設發展速度問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設上，雖然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規模都有很大發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顯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卻明顯滯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視了農村自身的發展以及在農村自身發展的基礎上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就涉及到黨的十六大報告所論及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實質是什么?我們認為，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指它是和解決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換句話說，城鎮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逐步優化城鄉人口結構，為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創造所必需的環境條件。如果說，以往發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下運行的，始終沒有顧及“三農”問題的解決，甚至是以損害“三農”為代價；那么，當今的小城鎮建設則是著眼于解決“三農”問題的。也就是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當前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核心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核心是城鎮化滯后。從黨的十六大報告的體系看，關于加快城鎮化進程的要求，都是結合著繁榮農村經濟的內容提出來的。

小城鎮是一個區域性概念，從狹義的小城鎮概念出發，小城鎮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鄉村的特征。小城鎮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個中心點為依托，以中心至輻射點為半徑所構成的區域網絡。所不同的是小城鎮的輻射點是周圍的村。換句話說，小城鎮最大的特點是建立在周圍鄉村的基礎上，作為小城鎮中心的鎮，它的形成、發展與周圍鄉村發展的特點，乃至興衰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開放20多年來，蓬勃發展的小城鎮已經成為區域性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擔當起帶動廣大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任，在農村居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變革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富裕起來的農民，要求既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又得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鎮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小城鎮建設，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衛生、娛樂等設施，極大地豐富了農民精神生活，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小城鎮的發展是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因素。作為我國廣義城市的重要構成部分的小城鎮，不僅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當地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聯結大中城市和農村的橋梁。因此，小城鎮不僅要發展成為吸納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輻射的地區，同時也要建設成為具有一定輻射和帶動能力的農村區域經濟文化中心。

對中國來說，發展小城鎮是個大戰略，也是逐步變農村為城鎮、變農民為市民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是與農村工業化、農民職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織、同步運行的過程，是城鄉經濟發展、農村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其基本動力則是農村工業化。反過來，小城鎮建設又會大大推動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在過去的相當長時間，中國一直停留在農業社會，農民太多是其貧窮的根源，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就要讓農民減少下去。不把農民變非農民，中國就無法實現現代化。而小城鎮分布于廣大農村之中，既具有農村的某些優勢，又能發揮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設得好，對周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引力是相當大的，可以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棲息地和向城市化過渡的前沿陣地。況且，隨著小城鎮的發展，還可以逐步提升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幾年，國家城建部門在重視大中城市建設的同時，已經開始把重點放在鞏固、提高現有小城鎮方面，并在這個基礎上建設起一批起點較高、經濟和社會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鎮，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為依托、縣城為龍頭、小城鎮為網絡的城鎮化體系。這就是理想的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之路。

我國人口眾多，又處在經濟體制變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雙重轉折時期，無論是農村或者城市，就業壓力都相當大。這就給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帶來特殊的困難，這就決定了實現城鎮化目標將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漸進的社會轉型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城鎮化會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過渡形態，就業形式也會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過渡形態。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在相當程度上是采取不完全轉移方式。這是和我國農民缺乏社會保障聯系在一起的。對于我國農民來說，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土地不僅僅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且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對較高的經濟收入為目標和動力，因而基本上屬于一種經濟行為。一旦城市失去就業機會，或者城市就業成本過高，他們就會退回到農村，因為農村還擁有長期而又穩定的承包地。這就涉及到我們所要加以分析的“農民工”問題?！稗r民工”是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稗r民工”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是和城鎮化的本質要求相背離的。許多“農民工”雖然在城鎮打工多年，卻始終是城鎮的邊緣群體。他們和原有城鎮職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勞動得不到同等的經濟待遇，甚至付出加倍的勞動，也得不到同等的經濟待遇。由于有城市戶籍的正規就業職工的利益是剛性的，他們的工資水平一般是呈上升的趨勢；農民工的利益則沒有保障，同時由于進城“農民工”隊伍越來越龐大，數量越來越多，供大于求的趨勢有增無減，使得“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越來越低，更談不上享受原有城鎮職工的各種社會福利待遇。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雖然已經從農村走向城鎮，卻不被城鎮所完全接納。這就不難理解，“農民工”現象的出現，是與城鎮化進程嚴重滯后聯系在一起。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城市化理念。傳統的城市化理念是產生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體制。在以往的一個相當長時間內，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完全獨立于農村而運行的。這就使得迅速增加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被城市所吸收。而目前我國正在進行著的城鎮化進程中，卻直接面對的是廣大農村，九億農民。在這種新的背景下，城市化的理念就必須更新，即不能僅僅理解為“單向城市化”，還應當理解為農村通過自身的發展以及城市文明的普及，逐步轉化為城市?！皢蜗蜻\動”必然是少慢差費；“雙向運動”必然是多快好省。由此決定了我國城鎮化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農村。只要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就會逐漸意識到，我國城鎮化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與其說是在城市，不如說是在農村。要加快城鎮化進程，就必須致力于農村的現代化。如果農村經濟繁榮不起來，城鎮化進程就不能加快；如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現代化，忽視了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三農”問題終究不可能得到解決，更談不上把“農民工”轉變為市民。我國城鎮化進程，包含著農村人口自身的生活消費方式、閑暇生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價值標準及接受現代文化傳播和受教育的程度等各種因素在內的變化，其實質是農村社區生產力結構、生產經營方式、收入水平與收入結構、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人口素質等方面與城市文明逐漸接近、趨向同一的歷史過程，是城鄉差別逐漸縮小，并最終走向城鄉一體化的歷史過程。在城鄉差別還相當懸殊的情況下，要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相當艱難的。而小城鎮又是農村的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離開了小城鎮的發展，離開小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農村經濟就繁榮不起來，城鄉差別就很難縮小，更談不上把“農民工”轉變為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