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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明碼標價現狀令人擔憂

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價格改革歷程，商品和服務實行明碼標價已經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但當前在明碼標價管理上仍存在許多問題，令人擔憂。表現在：（1）名目繁多。時下，大大小小，令人眼花繚亂的價格招牌遍布大街小巷，商場內外，什么“大降價”、“大甩賣”、“跳樓價”、“清倉價”、“優惠價”、“會員價”、“促銷價”、“廠價直銷”、“價格最低”等等，使消費者對價格的真實性產生懷疑。（2）內容不全。一些經營者標價時，只標品名和價格，不標產地、等級、規格等，也沒有相應責任人簽章，使消費者對價格信息缺乏全面了解，消費者的知情權不能完全實現。（3）自制價簽。有的經營者圖方便，隨意用些硬紙片充當標價簽，標價的字體大小不一，有的文字書寫歪歪扭扭，字體顏色“五顏六色”，有的只用打碼機在商品包裝上直接標價，給人一種極不嚴肅的感覺。（4）虛假標價。有的經營者虛構原價假降價、抬高價格假打折、含糊標價假讓利、承諾價格不兌現等等，以此欺騙消費者。（5）隨意變價。有的經營者干脆不標價，隨口要價，看人要價，使價格成了糊涂價，離譜價和游戲價，引起消費者的強烈不滿。這些價格失信問題擾亂了正常的市場價格秩序，侵害了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二、規范明碼標價，提升價格誠信的基本對策

規范明碼標價管理，是提升經營者價格誠信的重要切入點，是現代經營者誠實守信，增強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也是消費者對價格公平、公正的殷切期盼。

1、規范標價，內容完整，方便消費者選購。根據價格主管部門的統一規定，考慮商品或服務的不同性質與特點，可采用價簽、價目表等形式標價，標價的具體內容依行業和商品的不同有所區別。但不管采用何種形式標價，都要做到價簽價目齊全、標價內容真實明確、字跡清晰、貨簽對位、標示醒目，價格變動時及時調整，標價簽由指定的專人簽章。完整真實的標價，有利于消費者選購，降低交易成本，給企業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

2、合理定價，明碼實價，取信消費者。價格公平合理，是取信消費者，提升價格誠信度的核心。這就要求在市場交易中，經營者的價格行為應當符合價值規律，遵循等價交換原則，根據經營成本、供求趨勢和競爭態勢，實事求是而非虛假地確定價格，實實在在地標明價格，以“一口價”向消費者承諾價格的含金量。只有公平合理，物有所值，質價相稱，價格才能成為消費者的放心價、明白價，才能取信消費者，消費者購物才有安全感，才能激發購買欲望，經營者才能獲得穩定的經濟利益。

第2篇

[關鍵詞]消費欺詐；消費者欺詐；經營者

由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消費者權利特別保護之法，我國幾乎所有經濟法學著作中談到消法時也只強調和解釋“消費者的權利”和“經營者的義務”。然而，隨著科技與商業的發展，雇“托”消費、店內盜竊、退貨、促銷欺騙等消費者欺詐和消費者知假買假或參與黑市交易等嚴重損害經營者權益的消費行為時有發生。誰來保護和怎么保護經營者的權益?著名民法專家江平教授明確指出，消費者法律體系仍有不協調和空白之處，維護經營者與消費者的利益平衡，加強經營者權益保護理應引起立法者的重視。中國

一、經營者權益保護的理論基礎：平等權的尊重

生產與消費的分離產生信息不對稱，使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支配關系代替了平等關系，但是，他們之間在市場交易和消費環節中的平等權都應得到尊重。

(一)民事主體平等權。在交易過程中，無論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可能因為某種利益驅動產生欺詐心理，從而出現針對交易相對方的消費欺詐或消費者欺詐。但是，消法對消費欺詐與消費者欺詐分別采用了不同的標準，而使之承擔了不同的責任，如對經營者的消費欺詐使用懲罰性賠償和嚴格責任，而消費者欺詐則適用過錯責任。事實上，經營者與消費者在交易中處于平等的民事主體地位，因此欺詐應該受到相同的處罰。

(二)公平交易權。誠實信用原則不僅作為一種習俗和倫理準則為交易雙方平等地遵守，而且作為一種“帝王條款”式的法律規則，保護交易者和競爭者的公平。因此，消費者有權拒絕經營者的強制交易行為，經營者也有權拒絕消費者的強制消費行為，二者均享有公平交易的權利。

(三)信用權。信用“是指一個人具有受托人品格中所包括或要求的有關信任、信賴和謹慎善意、坦誠的品格”，“或企業或個人及時借款或獲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債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一方對于對方有關償債能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見的結果”。可見，信用兼有道德性和經濟性特征，前者主要指個體在人格與美德上的信譽；后者主要指一種特殊的財產利益，即交易中的特殊經濟能力。但是人們在談論信用時往往會偏重于信用的某一方面。如顧客信用，側重信用的道德性，指的就是顧客在交易中的信譽；而消費信用，側重信用的經濟性，是指對消費者進行信用供給。事實上，信用既表現為一種人格利益，也表現為一種財產利益。作為一種獨立的權利，經營者和消費者因擁有信用權而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

(四)自由選擇權。經營者享有自由選擇權，其擁有在法律范圍內自主選擇有利于其經營方式、經營條件、經營理念和特色、市場定位的選擇權；而消費者享有自主選擇權，能夠自主選擇商品或服務。盡管二者“自由”的界限(義務)仍有著根本的差異：作為享受主體的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服務主體，但不可將這一“選擇權”擴張為一種不平等權，如欺凌其所選擇的服務主體；而作為服務主體的經營者可以自由選擇服務內容或服務方式，但不可選擇服務的對象或對之加以分類，予以歧視性的區別對待。但是，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從社會地位上看，他們有著平等的自由選擇權。

(五)公平競爭權。消費者欺詐還體現在其他經營者做“托”上。如一些商場或私立醫院等經營者經常雇傭“消費者”(通常謂之“托”)進行虛假消費而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權。這種虛假消費行為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表現為經營者的“消費欺詐”，從而增加消費者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另一方面，表現為消費者的“消費者欺詐”，從而降低消費者與經營者的信任度，損害經營者的利益。而在一個文明的社會——國家對實施市場法律負有最終責任——不能對社會的底層人民撒手不管。因此，在競爭與壟斷、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沖突中，必須保護公平競爭權，對欺詐進行規制，以達成社會弱者與強者之間的平衡。

因此，尊重平等權，將消費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建立在一種平和而非對抗的基礎之上，本身有利于確立不同“人格體”參與社會生活時的基本規范與價值觀念，奠定相互交往中的基本模式和基調，也為經營者權益保護提供法理依據。

二、經營者權益保護的現實需要：消費者不當行為

(一)消費者不當行為的原因分析

1、立法滯后。隨著社會轉型期內“知假買假”、教育消費、醫療服務消費和雇“托”消費等各種新的消費現象的出現，消法有必要進行修正，對消費者、消費者行為、消費者欺詐的界定作出明確的、具體的規定。立法的滯后，特別是消費者義務、經營者權利和救濟條款的缺位，使得“盜版”消費規制和經營者維權無法得到應有的保護。

2、科技進步。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等科技高速發展，促進銷售與經營方式的革新，不僅使傳統的店鋪交易走向規模化、標準化，而且出現了電子商務，實現有形經濟向無紙化交易發展。如上門直銷、電視購物、網上訂購等商業經營模式和交易形式上的變化，既方便了消費者，也增加了經營者的銷售或服務成本，極易引發交易安全，經常導致信息的截取、竊取、篡改、假冒、交易抵賴等等各種消費者欺詐行為發生。

3、消費心理。消費信息不對稱，使商家往往能夠掌握顧客受益的信息而顧客卻毫不知曉商家的信息。于是，一部分消費者出于不當得利的趨利性或對經營者不滿的報復心理而不得不采用欺詐來損害經營者利益。

(二)消費者不當行為的具體表現。立法滯后、科技進步、消費心理不僅產生消費者不當現象，而且也使經營者開始在交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具體來說，消費不當行為表現為：

1、濫用實體權利。主要表現為濫用法律賦予消費者的求償權、監督批評權、知情權和產品“三包”規定等。如弄臟弄壞超市試穿、試用商品，故意制造產品缺陷或服務不滿事件，漫天要價，強制退貨，索賠無度，甚至惡意敲詐或請求賠償精神損失費等，這些行為不僅引起經營者的不安，而且對經營者有失公平。于是，消費者的權利擴張與濫用必然造成對經營者權利的擠壓，它不僅使經營者的利益受損，而且有違我國民法通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誠實信用”和“公平”原則，最終嚴重損害消費者和經營者的和諧關系。

2、濫用訴訟權利。近年來通過網絡成名的“芙蓉姐姐”、“天仙妹妹”等現象如同商業領域一個新產品之所以能迅速獲得廣泛的知名度和關注度，是因為通過新聞媒體或互聯網，以某種事件為載體，將特定的人或物聚焦于社會公眾的關注下，這就是“炒作”。同樣，個別消費者也借助“極端性維權”等濫用訴訟權利的方式，甚至不惜損壞或詆毀經營者的商業信譽，以“炒作”自己，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這很顯然不符合訴訟法律的原則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精神。

3、實施消費者欺詐。一是實物消費欺詐。主要指店內盜竊、退貨欺騙、服務購買、促銷欺騙等等店鋪交易中各種有損經營者利益的欺詐行為。二是信息消費欺詐。如電子商務、電視購物等無紙化交易極易導致信息的截取、竊取、篡改、假冒、交易抵賴等等消費者欺詐發生。三是競爭消費欺詐。如在醫療、培訓和商業促銷等方面，具有競爭性的同業經營者，通過雇傭“托”，進行不正當競爭性的虛假消費。

由此可知，消費者行使權利必須有個邊界，以維持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利益平衡。過度地保護經營者，使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會造成消費萎縮；過度地偏向消費者，使經營者無利可圖，必然損害到經營者的合法權益，導致經濟衰退，最終也將損害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三、經營者權利的確立與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完善

(一)我國消費者權利保護法的立法缺陷。相對經營者來說，消費者的“弱勢地位”使消費者受到消法的特別保護，這也使我國消法存在以下方面的缺陷：

1、消費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與義務不對等。法律的價值應當體現公平與正義。德國歷史學家德里希·邁內克曾指出：“一個被授予權力的人，總是面臨著濫用權力的誘惑，面臨著逾越正義和道德界限的誘惑。”而在消費關系中，經營者與消費者的自利性及權力的本質特性都極易導致二者的行為超越界限。而權利(力)與義務是相關聯的，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但是，我國現行消法卻沒有體現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犧牲了經營者權益，賦予消費者權利，消費者權利和經營者義務被放大。如消費者權利的種類及范圍不斷擴充，消費者權利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內容豐富、獨具特色的權利束。經營者的義務也不斷延伸，如具有建議和咨詢義務、發貨義務、保證義務、安全義務和信息披露義務，等等。整部法正如它的標題一樣就是一部消費者權利保護法，消費者的義務和經營者權利的條款缺位，具體表現為：

一是消費者義務沒有具體化。作為一種民事行為的主體，消費者在消費活動中應擔負兩方面的義務：(1)消費者負有對于消費行為相對方，即生產經營者的相關義務。(2)消費者從事民事活動時負有對于整個社會的義務。前者屬于合同義務的范疇，主要包括給付價款、受領標的物和拒收時的保管義務等，后者屬于消費者的社會義務，如誠實信用等道德規范。但是，我國消法并沒有具體規定消費者義務，只是部分地方性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有消費者義務的規定，如《河南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1995年7月5日起施行)第7條規定“消費者在行使權利的同時，應當相應履行下列義務：(1)尊重經營者的勞動和合法權益；(2)挑選商品時應當愛護商品；(3)遵守營業服務秩序；(4)投訴、舉報應當實事求是。《遼寧省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定》(2004年8月1日起施行)也規定消費者承擔下列義務：(1)講究文明禮貌，尊重售貨、服務人員的勞動；(2)遵守營業場所的秩序；(3)選購商品時愛護商品；(4)投訴必須符合事實，并提供購物憑證及有關證據。這樣，消費者義務不是通過消法而只能通過合同法上的消費者合同或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等來確定。

二是經營者權利沒有特定化。在民事領域，作為經營者權利之“經營權”只是作為財產權或經營自較之人身權更受關注。而經濟法的國家適預性特征使得經營者的權利不局限于民事領域，如在商業領域，我國《全民所有制工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分別規定了自主經營權、自主定價權、公平競爭權和公平交易權等多項經營者權利。但是，經濟法“以公為主、公私兼顧”的理念使得經營者的權利須從公共領域著手方能周全。而作為經濟法律體系中的消法不僅沒有對經營者公平交易權特別化，也沒有設專章或專門的法條規定經營者權利。可見，經營者的權利既未成體系，其權利也沒像其義務那樣受到理論研究和立法實踐的重視。

2、消費者行為和欺詐界定不合理。整個消法沒有對“消費行為”和“欺詐”作出科學明確的界定，不僅引起了學術紛爭，也使經營者權利受到消費者的欺詐時無法進行救濟。

一是消費行為界定。消法第2條所規定的消費行為以“為生活需要”作為消費動機明顯過窄。它無法解釋現存的“知假買假”、金融服務、醫療服務、法律服務、會計師服務，甚至教育培訓、商品房投資等各種消費行為。就國外消費者立法來看，消費者行為并沒有嚴格“生活需要”，而是指“當消費者為了滿足其需求和欲望而進行產品與服務的選擇、采購、使用與處置，因而所發生的內心里、情緒上以及實體上的活動”。事實上，消費動機有多種，既包括生活需要，也包括生產需要，還包括投資需要等等，一個人無論在不同還是相同的環境下均可能會因需要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消費行動。因為，若不能正確界定消費行為，不僅降低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效率，而且也會傷害經營者的利益。

二是欺詐的界定。法國、德國民法典圍繞意思表示規定欺詐，而英國《錯誤陳述法》和美國《統一商法典》將欺詐與錯誤性陳述相聯系。盡管各國對欺詐的界定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是均規定因欺詐而訂立契約“可撤銷”。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都有關于欺詐的規定，但均沒有給欺詐一個明確的定義。因此，學者們對我國消法上的“欺詐”有不同的理解。一種是主觀標準，認為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民法通則》第58條和《合同法》第52條上的“欺詐”概念應采取同樣的文義、同樣的構成要件。具體應當參考學說解釋和最高法院的解釋，以“故意為構成要件”，“過失”即使“重大過失”也不構成“欺詐行為”。另一種是客觀標準，認為基于消費者與經營者在交易過程中的實質不平等性，法律對消費者實施傾斜保護，即無需考慮經營者的主觀狀態，也無需考慮消費者是否基于欺詐陷入錯誤判斷并且為錯誤的意思表示，只要經營者實施了欺詐行為，就可以認定《消費權益保護》中規定的“欺詐”已經成立。我們認為，在法律解釋上，要求對三部法律上的欺詐概念作統一解釋。

3、經營者的救濟手段缺失。消費者權益受到經營者侵害，可通過消費者協會、懲罰性賠償或向行政部門申訴等方式獲得權利救濟，而經營者的權利受到消費者的侵害則沒有任何的規范。作為一個普通的經營者來說，特別是小商人、商合伙等經營者，面對“王海”等專業消費者，若完全以私法上意思自治為基礎或因民事訴訟而索賠，不僅經營者在扣留、搜查和消費者侵權的風險很高，而且影響生產者的聲譽和信譽，浪費經營者的經營機會，甚至會放松和縱容對經營者利益的侵害。在這方面，美國部分州的立法可以借鑒，如在美國每個州都有商業保護法，如果商家為其扣留、搜查和個人提供合適的理由，該法為商家提供“條件性特權”或民事責任豁免權。除了刑事，有50個州已經實施了商業民事補償法，允許商家向那些在店里偷竊被抓獲的人收取服務。該法的實施不僅可以遏制消費者欺詐行為，而且很好地保護了經營者的權利。

(二)確立經營者權利與完善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法律對策。日本學者星野英一認為，現代民法對權利的抽象把握，已轉變為坦率地承認人在各個方面的不平等、根據社會經濟地位把握具體的人、對弱者保護的年代。從消費欺詐角度看，消費者是弱者，但是從消費者欺詐的角度看，經營者是弱者。實際上從平等權上分析，無所謂強者與弱者，權利的保護與義務的履行是相對應的。我們認為；消法應當突出權利本位，但不可忽視消費者義務，在加強消費者權利保護的同時，也應該彰顯經營者權利。具體來說，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我國現行的消費者權利保護法。

1、立法理念上應該承認消費者與經營者在法律地位、市場交易和消費環節中的平等權。作為交易中的平等主體，應該平等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權利，將消費者欺詐和消費欺詐納入經濟法的調整范圍。即使是對消費中的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不平等問題，合同法自身沒有作任何的涉及，這也不是合同法的功能，只能借助經濟法的力量，對信息優勢者直接限權和對信息劣勢者的信息服務來完成。

2、嚴格界定消費者行為和欺詐。在消費者行為界定上不采主觀標準，而采客觀標準，即將消費者行為定位為進行產品與服務的選擇、采購、使用與處置的行為，而對欺詐的界定則應以“故意”為構成要件，并將民法、合同法和消法中的“欺詐”作統一解釋。

第3篇

物權是指法律賦予某人擁有某物的排他性權利，只是物的法律意義上的歸屬標志，側重所有者擁有物的狀態描述；產權是指物進入實際的經濟活動后所引發人與人間的利益關系的界定，側重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這一界定可能是明確指出的（如法律中規定），也可能是隱含的（如道德、風俗中體現）。依據契約的精神，產權是以物權為基礎，但不是支配物的權利，而是支配有價值利益的權利，產權的行使應以自由運作為基礎，會受到社會制度約束、個人理性約束和其他利益主體反應的約束。

作為企業契約締結人的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的所有者都以自己的物權為基礎，都是獨立平等的產權主體，都有義務共同負擔契約不完備所帶來的風險；同時都有權利分享企業所有權，獲得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

從應然權利角度出發，各產權主體分享企業的所有權是企業內生的特征，所以作為人力資本所有者的經營者持有企業股份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礎。對人力資本的重視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是的內在制度的要求，2006年3月1日起開始執行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以法律形式將經營者持股的應然權利加以了肯定，并使之法律化，制度化。

傳統觀點認為，經營者為股東勞動，經營者的目標應服從股東的目標，股東在向經營者支付薪酬后，股東擁有完全剩余索取權，俗稱“資本雇傭勞動”。

恰如孟子所說“無恒產者無恒心”，在當前“強所有者，弱所有者”情況下，讓沒有剩余索取權的經營者行使剩余控制權，他就會濫用這種權利以謀取私利，進行“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企業治理結構的效率體現在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的對稱性（MilgromandRoberts，1992）。

由于經營者的行為難以觀察，經營者行為的績效也難以準確量化，致使所有者對經營者的監督成本加大；同時經營者的人力資本總是具有天然的獨一無二的所有權，總是自發地尋求實現自我的市場，總是以知識、能力、技巧或努力等無形的形式存在于某一特定的個人中，具有“不可擠榨”性（周其仁1995），人力資本的產權權利一旦受損，其資產可以立刻貶值或蕩然無存，所以不能忽視對經營者的激勵。

Grossman，Hart（1986）的新產權理論表明，契約與產權是不同層面上的兩個問題。凡是可以判定的行為，可以明晰定義的行為與績效，應當以契約的方式來解決；凡是事前難以定義清楚的行為，就應用產權加以解決。

為了使股東利益與經營者利益更加一致，可由經營者分享企業的一部分所有權，將外部問題“內部化”。產權是信用的基礎，孟德斯鳩“產權是道德之神”，只有保護了產權，才有樹立信譽的信心，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經營者對企業的產權不僅要明晰，而且要進行合理配置，經營者持股的實然權利配置過程是不同產權主體間的一個長期的動態博弈過程，配置的結果取決于企業內部各博弈主體的談判力和該博弈所處的外部制度環境。

在現代企業契約中，作為經營者與股東及企業的所有權進行著長期的博弈，這種博弈可用Rubinstein(1982)的輪流叫價模型加以描述：假設參與人1是股東，參與人2時經營者，股東和經營者各只有一人，要分享企業的。參與人1先叫價，提出有利自己的分配比例，分給自己x1，參與人2選擇接受或拒絕。如參與人2選擇接受，則博弈結束；如參與人2選擇拒絕，則參與人2還價，提出有利自己的分配比例,分給自己x2,。如參與人1選擇接受，則博弈到此結束；如參與人1選擇拒絕，則參與人1再出價。如此往復到無窮次，所以這是一個無限期的完美信息博弈。

假設參與人1和2的貼現因子分別是δ1和δ2，博弈在t期結束，t是參與人i的出價階段，參與人1的支付貼現值“Л=δ1t-1x1”,參與人2的支付貼現值“Л=δ2t-1（1-x1）”，那么該博弈中唯一的子博弈納什均衡結果是：

x1*=（1-δ2）/（1-δ1δ2）

x2*=δ2（1-δ1）/（1-δ1δ2）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

第一，經營者薪酬由過去簡單的“合同性收入”的支薪制發展為現在復雜的“含有產權激勵”的分享制，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過去，由于社會物質財富積累的不足，非人力資本相對稀缺，擁有非人力資本的股東向市場顯示著自己的實力，依據信號顯示原理（張維迎1995），更具有談判力，在企業的契約談判占據主動地位；同時人力資本由于缺乏有效的信號顯示機制而受市場逆向選擇的困擾，完全處于被動地位。所以，股東對此一切盡收眼底，利用反向歸納，充分利用先動優勢，在博弈的第一階段就結束博弈，獲得全部所有權；經營者只獲得固定的“合同性收入”。

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經營管理的日益專業化，經營者專業的管理才能對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相對稀缺性越來越突出，人力資本投資愈來愈具有專用性，在企業契約中越來越具有談判力；相反，金融市場的發展使非人力資本的供給變得相對充裕，良好的流通性反而使其越來越具有更多的通用性。初始合約并非是穩態的，隨著股東與經營者間的談判力對比變化，理性的股東開始尊重和承認經營者產權權益，經營者將獲得企業的一部分的所有權。依據信號顯示理論，要加強我國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經理人市場的建設，以便加強市場的定價作用。

第二，博弈的均衡結果是參與人貼現因子δ1、δ2的函數。從縱向看，同一企業的所有權配置是一個動態過程；從橫向看，同一時期不同企業所有權配置可能存在差異。所以，一方面，經營者薪酬制度實質上也是一個動態過程，所以在實施股權激勵的過程中，要與時俱進，不可僵化，在當前知識經濟時代，應本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重視人力資本所有者的要求，逐步實施股權激勵，創建經營者與股東的和諧、共進氛圍；另一方面，在實施股權激勵的過程中，要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刀切”、“一哄而上”，要綜合考慮企業所處的行業、規模、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及股東、經營者的風險態度等主要因素，科學決定各企業的經營者的持股規模。

第三，這個博弈是股東與經營者間的“獨立博弈”。其一，博弈本身要求博弈雙方都是理性的，但我國當前國有企業所有者“虛位”現象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所以要結合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改組，實現所有者“實位化”，進一步加強其在產權博弈中的“理性”；其二，“獨立博弈”的要求真正實現博弈主體間的“獨立”，在“強管理者，弱所有者”時代，容易出現對“獨立博弈”的偏離，使經營者持股不但沒有緩解問題，反而成為問題的一部分，所以要建立健全經營者市場；其三，任何博弈都處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所以要加強產權制度建設和改革，確保股東和經營者都以獨立平等的身份參與產權博弈，較好實現公平與效率，因為任何人為干涉只會增加交易成本。

目前，完善我國現代企業經營者薪酬制度主要是改善企業的外部市場環境，具體而言：

一是實行國有企業戰略調整，完善上市公司控制權市場競爭機制，實現所有者的“實位化”。要在打破國有股“一股獨大”、實現國有法人股的“全流通”的前提下，引進戰略投資者，推行委托投票制度、累積投票制度保障廣大中小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的平等權利，實現股權結構的多“極”化相對集中，促進所有者的“實位化”，從而遏制“內部人控制”現象。這樣，優化的出資結構是改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的前提，也為公司所有者遴選德才兼備的經營者提供了動力，促進經營者勤勉盡責，遏制“逆向選擇”，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