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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新媒體；微信；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02-0339-01

一、調查概述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歷史積淀，廣泛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繼承、傳播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人們的時代使命，是實現偉大“中國夢”的必要條件。當下傳統文化的傳播，不僅依賴于傳統媒介，更借助于新媒體這一日益強大的技術手段和平臺。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走入了大眾的視野，微信的產生和發展對傳統文化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為了能夠立足事實，深入的了解微信作為新興媒體對于傳統文化的作用，獲得第一手的資源和信息，調查小組展開了一次全面的調查。

本次調查主要通過發放調查問卷、采訪不同職業的人群等多種方式，在全國多地展開，共收到紙質問卷215份、電子問卷136份及采訪視頻等。根據調查問卷及現場采訪，希望能夠充分地了解到傳統文化在以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的平臺上的發展情況。

二、調查結果及分析

（一）調查結果

在大眾使用微信的頻率方面，在受訪人群中，微信日均使用時間在1小時以內的占46%左右，5小時以上占不到12%。微信的使用率普遍高于其他的網絡方式；在微信各類消息普及度方面，使用微信的用戶瀏覽信息多集中于時事新聞，而關注傳統文化的用戶比例在32%左右。

在傳統文化關注度方面，54%的微信用戶在日常生活中對傳統文化的關注度一般，僅2.2%的用戶對該領域完全不關注；在傳統文化各種傳播渠道產生的效果方面，通過微信傳播傳統文化知識目前效果一般，電視、廣播、報刊等傳統媒體仍然是宣傳傳統文化的主力軍。

在受眾對待微信傳播傳統文化的態度調查中，受訪者對通過微信傳播傳統文化的方式普遍表示贊同。有93%的受訪者認為，微信中有關傳統文化的信息使他們領略到傳統文化的精彩，增加了知識儲備，有75%的被調查者認為從中得到了精神的滋養。大家以一種較為開放的心態來接受傳統文化。傳統文化和新媒體的融合，作為文化發展的形式已經逐漸被大眾所接受。

（二）調查結果分析

1.以微信傳播傳統文化現階段效果一般

與傳統傳播方式相比，微信傳播傳統文化的方式尚未成為主流。目前人們學習和接受傳統文化信息的渠道主要來自于書籍報刊、電視廣播和課堂學習，以微信為代表的新媒體對傳播傳統文化的影響尚不深遠。其原因在于，傳統文化在緩慢中傳承與進化，而微信的出現和發展則突如其來，二者之間的隔閡需要一定的適應周期。公眾號的傳播、朋友圈的轉發、微信群的“家”文化與“紅包”文化，已經是微信在傳播傳統文化中開始發揮作用的一種體現。

2.以微信傳承傳統文化有極大的潛力

隨著信息時代的飛速發展，移傭說難桿倨占埃通過新媒體獲取資訊、學習知識、交流情感的生活方式越來越普遍，人們埋首于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的時間越來越長。而相對于其他新媒體平臺，微信操作簡單、界面簡潔、功能綜合，適合于各個年齡階層的群體，優勢日趨明顯。微信的廣泛普及意味著，傳播傳統文化不能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承方式，而應該順應時代潮流謀求新的發展方向。擁有廣大用戶的微信提供了傳承傳統文化的用戶市場。雖然傳統文化尚未成為大眾通過微信獲取知識的主流部分，但絕大多數受訪者對以微信傳播傳統文化的方式持贊同意見，他們普遍認為相比其他網絡文學，傳統文化更能帶給人們精神上的飽腹感，更符合大眾心理需求。

3.微信傳播傳統文化尚有不足之處

其一，微信對傳統文化普及的審核和規范存在不足。一些網絡謠言的制造者為了引起關注借傳統文化的外殼在朋友圈大行其道，帶來了不良的社會影響。

其二，微信的發展帶來了便捷的生活、開闊的視野，同時也使人們趨向于快餐式的閱讀與粗略化的思考。傳統文化被不斷簡化、解構，甚至娛樂化。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在快節奏的微信傳播中難以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

其三，傳播傳統文化的微信內容不夠優質，缺乏市場競爭力。在調查問卷和采訪中，許多受訪者建議對對微信中的傳統文化內容進行包裝，打造古色古香、精致優雅的閱讀體驗，防止出現文化上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

三、提高傳統文化在新媒體時代影響力的策略

（一）規范傳播，確保微信傳播傳統文化的公信力

在虛假信息泛濫的今天，網絡謠言過多地消耗民眾的信任度，無論對微信公眾平臺還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一種打擊。微信對傳播傳統文化知識、精神的準確性掌握是做好新媒體傳統文化普及的重要前提。除了加強監管并限制微信中不實言論傳播，還可以對微信公眾號采取信用評級制度，評級結果公開顯示在該公眾號的首頁上。同時，我們應當鼓勵頗具公信力和專業素養的傳統媒介敞開懷抱接納新媒體，在新興平臺上為大眾帶來高質量的文化享受。

（二）打造適合新媒體傳播的傳統文化精品項目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經過微信的推送，在大眾腦海里形成的是碎片化印象。將零碎的傳統文化知識打造為深刻而系統的精品文化項目，也可以積累一批忠實的讀者。

（三）提高傳統文化微信傳播的趣味性和實用性

傳統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厚重積淀，遠不如時事新聞、娛樂八卦所能給用戶提供直觀的刺激和新奇的享受。世界日新月異，傳統文化也需要推陳出新。結合時事熱點，注重版面版式，提高微信產品的整體質量，改善用戶的閱讀體驗，都能為傳統文化內容吸引大量讀者。在文化傳播之余，還可以在微信公眾號上設置互動平臺，提供傳統文化愛好者交流探討的園地。由此，微信因傳統文化豐富了內在價值，而傳統文化也將以其自身優勢，投入新媒體時代的洪流，在微信為代表的新興媒體中煥發新的活力。

四、結語

傳統文化在漫長歷史長河中，給予了一代代中國人民豐富的精神滋養，國人承擔著將文化寶藏代代相傳的歷史使命。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傳統文化的傳承遭遇了新的機遇與挑戰。本次調查通過電子問卷與現場采訪相結合的方式，對新媒體環境下傳統文化的發展狀況進行了調查，著重探究了傳統文化在微信這一媒介中傳播發展的新思路。調查發現，微信傳播傳統文化的方式目前的影響力不甚強大，但發展的潛力無窮。即使微信為媒介的傳播方式在當下社會暴露出種種缺陷，但有效的對策可以改善這一狀況，助力傳統文化在微信上的傳承與發展。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期待，微信因傳統文化增添了文化底蘊，而傳統文化也因新的傳播方式呈現出獨特的風采。

參考文獻

第2篇

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與發展，人們對新媒體的依賴程度與日俱增。據《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國20-29歲年齡段網民的比例為31.2%，在整體網民中占比最大，高中及以上學歷人群中互聯網普及率已經到較高水平，學生依然是中國網民中最大的群體，占比25.5%，互聯網普及率在該群體中已經處于高位。由上述數據可知，當前新媒體在學生群體中已相當普及。西藏特殊的發展歷史、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等造成了西藏教育環境的特殊性，那么，新媒體在西藏高校在校生中普及度如何、產生怎樣的影響，也就成了筆者關注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筆者在西藏大學發放調查問卷，以此了解西藏高校大學生使用新媒體的真實情況，也為后期開展進一步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一、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次調研采取調查問卷和個別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共發放調查問卷400份，回收問卷392份，其中有效問卷384份，有效率為96%。

從調查結果來看，在調查對象中，男性數量（202人）略多于女性（182人）。從被調查者的民族情況來看，漢族學生為213人，占總數的55.5%，藏族學生為161人，占總數的41.9%。從被調查者的學歷分布來看，在被調查者中，本科生為318人，占總人數的82.8%，碩士研究生為66人，占總人數的17.2%。

二、新媒體使用狀況

媒體按出現的時間可以分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兩種，傳統媒體包括電視、廣播、雜志等，新媒體如電腦、手機等。調查結果顯示，手機的普及率為100%，電腦（包括筆記本、超級本、上網本）的普及率接近100%，值得一提的是，有部分學生（22.4%）由于更新換代等原因，同時擁有并使用兩部手機。另外，通過分析數據可以看出，手機和電腦已經成為西藏大學在校生在日常生活中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以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在西藏大學校園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

在新媒體的使用時間這項調查中，每天使用新媒體時間“少于1小時”的僅有49人，占12.8%，“1-2小時”的有52人，而使用新媒體時間在“2-4小時”及“多于4小時”的分別為177人、106人。由此可見，有超過七成的大學生每天使用新媒體時間多于2小時，這其中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大學生使用新媒體甚至在4小時以上。

三、對新媒體的依賴性

如今新媒體成為西藏大學生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影響力可想而知。調查顯示，僅有15名（4.0%）學生“在最近一個月內曾超過一天時間沒有主動接觸手機或互聯網等新媒體”。而78.6%的學生“通常會隨身攜帶手機”，75.3%的學生會“時不時查看手機以檢查有沒有短信、微信等消息”，27.3%的學生“睡覺不關機”，另外，“有睡前玩手機習慣”的學生比例甚至高達92.7%。如果一天不使用互聯網或手機，有145人（37.8%）覺得“極度空虛”，另有175人（45.6%）會“焦慮惶恐”，由此可見，多數學生與新媒體已經近乎“如膠似漆”、“形影不離”，在心理上產生了極大的依賴。

四、對新媒體使用的認知

對手機上網的態度，大部分學生（333人）贊成手機上網可以便捷的獲取信息；在現實中與他人交往的方面，有74.1%的學生認為新媒體有利于與他人交往；另外，69.5%的調查者認為手機上網是非常有利于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

通過以上調查我們可以知道，目前新媒體已經成為西藏大學生群體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來源渠道，而傳統的紙面媒體呈現出退出了西藏大學生的日常生活的趨勢。大學生群體對于新生的網絡事物不僅具有較強的接納、學習以及使用的能力，而且對互聯網和手機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他們認可通過來學習、交流、擴展自己的知識，認為新興的網絡使用方式、網絡社交方式對其有很強的吸引力，并在大學生日常的社交和學習生活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3篇

【關鍵詞】　法治報道　司法監督　司法公正

為全面了解我國媒體記者對媒體司法監督報道的現狀，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底，我們對我國的新聞記者特別是從事法治新聞報道的記者進行了問卷調查，以了解他們對當前法治報道及輿論監督報道狀況的意見。本次調查采用隨機抽樣，以紙質書面問卷和E-mail電子問卷形式發放，無記名填寫的方式進行。本次調查共發出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80份。

一、受訪記者人口學特征

本次調查中受訪記者男性145人，女性134人，性別比例基本均衡。

受訪記者的年齡，以中青年記者為主，20~49歲年齡段占96%，其中20~29歲的媒體記者為153人（占54.4%）。

受訪記者學歷總體層次較高，以大學本科學歷為主，占到70%；研究生、博士生也占有一定比例，達到23%。

受訪記者居住的地區以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為主，其中在省會、直轄市工作的記者占到90%。

受訪記者所就職的媒體主要集中在電視、報紙和網絡媒體，分別為130人、77人、44人，合計比例達到74%。另外有22名受訪者在雜志工作，6名受訪者在廣播媒體工作。

受訪記者有比較豐富的法制新聞采訪報道經驗，其中工作時間在兩年以上的達到70%。

二、對法治新聞報道現狀的看法

調查發現，受訪者認為“正面宣傳報道過多，批評性報道不足”以及“對司法機關的監督不足”，是當前法治新聞報道存在的最主要問題。其他存在的問題還包括“對法律法規等專業性強的內容解讀不足”、“案件報道過多，有用信息太少”和“專業性不足”、“時效性不強”等方面（見下表）。

媒體記者還普遍認為“媒體審判”已成為法治報道中最經常出現的情況。此外還存在著“濫加評論”和“偏聽偏信”等情況。多數記者并不認為“失實”是法治報道的主要問題（見下圖）。

受訪記者們認為，法治新聞采訪報道經常受到的干擾主要是來自宣傳部門或上級領導的限制。這其中包括“采訪要經過宣傳部門同意，而宣傳部門對采訪要求有所篩選”，以及“領導指示，不能報道”；還有一部分記者認為“說情隊伍趕到媒體”也干擾了法制新聞的采訪（見下表）。

受訪記者認為，“報道不實”是法治新聞報道刊播后通常遇到的質疑，其他質疑還包括“采訪手段不合法”和“采訪動機（比如是否收受財物）令人生疑”等方面（見下表）。

三、對媒體司法監督報道及與司法公正關系的看法

本次調查中63%的受訪記者在工作中曾涉及輿論監督報道。他們大多數認為，從事輿論監督工作的原因主要是一種“職業要求”。此外還包括“促進民主進程”、“伸張正義”、“改善社會風氣”、“增強媒介自身的影響力”等原因（見下圖）。調查還發現，發表過批評報道的記者中，59.3%的人因此受到被監督者的威脅或潛在威脅。

在法治類輿論監督報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針對司法機關的監督報道。那么，媒體記者對司法監督的現狀以及與司法公正關系的看法如何呢？我們的調查顯示，多數受訪者認為，當前媒體對法治領域的輿論監督，總體上表現為“監督不足，只對個別案件有監督，缺乏系統性有效性”，但另一方面又存在著“監督過度、監督不當”，二者交互并存，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媒體監督特點（見下表）。

受訪者認為，當前媒體對司法審判監督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容易被人利用，利用媒體干預審判”。這提醒記者進行相關報道一定要謹慎行事；同時也有較多受訪者認為，作為“媒體只能客觀報道審判信息，不能批評或評論正在審理的案件”（見下表）。

調查顯示，91%的媒體記者認為媒體監督司法最終只能使部分問題得到解決。而認為能使問題得到全部解決的只有2%。也有7%的受訪者認為沒有使問題得到解決。

68%的受訪者認為，媒體報道或評論“促進了司法公正”，也有26%的人覺得這個問題“不好說”。

本次調查顯示，有57%的媒體記者認為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問題突出表現在“司法對于傳媒越來越抗拒”；只有24%的媒體記者認為“傳媒與司法關系越來越和諧”。另外還有7%的受訪記者認為“傳媒對司法監督越來越過度”。

受訪者認為，當前媒體監督與司法公正關系的矛盾主要表現為：“司法機關變相阻礙媒體輿論監督”、“司法工作與傳媒工作各有獨立性，難以互相尊重”，這些矛盾加劇了媒體與司法二者之間的沖突（見下表）。

對于媒體在司法監督報道方面，受訪記者多數認同“采訪不需批準，但是新聞稿件應該經過審核”的意見。與此相反，也有部分記者認為“新聞采訪應該經過批準”，還有一些記者認為新聞采訪應該經過批準或應當適度限制新聞采訪（見下表）。

95%的受訪記者贊成增加媒體在法治領域的輿論監督權限。贊成的最主要理由是“公眾有知情權”；其他依次是“可以有效遏制司法腐敗”、“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遏制權力對司法的干預，維護司法獨立”等（見下表）。

對于案件訴訟過程中，是否應當允許媒體評論的意見出現一些分歧。42%的受訪記者認為，在任何訴訟階段都應允許大眾傳媒對案件發表評論；23%的受訪者認為有權威消息來源即可評論；也有19%的受訪者認為一審宣判后即允許評論；還有16%的受訪者認為終審宣判后才允許媒體評論。

四、對于司法信息公開的意見

怎樣才能實現媒體與司法關系的良性互動，受訪記者大多認為，最重要的是“推動司法信息公開”，其次是要“加強相關法規的建設”（見下圖）。

74%的媒體記者認為司法信息公開“非常重要，直接影響到司法公正”；25%的媒體記者認為“重要，關系到當事人訴訟權利”或“關系到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只有1%的媒體記者認為“不重要，除當事人外與其他人無關”。

對于當前司法機關紛紛設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效果，37%的受訪者認為這對促進司法信息公開“有作用”，但也有34%的人認為“作用不大”，還有24.5%的記者態度完全相反，認為“沒有作用，完全是形式主義”。

對于司法信息公開中存在的問題，77.8%的受訪記者對“公開的信息不充分、不全面”感到最不滿意。也有38%的受訪者對“庭審不公開”意見較多（見下表）。

媒體記者普遍認為，法院在向新聞媒體公開司法信息時存在的最主要問題是：“法院以需要得到上級批準為由加以拒絕”。此外法院還存在“對各家媒體不能平等對待”以及“以審判庭座位有限為由而拒絕媒體旁聽”等問題。還有一部分記者遭遇法院“限制媒體和記者采訪審案法官”等麻煩（見下表）。

媒體記者認為影響司法公開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暗箱操作”、“司法公開意識不強”、“長期形成的宣傳觀念”，“擔心公開會影響法院形象”（見下圖）。

庭審直播作為司法監督的重要手段之一，對推進司法公正有著重要的作用。但實踐中庭審直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調查顯示其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庭審直播往往只能讓老百姓看庭審過程，并不能培育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信任”，二是“庭審直播表演痕跡太重，效果反而適得其反”；三是由于“多數庭審過程太枯燥，收視率低”，也使傳播效果受到一定的影響（見下表）。

五、小　結

本次調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體中從事法治新聞報道的記者對司法監督現狀的認識。

首先，可以發現，受訪的法制報道記者整體素質水平較高。以中青年記者為主力，有較高的學歷層次，其中從事法制新聞報道工作兩年以上者達到70%。他們有著清晰的職業定位和明確的報道目的，為“促進民主進程、伸張正義、改善社會風氣”而秉筆直書，其中有63%的記者采寫過媒體監督報道，已形成一支年富力強、思想硬、業務精的媒體監督隊伍。

其次，法治新聞報道還存在著諸多問題。特別是“正面宣傳報道過多，批評性報道不足”以及“對司法機關的監督不足”，以及對案件的報道還存在著“濫加評論”、“偏聽偏信”和“媒體審判”等現象。

再次，媒體開展司法輿論監督的環境不容樂觀。特別是來自某些上級領導的壓力，變相阻礙媒體輿論監督；另一方面還存在著“信息不充分、不全面”，“獲取訴訟信息的途徑不明確、不暢通”，“案件審理過程不公開”等現象。“采訪需要得到上級批準”以及“審判庭座位有限”，成為拒絕媒體采訪報道的最為常見的理由。這使得媒體記者感覺“司法對于傳媒越來越抗拒”，也加劇了媒體與司法二者之間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