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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對于實體經濟領域和虛擬經濟領域兩個領域,我們更關注的是虛擬經濟領域。因為,伴隨著20世紀70、80年代的金融創新,虛擬經濟不斷膨脹,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新的影響。據統計,1986~1997年,全球金融期貨的交易余額從6183億美元猛增至122073億美元。其中,利率期貨交易余額增長19倍。1987~1996年,利率互換交易余額從6829億美元增至191709億美元,年增長率高達300%。[1](P111)。我們重點是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虛擬資本以及虛擬資本利率對經濟的影響。

虛擬資本與虛擬資本利率對經濟的影響

(一)實物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區別

相比較而言,實物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運行其最大的區別是,實物經濟要求穩定,而虛擬經濟主張變動。但是,我們應當關注的是,在一定時期內,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與利率政策有關。每當經濟需要降低利率時,貨幣政策的本意是通過降低利率提高實物經濟領域的投資規模,而實際上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卻導致資金流入資本市場,金融資產主要是股票的價格上漲,促使資本市場泡沫的形成。這表明了利率政策受制于利率運行機制的不健全,而利率運行機制的健全,需要完善的投資體制、符合市場經濟的信貸政策的支持。虛擬資本作為一種資本形式,通過投資易創造金融收入,包括借貸和投資利息、拋售證券獲得的收益、傭金、紅利等。虛擬經濟是指與金融資產、衍生工具等虛擬資本,以及投機性的實物資產依托金融市場進行的各種交易活動所形成的經濟領域。由于虛擬經濟獨立運行和自我繁衍的特征,當虛擬資產價格大幅度地偏離或完全脫離實體經濟時,虛擬經濟的運行就為以資產符號變動為主要內容的虛擬膨脹,形成經濟泡沫。在經濟虛擬化趨勢下,虛擬資產的數量激增,價值迅速膨脹,虛擬資產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日益突出,經濟虛擬化趨勢實際上在不斷造就產生泡沫的條件,而泡沫破裂的結果通常就是金融危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危機也是一種虛擬經濟危機。例如,房地產的投機易的目的不是為了居住的消費,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住宅投資行為。例如,20世紀80年代,日本東京的土地總價格達到創歷史記錄的15萬億美元,是面積比日本大25倍的美國土地資產總值的4倍,在其泡沫經濟的高峰期竟超過了整個美國,全日本的土地總值占全世界土地總值的60%,僅日本皇宮的土地價值就超過了加拿大。一些發展中國家,趁機出售東京的大使館還清了債務。還有,畢加索、梵高等的名畫,曾經高達5000、8000萬美元。這些案例都是虛擬資產與實物資產分離的鮮明證據。造成上述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的銀行利率一直走低,貸款有時幾乎沒有利息,低價的資金導致經濟主體大肆借貸。低利率的本意是為了鼓勵日本公司增加實物投資,讓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時仍能夠在國際間具有競爭力。但結果是股票和房地產價格劇增,廠商又用這些價格劇增的股票和房地產做抵押,向銀行借貸,然后從事金融資產的交易。

(二)虛擬資本高利率的經濟影響

我們將虛擬資本的利率稱之為“虛擬利率”,“虛擬利率”是虛擬經濟交易中金融資產以及投機性實物資產的價格。虛擬資產的本質特征是其價格與成本高度脫離,并且這種脫離是長期均衡的。[2](P122)也就是說,虛擬資產價格即“虛擬利率”高是一種常態。而且高虛擬利率根源于其預期收益。人們考慮虛擬資產的價格時,是從虛擬資產的預期收入流出發的,并把預期收入流的貼現值作為虛擬資產定價的基礎。但有一個問題需要指出,如果公司從金融投資中獲得了資金是否進一步增加實物投資呢?一般來說不會增加實物投資的比重,因為此時的金融投資收益率高于實物投資,公司的實物投資與實物領域是通過商品和勞務的生產,然后通過銷售產品而獲得銷售收入增加盈利的,而金融投資是直接通過金融資產的買賣就可以獲得收益的。盡管金融投資也存在著風險,但其投資與獲得收益的環節少,可能成本低而收益高。只有在實物投資收益高于金融投資收益時,才可能增加實物投資。關于資本市場的運動與實際經濟的關系,一種觀點認為,兩者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如果從實物經濟的資金來源取自資本市場來看,這一關系確實存在。另一種觀點認為,資本市場的運動與實物經濟并無必然聯系。如果從兩者各自獨立運動的過程分析,兩者之間在一定時期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例如,1982年底至1990年間,美國工業生產指數持續8年呈上升的態勢,即使在1987年10月19日股市的“黑色星期一”,道-瓊斯平均股票指數與上一交易日相比下跌22•6%,自8月份開始股票總損失達10000億美元,但其實際經濟的增長卻沒有中斷。1988年9月,美國失業率在5•4%的水平,是197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消費品物價上漲率為4%,批發物價上漲率為2•7%,通貨膨脹率表現比較平穩。還有,根據日本經濟企劃廳的《月度經濟報告》,日本經濟自1986年11月至1991年7月,經歷了56個月的擴張。在此期間,東京證券交易所一部平均股價,1989年年終(12月29日)的交易以38915日元收盤,1990年年終(12月28日)的交易以23848日元收盤,跌幅為38•7%。就1990年全年看,股價大多在15067日元的水平,而1990年度經濟的增長率為5•5%,如此之高的增長率大大出乎政府和許多著名經濟學家的預料。出現了實物經濟持續繁榮,而金融經濟出現了歷史最高的股價暴跌。[3](P1-6)與日本的經濟形勢相對應,日本銀行不斷調高利率,1989年12月25日,貼現率由3•75%調至4•25%,1990年3月20日,由4•25%調至5•25%,在8月23日,由5•25%調至6•0%。[3](P7)可見,利率的提高并沒有使股價提高,也沒有造成經濟的緊縮。中國的股票市場自2001年6月以來股價基本處于比較低迷的態勢,但中國的經濟增長仍處在高速增長時期。2001年GDP為95933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價格計算(下同),比上年增長7•3%;2002年GDP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達到102398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8%;2003年GDP為116694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9•1%;2004年GDP為136515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9•5%。[4]這充分表明了資本市場的運動與實際經濟的分離,它們各自存在著不同的規律和制度安排等。

(三)經濟虛擬利率的運行規律

當貨幣越來越多的滯留在虛擬經濟領域,貨幣更多的投向具有投機性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這些貨幣對于貨幣供給總量變動的方向越來越起著主導的作用,由此更多的影響著物價水平的變動。在虛擬經濟領域運行的貨幣一旦投入或撤出股票、房地產市場,股市、樓市的價格在數量巨大的貨幣沖擊下,往往出現暴漲或暴跌。而當虛擬資產以及房地產價格暴漲或暴跌時,會引起信貸活動的大幅度波動(股票和房地產交易通常與貸款相聯系),從而造成特有的“實物和虛擬利差波動”現象,包括實物經濟領域和虛擬經濟領域兩個領域之間的利差波動,以及兩個領域各自的利差波動。假設,初始的實物經濟領域的資本所有者和虛擬經濟領域的資本所有者的收益率(即利率)相等,兩個領域皆處于均衡狀態,此時沒有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當金融資產交易膨脹出大量虛擬增值或利率時,便吸引貨幣資本流入虛擬經濟領域以獲取高收益。由于資金的注入,總體上更助長了金融資產交易以及投機性實物資產交易的增加,“虛擬利率”水平將上升,虛擬泡沫隨即不斷累積。與此同時,實物經濟領域的利率水平可能隨貨幣資本的轉移有所上升,但由于實物經濟的投資與生產經營調整的時間遠比金融資產交易的速度緩慢,所以,實物經濟領域的利率水平比虛擬經濟領域低。反之,當金融資產交易萎縮時,上述情況正好相反。于是產生了兩個領域的利差。當虛擬經濟領域的泡沫破滅之后,金融資產和投機性實物資產的價格急劇收縮,銀行由此產生大量的呆賬、壞賬,從而引起信用收縮;金融資產和投機性實物資產的持有者的財富大量縮水,甚至形成巨額債務,致使破產倒閉。總之,這種利差波動既是實物經濟領域與虛擬經濟領域之間資金流量和資金流向變動的原因,又是兩個領域之間資金流量和資金流向變動的結果,最終必定引起整個經濟的波動和導致經濟的衰退。例如,日本在1986—1989年間,虛擬經濟急劇膨脹。首先是股價飆升,1989年末,東京日經指數升至38915點這一前所未有的高位,年平均上漲率(年末值比較)達31•30%。其次是房地產的價格,土地價格從1987年開始大幅上升。1987~1990年間,日本住宅用地分別上漲7•6%、25•0%、7•9%和17•0%;商業用地分別上漲13•4%、21•9%、10•3%和16•7%,兩者算術平均上漲率分別為14•4%、15•6%。而1985—1989年日本的名義GNP平均增長率為5•7%。(朱立南,《虛擬經濟膨脹與日本的對外經貿關系》,《日本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1989年末,日本的國民資產總額的價值相當于GNP的17•19倍,其中,金融資產為GNP的7•07倍,地價為GNP的5•47倍,股票價格總額為GNP的2•24倍。(日本,《經濟學家》,1991年第4期第37頁)在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的觸發下,虛擬經濟泡沫在1990年終于破滅。截止1992年2月,股價跌幅高達60%以上。當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資本市場不發達,經濟發展主要依賴于間接融資時,低利率政策有效地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在金融自由化時代,當日本的資本市場高度發達而且開放的條件下,低利率政策卻招致了虛擬經濟從膨脹到破滅的后果。日本官定利率(貼現率)從1985年的8•5%連續9次下調,降至1987年2月的2•5%,大量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加上名目繁多的“生財術”,投機資本的價格迅速上漲,虛擬經濟不斷膨脹。最終造成了一方面實物經濟領域的收益急劇減少(日元升值等原因),實物資產領域資本所有者的利率水平低下;另一方面,由于實物經濟領域的收益下降,資金轉入金融資產的交易,虛擬經濟領域的投機交易和獨立運行,導致“虛擬利率”上漲甚至惡性膨脹。這樣,經濟的振蕩就不可避免的出現。據統計,東京日經指數上下變化100點,金融資產所有者的金融資產將增減20億日元。股價膨脹和暴跌如同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變化,利率的反復沖擊是這一變化的重要動力。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的貼現率5次上調,達到6%,實物經濟領域和虛擬經濟領域的資金全面緊縮并且改變著流向。正是利率的變動搖動了惡性膨脹的虛擬經濟,1990年10月股市的暴跌終于來臨。東京股市暴跌40%,金融資產縮水高達約295萬億日元。90年代以后,虛擬資本的國際流動明顯增多,經濟國際化在促進虛擬經濟發展的同時,由于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和國際游資的投機和沖擊,這一階段發生的虛擬經濟危機也是接連不斷。1992年歐洲匯率機制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的破滅等,幾乎每隔兩三年就會爆發一次就為嚴重的虛擬經濟危機。

(四)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后果

第2篇

一個區域的經濟增長與發展，取決于區域內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以及區域要素流動與貨物和服務流動產生的外部作用。由于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指標太多，為了將問題簡單化，我們選擇區域經濟增長作為研究對象。區域增長的源泉，主要是生產要素的增長和技術進步。人力資本作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對一個地區的經濟增長有著較大的影響。人力資本理論形成于上世紀50、60年代。經濟學家舒爾茨、明塞爾、貝克爾是該理論的正式發起研究者，對該理論作出過巨大貢獻，其研究堪稱經典，其中舒爾茨主要側重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方面的研究。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于一個區域而言，其經濟增長越快，會吸引更多的優秀企業入住，同時，也會間接吸引人才進入該區域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人才的聚集，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知識溢出，在該區域形成知識增長極，在各類人才的共同努力創造下，該區域經濟會得到進一步的增長。對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兩者的關系，有較多學者作了相關研究。

1.國外學者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一書中，大衛•李嘉圖（DavidRicardo）認為，社會財富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和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從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熊彼特（J.ASchumpeter）則認為，企業家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非物質資本，是經濟增長的原動力，這種非物質資本稱為“人力資本”。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丹尼森（E•Dension，1962）利用美國1929～1957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為舒爾茨關于人力資本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說明，并進行了補充。

2.國內學者的研究李進江（2012）將經濟增長及各要素投入作為內生變量建立VAR模型，通過分析發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較于其他要素而言具有顯著性。同時，他發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階段性。祝金琴、劉洋（2010）利用1978年到2007年新疆的相關數據進行計量分析，認為新疆的人力資本對其經濟發展有較大影響，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在與物質投入等其他投入進行對比后發現，新疆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較小，其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該區域的發展。因此，應該提高該區域人力資源配置效率。蔡潔（2009）在對我國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的關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資本投入，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并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增加人力資本投入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較強的外部效應，并就我國如何發展人力資本以促進經濟發展提出了一些建議。劉傳江、董延芳（2007）認為，異質人力資本流動，既會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也會對由若干地區組成的區域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二、浙江省經濟發展與人口就業現狀

浙江地處我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東臨東海，南接福建，西與江西、安徽相連，北與上海、江蘇接壤，地理位置較為優越。其面積大約10萬多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約為5477萬人，是我國面積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浙江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發達的交通以及人民的努力奮斗，成為全國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被稱為“絲綢之府”“、魚米之鄉”和“文物之邦”。

1.經濟發展現狀（1）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的GDP呈現出逐年增長的態勢，在經歷了30多年的發展后，全省GDP由1978年的123.72億元，上升到2012年的34606億元，發展十分迅速，每年都會帶來最高值。同時，浙江不僅在GDP的絕對值上逐年增長，其增長速度亦由剛開始的十分緩慢到后來飛速增長和跨越。增長速度雖然在1998年左右有所下降，但就整體趨勢而言，浙江省生產總值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2）浙江省自1978年以來，不僅總體GDP不斷上升，而且人均GDP亦以飛快的速度上升。2012年，全省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達到63266元，超出全國人均GDP水平36121元，位于全國領先水平。浙江省所轄11個地級市的人均GDP亦十分高，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表明浙江地區發展十分均衡，發達程度高，達到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根據上述分析不難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不論是從總體還是人均而言，均為全國發展迅速的省份之一，且從區域發展看，浙江省11個地級市之間發展雖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并不大，在全國各省市仍處于前列。因此可以說，一定程度上浙江省的經濟處速發展中，且發展較為平衡。

2.人口就業現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從業人員數量占總人口的比重，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1978～1988年這一期間上升速度較快，由47.85%上升至60.02%。20世紀90年代，從業人口所占比重基本沒有變化，而進入21世紀以后，其比例又有所上升，至2011年，已達76.84%。同時，2000年以來，浙江省三次產業就業人口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呈現出顯著的下降趨勢，且下降速度越來越快；第二、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則逐年有所增加，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于2002年超過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位列第二。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始在全省處于主導地位。2011年，浙江省三次產業的就業人數中有50.86%從事第二產業，說明到目前為止，浙江省依舊是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產業結構，第三產業依舊在發展階段。

三、數據選擇與模型建立

1.數據選擇通過前文的分析，對浙江省目前的經濟狀況及人口就業狀況有了基本的了解。但是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究竟有何作用，還需要進一步探究。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選擇浙江省生產總值（Y）、物質資本（K）、人力資本（H）、年底就業人口數（L）4個變量作為VAR模型的內生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年底就業人數可直接從浙江省統計年鑒中獲得。但為了消除利率等因素的影響，需將其進行換算。筆者以1990年為基礎，即1990年物價水平為100。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測量可通過永續盤存法進行測量。

2.模型建立筆者所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數：AKαLβ。鑒于本文所采用變量的差異，引入人力資本投入要素，將其變為：Yt=AKtαLtβHtγeμ。其中，Yt代表產出，以GDP代替；A代表技術，本文假設技術不變，因而A為固定值；L、K和H分別表示勞動力數量、物質及人力資本投入；μ為隨機擾動項。為使計算簡單化，將其轉化為對數形式。據此，可以將本文的計量模型設為。

四、結論與建議

1.結論通過實證分析，可發現人力資本投入、物質資本投入、從業人口數對經濟增長均有作用，且都呈現正相關性，說明三者對經濟增長都產生推動、促進作用。就三者對于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大小而言，人力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最強，物質資本投入次之，而從業人數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小。

第3篇

經濟增長與要素投入的關系是一個學術界長期關注的課題。1956年，索洛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的生產技術假設，運用資本與勞動可替代的C－D生產函數創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量的數據實證研究發現，相同的實物資本投入，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所帶來的收入有著很大的差距。于是，人們開始關注物質資本之外的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1960年，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在其演講《論人力資本投資》中首次提出人的知識、健康、技能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遠大于物質資本投資［1］。他發表的《關于農業生產、產出與供給的思考》、《人力資本投資》、《教育與經濟的增長》等著作使之成為構建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理論框架的第一人。此后，學術界關于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多。1964年，貝克爾的《人力資本》一書系統闡述了形成人力資本的各類投資及其產生的收益［2］，這一著作被西方學術界認為是“經濟思想中人力資本投資革命”的起點。丹尼森是最先進行人力資本要素作用計量分析的學者，他通過精細的分解計算，論證出1929－1957年美國的經濟增長中，有23％的份額要單獨歸功于美國教育的發展，從實證方面論證了舒爾茨的觀點。1986年，羅默在其文章《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型》中引入知識這一變量，構建了知識溢出和驅動模型。他認為擁有特殊知識和專業技能的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3］。1988年，盧卡斯在《經濟發展的機制》中提出了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型，認為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的是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經濟得以持續增長離不開人力資本的積累［4］。除此之外，當代關于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在實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資本作用于經濟的途徑、人力資本的外溢作用、人力資本質量的研究以及政府政策對人力資本的影響進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其中，關于人力資本外溢作用的經驗研究始于Rauch，Rauch從美國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差異的現象入手，利用1980年美國200個標準大都市人口普查資料，計算出這些都市每年教育水平會帶來3％的生產率增長，人力資本外溢作用大約在3％～5％之間［5］。Cronovich研究了政府人力資本密集型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政府支出向熟練勞動力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轉變引起了熟練勞動力價格的相對變化、研發部門（比其他部門使用更密集熟練勞動）的收縮以及創新率與經濟增長率的下降［6］。Barro用數學和科學測試中的IQ作為教育質量的指標，證明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影響最顯著的部分是它的質量，而不是它的數量（用分配到教育體系中的財政資源來度量）［7］。

我國學者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90年代對人力資本的相關研究才在國內發展起來。總的來看，對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理論研究主要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個方面。在定性分析方面，主要是論述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劉迎秋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論述了人力資本在實現國民經濟高速成長中的作用，認為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們忽視了與物質資本不同的人力本身所具有的資本屬性，因而才沒有使本來能夠發展得更快的國民經濟實現其應有的高速發展［8］。向恒從人力資本角度解讀貧困，在分析我國主要反貧困對策的得失的基礎上，提出人力資本投資是消除我國農村貧困的一種戰略選擇［9］。在定量分析方面，沈利生、朱運法把不同教育的成本進行加總，以此來衡量人力資本，并通過行業分類建立模型，定量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此外，國內學者還運用中國的經濟數據，從實證角度考察了人力資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10］。周天勇運用教育收益率法測算出1953－1990年間我國的人力資本平均增長率是13．43％，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是22％［11］。王小魯和樊綱用教育程度和專業技術人員來衡量人力資本，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人力資本的地區差異是制約中西部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12］。安徽省是勞動力資源大省，是中部地區勞動力最為密集的地方，通過對人力資本與安徽省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可以對安徽省的人力資本優化配置以及經濟發展戰略提供切實可行的意見與建議，這對安徽省的經濟結構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在上述理論的基礎上，基于安徽省1990－2012年的經濟數據，從實證角度來研究安徽省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通過對研究結果的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2　模型構建

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是一個投入與產出的關系，因此，研究兩者關系首先得確定一個具體的生產函數模型。以往的學者在研究過程中采取了各種不同的模型，諸如C－D生產函數、Harrod－Domar模型、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等。本文將采用最常用的C－D生產函數來研究這一問題。由于人力資本對經濟的影響通常是通過勞動力素質、技能、知識水平的提高實現的，因此，在研究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時，不能將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分開來分析，本文通過兩者乘積的方式引入人力資本這一變量。

3　指標和數據處理

3．1　指標確定

（1）總產出Y。文章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安徽省經濟總產出。

（2）物質資本K。對于物質資本的估算，以往學者的做法有兩種：一種是以某個數據較完整的年度為基礎，根據前后各期的新增投資和資產折舊率來估算各期物質資本存量；另一種是直接用固定資產投資額來替代物質資本存量。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研究重點是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而并非測算人力資本對經濟的貢獻度，所以采用后一種方法，用安徽省固定資產投資額來代替物質資本存量。

（3）勞動力L。勞動力這一變量用安徽省就業人數來衡量。

（4）人力資本H。如何衡量人力資本水平是本文的一個重點。傳統的衡量方法有兩種：一種叫資本形成法，即根據形成人力資本的各種途徑（如教育、醫療保健、在職培訓等）所費的總成本來測量；另一種叫教育年限法，即直接用受教育年限來衡量人力資本水平。目前較為常用的是教育年限法。第一種方法考慮的因素較為全面，但是各種成本的測量不方便，數據的可得性較差。而后一種方法僅僅考慮了教育這一個因素對人力資本形成的作用，這是比較片面的。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綜合教育、醫療保健這兩大因素，選用安徽省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這七個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一個綜合指標來衡量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

3．2　數據整理

本文收集整理了1990－2012年安徽省相關經濟數據，其中GDP、固定資產投資額、就業人數這三個指標的數據獲得相對較為容易，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和安徽省統計年鑒。人力資本綜合存量需要通過SPSS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由表1可以看出，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這7個指標可以提取一個主成分，就用這一個主成分來衡量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記為H。由表2可以得出：H＝0．985　X1＋0．882　X2＋0．951　X3＋0．974　X4＋0．953　X5＋0．903　X6＋0．963　X7其中X1、X2、X3、X4、X5、X6、X7分別表示人均教育經費、人均受教育年限、高校數量、高校畢業生數、人均衛生經費、醫療機構數、衛生人員數。由此可以得出1990－2012年安徽省人力資本綜合存量。

4　實證研究

4．1　平穩性檢驗

本文所選的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為了避免“偽回歸”問題，在估計模型前有必要對這些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采取常用的ADF檢驗法。檢驗過程中的滯后階數按照AIC準則來確定，AIC的值越小，滯后階數越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時間序列lny、lnk、ln（hl）的ADF值均大于臨界值，所以不能拒絕原假設，即原序列非平穩。原序列一階差分后得到Δlny、Δlnk、Δln（hl），至少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差分序列的ADF值均小于臨界值，所以拒絕原假設，即一階差分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的。

4．2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由ADF檢驗可知，安徽省的lny、lnk、ln（hl）是非平穩的，服從I（1），Δlny、Δlnk、Δln（hl）是平穩的，服從I（0），在此基礎上可以對HL與Y之間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由上述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度水平下，安徽省的人力資本綜合存量與GDP增長之間存在著Granger因果關系，ln（hl）是lny的Granger因，但lny不是lnhl的Granger因。這說明安徽省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是安徽省經濟增長的原因，人力資本投資增加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是，經濟增長卻不是人力資本增加的原因，這與現實中教育投資不斷上升是不符的。

4．3　協整關系檢驗

為了區分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關系以及避免出現虛假回歸的問題，需要對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常用的檢驗方法有E－G檢驗法和Johansen檢驗法。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法。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和施瓦茨（SC）準則，確定最佳協整滯后階數為2。另外，由于文章所采用的理論模型是：lnYt＝α＋αlnKt＋βln（HL）t＋ε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34．408　0＞29．797　0，4．937　5＞3．841　5，所以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和至多存在兩個協整關系這兩個原假設。又13．468　5＜15．494　7，因而不能拒絕至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所以Johansen協整檢驗的最終結果是：lny、lnk、ln（hl）這三個變量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安徽省經濟增長、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之間存在著某種長期均衡關系。

4．4　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估計與分析

（1）安徽省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和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均為正數，說明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對安徽省的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這與以往的理論上的研究相一致。

（2）安徽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大于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說明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的投資。可能的解釋有兩個：一方面，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減少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從而使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減少；另一方面，人力資本投資不僅會通過勞動者知識水平、素質、專業技能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效應，也會通過增強本地區吸收消化新技術、研發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間接地推動經濟增長。

4．5　誤差修正模型

由Johansen協整檢驗可知安徽省經濟增長、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但是，在短期，這三者之間可能是非均衡關系。對于短期非均衡關系可以通過誤差修正模型來表述。采用的方法是Engle－Granger兩步法：先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再將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中的殘差作為非均衡誤差項加入到誤差修正模型中，并用OLS估計相應參數。從ECM模型可以得出：

（1）安徽省物質資本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短期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正效應，這與長期均衡關系模型的結果一致。本期人力資本投資增加1％，本期GDP將增加0．3738％。

（2）誤差修正系數為－0．537　6，符合反向修正機制，且t值顯著，說明安徽省每年實際的GDP與長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68．8％被修正。該誤差修正模型反映了安徽省經濟增長受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影響的短期波動規律。

5　結論和政策建議

5．1　結論

本文先運用主成分分析法測量出了安徽省1990－2012年各年度人力資本水平，接著利用相關計量知識得出了安徽省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以及反映兩者短期關系的誤差修正模型，得出的結論是：（1）無論是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安徽省的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向關系。長期來看，人力資本每增長1％，GDP將增長0．4957％。（2）安徽省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大于物質資本的產出彈性，說明近年來安徽省人力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越來越大，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正向作用越來越突出。（3）人力資本不是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它對經濟增長作用的發揮離不開與物質資本和勞動力資源的協調配合。

5．2　政策建議

安徽省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已經成為了影響安徽省經濟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且對安徽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超過了物質資本要素的投入。為了能夠更好地繼續發揮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本文給出了以下建議：

（1）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推動教育事業不斷發展。人力資本不同于物質資本，它的形成需要長期的投資開發。根據舒爾茨的理論，人力資本的形成來源于五個方面：教育、醫療保健、在職培訓、非企業組織的學習項目、個人和家庭適應于變換就業機會的遷移。其中教育是關鍵因素。因此，必須進一步發揮政府對于人力資本投資的主導作用，加大政府財政對教育的支出、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改善教育結構。同時鼓勵個人和社會團體對教育方面的投資，提高民辦和公辦教育的質量，推動教育事業不斷發展。

（2）制定激勵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保證人力資源合理流動。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00年安徽省人口流出總數位列全國第二，勞動力流失較為嚴重。因而，政府在重視教育、培養人才、提高勞動者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的同時，更要為人力資源的發揮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環境，制定相應的激勵政策，保證其合理流動，提高人力資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