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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中國經濟 金融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中國經濟迅速得到發展,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然而,伴隨著金融業高速發展而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也引起人們日益密切的關注。2007年由美國房價下跌導致的次貸危機,讓美國經濟遭受衰退危險,特別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嚴重財務危機,并宣布申請破產保護后,金融危機迅速蔓延到實體經濟,全球經濟急劇萎縮。

基于此,本文收集國內外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和研究報告,查閱我國現行的金融危機管理的主要著作,借鑒國際上金融危機防范經驗,提出中國應對金融危機風險的幾點政策建議。

一、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危機(Financial Crises)最簡單的定義是指突發的、覆蓋幾乎全部金融領域的金融狀況惡化。金融危機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的定義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

金融危機具有三層含義:1.金融危機是金融狀況的惡化;2.這種惡化涵蓋了全部或大部分金融領域;3.這種惡化具有突發性質,是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偨Y起來,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主要有以下影響:

(一)影響我國的外貿出口

我國的對外貿易最近幾年來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的外貿出口已經出現衰退,中國的出口商品競爭力較大幅度地減弱,對外經貿形勢面臨嚴峻挑戰。

由于中國進出口總額占我國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近1/4,尤其是出口已成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一個重要“邊際因素”,因此,貿易順差減少,對我國經濟影響巨大。同時,由于我國的出口中一半以上屬于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國際經濟環境對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己開始產生較大直接影響,因此,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日益增加。

(二)影響我國企業引進外資

此次金融危機對工業項目招商引資和企業投資產生了普遍影響。部分投資者缺乏投資信心,致使引進資金、技術等借助外力的發展受到限制和影響,招商引資難度加大,項目引進勢頭減弱。出于對未來宏觀經濟走勢的擔憂,部分生產企業對國際經濟走勢難以預料把握,多數企業處于觀望狀態,經濟增長放緩及企業投資削減會逐漸凸顯,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未來工業引進外資增資擴能。

二、對中國防范和應對金融危機的幾點政策建議

(一)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順應不同時期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和金融制度的特征而適時主動調整。目前人民幣匯率還不適合完全自由浮動,但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要繼續深化和推進,進一步健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擴大匯率彈性區間,以增強匯率對國際收支不平衡的調節能力,發揮匯率作為金融危機緩沖器的作用。匯率雙向波動也有利于提高市場參與者防范風險的能力,并抑制短期資本的流入。同時,保持適度的外匯市場干預。貨幣當局應動態和準確地把握市場匯率相對于均衡水平的狀況,遵從匯率目標區調控原則,采取“目標區內相機干預”和“邊界干預”相結合的方式,逐漸擴大目標區寬度,保持漸進性與合理性,避免超調現象發生,使匯率水平能在自由浮動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穩定的水平。

(二)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

資本自由流動這把雙刃劍,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包藏著巨大風險。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由流動是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市場完善程度和金融監管水平相適應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項目對外開放要慎之又慎,如果在條件不具備或者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當國際游資流入時,運用不當將使本國經濟陷入困難,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引起大量資金外流,本國將面臨對外支付的困難。我國匯率彈性增大后,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兌換應逐步推進,慎之又慎,待條件比較充分時再實現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對投機資本的大量涌入和隨后可能發生的流向逆轉保持高度警惕。首先要夯實市場基礎和完善市場規范,同時在開放中的動態博弈中逐步提高金融監管水平,有步驟地有計劃地實現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調整,從而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資本市場。

目前,大量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和數據巨大的外債,已對人民幣形成壓力。如果要避免因為過分依賴外商投資帶來的潛在風險,中國就必須盡全力發展自己的資金市場。只有國內資本市場越活躍,中國對外資的依賴程度才會越低。因此,我們應該加快發展新的融資市場的步伐。在發展國內融資市場的過程中,特別應重視證券、債券和保險市場的發展,使它們成為中國國內基金的一個穩定來源的重要補充,特別是保證耗資巨大的基本建設項目的資金來源,減少對外國資本尤其是對短期外國資本的過分依賴。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市場化的資本市場運行規則,加強對資本市場的監管;擴大市場流通總規模,提高市場內在價值;提高市場透明度、全面公布信息,以幫助投資者對金融風險做出正確評估,提高投資者抗擊市場風險的能力。

(四)堅持正確的利用外資政策,合理控制外債規模和外債結構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和最富活力的國家之一,也已連續數年成為發展中國家中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外資的大量涌入的確彌補了國內資金缺口,也支持了重點項目或大型項目的建設。但與此同時,也對我國的外資和債務管理提出了更為嚴峻的課題。首先,我國必須將外債規模確定并維持在一個適度或合理的水平上,即借用外債既要考慮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對外債償付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不能盲目大量向外舉債。此外,還必須對外債結構的各個要素構成比例進行合理配置,優化組合,特別是要合理安排短期債務和中長期債務的比例,以達到降低成本、減少風險、保證償還的目的。最后,盡管中國外債規模一直控制在國際公認的安全線以內,但應加快清理那些實際對外負債、又脫離政府監管的“隱性外債”,把“隱性外債”納入外債監管范圍之內,提高外債規范管理的有效性。

(五)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保持充足的外匯儲備,提高國家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在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場國際收支危機和債務危機。片面追求高的經濟增長率,進口需求超過出口能力,必然會導致國際收支出現逆差,使外匯儲備減少,削弱了國家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因此借鑒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必須維持國際收支平衡,我們既不能為出口而犧牲進口,更不能為進口而犧牲出口。在科學吸引外資的同時,我們更應大力發展出口加工工業,提高本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在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同時,保持良好充足的外匯儲備,以提高國家經濟的抗風險能力。

參考文獻:

[1]李恒陽等編.全球金融危機經典案例[M].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出版社.1999;

[2]石俊志著.金融危機生成機理與防范[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3](澳)羅伯特?希斯著、王成等譯.危機管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4]李棟巍.金融危機的成因及預防措施[J].財稅與會計.2003.(09);

第2篇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然而，經濟增長過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問題卻不容忽視，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如何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提高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戰略問題。另一方面，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展開，特別是2005年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資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動性過?！薄百Y產價格大漲大落”等金融因素對我國宏觀經濟的沖擊也更加明顯。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則更是凸顯了國際化背景下金融體系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幾個問題進行回答：一是我國金融部門的發展是否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在我國的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是否存在著顯著差異；二是開放背景下，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我國地區經濟開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夠解釋金融發展效應的地區差異？所帶來的啟示是什么？對此，我們首先基于數據包絡分析和永續存盤法對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深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我們繼而深入分析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并對我國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效應的差異進行了對比分析。最后，我們在開放的視角下，進一步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有關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強調金融中介的資金動員職能，認為功能完善的銀行能夠通過發現和支持具有較大成功概率的創新項目而刺激創新，繼而推動經濟增長。此后經過Gurley和Shaw（1955）對Schumpeter思想的發展、Patrick（1966）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論的提出，金融發展理論漸成雛形。而在實證研究方面，結構主義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則首先應用跨國數據，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的興起以及計量工具的迅速發展，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大量涌現。在理論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論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場的假定被逐漸放松，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渠道被加以細致分析。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對金融發展風險識別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對金融發展配置資源，促進產品和服務交換職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實證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樣本選取、控制變量選擇、金融發展指標選擇、分析方法等幾個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為以后的實證研究奠定了一個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隨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進一步爭論（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產業及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也大量出現。（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雖然總體層面上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層出不窮，但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具體渠道的分析卻仍然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采用截面回歸和廣義矩估計兩種方法對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資本積累、生產率進步和私人儲蓄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銀行部門有利于動員儲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的長期增長的結論。而Rioja和Valev（2004）則在Beck（2000）研究的基礎上，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研究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效應的差異。Rioja和Valev（2004）認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促進生產率提高實現的。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在資本積聚方面的作用則更為明顯。

伴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中介的快速發展，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現。這其中包括曹爾階（1992）、尚明、吳曉靈和羅蘭波（1992）對信用擴張與中國經濟增長和穩定性的研究；盧峰和姚洋（2004）、張軍（2005）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研究等。從現有研究來看，雖然在整體層面上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較為豐富，但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進一步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渠道，以及我國金融發展地區效應差異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獻仍然相對較少。同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逐步展開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生產企業的融資渠道與融資方式必然會與封閉條件下的情形有所差異。因此，在開放背景下，重新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二、方法和數據

（一）經濟增長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變量的符號均能在經濟學意義上加以解釋，說明我們控制變量的選取是合適的。重點考察金融發展對各經濟增長變量的影響，我們發現：

我國各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統計上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發展在總體上有利的推動了我國地區經濟的發展。比較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變量系數的大小，發現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差異較大，中部地區最為明顯，其次是東部地區，金融發展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小。

具體分析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渠道，發現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進了各地區間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還對人均資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只不過，在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形成的相對貢獻有所差異而已。在東部地區，金融發展主要是通過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在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資本深化的特征較為明顯。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異。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們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從開放的視角下，對我國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效應存在差異的原因加以解釋。使用的模型見式（5）。

從表2可以看出，當在回歸方程中加入開放變量的交叉項，將視角由封閉轉向開放時，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又有所差異。注意到在以人均產出和人均資本形成為被解釋變量的方程中，金融發展變量的符號顯著為正，而經濟開放變量與金融發展變量交叉項的符號顯著為負，這說明雖然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和資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作用隨著經濟開放水平的提高卻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產率為被解釋變量的方程中，金融發展變量及其交叉項的符號都顯著為正，則說明隨著對外經濟開放水平的提高，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逐漸增大。開放經濟條件下，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這一特征是與當前我國的發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對應的。這一點，在金融開放時，更容易理解。隨著各個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的增多，地區經濟發展中，生產活動面臨的融資約束有所降低，對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依賴也就相應減少，反映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上，便是資本形成效應和經濟增長效應的減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往往蘊含著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貿易部門相對于非貿易部門也往往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因此在貿易開放水平較高的地區，銀行部門會有更大的機會將貸款投放給那些制度完善、生產率較高的生產企業，金融發展對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也就更加明顯。

四、結論

綜上，對于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整體上看，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顯著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金融發展對我國地區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差異較大。金融發展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促進作用最為明顯，西部地區最小。從具體渠道來看，金融發展主要是通過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而在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資本深化的特征較為明顯。

第二，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同封閉條件相比也有顯著不同。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資產和私人部門信貸數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對信貸市場干預的減少對經濟增長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越來越為顯著。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更為有利的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變。

第三，為保證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盡快調整當前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實現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變。而這其中，金融部門的發展至關重要。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我國金融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對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所以在積極完善各地的制度環境和改善產業結構的同時，應繼續堅持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在繼續推動貿易開放逐步深化的同時，應謹慎有序的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以及通過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進一步促進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方式轉變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包群，陽佳余.“金融發展影響了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較優勢嗎”，《世界經濟》2008年第3期.

第3篇

一、sna與mfs概述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的經濟都在迅猛發展，但在統一向前的大步伐中，世界各國的發展仍體現出明顯差異。為了增強統計的國際可比性，協調世界各國的宏觀經濟統計制度，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先后制定了《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國際收支手冊》（bop）和《政府財政統計手冊》（gfs）等國際統計準則。2008年聯合國專家組又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1993）進行了修訂，推出了08sna。

sna以全面（綜合）生產理論為基礎，運用會計賬戶方法對一定時期一個國家或地區國民經濟活動的全部內容進行系統的統計核算，為宏觀經濟分析、決策和管理提供客觀依據。sna作為最為全面和系統的宏觀經濟統計國際準則，其中包含相當豐富的貨幣與金融統計國際準則。

但是，在2001年，經過長期研究和多次修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頒發了一部專門的貨幣與金融統計國際準則《貨幣與金融統計手冊》（mfs），用于指導和協調世界各國的貨幣與金融統計。mfs的出版，填補了貨幣與金融統計領域國際準則的空白，對世界各國的統計、金融事業及宏觀經濟管理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概念和原則上，mfs與1993年sna保持一致，并與《國際收支手冊》（簡稱bop）和《政府財政統計手冊》（簡稱gfs）等國際統計準則相互協調。

本文嘗試從宏觀上把握sna與mfs的區別與聯系，并以金融工具分類為切入點，細致探討兩者的具體不同。

二、宏觀把握sna和mfs的區別與聯系

sna是關于整個宏觀經濟統計的國際準則，mfs則是專門針對貨幣與金融統計的國際準則。僅就貨幣與金融統計而言，兩大國際準則之間既有密切的聯系，又有明顯的區別。

（一）核算目的不同

sna是為了核算國民經濟的整體運行而設計的。它以整個社會再生產為主線，全面核算再生產的條件、過程與結果。全面測定生產、收入、分配、使用和資產負債的總量。在sna中，反映國民經濟的綜合指標主要有國民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凈值（nnp）、國民收入（ni）、個人可支配收入（pdi）等。國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經濟全部活動以賬戶和矩陣的形式列出。賬戶形式即會計賬戶的借貸格式，借貸雙方平衡，最基本的是生產、消費、積累和國外（即國際經濟往來）四大賬戶。體系中包括：國民收入計算，投入產出表，資金循環表，國民資產負債表與國際收支表等內容。

mfs是關于貨幣與金融統計表述方式的國際準則，是為了測定整個社會的金融活動狀況、分析其對國民經濟的影響而設計的。mfs范圍覆蓋了廣義金融的各個方面及相關經濟活動，內容包括貨幣與金融統計的定義、分類、指標、方法和表式等。它以經濟體中的資金運動為主線，側重于金融性公司部門以及次部門的金融資產負債的流量和存量核算，在金融領域自成體系。

核算目的的不同是sna和mfs最根本的區別。

（二）理論基礎與指標體系不同

mfs和sna兩套核算目的的不同導致他們建立的理論基礎也不同。sna以社會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社會再生產理論認為：社會生產活動是一個生產-分配-流通-使用不斷循環的過程，是一個綜合物質運動與價值運動的過程，生產活動是一起經濟活動的中心，以此為指導，sna全面核算社會再生產的生產-分配-流通-使用各環節的價值和實際的流量與存量。其總量指標有國內生產總值、國民總收入、國民可支配收入、消費、儲蓄和資本形成總額等。

而mfs以金融理論為依據。金融理論認為：貨幣供應取決于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貨幣供給可以制約貨幣需求，進而影響國民經濟的運行。以此為指導，貨幣與金融統計全面統計了金融交易形成的流量和存量，根據金融性公司的職能不同，核算了影響經濟和金融過程的重要指標，詳細描述了金融性公司部門以及次部門的債權和債務。

（三）sna和mfs的主要聯系

1 核算主體一致

一國之內的單位、個人和國外的單位、個人參與的經濟與金融活動，是sna和mfs核算的主體。

2 核算客體一致

盡管sna和mfs在核算內容上與有關于生產、分配、使用等方面的差異，但是金融資產和負債額流量與存量是二者相同的核算客體。

3 基本概念一致

sna和mfs在經濟核算的許多基本概念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比如常住單位。機構部門、金融交易、金融資產、負債等，兩套核算體系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定義。

三、sna與mfs金融工具分類比較

mfs的統計標準是以sna的統計標準為基礎的，sna的統計標準是組織、計量、處理經濟體中非金融和金融活動的完整框架。因此，sna的基本原則決定了mfs的統計原則。但是，由于兩者統計的目的不同，因而sna貨幣與金融統計與mfs無論在體系結構和具體內容上均存在較大的差異，下面就以金融工具的分類為例，具體來比較sna和mfs的不同。

sna沒有明確提出對金融工具進行分類，只從存量（金融資產）與流量（金融交易）出發將金融工具分為不同的七個類別。它采用復合分類法，在第一層次上把金融資產和負債劃分為七種：貨幣黃金和特別提款權、通貨和存款、股票以外的證券、貸款、股票和其他權證、保險技術準備金、其他應收/應付賬款。同時對一些一級分類做了二級分類，例如保險準備金分為住戶對人壽保險準備金和養老保險的凈權益。保險費預付和未決索賠準備金。對于貸款和債券分為長期和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