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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法律與社會；社會控制；沖突解決；社會變革；社會秩序

法律的存在僅僅因為社會成員相信法律對社會控制具有一定的功能和價值。法律作為控制社會的一種方式，雖然其功能和價值是隨著社會狀況和觀念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法律的基本原則和精神總是保持一定的穩定性。當研究法律時可能發現，雖然適用法律解決社會沖突可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生變化，但是法律作為控制社會的主要手段總是發揮著有效的作用。

一、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正式與非正式

所謂社會控制，就是指社會為確保其社會成員之間相互遵從一定的社會規則所采取的一種社會控制方式。〔1〕由于社會控制具有程序化的要求，從而使大多數人的是非觀念得以內化。如果社會成員按照積極的方式行為，他們的行為就將被正面地予以許可或獎勵。如果他們的行為與社會所確認的規范相背離，那么他們必然會受到各種否定性的制裁，被排斥出社會甚至承擔法律責任。

社會控制可以分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非正式的社會控制是指由長期形成的社會習俗、習慣和慣例等非成文性規則所調控的，它的功能對于平穩社會是必不可少的。這些非正式的控制機制尤其在小團體內更為有效，它包含著面對面的互相合作和交流，且在日常生活和行為中為人所熟知。如當人們爬樓梯時，總是從右手邊上去的，他們遵從的是非正式控制程序，因為這并非正式的規則或文典要求他們在爬樓梯時必須從右邊上去，而是社會中的非正式控制要求這樣做。如果人們按照社會所贊同的通行潮流方式行走，他們將順利地通行并得到獎勵。如果人們選擇逆通行潮流而行，他們可能遭受到由于混亂局面所帶來的否定性的社會制裁，或被擠開或被碰撞。不遵守社會非正式規則，雖然沒有正式的制裁方式予以制裁，然而非正式規則所具有的否定性的道德譴責也會造成內在或外在的壓力。而正式社會規則是這樣一些社會規則，即這些規則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必須把它們記載下來。例如制定法律以指引個人間的行為、駕駛機動車輛和其他社會行為和活動。一般而言，當人們違反這些正式的社會控制規則時，否定性的制裁如刑法制裁和民法制裁比違反非正式控制規則要嚴厲得多。

使非正式的和正式的社會控制內在化的過程就是持續不斷的社會化過程。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控制形式。這一過程通過協調社會成員的自我認知而控制社會成員的行為。它同時厘定了人們所處的世界以及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通過社會化過程，人們不僅知悉其在社會中的本真，而且知悉他們作為社會整體中的一員應當如何處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進而，社會化過程確定了他們和其他人之間的關系，并作為個人去洞悉與他人之間的交互行為、思維方式和交往手段。制裁在社會化過程中通過激勵或貶抑某種知識和技能的獲得而控制著個人；具有這些制裁或缺乏這些制裁，往往取決于個人的性別、種族、社會階層和其他相關因素，即制裁與否受到社會的多種因素影響。

依賴于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方式，個人找到了社會生活的旨趣，同時也找到了社會活動和社會行為的限度。社會化逐漸地培養了一套社會成員本身所具有的信仰，既闡釋自身存在于社會的可能性，又確定還有限制自身的因素。當特定個體探究確定自身存在的社會時，他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也同時被社會所確認。例如，如果一個人成功的愿望是最終成為一名大學教授，且后來他的目標達到了，這個人把他所取得的成就看作社會的積極認可，認為自己獲得了同事和學生的認同和尊重。反之，如果特定個體的理想還包含成為一名大學校長，但事實上他僅僅只是一名大學教授，那么這可能被認為是社會對他的消極認可。個體通過社會化過程知悉自己要去愛護和尊重社會的一些成員，同樣也懼怕或憎恨其他一些違反規則的社會成員。特定的個體可能知道是毫不置疑地接受權威還是不信任和拒斥權威，所有這些都依賴于特定個體性格形成時期對其所遭受和容忍的認同程度以及制裁的類型。許多人所受到的認可或制裁，無論積極的或消極的，總是因其性別、種族或社會地位等主客觀因素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且深深地影響著個體的知識和社會技能。

當下，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都在討論兩種基本形式的威懾因素。特定的威懾因素主要運用于阻嚇特定的個體。一般威懾因素試圖阻止大多數群體的活動和行為。科塞里•貝卡利亞〔2〕（1963）和杰里米•邊沁〔3〕（1789）認為威懾的效果受到兩種可變因素的影響：（1）對違法者懲罰的嚴厲程度；（2）對違法者懲罰的確定性、及時性和敏捷性。一般而言，這種觀點是與傳統的理論有著密切關聯的，是犯罪學學科中討論最為頻繁的主題之一。然而，大多數現代學者認為，法律的制裁并不會產生威懾的效果。

當人們對社會行為和社會活動進行立法時，有些概念和術語必須予以闡述和澄清。當立法主體禁止某種行為時，例如搶劫，并且規定對此種違法行為施行制裁和懲罰，這是法律威懾和正式的社會控制。然而法律威脅阻懾違法行為的能力具有可變性，因為個體對威懾的回應是變動不拘的。有些人可能因法律的威懾而停止違反法律的行為，而另一些人可能相應地改變行為方式或行為重復的頻率。大多數個體絕不從事消極的、受到制裁的行為，而有些人可能做出違法的行為僅僅因為未被告知。這種對法律威脅的回應被稱之為傳送帶效應。

當威懾因素趨向于限制特定行為時，它僅僅可能成功地改變這種行為。純威懾效應主要用于描述威懾因素是如何得以良好地運行的術語，它是指受到威懾已被阻止的行為總數減去已發生的行為數。事實上，當有些法律威脅可能阻止某些行為時，它們可能并未產生純威懾效果。〔4〕

個體可能因為本身特征和性格因素而從事不同的社會行為，法律或多或少地對他們產生威懾作用。例如，面對現時的人比面對未來的人較易于遏制其行為，法律卻較少具有威懾作用；樂觀主義者比悲觀主義者較易于遏制其行為，法律則較少具有威懾作用，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將不會違法。而法律的威懾作用對于具有威權主義人格的人而言，由于他們對權威的信念和尊重，法律對其則趨向于具有較多的威懾性。當社會適用法律并創制法律威懾因素時，法律成為了一種正式的社會控制手段。確實，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能透視法律作為社會控制機制的基本目的和用途，如果社會不把特定行為視為消極行為，進而對違法者實施制裁，那么法律就毫無意義和目的可言。法律之所以對社會有效用，正是由于它能夠作為人們行動的指南從而指引人們的行為方式。

二、法律解決社會沖突之路徑：調解與司法判決

法律除控制行為之外，其功能和作用還在于能夠解決社會沖突或爭端。爭端是社會沖突的一種方式，它包括雙方或多方當事人之間有不相容的目標。爭端在其范圍的強度、時效期限、解決模式、因果關系等方面都是變動不拘的。按照胡果的觀點，沖突的解決方式、沖突的調整手段、沖突的處理方法或程序、爭端的解決形式和爭端解決方法，所有這些術語都指稱的是一種過程，即特定主體中的兩造當事人在他們之間解決問題的過程。〔5〕

    一般而言，解決沖突的一種或多種形式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縱觀法律發展的歷史，爭端解決的方式已歷經了無數次的變化。西蒙•羅伯茲〔6〕認為，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個體之間的直接性暴力，如攻擊、宿怨、決斗等等都是既定的解決爭端的方式。沖突解決既可以通過羞辱、嘲笑、公眾譴責和公眾唾棄予以實現，也可以通過超自然的力量——宗教、巫術和道法等予以實現。并非所有沖突中的當事人都直接涉及到解決沖突的所有方式。不采取任何措施也是一種解決沖突的方式，因為引起沖突的問題被忽略，與侵害當事人的關系繼續維持。人們通常采取兩種消極的沖突解決方式，即回避行為和退卻行為。回避行為一般是指限制與其他爭執人之間的關系以至于爭端不再凸顯出來；退卻行為是指一方當事人撤回或終止雙方之間的沖突關系。然而，這些極為常見的消極沖突解決方式，并非總是切實可行的。

爭端產生的原因太多。一般認為，個人之間的爭議可能涉及到金錢、關系、不動產權利或諸多其他問題。當個人與組織之間發生糾紛時，產生糾紛的原因可能是財產和金錢、賠償損失和補償、民事權利和組織性行為、程序和政策。組織之間也可能發生爭端。當國家與個人或與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爭端時，人們可能把違反法律或違反規則作為爭端發生的主要原因。

1.爭端過程的階段性

納德和托德在1978年確定了爭端發生和解決的三個階段，雖然這三個階段并非總是明確的或有序的：〔7〕

（1）抱怨或前沖突階段。這一階段圍繞著這些情勢，即個人或群體認為不公正；它是單方性的且可能突然發生沖突，或也可能消減。（2）沖突階段。這一階段遭受委屈和不幸的當事人通過表達怨恨或不正義的情感面對侵害的當事人。這一階段是雙方性的，即卷入糾紛的是兩造當事人，如果沖突在這種意義上不能獲得解決，那么它就進入第三個階段。（3）爭端階段。如果使解決沖突變得更為公平，那么就必須有效地、充分地利用法律資源。這一階段是三方性的，即糾紛中的兩造當事人通過第三方的參與而達到解決沖突的目的，糾紛的解決是通過第三方的介入而體現其特征的。

從結構上分析，法律只能解決具有法律要素的沖突。法律無能力或不打算解決造成沖突的基本事實。人們或沖突的當事人之間即使運用法律解決了爭議，他們仍然可能處于敵對的或彼此之間互相抱怨的狀態。例如，在關于有孩子的離婚案件中，在離婚程序期間，孩子的監護和孩子的生活維持被解決了。但是，事實上，父母常常自我感覺到，隨著他們孩子的成長或新的伴侶進入生活圖景之中，沖突的作用繼續存在著。

2.沖突解決的方法

一般而言，解決爭端有兩種重要的形式，即兩造當事人程序和三方當事人程序。當事人可能通過他們之間的互相協商而達到目的和結果，或者沖突解決有賴于第三方的參與，即公正的第三方主體通過公正的裁斷行為來解決爭議。〔8〕

兩造當事人程序——磋商。當發生爭議的當事人在沒有中立的第三方參與下尋求解決他們的分歧時，磋商程序就啟動了。這是兩造當事人的安排，它包括爭辯和討價還價兩個階段。磋商的基本條件是雙方當事人希望能夠通過互相協商解決沖突。在美國，不采取任何措施回避爭議和磋商是解決爭議通常的一種方式。

三方當事人程序——美國的一些著述者把三方當事人沖突解決程序稱之為協商的司法形式。〔9〕包括第三方裁決爭議的程度可能隨著正式程序的范圍、公開的程度、相關的認知程度和爭議的裁決方式而發生變化。一般而言，三方當事人程序的解決方式包括：

（1）調解（或調停）。調解是利用中立的第三方解決爭議的一種程序。調解的基本原則是合作與和解，不是對抗。調解者是按照每個當事人的最大利益來解決雙方當事人的問題并進行運作的促進者。從理想的角度看，處于沖突的兩造當事人皆信任調解者。調解是一種非對抗性的過程，即它并非裁決和判斷雙方當事人的是與非；它的目標在于解決爭議。這是所有三方當事人程序中極少具有的正式性程序。調解者盡力幫助當事人調和分歧而不管誰是誰非或正確與否。

（2）仲裁。在仲裁程序中，被認為中立和能勝任的爭議解決者為爭議雙方當事人做出最后的和有約束力的裁決。爭議雙方當事人預先同意和認可仲裁人行使此種職能。它不同于進入訴訟程序的案件，這種程序可能仍然帶有私人性的、非正式性的和單純性的特質。仲裁人的行為盡管與法官的行為具有相似性，但是仲裁人并非職業性的法官。仲裁趨向于成本上的最低化和裁決中的最快化。大多數大宗交易合同都包含著最后和有約束力的仲裁條款。

（3）申訴專員（ombudsman）的運作。另一種第三方當事人程序，包括調解和調查，是申訴專員運作的一種方式。申訴專員是政府專門處理民眾訴愿的官員。在美國，這種程序主要使用于公司、醫院和高等院校。對這種程序的主要批評來自于此種信念：政府申訴專員常常因既得利益而偏袒一方或另一方當事人。例如，如果政府申訴專員被某大學所雇傭，他可能提出有利于所雇傭的大學的理由。然而，這種缺乏客觀性的弊端因現代技術領域的高度專業化可能被消減。在法人公司，有關知識產權的爭議將需要在這個領域內的精通專業的人員裁決雙方的爭議才具有優勢。當這種知識性來源于以前同樣的產業部門所涉及到的領域時，被稱之為“擊中主題”的現象發生了。當有能力的特定主體調查、評估和調解這些復雜的爭議并作為產業部門的參與者時，就會產生這種現象。

（4）認罪求情協議。認罪求情協議是指經法庭批準，被告為了避免受到較重的處罰與控訴人達成的一種協議。它是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種具有磋商性、第三方參與性的解決爭議的形式。在美國，1920年代，由于認罪求情協議承認社會上地位更高或關系較大的公民可以偏袒對待，違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而備受批評。1950年代，再次出現對它的批評且主要集中于強制性問題。當下，兩種批評意見具有一致性。如果認罪求情協議程序具有一種優點的話，那就是它的可預知性方式。被告自愿和解的重要性是這一程序的中心，但是有些法律家批評認為，在求情認罪或進行審判之間并非表現出自愿性的決定。

三、法律控制社會之方式：懲罰與救濟

我們研究法律控制的功能和作用時如果不闡釋法律實際上是怎樣解決與沖突相關聯的問題，那是不完整的。救濟和懲罰在西方國家公共法律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們是法律體系中解決問題的基本手段，且通過合法地實施確認權利和矯正損害。由于個體違反社會規則，不論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懲罰就開始出現了。因此，社會懲罰人們的方式一般依靠于監禁、要求支付罰金、迫使從事特定的行為，或三種類型同時適用。懲罰是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它可能非正式地產生和形成，也可能正式產生和形成，如通過制定法律或其他規范性文件。法律控制社會的懲罰和救濟主要包括：

1．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是一種支付金錢解決爭議的方式，它意味著因侵害法律權利或因傷害發生而引起的賠償，包括人身傷害。損害賠償包括下列幾種賠償方式：

（1）名義上的損害賠償。名義上的損害賠償是象征性的損害賠償，它所支付的條件是當受害人的法律權利受到侵害，且因不太重要或沒有重大的損失或傷害時適用。

（2）補償性的損害賠償。補償性的損害賠償是一種極為常見的以判決賠償為主的法律救濟形式。這種賠償的目的在于使已受到損害的當事人完全得到補償，即讓他們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而不能再受到損害。在此種情形下，損害賠償必須是真實的、直接的和具有物質性的，且能夠被判決所補償，例如人身損害或違反合同所受到的侵害。

\    （3）懲罰性的損害賠償。懲罰性的損害賠償由法官判決，并非補償其傷害，而是作為對被告人的懲罰。因為懲罰性的賠償或稱為“懲戒性賠償”的目的是雙重性的，即懲罰過去違法的人和威懾未來犯罪的人，主旨不在于某種程度的損害賠償本身，而是無法容忍被告人的暴行。懲罰性的賠償可能僅僅判決于這些案件即證據證明被告是出于惡意。

2．衡平法上的救濟。在英國早期的普通法體系中，對個體有效的基本救濟方式是損害賠償。然而，由于損害賠償救濟方式的局限性，當有些個體認為他們應該有法律的訴求時，他們感覺到他們并沒有任何地方去提出訴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普通法體系最后建立了兩種法院：一是衡平法院，專門審理當事人已存在的法律和先例中皆未提出過的訴求；二是普通法院，專門審理損害賠償案件。歷史上，訴訟人尋求衡平法院解決的案件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窮盡一切救濟手段，即應當沒有其他任何的有效救濟途徑；（2）訴訟時效內，即應當在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內尋求救濟；（3）實際可行性，即所尋求救濟的訴求應當是實際存在并具有可行性的；（4）不加重損害，即應當沒有任何其他方式提起訴訟，或任何其他方式將可能使當事人所訴求的傷害變得更為糟糕。盡管在英美法系中兩種法院體系并存了若干年，但今天他們之間已經差異甚微。

3．禁止令。禁止令或阻止令是法院要求一方訴訟當事人不為一定的行為或為一定行為的命令。前者稱之為消極性的禁止令，阻止違法行為的發生或繼續存在；后者為積極性的禁止令，阻止消極違法的繼續存在。禁止令最初確立于衡平法院，其目的在于直接阻止未來的損害而不是矯正正在發生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各樣的禁止令已普遍在英美國家法律體系中發展起來。一般而言，禁止令可以分為下列四種形式：（1）臨時性的禁止令。它常常適用于維持現狀直到當事人的訴求在法院予以解決為止。（2）持久性的禁止令。它是一種長效期的禁止令，并且包括一種命令性的行為，這種命令已經通過訴訟而確立起來。（3）強制性的禁止令。它直接要求當事人必須作出某種行為或做某事。（4）臨時限制令和保護令。它是單方面的附加性令狀類型；即它們被授予而沒有預先對其他當事人經過聽審或最小的注意。一般而言，原告必須出示授予這兩種禁令的證據。

4．宣告判決。宣告判決，亦稱布告式判決，是一種確認法律關系的判決。它是指法院只宣告確認當事人某項權利或對有關的一個法律問題表明法院的意見，并不做出其他任何裁決性的一種判決。宣告判決是已經確立的衡平法上的救濟類型的例外。它的本質在于法院宣告兩造當事人所引起爭議的法律權利的判決形式。法官簡單地宣告結果，而并非要求各方當事人做什么。因此，它只是宣告已存在的法律關系而已。

5．刑事救濟。針對刑事違法的救濟與民事救濟相較有更多的類似性。刑事救濟包括監禁、緩刑考驗、罰金、服勞役以及依據法官裁決和傷害情節給予處罰的各種新型的懲罰手段。例如，認罪求情協議的判決就與刑事救濟密切相關。

四、法律作為社會變革之方式：推動與限制

社會變革是指社會和文化制度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轉型。社會變革是由許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且有四個關鍵性的性質：〔10〕（1）它發生于所有社會和文化之中，盡管變革的頻率是不確定的。（2）它可能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3）它通常會引起社會較大的爭論和風潮。（4）有些社會變革比其他社會變革更具有現實和歷史的意義。

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法律產生于社會變革中既具有獨立性的可變因素，又具有依賴性的非可變因素的一種因果關系。例如，在美國，已實施的法律，賦予或剝奪了婦女的權利和有色人種的權利，強制土著美洲人離開部落領地，并且授予經過選擇群體的民事權利和財產從而犧牲了其他人的利益。種族隔離法最終被解除種族隔離法所取代，既有正在變革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原因，也是正在變革的社會意識形態的結果。家庭關系的變革模式所引起的變化是有關離婚法的產生，它進一步變革了婚姻的社會觀念。這些事例表明法律總是與社會環境相適應的，但是必須予以注意的是，法律與社會變革的關系并非總是直接的或積極的。

1．法律對社會變革的抵制

正如胡果所提出的，社會變革如果沒有抵制的話幾乎是鮮有成就，且變革越激烈，抵制越大。在維持現狀中，既得利益團體和個人可能擔心一旦發生社會變革，他們將會喪失其權力和威望。〔11〕而社會中的某些團體和個人可能因為階級、意識形態或制度上的緣由反對變革。此外，還有一種抵制社會變革的社會因素是心理因素。習慣、動機、無知和對變革可能影響其利益的有選擇的洞察力也可能引起抵制社會變革，正如文化因素中所存在的宿命論、種族中心主義和迷信觀念等對社會的抵制。最后，經濟因素也可能阻礙變革。威廉•埃文認為，法律如果滿足下列七個條件，仍然可能對社會變革產生一種有效的推動力：〔12〕（1）法律應該具有正當性，或源于權威，或源于聲望；（2）法律從術語上而言應該具有合理性，且這些術語應當具有可理解性和與當下所存在的價值體系相一致；（3）任何變革的倡議者應當表明法律已經在其他國家得以良好地運行，并有效地維持著社會秩序；（4）新法律的實施應當具有迫切性和直接性；（5）這些新法律的執行必須維護和推動社會變革；（6）法律的施行應當包括積極和/或消極的制裁因素；（7）法律的施行應當平等地對待這些人，即使這些人不能由于法律的實施而處于不利狀態。

只要法律滿足了上述條件，它就會獲得人民的認同，因為它從表面而言仍然不失為公平地起作用或盡可能地實現平等對待。如果法律旨在社會變革而沒有任何正當性和合法性基礎，那么人民就不會認同和承認它。

2.運用法律推進社會變革之利弊

從總體而言，法律在社會變革過程中的作用是一把雙刃劍，正如胡果所認為的，運用法律推進社會變革有其利弊。〔13〕他認為，法律推進社會變革有三種主要優點：（1）法律確認一種合法權威。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變革的工具，其主要優點是社會認同感，即認同法律的控制和法律所禁止的應當被遵守。韋伯分析法律時已經集中地討論了三種類型的權威，即傳統型權威、個人魅力（克里斯瑪）型權威和法律—理性型權威。〔14〕研究表明，合法性權威極大地影響著社會行為和態度。（2）法律的約束力。法律的約束力主要表現為：有些個體把法律看成自然和/或神的命令（自然法學派的觀點）。而許多人相信，他們有義務服從法律，甚至有時在犧牲道德的情形下。法律所呈現的命令和可預見性，助推著社會化進程并獲得社會的認同。（3）法律制裁的運用。法律有權力施加消極的制裁，從而消減阻礙社會變革的結果。這種結果可能被認為是法律肯定的行為和平等受雇傭的機會。消極的制裁是抵制合法命令行為的結果。

第2篇

關鍵詞：云南；旅游產業；政府職能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2—0054—04

多年來，云南依托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積極推行“政府主導型”發展戰略，探索和走出了一條符合云南實際的特色旅游發展道路。旅游產業的快速發展在拉動全省經濟增長，帶動群眾脫貧致富，增加就業渠道，擴大對內對外開放，促進云南經濟社會發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數據顯示，2005年到2010年，云南省接待海外旅游者從150萬人次增加到329萬人次，旅游外匯收入從5.3億美元增加到13.2億美元，接待國內游客從6860萬人次增加到1.38億人次，旅游總收入由430億元增加到1006億元，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成為國內旅游界“千億元俱樂部”中為數不多的成員之一。這與政府的政策保障和大力扶持是密不可分的，充分說明了實行政府主導型旅游業發展戰略的功效。

一、政府職能在云南旅游業發展中的積極效應

回顧云南旅游業的發展歷程，在政府的扶持下，旅游業由小到大，從弱到強，獲得了高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云南旅游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政府主導型模式的實施，在旅游發展前期對旅游資源開發、旅游景區建設和旅游行業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制定和完善旅游政策法規

政府通過制訂財政、金融、稅收、價格、工商管理、招商引資、交通運輸、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產業政策…，扶持和鼓勵旅游業優先、快速、可持續地發展。云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出臺了《關于大力發展旅游業的意見》、《關于建設“云南特色旅游產業綜合發展試驗區”框架方案》、《云南省旅游產業發展和改革綱要》、《關于推進云南旅游產業改革發展試點省建設合作協議》、《云南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全省旅游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意見》、《進一步推進全省旅游重大（重點）項目建設的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多年來，云南省委、省政府每年都召開旅游發展大會，分析國內外和云南的旅游產業發展形勢，提出旅游發展的總體思路和基本目標，部署具體工作，幫助協調解決旅游業發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

同時，政府在依法治旅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效，制定旅游法令法規，建立行業管理體系，設置必要的執法機構（云南省旅游執法總隊），規范了旅游市場交易行為。目前云南省已經制定的旅游行業法規主要有《云南省旅游條例》、《云南省導游人員管理規定》、《云南省導游服務規則》、《云南省旅行社門市部管理暫行辦法》、《云南省重（特）大旅游安全事故應急反應預案》等。政府通過制定政策法規，對旅游業實行監督管理，為促進旅游產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保障。

（二）編制和執行旅游發展規劃

旅游資源開發、旅游項目建設以及旅游業可持續發展必須有賴于政府對其進行科學的規劃、規范、指導和調控。2001年云南省人民政府聘請世界旅游組織專家并與云南省旅游專家編制了《云南省旅游發展總體規劃》。在此基礎上，各地州市先后編制了地方旅游發展規劃和重點縣市區及重點旅游景區發展規劃，在全省范圍內形成了國家、省級、地州、縣市四個層次的旅游規劃體系。在具有宏觀意識、科學精神與發展步驟的旅游規劃指引下，明確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提出旅游業發展目標，擬定旅游業發展規模、要素結構與空間布局，塑造旅游形象，突出各地特色，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形成總體優勢，使云南旅游業有計劃、有步驟地穩步發展。

（三）支持和加強旅游基本建設

多年來，云南省把加快旅游基本設施建設作為促進旅游產業發展的重要舉措。旅游景區景點的開發、旅游交通及通訊條件的改善、旅游接待設施和安全保障設施的興建，都是依靠地方政府強大的行政職能來完成的。對于一個山區省份來說，交通是制約云南旅游業發展的主要瓶頸。在政府的資金扶持下，云南省建成并投入使用機場12個，基本形成連接省際、省內區域出入通道的高速公路網，加快了國省干線的二級公路改造和鄉村硬化路的建設，加大瀾滄江等內河水運建設力度，初步建成公路、水路、航空立體旅游交通網絡。從1994年起，省市政府每年安排1億元的專項資金用于旅游線路的建設，這在當時是全國力度最大的，極大地改善了旅游景區的可進入性和各重點景區間的通達性。此外，通信、水電、城市建設等基礎設施也得到根本改善，從而全面推動了旅游業的發展。

（四）保障和增加財政投入資金

云南省各級政府有效發揮了在旅游投資中的主導作用，不斷加大對旅游業的投入力度。一方面，提高財政性建設資金用于旅游開發建設的比例，在政府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計劃中增加旅游基礎設施項目的比重。“十一五”期間，云南省完成旅游投資近620億元，共建成60個旅游重大項目。同時，加大對旅游開發建設的金融信貸支持，對投資大、建設期長的旅游項目適當延長貸款期限和予以貼息補助等。云南最大的旅游購物中心“七彩云南”就是由政府貼息貸款1.3億元建成的。另一方面，政府正確引導投資方向，優化投資結構，吸引了更多社會資本特別是外部資本投入，促進旅游產業與資本市場有機結合，成立了云南省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基金。全省每年有1.5億元旅游產業發展基金，用于旅游重點項目建設，如在迪慶香格里拉地區的旅游開發建設中，政府就投入了大量的旅游發展基金。

（五）積極拓展區域旅游合作

云南省政府為了充分發揮資源優勢與區位優勢，致力于通過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的旅游合作，強強聯合、優勢互補，不斷完善云南旅游市場的多樣性。隨著“橋頭堡”戰略的實施，云南省加深了與東亞、東南亞、南亞等國家的合作，瀾滄江一湄公河次區域、金四角旅游區、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等旅游合作已經初見成效。在國內，云南先后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西部旅游合作框架協議書》等合作協議，在打造旅游品牌、宣傳促銷、資源共享、客源互送、旅游線路、保障機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重點加深與四川、貴州、重慶等周邊省市的旅游合作，共同開發旅游線路，達到互補、互利、互動、共贏的效果。由于政府的大力推進，旅游資源豐富、市場相對成熟的云南，已經成為很多地區首選的旅游合作伙伴。

（六）策劃和宣傳旅游形象

21世紀是形象時代，“形象力”的競爭將成為市場競爭的主導形式之一。因此，在旅游資源的開發規劃過程中，旅游形象的塑造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云南省在旅游形象策劃、塑造與宣傳推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充分發揮“云南旅游媒體聯盟”的牽頭和帶動作用，集中策劃一系列宣傳營銷活動，全面提升“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的旅游整體形象。通過實施旅游精品名牌建設工程，目前已培育了石林、世博園、民族村、大理三塔、麗江古城、香格里拉、版納原始森林公園、騰沖地熱火山、羅平九龍瀑群、陸良彩色沙林、撫仙湖水都、元陽哈尼梯田等一批精品旅游景區景點。通過舉辦中國國際旅游交易會、中國昆明國際文化旅游節、中國（云南）國際花卉展和云南民族服裝服飾文化節等節慶活動展示云南旅游形象，增加旅游業的文化內涵，進一步增強云南旅游在國內外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此外，云南各級政府在爭取相關部門對旅游產業的支持與配合，協調和加強旅游與公安、計劃、交通、工商、物價、園林等眾多部門之間的聯系，培育一種和諧、健康、舒適的旅游發展環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發揮了重要的管理職能。

二、云南旅游產業發展中政府職能存在的問題

政府憑藉其崇高的社會威望、強大的管轄能力與雄厚的財政實力，在云南旅游業的發展初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主導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在云南旅游產業發展中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一）角色錯位

政府以“全能者”的身份出現在旅游業發展中，用傾斜性政策扶植相關大型旅游集團，甚至投資興辦骨干旅游企業并直接管理，政府、企業和市場在分工上不清，把“政府”的意志強加于企業和市場，嚴重影響市場主體的培育，破壞了市場競爭機制，阻礙旅游市場的正常、有序和健康發展。同時，政府既經營又管理，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雙重身份弱化了監督、保護資源的職能，反而導致政府微觀運作的低效率。

（二）管理缺位

由于行政壁壘的存在，使旅游資源開發存在盲目性和封閉性，導致省級層面的旅游戰略難以實施，宏觀調控失效。有些地方政府對旅游業發展的規劃缺乏科學的指導，對破壞性開發、資源浪費、企業負盈不負虧等現象缺乏有力的監督制約；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和眼前利益，固守門戶之見，各自為政，實行地方保護，寧肯搞低水平的重復建設，也不愿進行區域聯合經營，惡性競爭、資源浪費現象嚴重，對生態環境也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在云南，很多旅游景區景點都可以看到相近似的民族歌舞表演，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建筑遍地開花，一些著名景區可以買到的旅游商品也隨處可見。

（三）職能越位

政府在旅游資源開發、旅游企業經營、旅游投資決策等方面統包統攬，充當一切具體業務的決策者。從目標確定、人員配置、使用經費到開發及計劃供給的數量和類型等方面，政府全權負責，熱衷于直接管錢、管物、管項目，出現了職能越位的現象，致使旅游企業喪失了發展旅游經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政府的干預，遍及旅游產業領域的每一個角落。政府并不是天生的旅游專家。在實際的工作中，政府直接干涉具體產業活動，即使是好的動機也多是越俎代庖、事倍功半。不僅沒有體現出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反而阻礙了旅游業的發展。政府并不是萬能的，那種什么事情都靠政府解決的觀念已經是旅游業發展的誤導，應從這種錯誤觀念中擺脫出來。

（四）協調不暢

云南省的旅游資源或旅游景區，根據其性質不同而分屬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如“風景名勝區”由建設部門管轄，“森林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屬于林業廳管，“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隸屬文物局，“江河湖泊”和“水利交通”歸口于交通、水利部門等。往往一個旅游景區的開發建設，涉及旅游、林業、建設、文物、水利、環保等多個部門，由于條塊分割、分頭多管等出現各種矛盾沖突，難以協調，影響旅游資源的開發建設和旅游業的經營管理。由于管理關系復雜，各部門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爭功諉過，相互扯皮，權利分配不均，責任主體不明，而與其平級的旅游主管部門難以有效監督，形成管理空白，嚴重制約旅游產業和地方經濟健康發展。

三、旅游產業轉型升級下政府職能的轉變

目前，云南省旅游產業體系已基本形成，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旅游發展方式得到顯著轉變。伴隨云南旅游發展環境的改變，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各級政府在旅游產業發展中的職能和作用也應發生相應的轉變。與云南省全面推進旅游“二次創業”，培育旅游業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的目標相適應，建立符合旅游經濟規律的政府管理引導、行業協調自律、企業自主經營的新型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

（一）在行使職能的范圍上，轉向以宏觀調控為主

科學發展觀要求政府對其自身在旅游產業中的位置作出重新定位，從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抓大放小，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宏觀調控，作好引導工作，放權于市場，使政府成為保護良性市場環境的燈塔，構建“小政府、大市場”的旅游業生態系統。政府應把企業的生產經營權和投資決策權交還企業，不再直接參與旅游企業的具體生產經營活動，減少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將職能主要集中在制定政策、完善旅游法規、協調關系、引導投資方向、為旅游發展營造良好環境等宏觀方面。政府要從長遠、戰略的高度，以制定政策、編制規劃等手段，有效地引導云南旅游產業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二）在行使職能的屬性上，轉向以公共服務為主

政府必須適應旅游發展過程中的新形勢，轉變職能，切實把政府的主要職能由行政審批型轉向公共服務型，為旅游市場主體服務，營造良好的旅游發展環境。政府要強化服務意識，改善服務質量，創新服務手段，努力擴大公共服務的范圍，全面提升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政府應通過政策引導，注重激發社會活力，帶動社會資源共同參與，大力培育和規范各類社會中介組織和專業服務組織，發揮旅游社會組織在提供社會服務、旅游資源開發資格審定、加強行業自律、制定行業標準、調節經營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同時，政府要強化完善旅游公共服務體系的職能，滿足旅游者日益多樣化的旅游需求，構建集旅游咨詢、旅游預訂、旅游集散、旅游醫療、旅游公共信息、旅游投訴等功能于一體的公共旅游服務平臺，實現公共服務資源優化配置，切實提高公共服務的有效性，保證良好的社會秩序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在行使職能的方式上，轉向以監督管理為主

政府應從直接“辦旅游”的角色中退出來，運用行政直接手段、法律強制手段以及經濟問接手段，對旅游行業和旅游市場實行動態監督和管理。構建旅游監督與預警系統，完善旅游法律法規，規范旅游經營者的經濟行為，監督旅游行政部門的工作職責，切實維護好旅游市場秩序。建立旅游審計與會計制度，科學監督旅游經濟運行質量和國有資產的經營狀況，確保其保值增值。制定行業標準和服務規范等，對旅游企業和旅游從業人員進行定期考核與檢查，實現旅游市場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打擊力度，營造開放有序、公平競爭的旅游市場環境。

（四）在行使職能的角色定位上，轉向以協調者為主

旅游業聯動性強、涉及的產業和部門多的特性決定了旅游管理也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政府應從“大旅游”的角度，正確處理旅游部門管理與農業、林業、城建、財政、交通、文物、國土、工商、稅收、環衛等相關部門管理的關系，共同參與和協調配合，打破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建立“大管理”的機制。政府部門的角色定位逐步由規制者轉向協調者。各部門要在立足自身職能的基礎上，整合資源，形成合力，構建政出一門，行業協作，產業聯動的施政格局。旅游資源開發需要政府在更廣泛的地區間、部門間以及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間組織協調，理順管理關系，使旅游業發展從無序開發、規模分散、粗放經營向規模效益型的有序良性循環方向發展。此外，應充分認識到，旅游發展的利益協調絕不只是協調當代人的利益，它還包含對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的利益協調。因此，政府在制定旅游發展政策和相應制度時，要注意協調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

四、云南旅游產業發展中政府職能轉變的實現途徑

（一）進一步優化旅游環境

旅游環境是實現旅游活動的客觀條件，決定旅游者體驗的滿意程度。良好的旅游環境能夠提升區域旅游產業的競爭能力，吸引投資，促進旅游業的發展。

優化云南省的旅游環境，首先要樹立和推廣良好的政府形象，相關行政職能部門要具備良好的行政作風和行政執行效率，加強旅游調研和評估工作，探討制定具有前瞻性和戰略性的旅游扶持政策意見；其次，解決和改善云南旅游在基礎設施、旅游交通、旅行社、餐飲業、飯店業和服務要素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全力推行旅游標準化管理和建設，完善旅游投訴、公共信息、咨詢服務、緊急救援、旅游保險等公共服務體系，加強對旅游從業人員的教育和培訓，對旅游行業進行規范管理，形成良好的旅游市場秩序；第三，擴大對外開放程度，保持云南原有廣泛接納各民族文化的包容態度，傳承淳樸、和諧的人文文化精髓，提升整個云南的人文素質。把優化旅游環境作為一個著力點，“軟硬”兼施，為云南旅游產業發展全力營造一個安全便捷、文明舒適、寬松和諧的旅游環境。

（二）創新旅游產品，重視發展休閑度假旅游

目前，云南省旅游產品以傳統的觀光型旅游產品為主，資源類型的多，高層次的、文化提升型的相對較少。產品供給只能滿足初級化、大眾化市場，個性化、舒適性明顯不足，成為影響云南旅游產業提升的重要制約因素。而高層次的獨具特色的旅游產品是未來旅游產業的發展趨勢。因此，加快旅游資源的整合和創新勢在必行。

要創新旅游產品，首先，政府與旅游企業要共同努力，進行市場分析，根據旅游市場新的發展動向來培育新的旅游產品，注重對潛在旅游需求的激發和對市場消費潮流的引領，打造新的旅游業態，如溫泉旅游、商務會展旅游、探險旅游、高爾夫球旅游等，推進云南旅游產業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推進旅游產品由觀光旅游型轉向休閑度假型；其次，整合傳統觀光型旅游資源，深度挖掘資源文化內涵，打造精品旅游區，鼓勵社會資金以合資、合作、參股等方式參與旅游項目的經營及旅游基礎設施的建設，全面推進云南旅游“二次創業”。

（三）促進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聯動發展

旅游業是一個綜合性強、關聯度高的產業，它的發展要與許多產業相互融合，這就決定了旅游業不可能脫離或獨立于其他產業自行發展。加快促進旅游業與其他產業聯動發展，可以為旅游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創造條件，延伸產業鏈，形成新型產業集群。

政府部門應充分發揮其在旅游產業發展中的引導作用，加強旅游與農業、文化、商務、信息、交通、金融、環保、體育、醫療衛生等部門的合作，加快發展旅游農業、旅游文化、旅游會展、旅游信息服務、旅游航運、旅游金融、旅游健身、旅游專業服務等產業融合的重點領域，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增強旅游產業的吸引力，形成新興的交叉優勢產業。

（四）推進科技興旅戰略

科學技術的進步加速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為促進旅游業轉型升級，優化產業結構及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

尋求科技創新與旅游產業的結合，探討以科技創新推動旅游產業發展的新路子，首先，建立和完善旅游科技創新體系，加強科技興旅的組織和指導，培養高科技人才，引導鼓勵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科研基地從事旅游科技創新的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和新設備的研發工作；其次，利用對外開放的有利條件，強化技術引進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推動云南旅游技術化、數字化、網絡化，用現代科技提升旅游服務水平；第三，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工作，重視在旅游科技創新研究開發活動過程中及時申報取得專利等知識產權；第四，創辦科技興旅示范區，與高科技企業、高科技基地溝通協調，使更多的企業走向與旅游協同發展的道路。

（五）完善云南旅游產業安全保障體系

隨著近年來自然災害、疾病傳播、金融危機等事件的爆發，對旅游業的發展產生極大的沖擊，破壞旅游業的正常有序發展，并嚴重影響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使人們認識到預防和處理危機事件的重要性。

要以政府為主體，建立安全保障體系，避免和減輕危機事件給旅游業所帶來的嚴重威脅。首先，要做好危機的預防工作，提高安全防患意識，把開展安全生產事故隱患排查、火災防控、消防安全檢查和交通工具安全檢查等多個專項工作常規化，構建旅游安全預警系統，設立專門的危機風險儲備金，確保在危機發生時能作出迅速的反應；其次，建立機動靈活的救援系統，政府要及時快速應對危機事件，控制危機影響的范圍，合理配置應對危機所需資源，力爭將危機帶來的危害降至最小；第三，重視危機過后的心理干預、形象宣傳和設施修復工作，對危機帶來的損失進行全面系統的評估，為應對以后類似的危機做好準備，力爭為旅游者提供一個安全的旅游環境。

第3篇

[關鍵詞]“基礎”課；高校職能；實現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918（2015）21-0007-02

2011年，總書記曾在慶祝清華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中發表講話，明確地提出了，當代高校的四大職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文化傳承。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實現高校的職能，是高校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而“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以下簡稱“基礎”）課是當代高校思想理論課程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基礎”課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它通過科學的方法將“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兩者高度地、有機地串聯結合起來，進而綜合地運用多學科相關理論知識與實踐成果，遵循當代大學生成長成才的基本定律，從而達到教育、指引當代大學生不斷增強思想道德修養與提高法律素養的目的。因而，充分挖掘與發揮“基礎”課的優勢，增強“基礎”課的實效性，對實現高校職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基礎”課與實現高校職能的關系

“基礎”課與高校職能的實現之間，有著必然的邏輯聯系。“基礎”課是當代高校人才培養的方向選擇、是科學研究的前提條件、也是社會服務的途徑選擇、更是文化傳承的渠道構建。“基礎”課則以思想方面、道德方面、法治方面等多方面的教育內容為高校職能的實現提供重要理論支撐。同時，高校職能的實現，也將有助于增強“基礎”課的實效性。

（一）人才培養的方向選擇

高校的首要重任就是人才培養，怎樣提高人才培養水準，怎樣促使學生健康成長、茁壯成才是高校所以工作的著眼點和人手點。有效地開展“基礎”課，是當代高校人才培養的方向選擇。“基礎”課的設置，顯現出黨和國家對培養人才的政治需求，顯現出社會主義大學的基本特征，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性。“基礎”課對大學生們從思想方面、道德方面及法制方面所實行的教導顯示了國家培養人才的要求。在新的歷史時期里，高校必須要培養出具有社會主義崇高志向和堅定信念的人才。“基礎”課通過分析志向、信念與大學生健康成長、茁壯成才的關系，昭顯了志向、信念對大學生健康成長、茁壯成才的重要意義，由此引導大學生認清歷史使命，擁有積極健康的志向和信念。應該說，“基礎”課替高校在人才培養的目標方面指引了前行的方向，是高校進行人才培養的重要方向選擇。

（二）科學研究的前提條件

高校要生存發展必須要大力增強科學研究的能力，才能適應當前社會不斷前進和發展的需求。科學研究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社會價值取向為基礎。任何一項偉大的科學研究都是由人來實現的。所以，科學研究的前提要素是要培育多方面發展的人才。我們常說，人才必須要有德、識、才、學、體。其中，首先必須具備的就是“德”。這里的“德”可以理解為政治素養、道德修養、個性心理品質等。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才，必須擁有優良的政治素養、高尚的道德修養和積極健康的心理品質。同時，“基礎”課也通過剖析與解決大學生在日常生活和學習生活中存在的困惑與苦惱，教會他們如何運用的視線、觀念及方式剖析和處理實際問題，這對于大學生從事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三）服務社會的途徑選擇

當代高校進行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更好地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等諸多方面服務于社會。當代高校要為社會建設服務，最為主要的措施和手段就是培育符合社會和國家發展要求的人才。思想政治理論課是當代大學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徑，“基礎”課則是大學生接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擔負著當代大學生接受理想信念教育、道德教育、法治觀教育等重要任務。當代大學生通過“基礎”課的學習來理解、認可和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從國家、社會及個人的層面正確認識“三個倡導”，即“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四）文化傳承的渠道構建

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競爭主要陣地在文化領域。文化的傳承和創新是當代高校必須承擔的核心任務與歷史使命。只有掌握了話語權，才能使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有序進行。我們處在一個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和文化意識相互交流、彼此交鋒、交相融合使得整個社會的文化環境復雜且多變，同時經濟全球化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價值觀念所帶來的強烈沖擊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當代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基礎”課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當代大學生的愛國主義思想，更通過對愛國主義的科學闡述，傳遞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從而培養處于新時期的當代大學生的愛國情感，提高愛國意識，鼓勵大學生弘揚正確的愛國主義精神，引導大學生積極踐行愛國精神。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教育中，提出要重視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使當代大學生肩負起文化傳承和改革創新的歷史使命。在進行文化交流的歷程中，汲取國外優秀的思想與文化，發揚中華文明的精髓。同時，對于中華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高校只有通過文化傳承和創新，以德育人，以文化人，通過“基礎”課，構建起文化傳承的渠道，才能真正實現高校文化傳承的重要歷史使命。

二、高校職能實現的途徑

“基礎”課的順利開展，對于實現當代高校職能有著十分關鍵的作用。提高“基礎”課的實效性與高校職能的實現，這二者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系。提升“基礎”課的實效性，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實現高校的職能。

（一）重視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對于人才的培養有著重要的意義，科學的理想信念有助于高校人才的健康成長。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關鍵渠道，“基礎”課應更加注重對當代大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當前，“基礎”課應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中國夢的教育來指引和幫助當代大學生擁有高尚的志向信念。一方面，引導當代大學生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不同的層面來充分理解和把握其重要內涵和精髓；另一方面，引導當代大學生認同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中國夢，樹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將個人的夢想與國家夢想、民族夢想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二）塑造高尚人格。“德才兼備”是成為現代社會中所謂人才的首要條件，對于當代大學生來說，德才兼備則是作為檢驗你是否全面發展的主要標準。大學生除了掌握了扎實的專業知識和科學文化知識，還需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質，才能造福國家、社會和人民。具有高尚的人格品質，對個人的成長和發展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發展，需要一批批具有高尚人格品質的人。高校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要注重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意識轉變為其內在的意念和自覺的行動，培養具有為人民服務意識的建設者和接棒人，真正使得大學生將個人命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地相結合，在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過程中完成自身人生價值的實現。“基礎”課的開設，注重的不是對大學生進行知識的傳授和理論的灌輸，而是重在對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的培養和人格的塑造。通過知識的傳授和情感的傳遞，來達到對大學生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培養，最終塑造高尚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