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的生命力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文化自身塑造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傳統文化植根于中國大地，，與西方被摧毀和沉睡的文化相比，五千多年的歷史顯示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強大的生命力，這種強大的生命力與傳統文化自身的特點密切相關。中國傳統文化貫穿整個中國歷史，從歷史中走來，歷經坎坷，走向未來，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是離不開的，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綿延至今的奧秘所在。
統一性和多樣性同時存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多樣性就能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統一性則是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國文化得以延續的根本內核因素；延續性和變革性的統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生存之道，能做到堅持和創新是一種智慧，這種文化的延續性和變革性并不沖突，文化的延續性就是保留自己的精神內核并適應時代變化不斷創新以適應時代的需求的延續性，變革是不中斷的變革；獨立性和包容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獨一無二的特性，獨立性表現在中國傳統文化是自己獨立創造的，是對長期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對自然人文的思考中形成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心理特征、風俗習慣和民族心理。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些特性既是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們為什么需要實現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根據。
二、保留傳統文化彰顯民族精神，推動現代化弘揚時代價值
發展和現代化的實現是21世紀的時代主題，經歷了種種挫折和磨難，理性的亮光總能帶我們沖出迷霧，現代化的進程不僅僅只是物質層面的高度發達，它還需要有精神文化方面與之相對應的構建。中國要實現的現代化是全方位的現代化，不僅包括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同時也要實現文化的現代化，實現文化現代化與傳統文化有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系。經濟的片面發展不是社會主義，與之相對應的文化的協同并進才是經濟發展時代自身對文化內涵的需求。
現代社會正在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人們在道德失落感和價值選擇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尤其是在開放的國際背景下，我們受西方文化消極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像一樣在蔓延，這需要中國傳統文化來拯救。對于“義”“利”的選擇，對于付出并得到相應的報酬，古人早就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和為人處世的原則。中國的傳統文化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一部部經典，更多的是關于倫理道德方面的正確選擇和判斷，讓我們不要在紛繁復雜的環境下丟掉自己最原始的純真。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世界上其他文化無可取代的重要意義，文化的與時俱進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曾不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有比德國的倫理更加完善和立身處世之道更先進的民族存在，因為中國的發現，他們覺醒了。社會實踐的不斷向前發展，全球也在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這對文化的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把中國特色的文化打造成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文化，這就是時代給傳統文化的客觀現實課題。
三、推動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無與倫比的偉大力量，推動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現代化既是現代化建設的呼喚也是世界文明進步的需要，更是傳統文化發展的內在要求。要為中國傳統文化實現現代化鋪好路，我認為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經濟的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前提條件，結合現階段的國情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實現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發展狀況決定著上層建筑的發展狀況，文化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經濟的發展要求不斷賦予文化發展新的內涵，用文化來深刻撰寫著經濟基礎現狀，使文化的發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
第二，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要從傳統出發，注重實踐，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傳統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沉淀，已經內化成為中華兒女的特有的思維方式，中國傳統文化深藏在每一代人的深層次意識中，不是說消失就能消失的東西，相對于西方外來文化而言，還是具有鮮活的生命力和民族認同價值，傳統文化只有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起來，才能使傳統文化更加接地氣，才會被人們普遍接受和主動這傳承，也是實現傳統文化現代化再造的一個有效途徑。
第三，在繼承傳統文化原創性的基礎上，用批判的眼光看問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提到“剔除糟粕”“吸收精華”，“提高民族自信心”，用批判的眼光“兼收并蓄”。這種批判式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既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要求，也是我們現代化文化建設可以借鑒和引用的經驗。
第四，在開放的國際背景下，學會辨識外來文化，吸收國外先進的文化成果和成功的管理經驗，重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家羅素在《中西文化比較》一文中曾經說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我們要在弘揚傳統文化合理因素的基礎上，不斷吸收世界先進的文化成果，不僅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強大包容性，也會豐富文化以時代性內涵，為世界文化貢獻自己的精神內涵，同時用理性的眼光加強同世界文化的交流，并在學習的過程中保持中國特色。
第2篇
一、傳統音樂研究專家主旨發言
趙宋光的《有關嶺南文化的若干思考》從嶺南音樂文化研究現象出發，觀照嶺南自然地理、文化地理，清晰地勾勒出嶺南音樂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田青的《民歌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以當下民歌挖掘、傳承、保護中的種種現象為切入點，闡述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創新的辯證關系。馮明洋的《流行文化風潮中的嶺南音樂》回顧了多元一體的嶺南音樂文化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提出在現階段全球性流行文化風潮中的嶺南音樂文化建設，需要大音樂觀、大文化觀、大嶺南觀等理念引領。周凱模的《嶺南音樂研究的方法學探索與實踐》提出了音樂人類學視角的嶺南音樂研究方法學理論。藍雪霏的《地緣親緣剪不斷，閩粵音樂理還亂》從閩粵地理關系到閩粵歷史民俗關系，以豐富詳實的田野工作資料，分析論證了閩粵傳統民歌的內在關系。李幼平的《廣州南越王墓的音樂考古學觀察》提出了“將音樂文化遺物歸置于相關遺跡中進行綜合考證研究”的音樂考古學研究基本原則。羅藝峰的《“漢藏——南島文化叢”與華南玎族樂器起源的擬測》以人類學對“漢藏——南島文化叢”的研究成果為理論認識基點，考證了由這種樂器演奏的薩佩音樂與中國疍民疍歌的內在關系。陳雅先的《探索中前行——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的嶺南傳統音樂舞蹈研究》闡述了以地域傳統音樂舞蹈研究為切入點，樹立高校服務地方文化引領學科發展理念，并形成了學科研究特色及教育特色。
二、嶺南傳統音樂研究主題交流
（一）嶺南傳統音樂文化的保護與傳承研究
陳天國、蘇妙箏的《潮州音樂是中國傳統音樂的寶庫》介紹了多年潛心研究“潮州音樂”的成果，認為潮州音樂不只是地方性樂種，也是中國傳統音樂的寶庫。仲立斌的《“延續傳統”還是“開拓創新”——粵劇“申遺”后的思考》，劉澤梅的《客家傳統音樂保護與傳承之策略研究》等，均對嶺南傳統音樂非物質遺產傳承中關于“延續傳統”或“開拓創新”的問題進行反思。
（二）嶺南傳統民間音樂田野工作的理論與實踐
在探索嶺南音樂田野工作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中，顯示出近年來嶺南傳統民間音樂研究者扎實有效的田野工作方法，陳雅先的《潮州大鑼鼓民間音樂活動聲音景觀探究——基于景觀生態學視野的田野與案頭》在田野工作的基礎上以學科交叉的思維方式，解讀潮州大鑼鼓民間音樂活動，提出建立于潮汕民間民俗活動所形成的音樂聲音景觀是具有核心價值意義的珍貴聲音景觀。潘妍娜的《民俗空間中的當代潮州大鑼鼓——對于潮州市意溪鎮下地段和磷溪鎮埔涵村“營老爺”活動的比較性考察》，李萍的《潮州民間音樂“傳統”與“傳承”一瞥——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2012潮州民間音樂考察紀行》，黃燕的《民間客家山歌主體音樂行為的考察與分析》等田野調研報告，蘊藏了豐富的嶺南民間音樂活態存在信息，不僅可作為進一步研究的資料，還提出了嶺南傳統音樂傳承與保護的有益見解。
（三）嶺南傳統音樂美學研究
劉瑾的《世俗與超越——論廣東音樂的休閑文化特征與價值》從休閑文化理論的視角，提出廣東音樂所具有的詩性文化特質。萬鐘如的《論廣東音樂的非民間音樂屬性》研究表明，成熟期的廣東音樂具有與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大眾流行文化的所有特征，即它的商品性、大眾傳媒的依賴性、通俗性和娛樂性。巫宇軍的《“客家箏”美學思想探微》通過對羅九香等老一輩“客家箏”演奏家的演奏意識分析中，得出了“客家箏”由演奏向審美意境進行理論歸納和提升，并反過來用以指導實踐的客家箏派風格。郭永青的《瀧州歌藝術特征略論》解析了瀧州歌的文學價值、藝術價值以及社會價值、文化價值。
（四）嶺南傳統音樂歷史及其流變研究
孔義龍、曾美英的《從單件青銅樂器看嶺南早期文化傳播》從嶺南青銅樂鐘的編制和性能上對嶺南地區早期樂鐘展開研究，認為先秦時期嶺南地區的禮樂文化至少經歷了嶺外傳入、吸收融合與獨立發展三個階段，并初步探索了先秦時期嶺南、嶺北的文化異步的發展態勢。李英的《外江戲在粵東的生發與演進》，劉德波的《廣東傳統樂舞文化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范曉君、李琳的《贛南傳統采茶戲音樂對現代粵東采茶戲的影響——以〈烏云下的歌聲〉為例》，董學民的《潮劇音樂的融合及變異——以對高腔的吸收為例》，楊艷的《東莞沙田疍民與咸水歌探究》，李維路的《沙灣廣東音樂發源地的歷史淵源及保護措施》，均通過對嶺南傳統音樂不同樂種發源的歷史淵源考證、音樂特點分析，解析嶺南傳統音樂結構的發生變化，由此引申出嶺南傳統音樂融合、變異的特點。
（五）嶺南傳統音樂資源的課程轉換研究
居文郁的《傳承優秀文化遺產，開拓粵樂文化空間——回顧開設〈廣東音樂〉選修課25周年》提出“傳承”的核心和關鍵在于選擇有代表性的樂種傳承人，并根據傳承人的演奏，整理出科學、準確、簡便、實用的專業演奏譜。同時，將“無形化”的活態遺產通過“有形化”的方式記錄保存下來，使之成為不斷傳承和發展的重要依據。鄧蘭的《職業院校與原生態民歌的保護與傳承》，劉宏偉、陳秀清的《中小學民族民間音樂教學實踐研究報告》，施紹春的《潮州大鑼鼓鑼鼓經鼓壘教學探索》，魏石成的《廣西藝術學院本土民歌傳承人培養機制考察》均立足音樂課堂，以提高民族民間音樂課堂教學的實效為出發點，在探索課堂教學實踐如何滲透傳統音樂文化方面做出有益嘗試。
三、嶺南民間樂社工作坊
“嶺南民間樂社工作坊”是吸引與會代表眼球的一個亮點。
（一）嶺南傳統音樂三大樂種“私伙局”展示
會議邀請了嶺南傳統音樂三大樂種（漢樂、潮樂、粵樂）的三個“私伙局”（民間樂社）到研討會現場，展示“私伙局”活動。這三個樂社分別是：“羊城廣東漢樂團”、“黃埔區潮樂社”、“番禺區沙灣鎮翠園樂社”（粵樂）。這三個樂社成員的年齡在50至70歲之間，大多是退休人員，“羊城廣東漢樂團”由廣東客家人組成，演奏了《迎賓客》（中軍樂）、《懷古》（弦絲樂）等傳統漢樂；“黃埔區潮樂社”以潮籍潮樂愛好者組成，演奏了《柳青娘》、《寒鴉戲水》等傳統經典潮樂；“翠園樂社”以廣州當地人為主，演奏了《娛樂升平》、《旱天雷》、《雨打芭蕉》等經典粵樂。這些樂社每周聚會，以自娛自樂為目的演奏嶺南傳統音樂，每個樂社均掌握了大量的嶺南傳統音樂曲目。工作坊演出不僅彰顯嶺南民間音樂的藝術魅力，也創造了使與會代表近距離接觸民間樂社的機會。
（二）碩士研究生田野工作成果“潮州大鑼鼓”游行鑼鼓表演
嶺南傳統音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傳承創新。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倡導研究生的學習和研究應深入社會實踐，積極開展田野調查工作。由該院研究生袁靜靜司鼓表演了潮州大鑼鼓。研究生通過向潮州民間音樂傳承人采集、學習鑼鼓經，產生了有社會文化價值的畢業論文選題，為嶺南傳統音樂的“傳承創新”做出了貢獻。
結 語
嶺南傳統音樂研究與傳承學術研討會圍繞“傳承創新”的思想碰撞，產生了豐碩成果，體現在：
（一）重視嶺南傳統音樂文化歷史的研究
歷史是起點，其被研究和認識的意義就在于它有待于被超越和延伸，掌握和梳理前人積累下來的嶺南傳統音樂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嶺南傳統音樂文化歷史的研究，使我們在“傳承創新”時不會忘記應立足于傳統，只有在立足于傳統的同時開創新意，才能使嶺南傳統音樂得以更廣泛傳承。
（二）重視嶺南傳統音樂文化現狀的研究
作為有著悠久歷史的嶺南傳統音樂文化，也存在著對外來文化的吸納、消化和利用，對嶺南傳統音樂文化現狀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高等音樂教育應通過對嶺南傳統音樂文化現狀研究，守望民族精神，堅持自身的文化主導權，保持民族音樂文化自信。
（三）重視嶺南傳統音樂文化的高校傳承研究
通過本次研討會，建立了寬松活躍的學術氛圍，使師生及與會代表能夠通過學術研究引領嶺南傳統音樂文化創新，并且利用嶺南傳統音樂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以契合新的時代精神和學科要求。
（四）對嶺南傳統音樂文化活態存在現狀采取辨析的態度
第3篇
1.以整合與超越的方式解決環境倫理學的“身份”危機，肯定環境倫理學的意義。
環境倫理學誕生伊始，就出現了“身份”的問題，由于環境倫理學對傳統倫理學的一些假設提出激進的批評和挑戰，致使人們懷疑環境倫理學究竟是一種應用倫理學還是一種新的道德哲學？應用倫理學依據現存的或占主導地位的倫理思想資源，去關注現實社會中一些充滿爭議的具體問題，通過一個公共空間和對話平臺，最后對問題達成共識；道德哲學則就那些與人們的價值觀有關的基礎性的、宏觀的、形而上的問題給予探討，試圖重新理解人的本性，重新定位人在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重新勘定美好理想生活的具體內容。作者認為兩種模式都要重視，并在兩個模式之間保持溝通互動，通過整合與超越，建立一種全新的開放式的環境倫理學，即一種研究與環境保護有關的倫理問題的倫理學說，其目的是為環境保護提供一個恰當的道德根據。這是從“問題意識”與“實踐取向”角度給環境倫理學下的定義，環境倫理學也就兼容了“應用倫理學”和“道德哲學”的兩種身份，而這兩點又恰是環境倫理學的生命力所在。
環境倫理學并非是對傳統倫理原則的簡單應用，而是對傳統倫理的繼承與創新，具有寬廣的研究范圍、革命性的價值取向、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全球性的研究視野。
2.從儒家的視角出發整合與超越環境倫理學史上的四大理論流派，共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這四大理論流派分別為人類中心主義（強、弱）、動物解放/權利論、生物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概括起來，又可以表達為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之爭。這些理論流派，觀點不一，各有長處，也有不足，在環境問題的實踐中既具有價值但又成為障礙。對此，作者認為任何一種環境倫理學，都必須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續，一種不包含人的福利的環境倫理學肯定是沒有生命力的，環境危機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們只把人類的利益當作行為的最高準則，而是沒有把全人類的利益當作行為的指導方針。但以人類利益作為確定道德原則的根據，也有兩個缺陷：一是人的利益欲望是復雜多樣的，有高尚的也有墮落的，難以統一；二是規則是為了規范欲望、利益的，因此從人類的欲望和利益中引出的規則去規范人類的欲望和利益是不合理的。
基于上述認識，作者提出了對四大理論流派的中國儒家式整合與超越方案，觀點如下：①儒家思想與四大環境倫理流派在規范層面上都具有可比性，不具有接受上的障礙。如諾頓強調的“理性偏好”就與儒家里面孟子的“寡欲”、荀子的“節欲”和朱熹的反對“窮口腹之欲”思想相通，他所謂的“轉化價值”，即大自然的道德教育功能，與孔子的“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是相類似的；以辛格和雷根為代表的動物解放/權利論，強調以功利主義的辦法計算動物的痛苦和快樂以及“天賦價值”權利，儒家在這方面相對缺失，但孟子的“不忍其觳觫”的惻隱之心還是認可人對動物所負有的直接道德義務的；生物中心主義代表史懷哲提出“敬畏生命”，儒家也強調對生命憐憫與關懷，泰勒的對生命的尊重與周敦頤“綠滿窗前草不除”、程顥“欲常見造物生意”、“觀萬物自得意”相類；生態中心主義中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提出大地共同體，這與張載的“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亦是相通的，羅爾斯頓的內在價值創造性與儒家的“生生”（包括“生物”和“成物”）相似，生物權平等主義與孟子的“仁民愛物”、“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相似，自我實現論與二程、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說”亦是相似的。②儒家思想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在元倫理學層面上具有共識。儒家對“道德”概念的理解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天道、地道和人道只是同一個“道”的不同表現形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都是道德關懷的對象。③儒家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同當代西方環境倫理學也是契合的。現代環境倫理學強調倫理學必須建立在合理的世界觀基礎上，要有人性論根基，儒家也持相同的觀點。儒家有機論的世界觀為當代環境倫理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世界觀基礎；儒家的人要繼承和彰顯天地的“生生之德”，完成“生物、成物”偉業，與當代環境倫理學將人類視為道德的人是相通的。④用儒家的道德境界論整合四大環境倫理學派。采用儒家的道德境界理論，將人類中心主義、動物福利運動、生物平等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分別對應于人類中心境界、動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態整體境界四種由低到高、逐級實現的道德境界，其中人類中心境界是最基本的、可普遍化的境界，須強制性推行，其他三個是環境倫理學的高級美德，可選擇性推行。從道德境界論的角度來看，現代環境倫理學的四大流派就不再是相互矛盾和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和協同共進的。
3.汲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環境”資源，整合與超越現代環境倫理中的種際、代際和全球正義的爭論。
有人認為環境哲學或倫理學是現代的產物，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所謂的人與自然關系的零散論述，其系統性和理論性與現代西方的環境哲學及可持續性思想相比相差太遠，現代的西方環境哲學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沒有任何關聯，從中國古代零星的“環境”思想中推導不出任何今天環境哲學的理論，這種觀點無疑是錯誤的。
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環境”資源持肯定態度，認為在系統研究西方倫理學的同時也要全面挖掘和整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環境倫理觀念。中國傳統文化中直接表達現代意義上的“環境”思想的確少有，而且帶有諸多歧義，但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親自然特性。要超越具體的文本意義，從學說思想體系的層面予以把握。
首先在種際倫理方面，由于近現代的主流倫理學主要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被擱置甚至排斥在倫理學研究范圍之外。現代環境倫理學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這些錯誤的觀念。作者列舉了在種際倫理方面的三個主要障礙：物種歧視主義、人類沙文主義和倫理契約論，并從后果主義、道義論、美德倫理學、內在價值、共同體主義的角度進行論證。在整合環境倫理學者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同原則和規范之后，楊通進先生就中國古代的動物保護倫理作了論證具體闡明：①儒家“不忍其觳觫”的惻隱之心；②道家“類無貴賤”的思想；③佛教的戒殺、放生和素食思想等。
其次在代際倫理方面，作者對未來人身份是否有“同一性”作了深入的倫理和邏輯分析，并結合邊沁、康德、羅爾斯等關于代際義務的證明，化解了非“同一性”的障礙，認為代際平等是可能的，要堅持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第三在全球正義方面上，作者主要是從“正義”的內涵入手，辨別了互利的正義和公平的正義，指出環境正義應是公平的全球正義，要超越現實主義的道德懷疑論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障礙，立足世界主義，倡導一種全球公民的理念。
4.本書的不足。
除去種際倫理外，作者在代際倫理和全球正義上，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汲取不夠，像中國古代的“以時禁伐”、反對“涸澤而漁”的思想，“天下”的觀念，都可給人以環境倫理學的啟發。作者闡述儒家的思想比較多，而對其他學派發掘的不夠，尤其像中國的“道”對環境倫理學的意義，基本未予闡釋。中國傳統的系統整體的思維方式，是作者在思考和寫作過程中采取的方式，但對于它自身的環境哲學意義未予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