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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美勞活動;探索;發現
新《綱要》中重點指出美勞的目標在于能初步讓幼兒感受并喜愛環境、生活和藝術的美;喜歡參加藝術活動,并能大膽地表現出自己的情感和體驗;能用自己喜歡的方式進行藝術表現活動。
美勞活動滲透于主題教學活動之中,主題教學活動可以來自幼兒園教材中,也可以來自幼兒的生活和感興趣的活動。根據預設與生成相結合的結果,確定主題活動內容。如在“愛祖國”的主題中,我們設計了美勞活動:制作臉譜扇子、裝飾青花瓷盤子等。根據幼兒的生活經驗,使其動手操作,發揮想象,盡量能把平時的經驗積累在畫面中表現出來,激發幼兒對美術的審美力、表現欲。在“新年來到了”這一主題中,設計了剪紙漂亮的窗花、剪影人等活動,幼兒特別感興趣,而且在活動的過程中盡量留給想象的空間和選擇的余地,發揮幼兒的創造潛能,把這些活動以美勞形式表現出來,形成生動完整的成品和畫面,使幼兒感受到成功的喜悅。使美勞活動與主題教學活動有機結合。
教師在美勞教學活動中積極引導,可有效促進幼兒創造性的發展。教師只有在幼兒創造過程中進行指導,才有可能貼近每個幼兒的實際,指導到點子上。如繪畫臉譜,利用幻燈片欣賞,讓幼兒欣賞京劇中人物的變化,再觀察臉譜的對稱性和花紋的色彩美,從而使幼兒產生靈感,進一步激發幼兒創作的欲望。另外,在教學過程中,遵循幼兒自發創造的原則,在充分喚醒幼兒潛意識創造力的同時,也滲透著理性的指導,充分體現了教師在活動中指導的重要性。
美勞活動是促進家園共育的一個很好的平臺,是聯系家園互動關系的紐帶。無論是班級環境的創設,還是親子活動,都能充分體現出在家園互動中促進幼兒發展的理念,同時美勞活動還有利于充分調動家長資源。請家長與幼兒收集有關的資料,如:照片、圖片及美術作品,使幼兒的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產生聯系,使直接經驗得到升華,為最終的創作做好鋪墊后,再組織幼兒進行美勞活動,使幼兒能活靈活現地創作不同的作品。在創作中充分體驗美勞活動帶來的快樂。
新《綱要》“以人為本”的理念中,將環境布置融入美勞課程活動中,活動的環境由幼兒來參與創設,讓幼兒體會到“我們的活動室,我和老師一起設計,一起布置”的主人翁的成就感;在平時的美勞教學中,幼兒創作出的作品各具特色,同時把創作出來的作品布置到活動室和走廊讓大家欣賞,讓幼兒體會參與布置的過程,體會成功的快樂。許多美工作品都是班級環境布置的最佳選擇,既美觀了環境,同時,也直觀而形象地起到了向家長匯報教學成果的作用。
關鍵詞:城市化;地區差異;勞動力流動
中圖分類號:F24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國科學院的《2012年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內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達51.3%。我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也顯示著我國城市化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從1979~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實現從18%~51%的快速增長,僅用30多年的時間便基本實現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歷史上是僅有的。然而,我國城市化的發展存在極大的地區差異,主要表現在東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遠高于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東、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分別為53.7%、42.1%、36%,到2011年末,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約為60%,而西部省份如貴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發展必然進一步加大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協調區域間城市化進程,防止區域間城市化差距進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進程的地區差異
城市化的過程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過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勞動力從鄉村向城市的流動則構成了城市化的主要來源。勞動力流動主要從三個方面促進城市化的發展:第一,對GDP的貢獻。流入城鎮的勞動力與城市的資本結合,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第二,勞動力流動是工業化發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已經構成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勞動力流動促進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發育。農村勞動力流動沖擊了城市的計劃福利體制,補充了城市勞動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勞動成本,提高了城市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城市職工的流動性。如果按照戶籍人口計算中國城市化率,2005年中國城市化水平僅為27.7%,遠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記所測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勞動力流動又是中國城市化的獨特方式。目前,雖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億多農民工大部分還沒有實現市民化,但這是中國城市化的一個特點,不能因為農民工還沒有進入城市社保體系就將他們剔除在城市化進程外。這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標志,否則很難解釋中國30多年的快速發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稱為毛城市化率,這樣既肯定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口增長的共性,也反映了還有一部分人沒有納入城市社保體系的特性。
勞動力流動在我國呈現出不均衡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中西部等欠發達地區向東部發達地區輸出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在外出農民工來源構成中,中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比重接近70%;按輸入地分,東部地區吸納外出農民工占比為65.4%,中部地區占比為17.6%,西部地區占比為16.7%。可見,人力資本的流向主要是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在中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477萬人,在西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2940萬人。從以上統計數據可看出,大量的勞動力涌向了東部地區,這一方面促使東部地區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時也拉大了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差距。
二、勞動力流動規律與中國城市化發展新階段的判斷
經濟學理論認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流動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很少的人口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第二階段,大量的人口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第三階段,人口流動的數量有所減少;第四階段,人口流動的數量大大減少直到第五階段人口流動消失,即城市化達到最大程度。在整個過程中,人口流動呈現倒U型的曲線。根據世界城市化發展的規律,一個國家的城市化在每個階段的速度往往呈現“兩頭低、中間高”的特點。在城市化進程中,20%以前為起步階段,發展緩慢;20%~50%為加速階段,速度遞增;50%~60%為基本實現階段,速度逐步放緩;60%~80%為高度發達階段,每年的增長微乎其微。這樣,城市化進程表現出一個“s”型(諾塞姆曲線)階段演進規律。
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速度與城市化發展的階段是一一對應的。在城市化起步階段,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較少;進入城市化的加速階段后,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動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發達的階段,人口流動也逐漸消失。
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已經達51.3%,根據世界城市化發展規律,過去那種快速突進式的城市化進程不會一直延續,即城市化水平達到50%后會有所放緩。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過剩的勞動力正在逐漸減少。通過把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預測結合起來觀察,從2004年開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持續低于非農產業勞動力需求量。同時,從2004年開始,沿海地區開始出現“民工荒”現象,意味著內地勞動力開始選擇性地在沿海和內地間務工。2010年以來,農村外出務工人數雖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經趨緩。中西部地區由于收入增速明顯快于東部地區,農村居民跨地區轉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顯。盡管目前對我國是否達到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有爭論,但由我國的國情決定,可以用“劉易斯拐點”這個概念,即以時期數代替時點數,以說明和概括農村勞動力供應所出現的上述緊張現象的本質。種種跡象表明,我國已進入“劉易斯拐點”時期,這意味著過去那種大規模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浪潮,將演變為在一個龐大存量基礎上的細水長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國城市化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在此階段,城市化進程的速度將有所放緩,但城市化的質量會有所提高。
三、勞動力回流的成因
從曾經的“東南飛”,到現在的農村勞動力回流,導致部分時期的農民工“返鄉潮”,還可以從以下幾個原因進行探討。一是農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東部地區的消費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區,物價的逐年上漲使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成本逐漸提高,這將促使他們遷移至中西部欠發達、生活成本低的地區。二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制造業受到較大沖擊,作為吸納外來務工人員的主力軍,國際金融危機對制造業的影響直接導致大量農民工失去工作,從而不得不選擇返回中西部地區。據統計,我國1.3億農民工中有2000萬人因國際金融危機失業返鄉。三是國家對農業的扶持。近年來,國家對“三農”問題的重視使農民農業收入逐步提高,大量農民返鄉務農。
四、我國區域間城市化進程的差異將會縮小
首先,東部沿海地區開發空間約束越來越大,城市發展可利用的空間在減少,土地要素資源價格大幅上升,基礎設施及城市配套建設空間近乎飽和。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城市化仍然處于加速階段,對基礎設施建設、市政工程建設都會吸引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隨勞動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場的擴大,將有大量產業從東部沿海地區遷移到中西部地區,這將進一步帶動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為導致城市化地區差異的主要原因,勞動力回流使東部地區城市化進程減慢的同時,必然進一步促進中西部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國家將從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傾斜,這將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本到中西部地區,進而會加速中西部地區城市化進程。
城市化進程地區差異的縮小,不僅有利于縮小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有利于我國區域間非均衡增長向均衡增長過渡。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從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化之間的理論關系出發,討論了目前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地區差異的現狀,并根據勞動力流動規律及我國的現實情況,分析認為我國目前城市化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進一步討論了目前勞動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來中國城市化進程地區差異將有所縮小。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關于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要求指出,充分發揮不同地區比較優勢,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深化區域合作,推進區域良性互動發展,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而勞動力作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引導其合理流動不僅有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也有利于縮小區域間城市化進程的差距。因此,應抓住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契機,逐步向中西部轉移東部地區的邊緣產業,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進而調整勞動力流動方向。與此同時,沿海地區出現勞動力成本提高的趨勢,我國呈現工業經濟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長期以來,我國沿海地區以加工制造業著稱,但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的逐漸消失,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很難尋找到新的利潤空間,并且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為基礎的產業劣勢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暴露無遺,因此企業轉型以及產業升級成為企業和產業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而我國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為這種調整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從而形成我國國內產業升級的雁陣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區接納并吸收了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就會形成新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流動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區,從而有利于縮小區域的經濟發展差異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差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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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受教育程度;勞動力市場;職業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5)09C-0006-05
一、問題的提出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各國以教育促進就業為前提,發展本國教育事業。當前,我國教育投入持續增長,在經濟新常態下提升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是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人力資本提升通常有兩種途徑:其一,通過學校教育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其二,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勞動力,實現自身創新發展。[1]人力資本理論、符號篩選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相繼表明,教育與人力資本提升、勞動力市場選擇具有交互關系,勞動者受教育水平與人力資本呈正比,進而提高勞動邊際生產率,勞動力市場通過文憑篩選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勞動者進入不同的勞動力市場。[2]研究表明,勞動者所處行業和職業是其就業狀況的重要指標[3],受教育程度影響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行業、職業分布。
教育與勞動者行業的關系主要表現為:第一,各行業在職工選聘時,通常對其受教育程度和類型有要求。第二,受教育程度影響勞動者所處行業的工資水平,人力資本是行業內職工工資差異的主要原因,其與行業性質共同構成勞動力市場行業分割。[4]第三,教育影響行業代際繼承性,受過高等教育的子女,其行業的代際開放性高于受中等和初級教育的子女。
勞動者進入勞動力市場后,所從事的職業受多種因素影響,受教育程度是其中的影響因素之一。[5]Spence在闡述篩選理論時指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通過學歷對求職者進行篩選,將求職者按教育水平的差異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崗位。市場職位匹配理論認為,與勞動者人力資本相匹配的職位將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以此才能使投資教育的勞動者獲得該崗位的比較優勢。[6]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從普通職員到管理者是常見的職業發展通道,內部升遷給勞動者突破職業的等級限制提供了可能,但通常會受到資歷、學歷的影響。
教育可以增加勞動者人力資本,以此成為健全勞動力市場的途徑之一。本文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數據,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不同行業、職業的分布情況,將富有創新性的勞動力市場與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相聯系,以此作為促進教育事業發展的數據支撐。在現階段各類教育中,職業教育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為勞動者個體配備進入勞動力市場所需要的專業技能方面承擔重要責任。為此,培養與未來勞動力市場相適應的人才,是健全勞動力市場、提高職業教育實效的共同要求。
二、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與行業、
職業的數據分析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04年至2009年我國就業勞動人口數量由7.5億增長到7.8億,占全國人口的比重由57.9%增加到58.4%。根據2004年、2009年的數據,可以初步了解我國勞動力市場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行業分布以及職業分布的變化。根據2009年數據,分析我國勞動力市場各行業中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在職業分布上呈現的分層現象。此外,結合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相關數據,可以發現我國勞動者整體受教育水平與OECD國家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存在一定差異。
(一)我國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及與OECD國家比較
2009年我國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就業人口占比79.8%,與2004年相比,有較大提升。小學學歷及以下的比例下降,這表明我國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在縱向上有一定提升。受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上的勞動者中,高中、大學專科學歷的勞動者比例呈下降趨勢,總比例由2004年的18.4%減少到17.5%,大學本科、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則增加0.5個百分點。2004年到2009年,我國低學歷(小學及以下)的勞動者比例在下降,高學歷(大學本科及以上)的勞動者比例在增加。小學及以下學歷的勞動者所占比例仍較大,受教育水平高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份額極低,2009年大學專科及以上的勞動者僅占7.4%。
隨著國家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和經濟社會的發展,國際比較研究成為勞動力市場研究的必然趨勢。據2011年OECD的統計數據,25-64歲的勞動力中,中等教育程度以下占25%,中等教育程度占44%,高等教育程度占32%。同時,報告中顯示,我國中等教育程度以下的勞動力為78%,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比例為22%,我國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遠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7]OECD國家認為,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技能(high-skilled)勞動者的充足供給,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與他們被雇傭的可能性呈正相關。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教育程度低的勞動者的國際競爭力將明顯不足,其在行業、職業上的分布將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帶來挑戰。
(二)我國勞動者的行業構成和職業結構
在《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統計的19個行業中(如圖1),吸納勞動力最多的行業為制造業,其次分別為教育、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從數量上看,勞動者在這些行業中均呈增長之勢。在縱向上增幅最大的為租賃和服務業、房地產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等,呈負增長的行業為農林牧漁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三大行業。有學者將行業分為四大類別:第一類為農林牧漁業;第二類為采礦建筑、住宿餐飲、批發零售、制造、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第三類為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租賃和商務服務,文化、體育和娛樂,房地產,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第四類為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教育,金融。[8]從現有數據來看,我國就業人員集中于第二類,而第三類的從業人員規模相對較小。
2004年、2009年勞動者的職業結構發生一定變化(如圖2)。具體而言,單位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等職業的勞動者所占比例呈下降趨勢,而農林牧漁業生產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及有關人員所占比例呈上升趨勢。數據表明,在這幾年我國勞動力向第一、第二產業轉移較為明顯,生產、操作類初級職業就業人口所占比例大,而專業技術等高級職業就業人口所占比例小。
(三)受教育程度對勞動者行業、職業的影響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所進入的行業具有差異。以2009年初中學歷勞動者為例,初中學歷的勞動者在多數行業(建筑、采礦、住宿和餐飲、制造業等行業)占比大(如圖3),由于制造業吸納的勞動者人數最多,因此可判斷初中學歷的勞動者主要集中于制造行業中。同時,教育、金融業的初中學歷勞動者比例低。兩相比較,一方面表明初中學歷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從事的行業差別較大;另一方面,部分行業對勞動者的最低受教育程度有要求。除初中學歷具有這一特征外,大學專科學歷的勞動者在行業分布中同樣存在這一現象,大學專科的勞動者在國際組織、金融業、教育行業占比高,而在其他行業則有明顯降低。與以上兩個學歷不同的是,高中學歷的勞動者顯示較強的普適性,除農林牧漁、建筑業的高中學歷勞動者占比較小外,其余行業中的高中學歷勞動者占比相差小(基本處于同一曲線周圍)。而小學以下和研究生學歷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各行業的比例均較低,這與其在勞動力市場的總人數占比低有關。對勞動者綜合素質要求較高的行業,如金融、教育、科學研究行業,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占比大,以大學專科為主。
勞動者受教育程度對勞動者職業分布同樣具有影響,基本形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職業分層(如圖4)。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所從事的職業具有明顯的分層現象,表現為受教育程度高的勞動者趨向于從事不同領域專業技術職業,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者趨向于從事農林牧漁生產。而高中水平的勞動者,與其在行業中的普適性相一致,在各職業中所占比例相對較為均衡。
從事相同職業的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單位負責人從業者主要為中等教育及以上的勞動者,其中,單位負責人尤以高中學歷比重最大(36.7%),專業技術人員以大學專科比例最多(29.1%),而商業和服務業、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則以初中學歷為主,分別占比53.1%和61.2%,農林牧漁水利的生產工作則主要由初中及以下學歷(94.1%)的就業人口構成。
綜上可見,目前我國勞動力的整體受教育程度偏低。行業分布上,大多數勞動力集中在制造業、教育行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等行業;職業結構中,以農林牧漁水利生產人員居多,這表明我國還有大量勞動力滯留在傳統的農林牧漁行業,難以實現轉移。此外,受教育程度影響勞動者所處的行業和職業。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勞動者在職業分布中具有較高的一致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已初步形成職業分層。另一方面,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集中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行業、職業)中所占的比重過小,培養專業技術人才的大學專科人才輸出不均衡,對第二、第三類行業的人才供給不充足,影響我國未來行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三、健全我國勞動力市場與職業教育的發展
(一)以繼續教育為導向提高在職勞動力素質
我國勞動力市場中,中等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占多數,需要通過教育提高在職人員的技能和素質。調查數據顯示,接受過中等教育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希望通過接受多層次的教育獲得知識增長和學歷提升,非傳統高等教育將成為他們繼續教育的主要場所。[9]一方面,國家應鼓勵各行各業形成勞動者從業的基本規范,規范職業資格認證制度,確保勞動者從業的基本技能;另一方面,加強校企合作,形成企業參與學校教育教學和職業學校為企業服務的新常態。職業學校應承擔社會責任,加強與企業的合作,通過公益講座為企業員工提供提升職業素養的通道,為在職員工提供適合的在崗培訓,幫助其形成正確的職業觀和符合自身實際的職業發展規劃。建立勞動者繼續教育的綠色通道,通過學費資助等形式,鼓勵在職勞動力通過職業教育提升學歷水平。此外,還應為中等學歷水平的流動人口進入大學專科提供便捷的途徑。
(二)建立與勞動力市場相適應的職業教育結構
新世紀以來,“以省為主”的省域高等教育發展呈擴大態勢,一定程度上符合省內經濟社會發展對受教育程度高的專門勞動力的需求。[10]為提高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適應性,首先,應加強勞動力市場動態監測,形成區域勞動力市場對人才層次、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等方面的需求信息,關注勞動力市場的未來趨勢。其次,優化本地區的職業教育層次結構,結合區域產業升級和人民需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中等、高等職業教育。[11]最后,優化職業教育專業結構,職業院校應以缺口行業為專業設置導向,提高對勞動力市場的敏感度,提供適銷對路的人才。
(三)形成勞動力市場導向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當前,為適應各行業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職業教育應轉變人才培養模式。首先,高等職業院校應重視勞動力市場需求導向,加強產學研合作,提高教學實踐水平和創業教育實效。[12]其次,促進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課程開發,提高職業院校課程設置的科學性。最后,在勞動力市場中提升勞動者素質是人才培養的一大途徑,需要打破行業、職業的壟斷和分割,通過不同崗位的實習,增加未來勞動者在行業實習中獲得的邊際收益,提高不同行業、職業的適應性。增加正規就業的靈活性和非正規就業的穩定性,鼓勵人才自我雇傭,職業院校應為其創設包容的環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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