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歷史的進程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社會化城市管理通過采取包括市場化、專業化在內的多種手段，推動了城市管理由自上而下的單向管制向上下互動的和諧共治轉變，緩和了城市管理沖突，緩解了政府管理壓力，提高了城市管理水平。社會化城市管理代表了未來城市管理的大趨勢，進一步深化和充實社會化城市管理的內涵，增強社會化城市管理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是擺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緊迫課題。

一是在價值取向上，社會化城市管理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城市管理的終極目標是提高城市運行效率，滿足居民的日常生產、生活，增進居民的整體福利水平。城市化除了身份、空間涵義之外，還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涵義，特別是農民到市民的職業、行為和心理轉換，都將是一個相對漫長的歷史過程。社會化城市管理就是要通過相對柔性、溫和的漸進方式，逐漸改變新市民傳統的與時展不符的生產、生活習慣，進而培育適應現代城市發展要求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化城市管理“化”要重于“管”。特別是要避免社會化城市管理異化成為政府推卸管理責任的理由，防止其成為少數企業謀取利益的場所，導致有“管”無“化”或重“管”輕“化”。值得指出的是，政府不僅要成為稱職的城市管理者、執法者，還要善于做好城市管理領域的群眾工作，在堅持依法行政的同時，創造性地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使每個身處城市的居民能夠知曉城市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提高居民的環境意識。

二是在動力支持上，社會化城市管理要在強化政府、市場和公眾三者互動上尋求更大突破。社會化城市管理包括市場化、公眾參與等內容，但又不局限于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化城市管理的實質是要建立起政府、市場、社會既分工合作、共同參與、各施所長，又良性互動的長效化運行機制。城市管理服務的承包企業在完成既定管理任務的同時，也自然成為城市管理問題的信息發現者和采集者，社會公眾在參與城市管理的同時，也在逐漸養成符合現代城市發展的行為習慣，無形中積累和改善了城市管理的社會資本。顯然，推進社會化城市管理再上新臺階，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承包企業位處城市管理第一線的信息優勢，構筑市場對政府的信息反饋機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社會公眾的合理化建議，建立民意主導的城市管理互動機制，形成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多重合力。可見，社會化城市管理不應成為政府單純減負過程，相反更應成為變相主動加壓過程，特別是要強化城市末端管理問題的源頭追溯機制建設，逐步將大量城市管理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

三是問題定位上，社會化城市管理要在統籌解決城市管理的歷史、現實和未來三類問題上尋求更大突破。社會化城市管理不僅代表了未來城市管理的發展趨勢，同時也將伴隨城市化進程而不斷完善和發展。從發展的角度看，城市管理中的問題不外乎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和城市長遠發展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新問題以及三者之間相互交織衍生出的復合型城市管理問題。要保持社會化城市管理的強大生命力，就必須從歷史的角度，用發展的眼光統籌兼顧歷史、現實和未來三個層面的問題，研究制定更加綜合、全面、系統的解決方案。要把立足當前與瞻前顧后有機結合起來，爭取在解決現實問題的同時，化解歷史遺留問題，超前謀劃和積極應對未來發展中可能出現的新問題。惟有如此，社會化城市管理才不會論為一時的權宜之計。

第2篇

【關鍵詞】翻譯歷史；文化轉向；研究方法

語言在人類文化的發展和傳承過程中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作為不同語系橋梁的翻譯工作在人類源遠流長的文化歷史也起著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們要研究翻譯的歷史。翻譯史研究也是對整個人類的人文性質的一種探究。在探究翻譯的歷史一般是對歷史的研究以及批評研究兩種。假如翻譯史研究有所不充足或是缺失的話，這會對整個翻譯研究的進程和完整度造成影響。如我們所知，歷史與史學是歷史研究的兩個大類。所謂歷史即以時間軸為依據對人物、事件進行記敘。史學就是在以特定理論做指導下對史實資料進行系統的分析并通過它對歷史產生的認識。所以歷史是史學的先決條件，史學也是歷史的一種升華。在譯史探究方面我們不單單要研究歷史方面的問題還要更進一步的向史學上進行深入探討。翻譯歷史的探究不是把眼光放在書寫上而是要研究出適合自身的翻譯史學理論。

一、翻譯史研究的對象、視角、類型與意義

（一）對象。曾經有位名人說過“‘歷史’一詞有兩種意義。它既指過去實際發生的現象，也指歷史學家的著述中對那種過去發生的現象的記述”。由此可知翻譯史所要研究的就是在翻譯發展的過程的一切現象。它包括從翻譯產生開始到如今的所有的關于翻譯的事情，如翻譯了哪些事，有哪些翻譯活動，什么機構參與翻譯，翻譯都有些什么派系等。所謂的中國翻譯使就是在眾多的翻譯使中突出中國的部分，因此我國的翻譯使重點研究對象就是我國的翻譯現象。

（二）視角。翻譯史的研究視角很多，主要有：（1）從傳統方面來看就是時間和空間的角度。這一種最為常見既可以探究單個國家的翻譯史，也可以探究在特定時間段的翻譯史。時間上的有德國翻譯史，空間上的有法國浪漫主義時期的翻譯史。（2）從文體類型的角度來看有：如偵探小說的翻譯史、散文翻譯史、科技文翻譯史等。（3）從不同的文化角度探究。

（三）類型。翻譯史研究的類型也是多種多樣的，它可以探究一個區域或是國家發生的翻譯現象；又如探究一個時間段內的翻譯現象；還可以是某一從事翻譯工作的機構或是單位；又或是某個類別的案例探索，像是宗教類的佛經、《圣經》的翻譯史探究等等。在翻譯史發展到今天，翻譯史的類型分類已經不再是絕對的了，現在各個類型的探究開始相互融合，互相滲入了。

（四）意義。俗話說從歷史中可以為今后的事做個借鑒，由此可知歷史的重要性。所以說我們在研究翻譯史時也是為了為今后的翻譯工作提供一種借鑒。當翻譯工作者進行工作遇到某些問題時，翻譯史可以從歷史出發給出先人的經驗和做法。翻譯學是一門新的學科，它產生的時間并不長，人們的它的認識也并不多，所以譯史研究的意義就在于在讓翻譯學獲得其應有的榮譽的同時還要整合翻譯研究中的許許多多不同的派系以及方法。翻譯史在翻譯學的學科建設以及今后的發展中是一個重點環節。

二、研究翻譯歷史的方式

（一）傳統研究。在譯史研究的早些時期，傳統研究為了不讓研究人員的主觀思想的滲入，通常是以時間段（如朝代、世紀還有社會類型）將其分為幾個彼此獨立的點，然后再在這幾個點以發生的順序記錄存檔。就是由于這樣死板的按照時間軸來記敘所以這樣記錄的文檔將發生的某些事件與整個歷史的大環境相隔離。雖然傳統的研究方式對于歷史資料的整理上有著明顯的優勢，但是對于發生的具體事件的理解與整體的聯系上的分析確是有著很大的不足。因此其研究所得的成果也在受到研究者的質疑。所以傳統的譯史研究要讓大眾普遍接受其研究的價值就必須對其不足之處加以完善。在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我們稱之為歷史時間的速度與傳統的時間是不同的，它會有延緩、加速抑或是停滯。它與我們概念上的時間還有一個不同在于人類的歷史時間會出現倒退，這是我們概念上的時間所無法做到的。要是按照過去傳統的研究方法的話會讓對歷史的解讀趨于僵化、封閉，不利于研究。所以后來的史學理論尤其新文化史學對中時段更感興趣。為了要克服傳統方法帶來的缺陷就需要一種可以將短時段和中時段相互結合，以此達到記敘與與解釋的完美平衡點

（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這是近代才產生的對于譯史研究的方法，它正在被更多的譯史研究人員的接受。文化轉向這種嶄新的研究思路不僅拓寬了研究的視野還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由于研究文化轉向觀點的出現，譯史研究的角度漸漸開始使文化與翻譯進行互動從中來把握翻譯的歷史，使用這種方式研究人員獲得了巨大的成就。皮姆所著的《翻譯史研究方法》，這本書是以文化轉向為背景反思了以往傳統研究的利弊；《翻譯研究》是由芭斯奈特所著的，它的創新性在于用文化的視角來看待譯史所具備的開拓性探究；《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它的作者是韋努蒂，這本著作的名字即可體現它的思想中心了。而我國在這一過渡時期也出現了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包括首部用文化視角看譯史的作品《翻譯文化史論》，其作者是王克非，還有謝天振所著的《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從文化角度研究譯史是給譯史研究新的生命力。凡事有利就有弊，它過多的融入了翻譯人員的個人意識，這就對其原有的邏輯有所偏差。從文化角度上看，它將外部實踐統一起來了，可是在理論與翻譯實踐的天平上確有不能等值了。

傳統與文化這兩種譯史途徑在研究者工作時即有其特有的優勢又有著顯而易見的缺點。要怎樣才可以將其合理運用，找到實踐與理論之間還有記敘與解釋的平衡點這就是研究人員今后的工作重點。

三、結語

翻譯研究所具有的人文性質奠定了其在歷史研究中的非比尋常的位置。與譯史的重要性不符的是它長久以來并未受到大眾應有的重視，其中是對于譯史的史學理論探究尤為的薄弱。在文化轉向這一新的觀點被廣泛接受的當下，翻譯的歷史研究開始了新一階段的探究，所以就需要研究人員對史學進行反思。

第3篇

一、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早期發展階段

18世紀至19世紀，伴隨著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和西方工業文明的出現，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迅速發展，反映資產階級要求的社會思想逐漸形成。達爾文生物進化學說的提出，在觀念和理論上為文化進化論提供了思想基礎。資產階級學者對世界各國文化進行比較和排隊，并按進化階段的時間序列，將資本主義文化排列在發展的頂點，認為人類文化是不斷進化的，在進化鏈條中，歐美國家已經發展到最先進、最文明的階段，而其他國家和民族，特別是那些土著部落，仍處在進化過程的初始階段，即最粗野、最野蠻的階段。在這一時期，西方中心主義和優越感甚囂塵上。

進化論學派主要研究人類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過程，認為人類的社會文化與生物進化一樣，也是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階段到高級階段逐漸地發展，這種循序漸進的進化過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發展規律，造成這種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類心理的一致性。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伯納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為一個中心概念提了出來，指出文化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習慣的復合體。①這是學術界第一次給文化下的一個整體性定義，其影響重大而深遠，它為后來眾多的社會科學家表述文化現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畫出了一個基本的范圍和輪廓。以愛德華•伯納特•泰勒為代表的進化論學派認為，同樣的心理和精神活動必然產生同樣的文化發展規律，人類本質的一致性決定了文化發展的單一性。世界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都將遵循同一路線向前發展，各國、各民族社會發展的不同程度，實際上代表了這條路線的各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前一階段的產物，并對將來的進程起著相當大的決定作用。人類文化史是自然歷史的一部分，整個自然界是不斷發展、逐步進化的，而作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類社會當然也不例外。

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而帝國主義者是不愿意繼續進步的，因為再進步，資本主義制度便不能永世長存了。帝國主義者也不允許殖民地國家獨立地進步，而只讓其借用資本主義文化，即把資本主義文化傳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國家，使殖民地國家借用，而后得到發展和進步，以適應帝國主義者進一步統治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需要尋找新的理論依據，并出于與相對抗的需要，出現了反對進化論、另立新論的思潮，其中，傳播論學派成為反進化論的先鋒。②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的文化傳播學派反對進化論學派的理論，認為文化傳播是歷史發展過程的主要內容，人類文化史歸根結底是文化傳播、借用的歷史。該學派主張從空間上研究文化，認為人類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傳播的概念來解釋，每一種文化現象都是在某一個地點一次產生，一旦產生后，便開始向各個地方傳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發明的，而主要是從其他文化發明中心向外傳播著的文化現象中借用來的。以德國人類學家弗里茨•格雷布納為代表的文化傳播學派，反對用進化的眼光看待人類的社會文化現象，認為文化理論研究應主要關注文化現象的傳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地區的較優秀民族才能創造和發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從這些優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成熟階段

19世紀末，整個西方社會充斥著“歐美中心論”、“白人種族優越論”等種族主義思想。在這種形勢下，于20世紀初在美國產生的歷史特殊論學派，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的哲學基礎，主張對具體的文化現象進行詳細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張過早地作理論概括。該學派既反對進化論學派“單線進化”、“心理一致”的觀點，又反對文化傳播學派所堅持的文化傳播和借用的主張。歷史特殊論學派認為，每個社會和每種文化各有其獨特經歷，經歷不同，社會文化的性質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國人類學家弗郎茲•博厄斯主張文化相對論和歷史特殊論。他認為，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各民族文化沒有優劣、高低之分，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尊嚴和價值觀，一切評價標準都是相對的。文化現象是歷史形成的，并通過學習過程逐代傳承，文化主宰著人們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進而提出以文化相對論為原則構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對歐美中心論和種族偏見，力主對有限范圍內的具體文化做詳細、精確的描述和記錄;只有具體的事物，才是歷史的;只有歷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茲•博厄斯深信科學的工作就是觀察現象和收集資料，只要資料完備，一個個文化的整體機制就能得到顯現。

同一歷史時期，在法國出現了社會學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國社會學家D．E．涂爾干基本贊同文化進化論思想，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逐漸發展的，但他反對用人類心理一致性作為解釋人類社會文化發展階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張社會決定論，認為社會事實自成其類，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化簡到心理層次和生物層次。社會是由若干個人組成的，社會現象產生于個體之間的互動，但社會現象不能還原到組成社會或生成社會互動的個體上去，不能通過個體狀況來理解社會，社會不是個體的簡單總和，而是他們結合的一種體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種特殊現實，應當嚴格用科學的、實證的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年刊派將社會定義為個人外部的一切行動、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人們對自然界的分類依據社會文化分類，社會文化分類則依據兩元對立原理。③該學派認為，集體觀念是同一社會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別于個體觀念，集體觀念不是從個人自身的生活經驗中汲取的，而是通過社會環境，即教育、社會輿論、習俗灌輸到人的意識中的。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的殘酷統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帝國主義在全球的殖民統治受到民族解放運動浪潮的劇烈沖擊，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陷入危機，急需尋找一種新的統治方法挽救危局。人類學家從功能觀點出發，開創了新的研究領域，主張人類學研究應集中在對現存文化或社會的分析和說明上，認為任何一種社會文化對其社會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種實地研究的方法論，而對殖民地社會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對殖民地的了解，從而能進一步地進行統治并避免危機的發生。④

因此，文化功能主義學派的理論，從某種意義上適應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文化功能主義學派于20世紀20年代產生于英國，該學派對進化論學派、文化傳播學派和歷史特殊論學派都持批評態度，認為他們都是從歷史的觀點來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歷史文獻的情況下，試圖臆測或構擬無法知道的以往歷史。文化功能主義學者主張把文化作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來考察，弄清楚這個有機統一體中各個組成部分對整體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將每一種文化都作為在功能上相互聯系的系統，并力圖找出作為整體人類社會的功能的一般法則。其代表人物英國社會人類學家B．馬凌諾夫斯基認為，文化實際上是滿足人類需要的手段，是一種物體、態度和活動的體系;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其各個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滿足人類需要的過程中創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現，這正是人類進步的關鍵所在。該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國社會人類學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還特別注重對社會結構的研究，他將社會結構定義為，在由制度即社會上已確立的行為規范或模式規定或支配關系中，人的不斷配置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確了社會的結構，才能真正找到構成這一結構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階級在與他人的接觸來往中習得的思想、感覺和活動方式，是人們在相互交往中獲得知識、技能、體驗、觀念、信仰和情操的過程，文化只有在社會結構發揮功能時才能顯現出來，如果離開社會結構體系就觀察不到文化。

20世紀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響下，美國一部分人類學家轉向文化與個人關系的研究，形成美國心理學派，該學派強調文化因素與個人因素或由個人產生的心理事件存在著密切的聯系，認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經歷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這種大體相同的人格便是這個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化命運，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異造成的。他們重點研究個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會或文化要素的影響，如何在該文化的范圍內構筑自己的人格的，強調人格是由文化決定的。

三、當代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的新方向

二戰后，西方人類學文化理論研究從注重實地調查轉向理論分析，結構主義研究成為風行一時的哲學思潮，對社會科學各學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結構主義方法被許多學科采用，歐美學術界卷入了這一浪潮之中。結構主義學派產生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該學派認為，在人類社會文化的表面結構之后，隱藏著一種真正的社會結構，人類學研究的任務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說明和揭示這種真正的結構，并揭示人類的思維結構。通過考察社會結構的無意識基礎，經過人們經常意識到的層次，越來越深入地達到無意識層，即發現社會的深層結構，在紛亂的規矩和習俗背后發現存在于不同空間和時間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結構系統。其代表人物是法國人類學家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他認為，人類社會的不同經驗背后存在著一種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類的思維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類學家的分析主要應用于社會生活的潛意識成分。克勞特•列維－施特勞斯的理論學說要揭示人類心理結構，建立關于人類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對人類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維構成原則，認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類的心智結構。

同一時期，在美國出現了新進化論學派，提出了與19世紀古典進化論學派不同的學說。美國人類學家L．A．懷特首提文化學與能量進化學說，他認為，文化是一種獨特的事物，是超有機體的、時間上持續的事物，有自身的組織原則和運動規律。只能用文化來解釋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學的或者個人心理的事實來解釋文化。在衡量文化進化的尺度上，L．A．懷特主張，技術和工藝的進步是文化進化的根本原因，而技術和工藝本身實際上就是利用能量來為人類服務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測量所有文化進化的尺碼，人類文化能利用的能量總量越高，文化發展的階段也就越高。為科學衡量文化的發展水平，L．A．懷特提出了文化發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開發能源的工具與技術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國人類學家J．H．斯圖爾德主張多線進化論，他認為，不同的自然環境下產生了不同的生產技術和社會組織，不同的社會由于受到周圍不同的環境和地形的影響，就會使人們采用不同的技術手段、組成不同的社會組織;盡管人類的社會文化可能會達到大致相同的發展水平，但各社會文化仍會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會文化是多線平行發展著的。

J．H．斯圖爾德同時也是生態人類學派的代表人物，主張文化是適應環境的體系。文化差異基本上被看作是適應的差異，文化的差異可以根據它們所處環境的差異來解釋，文化的變化基本上是一個適應環境變化的過程。J．H．斯圖爾德強調文化與環境的關系，而不是文化與歷史的關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產生于具有不同傳統的、獨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化相同既不是因為所處的文化發展階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傳播造成的，而是適應相同環境的結果。特定的環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環境因素的直接影響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響，有些環境因素對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決定性影響，而對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則影響較小。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盡管結構主義風行一時，但存在主義仍然是西方資本主義最流行的哲學。二戰后，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機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人的異化現象無法解釋，存在主義的存在概念，即認為個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據的理論仍然迎合人們的苦悶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義對社會科學研究影響頗深。這一時期，一些人類學研究者開始研究人的認知過程，形成了認知人類學學派。該學派提出要以文化負荷者的觀點去了解文化和記錄文化，研究者們尋求新的方法論，力圖從調查對象那里得到更正確的反映，通過被調查對象自己的觀點來認識他們心中的世界。美國人類學家W．H．古德納夫從認知人類學的觀點出發，提出文化是察知、聯系或解釋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象征文化研究成為一種思潮，象征人類學學派應運而生。該學派把文化看成是通過象征形式表現的意義模式，人們將它一代代地傳承下去。禮儀、神話、戲劇、會面行為、打趣、詼諧和俏皮話等語言表現是象征人類學的主要研究對象。象征人類學學派認為，文化是作為經歷而存在的，它僅出現在它被實踐的時候，所以，人類學家要關注的應該是人們的實踐、行動、表現或表演，而不是所謂的社會結構。象征人類學學派主張，只有將意義和象征作為人類的特征來進行研究才有真正的意義，將文化看成是象征系統，這個象征系統提供了建構和重構實體的基礎。美國人類學家A．L．克羅伯和C．K．M．克拉克洪等人認為，文化包括外顯的或內隱的，通過象征符號習得并傳遞的行為模式或規定行為的模式，它構成了人類群體的特有成就，其中包括體現這些象征的器物。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傳統的(即由歷史衍生并選擇的)思想，尤其是附在這些思想上的價值觀念，文化體系一方面可認為是行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可視為左右行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