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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森林保險；投保主體；森林培育企業；森林培育專業戶；兼業農戶

中圖分類號：F3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1569(2012)02－0176－06

森林保險投保主體是指從事森林培育的并以所培育的森林為標的進行投保，尋求風險轉移的法人或自然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森林保險投保主體進行分類，如根據所有制形式的不同，投保主體可以劃分為公有制(國有、集體)與非公有制；根據風險偏好程度的不同，可以劃分為風險偏好型、風險中性型和風險厭惡型；根據是否主動投保，劃分為主動型和被動型的；根據投保人的理性程度的不同，可以劃分為理性型、有限理性型和非理性型等。在已有的森林保險的研究文獻中，大部分學者都沒有對投保主體進行分類，而用“林農”、“投保林主”或“森林經營者”等詞加以概括，如陳玲芳(2005)、等(2005)、馬菁蘊等(2007)、崔文遷等(2008)、石焱(2008)等，還有學者將“投保林主”與“林農”混用的，如吳希熙、劉穎(2008)等。“投保林主”或“森林經營者”過于籠統和概括，沒有考慮到各類型投保主體的異質性，不利于深入研究他們的投保行為差異。“林農”一詞一直以來都不明確，鈴木尚夫(1989)曾對作為林業生產主體之一的“林農”進行論述，但沒有對它進行明確的界定，更多的學者是從“農戶”的角度去理解“林農”的。雖然“農戶”和“林農”有共同之處，但“林農”并不要求其家庭收入主要來源于林業，這與“農戶”大多要求農業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源泉是不同的(陳亞鵬，2009)。同時，“林農”一詞并沒有將培育森林的企業包括在內，而森林培育企業卻是森林保險的投保主體之一。由于沒有對森林保險主體進行科學分類，因此不能科學地說明不同特征差異的投保主體的投保行為，因為不同類型的投保主體，其對森林保險的風險態度、支付意愿、支付能力、理性程度等均不一樣，存在這些特征差異將導致其投保行為的差異。因此，為了更好地研究森林保險投保行為，有必要對森林保險投保主體進行恰當的分類，并對它們各自的特征差異和投保行為差異進行分析與比照，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構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一、森林保險市場投保主體分類

為了更加深入研究森林保險市場的投保行為，將投保主體劃分三類：森林培育企業、森林培育專業戶和兼業農戶。

(一)森林培育企業

森林培育企業是指以森林為經營對象，從事造林、撫育和采伐等林業生產活動的法人，它是一個獨立的、具有經營決策權、經濟核算獨立、自負盈虧的林業經營實體。根據經營形式的不同，森林培育企業有如下幾種類型：林業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林業企業、林業企業集團、一般林業企業、鄉村林場(如村辦林場、合作林場等)等。森林培育企業經濟基礎雄厚、輻射面廣、帶動能力強，相比于森林培育專業戶和兼業農戶，有許多優勢：它有利于提升一定區域內家庭農戶的組織化水平；通過入股、租賃等形式擴大經營規模，有利于降低收集、處理市場信息的成本，提高信息的準確度，降低不確定性；有利于森林培育企業獲得規模經營，降低交易費用，獲得更大的收益積累能力，提高林業的擴大再生產能力。森林培育企業相對于森林培育專業戶和兼業農戶，其組織結構完善，內部分工明確，專業化生產，具有更強的適應市場的能力和運用科技的能力。

(二)森林培育專業戶

森林培育專業戶，也稱為森林培育大戶，是指專門或主要從事森林培育活動的，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的林業經營主體，將家庭經濟和專業化的林業生產結合起來，有權自主決策經營，經濟上自負盈虧。其家庭主要生產經營活動以林業為主，并且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于林業經營活動，家庭主要成員一般都擁有林業經營的技術和經驗，經營面積一般大于200畝以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產權制度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荒山改造力度的加大，以及一系列有關土地流轉和鼓勵群眾治理宜林荒山和穩定林權政策及規定的出臺，通過承包、租賃、拍賣等形式，涌現出一大批森林培育專業戶。其經營形式主要有：承包經營、買斷經營權、租賃經營、聯合經營等。森林培育專業戶―般由以下群體組成：一是植樹造林能手；二是一般村民，主要指當地一些具有超前意識，經濟頭腦較強，且經濟實力較強的村民；三是其他社會家庭個體。森林培育專業戶為了獲取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必然會采用相對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有利于林業科技及機械在林區的推廣，加快林業現代化的進程，同時，森林培育專業戶通過自己勤勞致富，會起到示范作用，會吸引更多的生產要素參與到森林培育活動中來。

(三)兼業農戶

這里所論述的兼業農戶，是指農戶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也從事林業生產，如農戶家庭經營責任山和自留山等，它屬于Ⅰ兼型農戶，即以農業收入為主，而以林業收入為輔的農戶。兼業農戶所經營的森林面積比較小，一般在200畝以下。在某種意義上講，林業生產上的兼業農戶是在外部社會經濟因素和農戶自身特征約束下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一種理性選擇的結果。兼業農戶的大量存在可用Talip Kilic，etal(2009)的“推拉模型”來解釋。歷史上由于種種原因，在農民意識中，農民的天職就是種糧，認為唯有種糧才是農民的本色，至今尚有不少農民認為經營林業系不務正業，對林業生產經營意識淡薄，更沒有重視林業生產商品化來增強自身經濟收入。而且受林地地理位置偏僻、林業生產科技落后等影響，一直以來，森林經營基本上都停留在手工勞動，依靠自然力或人對自然力稍加干涉，獲得了較低的森林生產率，同時林地市場、林業投融資體制、林業生產要素市場、森林保險市場等配套改革嚴重滯后，妨礙農戶參與林業生產經營。這一系列的“推拉”合力造成我國林業生產上兼業農戶的大量存在。

三類投保主體中，森林培育企業和森林培育大戶所面臨的風險種類比兼業農戶所面臨的風險種類多，除了所有林業生產主體所面臨的自然風險和政策風險以外，還面臨著林產品價格、林業生產資料價格的變動所帶來的經濟風險，還有種類越來越多的技術風險和社會風險，比如：選擇新品種且大規模種植導致傳統的多樣化小面積種植等風險回避措施功效喪失；新高產品種種植的失敗；假冒偽劣種子造成顆粒不收；經營管理體制的變化，由個體經營轉為集體經營勞動者偷懶造成管理成本的增加；單一種植引致的大面積蟲災、病害；林業生產機械使用過程中的財產損失、偽劣林業產資料造成的損失等等。

二、森林保險市場投保主體的特征差異

不同的投保主體，其對森林保險支付能力、支付意愿、風險態度、理性程度等主要特征均不一樣。

(一)森林培育企業雖然經營形式不一，但具有許多共同特征

一是都具有一般企業的共同特征：屬于法人組織，追求經濟目標，獨立承擔經濟責任，具有相對完善的內部管理人機構，有相對獨立、專業的經營班子和相對完善的內部管理機構，這些特征使得森林培育企業與森林培育專業戶和兼業農戶相比，對森林的經營管理能力更強。二是以林為主，森林培育是其主要經營業務之一。這使得森林培育企業對林木收益的依賴程度高，面對風險事件，其風險態度趨向于風險厭惡。三是在林業生產經營中，掌握著現代化林業生產所需資本、技術、經營理念等生產資源，有著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經營管理理念新穎等優勢，對所屬森林一般都采取一定規模的集約化經營、企業化生產，極大地提高森林生產率。四是承擔著風險和成本的雙重壓力。既要承擔著市場風險和生產風險，同時又要承擔組織成本、墊付資金等壓力，使得森林培育企業更加注意投入產出比，更加注重現金流的平穩，而不是大起大落。這也使得森林培育企業面對風險事件，其風險態度趨向于風險厭惡。

(二)森林培育專業戶的家庭主要勞動力或大部分勞動力以從事森林培育為主，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林木收益，其經營規模和勞動生產率超過了當地一般的農戶水平

森林培育專業戶雖然生產要素的集中度不如森林培育企業，但一般都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或有一定的能力聚集資金投入到造林中，其主要活動精力也在于森林培育，是林業實現由分散經營到集約經營的轉變。他們對林場會傾注更多的心血來管理經營，會制定了一整套科學實用的經營管理方案，比兼業農戶的分散管理要科學得多，他們會主動到林業部門請教技術，在林業技術員的指導下，精心種植。由于其主要收入來源均來自林木收益，對森林培育收益的依賴程度高，而且與森林培育企業相比，專業戶規模較小，生產也勢單力薄，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弱，一旦遭受重大自然災害襲擊，往往是傾家蕩產。因此面對風險事件時，森林培育專業戶的風險態度趨向于風險厭惡。

(三)兼業農戶的特征

一是經營規模小。兼業農戶所經營的林地面積都比較小，林地往往比較分散。兼業農戶的主要活動精力也不在于林業，收入主要來源不以林業為主，對森林經營是季節性、臨時性的，對林業生產收入幾乎沒有依賴。在小規模的分散經營中，兼業農戶基本上維持著一種半自然經濟狀態，面對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在自知沒有經營風險的能力情況下，兼業農戶對森林風險事件不甚關心，僥幸心理嚴重，其風險態度趨向于風險偏好。二是兼業農戶的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集中度低，要素投入也嚴重不足，對森林培育上隨意性大，經營強度低，對種苗的選擇也較隨意，對病蟲害的防治也不注重，基本上是靠自然力生產，或依靠人對自然力的稍加干涉，來獲得收益，勞動生產率低，經營強度基本上屬于粗放經營。再者，長期以來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兼業農戶參與市場經濟活動較少，市場觀念淡薄，適應市場的能力較差，導致林產品的商品率低。三是組織化程度低，承受市場風險能力差。分散的、規模狹小的單個農戶在市場難以獲得平等的談判和交易地位。這使得兼業農戶不信任保險公司和政府有關森林保險的宣傳。四是追求現實的、短期的利益。因為森林生產周期都普遍比較長，在這個生產長周期中，兼業農戶會面臨著很多他們預期不到的風險，而他們又沒有能力去轉移或規避風險，所以對于兼業農戶而言，注重短期的現實的利益是他們最明智的選擇。五是偏好追隨依附。這是我國農戶普遍具有的一個特性，兼業農戶也不例外。兼業農戶產生這種行為的原因，既與其自身規模狹小，難以抵御較大的波動有關，同時又由于自身教育水平不高，對新事物、新思想的接受趨于保守而且沒有主見隨大流，所以愿意選擇大眾都認可的、普遍采用的行為，當然也與搭便車、盲目跟隨等原因有關。農戶的這種行為，很容易造成在一定區域內的農戶投保行為的復制跟進與同構。兼業農戶追隨依附的特性也反映其較低的理性層次。

綜上所述，森林保險投保主體的主要特征差異如表1所示：

三、森林保險市場投保主體的特征差異對森林保險投保行為的影響

不同的投保主體，其主體特征差異對投保主體的投保行為有很大的影響，決定了他們在森林保險投保上的決策原則及其相應的投保行為。

由于兼業農戶經營實力弱、規模小，主要收入并非林業收入，對森林培育所取得的收益依賴程度低，同時各種生產要素集中度低，對森林培育實行粗放經營，森林培育的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均較低。因此，他們對森林保險的興趣不大，投保意愿不強，甚至會把森林保險誤解為增加其經濟負擔。相反，他們會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積累有利于規避風險的經營措施，形成其獨特的風險管理策略，這些種植、經營策略對森林保險有替代作用，如：輪作、套作、間種等混合種植與經營、植株的定植(稀疏和補苗)；空間上的分散種植；時間上的多樣化種植；種植有潛在安全的樹木等。這些措施是某個地區農民在對當地土地土質、氣候變化等客觀條件長期觀察和試錯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當地農民世代相傳的回避風險的經驗的總結，是一種獨立的、有效地回避森林風險的措施。兼業農戶的風險管理措施對于涵養土壤、充分利用土壤養分和陽光等自然資源是有益的。由于有林業生產的經驗，兼業農戶與森林培育企業和森林培育專業戶相比，更傾向于拒絕種植新技術。兼業農戶對新技術的謹慎和保守實際上就是對森林保險的回避。當出現風險損失后，為了彌補損失，兼業農戶也往往不傾向于考慮通過森林保險來分散風險，而是采取一定的損失管理策略，如：出售耐用生產資料(如牲畜)、親戚朋友之間的相互援助與借貸、運用過去儲備農產品或林產品、村與村之間即小范圍內的公共救濟。同時由于其接受教育程度不高，決策的理性程度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較差，喜歡追隨符合，盲目跟風。森林保險政策一旦引導不好，或存在引導失誤，則會導致所有的兼業農戶均放棄森林保險投保，但如果所采取的森林保險政策有效率，則結果會出現大家均投保的良好局面。

由于森林培育企業和森林培育專業戶經營面積大，且林木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大，因此其對從森林培育中所獲得的收入依賴程度高。雖然他們的經營管理能力，與兼業農戶相比，強很多，所掌握的生產要素也更加集中，經營強度也較大，但如前所述，森林培育企業和森林培育大戶所面臨的風險種類比兼業農戶所面臨的風險種類多，所以他們對森林所遭遇的風險較為謹慎，風險態度傾向于厭惡，而且對森林保險的支付能力較強，也有較強的支付意愿。因此，森林培育企業和森林培育專業戶對森林進行投保的積極性較高。

第2篇

考察我國農業保險20年來的發展歷程，發現我國農業保險主要存在以下5個方面的問題：

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缺乏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農業保險業發展20年來我國沒有制定專門的農業保險法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中沒有針對農業保險的專門條款，使得農業保險業務的開展缺乏法律支撐；連WTO農業國內支持與保護的“綠箱政策”允許對農業保險發展的保護條款，我國都沒有有效利用。日益加劇的農業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凸顯國家農業保險政策的懦弱和不足，現有對農業保險的扶持政策遠不能適應農業保險發展的需要。

農業保險的深度和強度較低

我國農業保險在總體上普及率很低，覆蓋面很小，除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業務覆蓋面較寬、有一定保險深度以外，全國農業保險承保率不及應保面的5%。1993年是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高峰年，當年全國的糧食作物承保面為4.8%、經濟作物11.1%、耕牛3.66%、奶牛1.87%、牲豬1.18%、家禽約1.3%、水產養殖2.5%、森林4.59%。除經濟作物覆蓋面超過10%以外，其余均在5%以下。1993年以后農業保險的萎縮，農業的投保覆蓋面進一步下降。目前我國種養兩業95%以上均處在缺乏保險保障的狀態之下，農業生產完全處于一種不確定性的包圍之中。

農業保險費率居高不下

我國目前農業保險費率居高不下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逆向選擇嚴重，通常是自然災害發生頻繁的地區急于投保，而一些旱澇保收的地區則不愿參加保險，造成農業保險的高賠付率，直接導致了農業保險的高費率；二是農險理賠復雜、特別是養殖保險核損較為困難，容易產生道德風險，騙賠的現象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農業保險的高費率。

農業保險的經營長期虧損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經營農險的風險巨大，農險的賠付率遠遠高于安全線。1982年-2002年期間農業保險的平均賠付率高達88%，遠高于農業保險經營盈虧平衡點79%的賠付率；其中有7年的賠付額超過投保額，開展農險業務的保險公司長期虧損。盡管免除了農險營業稅，但國家的扶持力度不大，農險業務難以為繼。而且我國農險存在著政策性保險業務商業化經營的弊端，這也導致農險經營的長期虧損。

農民投保意愿較低

我國農戶小規模經營、農民收入不高，加之農民保險意識淡薄，對農業保險認識不足，普遍存在僥幸心理。農民投保意愿不高、投保面窄，農險業務不符合大數法則，使得農業保險公司無法在更大范圍內分散風險，這也是我國農險日益萎縮的重要根源。

農地制度的局限性與小規模農戶的經營風險

我國農地制度的局限性

20多年來我國以家庭承包經營制的農地制度推動了我國農業乃至整個國家經濟歷史性的持久增長。但從制度的安排來看，仍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家庭承包制的固有局限性隨著改革深化和市場環境的變化逐步暴露出來，家庭分散經營更加劇了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資源承包的有限性，影響了土地的規模經營。這不僅大大限制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的提高，不利于土地區域性種植、機械化耕作和集約經營；而且增大了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勞動力及農業固定資產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上農業生產收成的不確定性及市場的多變，單一分散的農戶不能很好地運用價格、成本與利潤的比較去規避市場風險，容易造成決策的盲目性、產品的單一化、市場行為的趨同性，導致農業生產經營始終處于一種不穩定的“振蕩”狀態。

我國農地產權激勵不足這表現為三個特征：產權不明確。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確，農民承包界定不清。產權不完善。農民擁有有條件的使用權和收益權。產權不穩定。我國農地制度多變，農戶權利經常受到損害，無法實現土地利用長期利益最大化。這三個特征與產權的自身特征——排他性、轉讓性、繼承性是相違背的，使農民對固定承包的土地缺乏長期預期，在收入、投入、風險目標的制約下，不能實現有效投入和積累機制。因而對我國農戶對有效抗擊自然災害的投入沒有積極性，是不難理解的。

小規模農戶經營的風險特征

在經歷家庭承包后我國的農業土地制度沒有出現新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小規模兼業農業成為我國農業的基本特征。國內外對農戶內部風險處理的研究顯示，農戶的風險處理策略是理性的，尤其是小規模的農戶防范和處理風險的策略是有效的。我國小規模農戶經營風險及其特點是：

農戶面臨多種多樣的風險作為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交織特征明顯的產業，在農業生產經營中，農戶既要應付農業的自然災害風險，又要應付農業生產資料與農產品價格波動以及農產品供求關系變動等的市場風險。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加入WTO等外部環境的變遷，農戶在面臨農業經營所固有的各種傳統風險的同時，正在面臨著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新的風險。這些風險對農戶生產經營的影響越來越大。

農戶風險分攤的外部環境差在良好的市場體系中，企業和個人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來分散風險。例如通過保險和套期保值等形式消除風險和分散不可避免的損失。但我國農戶缺乏有效的資本市場來分散風險，其外部風險分散和防范的機制比較脆弱。現階段農戶對風險的防范和處理主要還是通過家庭內部及農戶之間的各種手段來應付，而且這些手段主要集中在應付意外事故。對農戶生產和消費可能遭遇到的風險與不穩定性還缺乏有效的外部機制與手段來防范。

由于農業活動受自然條件影響大、風險程度高，農戶面臨的風險不確定性及損失都很大，商業保險往往不能承擔這種風險。保險公司無法統一農戶的行為，無法要求不同風險偏好和對各自風險評估不一致的農戶都加入統一的農業保險計劃，保險的信息高度不對稱，逆選擇和道德風險的防范都十分困難。這些特點決定了我國農業保險的外部機制安排在供給方面先天不足。

農民多是風險回避者大量的經驗觀察和實證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的農戶通常都是風險厭惡者，他們在生產和生活消費中力圖回避各種風險，這主要是因為欠發達的農戶抵抗風險和補償風險損失的機制與手段的成本較高。我國農戶承受不起風險較大的損失，大多數農戶寧愿選擇生產風險較小、收入水平也較低的生產方式，而放棄那些收益可能較高、同時風險也較高的活動。

我國農戶家庭的小規模農業既受自然風險影響、又受農產品市場波動風險制約，農業生產經營比較經濟利益低下，農地制度的缺陷和農戶的風險處理策略使得我國農戶單靠自身力量是無力防范和承擔諸如農業洪澇、干旱等巨災風險的。

我國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設計

在土地家庭承包制條件下，小規模經營的農戶依靠自身的力量是難以承擔洪澇、干旱等巨災的農業風險，必須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力量、通過農業保險的方式分散和化解農業巨災風險。針對我國農業巨災風險特征農業經濟結構特征和WTO框架下農業保護政策，我國的農業政策性保險制度設計如下：

大宗農產品（糧棉油）是我國大面積種植的主要農產品，極易受到洪澇、干旱巨災的威脅。大宗農產品涉及千家萬個農戶，擬采取政府統籌農業保險的措施：類似西方國家的農業保險，給參加大宗農作物投保的農戶提供保險補貼或分擔保險費。美國、日本等給本國農戶的保險補貼達到農業投保費的45%以上，考慮我國目前財政負擔情況，給予大宗農產品的洪災保險補貼率可為30%；大宗農產品生產面廣、經營分散，農業保險的運作成本高昂，為鼓勵保險公司從事農業保險事業，政府應當給予農業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費用補貼。

其他農產品，經濟價值較高、生產經營效益好，可采用互助共濟式——相互保險的農業保險模式。非大宗性農產品是當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發展方向，采用相互保險模式可以起到風險化解與分散的作用。根據一些國家的經驗，我國目前實行農業相互保險機制的途徑比較可行的是集資模式。由于單個農戶實力有限，可以考慮以村民小組或村級經濟集體為成員單位參與相互保險公司的集資和籌建。

在缺少政策性農業保險的條件下，為鼓勵更多的保險公司參與農業保險業務，可以考慮將農村其他保險（如財險、人壽險）納入農業保險，享受農業保險的一些政策待遇。這樣的制度設計有助于從事農業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將農村地區其他保險業務的收益補償經營農業保險業務的虧損，從而分散保險公司的經營風險。

改變國家對受災地區救濟救災款的辦法，將財政救災救濟款在內、甚至一部分扶貧資金等轉化為以農業保險補貼的形式發放，這樣既可以減輕對受災地區補貼的隨意性和地方政府對國家救災補貼的依賴，減少國家財政支出和提高財政補貼的使用效率，又可以推動受災地區農業保險業務的發展，同時改變政府和受災地區人們只重視抗災救災、忽視農業災害風險的防范和風險分散與轉移的觀念。

農業洪澇、干旱等巨災的特點決定了巨災保險所具有的公共產品性質，農業巨災風險不符合大數法則，純粹由以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的商業保險公司提供是不現實的。因此，為防范和化解巨災風險、真正實現保險保障農業生產經營的功能，政府就有必要通過合理的“市場干預”，建立國家巨災保險保障基金。以巨災保險基金支持農業水災保險業務的正常進行，并且政府要作為巨災基金的“最后的再保險人”，在巨災基金不足以應付賠款支出或達到某一收支臨界點時，政府應當提供強力的財政支持。

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發展我國農業政策性保險。為減輕自然災害給農民可能造成的風險損失，西方發達農業國政府對從事農業保險的機構提供大規模的保費補貼，從而使農民能以較低保險費普遍參加農業保險。發達國家發展農業政策性保險經驗，我國農業政策性保險實施途徑：一是強制保險，在一定地區實施農業保險時，把農戶貸款、技術幫助與投保掛鉤；二是對給予參加農業保險的農戶以保費補貼和對保險公司的農險業務費用補貼；三是對參與農業保險的保險公司實行稅收優惠，減免營業稅和所得稅。

參考資料：

1.許飛瓊，我國的農業災害損失與農業政策保險，《中國軟科學》，2002年第9期：-8-12

2.王延輝、趙仕平，新疆農業保險市場調查報告，《保險研究》，2002年第5期：-54-58

3.丁少群，小規模家庭農場如何應付風險，載《庹國柱、李軍：國外農業保險：實踐、研究和法規》，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17-38

4.EnnthHugginsRobertD.Land，(LOMA)《InsuranceCompanyOperations》，1999

第3篇

研究文獻綜述

1932年Melin［2］以大量實驗證實微生物的共生性的存在;1879年德國真菌學家Anton將共生定義為不同種屬生活在一起，并指出寄生是一種共生。Fmainsstim、Kozo和Korskii先后對共生引起的物種形態、生理變化展開深入研究;Ceuallery(1952)和Lewils(1973)定義了捕食、競爭、共生、寄生等生物種群間的不同相互關系，對共生模式做出了清晰的分類。王德利等(2005)［3］研究認為，競爭雖然主導著生物進化，但共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生態現象，是生物體適應環境的動態過程與最終結果。袁純清(1998)［4］等學者將這個生態學概念引入經濟學范疇描述經濟領域內競爭與共生博弈生存的關系。Ehrenfeld(2004)［5］、郭莉［6］(2005)等運用共生理論分析了工業經濟領域的企業的競爭力與生存能力，并試圖利用企業共生理論研究解決或緩解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楊松令等(2009)［7］基于共生理論研究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東的行為。謝金等(2010)［8］、郭頌平(2011)［9］等基于金融共生理論對我國商業銀行與保險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逐漸形成了金融共生理論，大量應用于金融保險業問題分析。

伯克希爾公司綜合經營背景

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Hathawayinc，以下簡稱為BH公司)創建于1956年，是一家以保險為主業實現綜合經營模式的控股公司，業務領域涵蓋保險、鐵路運輸、公用設施和能源、金融、制造服務和零售等，總資產達4000多億美元，實現年營業收入2000億美元。［10］BH公司形成了保險業務板塊和非保險業務板塊共同發展的良性綜合經營局面(見表1)。BH公司保險業務承保、保險資金運用與非保險業務實現持續盈利(見表2)。保險業務板塊下屬的4個主要保險公司均連續多年承保盈利，財險業務綜合成本率控制在100%以下;投資業務主要配置現金及現金等各類投資產品，投資連續多年實現盈利;公共設施和能源投資的5個主要公司，對公司盈利貢獻逐漸提升;金融和金融衍生品投資也實現連續盈利;其投資業務各年均實現盈利。BH公司是開展綜合經營的典型成功案例，其以長期投資見長，實現以低成本獲取投資資金目標是該公司開展綜合經營的重要內在動因。由于保險公司經營效益好，持續實現承保盈利，其所屬財產保險公司能為BH公司提供足夠穩定的保險資金，奠定了BH公司綜合經營模式迅猛發展的資金基礎。BH公司主要以控股方式開展并購業務，通過將被控股企業的現金流投資新的業務單元，驅動綜合經營發展。

BH公司綜合經營模式共生機理

BH公司依托綜合經營共生模式優勢，借助嚴格的風險管控以及較強的投資能力，遵循確保風險償付能力、實現投資收益最大化的經營原則，保持風險和收益的平衡，即便經歷了美國嚴重的金融危機，公司的經營狀況也未受到沖擊。綜合經營共生模式在BH公司可持續發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1.BH公司的共生界面分析

BH公司業務范圍涉及保險、投資、金融服務、鐵路、公共設施與能源等諸多領域，業務單元多元化。公司保險、鐵路、公共設施及能源業務承擔著資金提供者的角色，投資業務在金融市場中承擔著資金供給者角色，金融服務業務承擔著資金需求者角色。BH公司參與多個不同的共生系統，拓寬了公司的發展渠道，挖掘了收入來源，提升了盈利水平(見表3)。BH公司以集中管理方式突出發揮綜合經營的投資優勢，所有投資及資本分配都由公司統一決策。公司充分發揮管理層創造現金流的功能，以現金等流動性資產完全覆蓋保險負債業務，在確保完全償付的基礎上，將不需考慮負債匹配性的剩余資金配置于高收益的股票投資和債券投資，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BH公司保險資金運用能力較高，保險資金運用收益高于承保盈利，充分體現出綜合經營模式在資金運作和投資組合上產生了巨大效益。基于微觀視角分析，BH公司綜合經營模式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共生系統，此系統共生界面內不同業務單元發揮著共生功能，分別擔當著資金供給、資金需求和資金中介的角色。保險單元在系統中承擔資金供給者角色，投資、鐵路、公共設施、能源單元承擔資金需求者角色，集團作為平臺，形成一個功能強大、良性循環的共生系統。

2.BH公司共生特征分析

根據共生理論，共生單元之間能否形成共生系統的判斷標準是業務單元是否具備多元性、相關性和整體性特征。［11］具備此三維特征的共生綜合經營模式，奠定了保險金融集團在金融市場，或者在保險金融集團共生系統內的各業務單元所產生的規模效益，遠遠高于非共生條件下單生產能力的業務單元的產出效益。由于BH公司業務領域涉及保險、投資、鐵路、公共設施和能源等，其綜合經營共生模式具有顯著的多元性特征，投資是其優勢業務單元。但是BH公司對各業務單元實施單獨考核，例如，將保險業務經營的直接結果與使用保險資金投資的經營結果分離，分別予以單獨核算，這種管理模式有利于實現承保業務單元和投資業務單元的雙盈利。因此，資金成為BH公司聯系各共生業務單元的共生能量。相關性是實現整體性特征的重要前提和基礎，由于BH公司各業務單元之間的交叉相關性較弱，并且各業務單元實行“隔離”經營，所以BH公司的綜合經營共生模式的整體性特征也并不明顯。BH公司采取以保險業務單元為核心，承保盈利和投資盈利為“雙盈利”的共生單元并行的綜合經營共生模式，加大股權投資領域開拓，實現了公司業務和規模的擴張。

3.BH公司共生模式分析

根據共生界面特征的不同，共生模式可以分為寄生型、偏利型和互惠型共生關系;根據組織模式的不同，共生模式可以分為點共生、間歇共生、連續共生和一體化共生四種關系。［12］BH公司對各業務單元之間實行獨立經營與考核。從作用方式來看，投資、鐵路、公共設施和能源等單元的資金大多來自于保險單元，與保險單元關系屬于寄生型和偏利型共生關系。鐵路、公共設施和能源單元的資金都是通過投資單元操作，它們之間關系為寄生型共生關系。從組織模式來看，由于保險資金長期為投資板塊提供資金，這兩個業務單元的共生關系屬于連續型組織模式。投資單元對鐵路、公共設施和能源之間的投資大多屬于一次性投資，因而兩者之間屬于點共生或者間歇共生的金融關系。

基于經濟資本理論的BH公司綜合經營風險測度

經濟資本理論的在險價值函數(VaR函數)原本用于銀行業風險分析。由于保險業的風險具有嚴重的厚尾性，因此提出尾部風險價值(TailVaR)。在相同置信區間下，TailVaR比VaR計算結果更高。［13］根據經濟資本理論的分析方法，對BH公司經濟資本進行估算。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以及國內外保險金融集團經營績效比較的考慮，將以資產收益率(ReturnofAsset，ROA)作為主要研究指標，即凈利潤除以總資產，經濟含義為單位總資產經過一年的運用后所創造的凈利潤。假設BH公司的總資產收益率服從正態分布。表4反映了BH公司的凈利潤、總資產和ROA情況。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凈利潤出現大幅度下降。由于這一時期總資產和凈利潤波動幅度較大，為減少金融危機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更為準確地反映總資產收益率變化，總資產收益率的計算將采用期末凈利潤與期末總資產數據。計算出資產收益率的均值和標準差之后，與分析框架相對應，將凈虧損率定義為資產利潤率的負值。BH公司的凈虧損率服從均值為－3．23%、標準差為1．26%的正態分布(見表5)。由于計算使用“損失率”指標，表中數字的含義可以理解為損失占總資產的比重。如果計算保險金融集團某一年度的經濟資本估值，用當年總資產乘以(損失率的TailVaR－損失率的均值)就可以得到該年度經濟資本估值。本文以高估風險為原則，使用99．99%的置信水平對應的TailVaR值(見表7)。

研究結論及啟示

BH公司構建起多元盈利格局，保險業務和非保險業務的協調發展，使得盈利格局更加均衡。雖然公司投資業務具有優勢，但公司仍堅持將承保業務和投資業務分開進行考核，以實現承保盈利作為評價多元盈利格局的基礎。投資業務集中管理，集中進行投資和資本配置決策，進一步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投資業務傾向于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企業，力求實現長期價值增長，同時保持流動性充裕以履行保險賠付責任。

1.強化保險主業核心構建綜合經營共生模式

保險業務是BH公司現金流的重要來源，為公司投資業務提供了長期穩定的現金流。公司不同于其他財險公司，是以實現盈利的方式獲取現金流，不需要用未來的投資收益覆蓋投資資金的獲取成本。將承保盈利與投資盈利分項考核是BH公司經營的主要特色，國內保險金融集團構建多元盈利格局應不斷提高經營管控水平，降低承保業務獲取成本，實現以低成本獲取保險資金，形成穩定持續的現金流來源。BH公司保險板塊盈利和非保險板塊盈利貢獻占比接近，是公司持續實現總體盈利的重要保證。國內保險金融集團已形成多元盈利格局，但各業務單元盈利水平有所差異。國內保險金融集團旗下保險業務板塊和非保險業務板應該實現協調發展，以此實現各板塊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各板塊盈利能力的提升。

2.以股權投資方式拓展非保險業務單元

國內保險金融集團可以探索以并購等股權投資方式，以私募股權或者風險投資形式，投資一些未上市、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優質企業，實現對被收購企業的控股，既可以追求企業價值的長期增長，又能獲取現金流，擴大資金運用規模。股票是BH公司配置保險資金的主要投資類型。在股票投資對象的具體選擇上，不以追求價差收入為投資目的，重在發現被投資企業長期價值增長。BH公司認為企業的實質價值決定其股價，所以關注企業的成長性勝過關注股票價格。未來收益確定性較高的企業是投資的主要對象，特別是消費壟斷企業。

3.投資業務采取集中管理模式

投資業務是BH公司的優勢業務。公司對投資業務決策集中管理，旗下并沒有獨立的資產管理公司專門從事資金運用業務，公司高管共同參與決策所有與資金運用和資本分配相關的業務。投資業務集中管理具備以下優勢:一是可以縮短決策鏈條，提高決策效率;二是可以根據不同子公司資金的屬性、期限統籌進行優化配置，提高資金運用收益;三是避免各子公司在投資選擇上出現差異，降低資金運用的機會成本。國內保險金融集團可以借鑒BH公司對投資業務實行集中管理的經驗，加強集團資金運用和投資業務相關部門對集團整體投資業務管理的權利，以實現集團資金運用整體收益最大化為目標，綜合考慮資金屬性、期限等因素，根據集團整體資產負債匹配情況，統一制定投資策略，避免投資分散決策造成的投資效率降低、效益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