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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I詞：“京津冀”一體化大學生就業對策

一、京津冀協同發展下河北大學生就業研究的意義

當前，河北正面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這既是重大的機遇，又是巨大的挑戰。年輕的大學畢業生精力充沛、知識豐富、適應力強，是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大學生這一群體不能順利就業，不僅會造成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還有可能影響到社會穩定，并相應產生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反之，如果大學畢業生都能夠人盡其才，找到其理想的工作崗位，對中國夢的實現、對人力資源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對區域經濟持續強勁的發展，都將意義非凡。

二、京津冀協同發展下河北大學生就業不容樂觀的原因分析

京津冀協同發展使河北省迎來了新的產業升級換代，這為畢業生就業創造了大量機會。但是仍然存在著諸多造成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

（一）畢業生就業期望與現實就業環境不匹配

其中有一部分畢業生青睞北上廣等經濟發達地區，但是北上廣地區高校眾多，人才濟濟，競爭極其激烈；一部分畢業生受傳統思想意識、人際關系等因素的影響，傾向于留在河北本地發展，但是河北省經濟發展的重點主要在第二產業，如鋼鐵、石油化工、醫藥等，且受到壓減產能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并不是吸納大學畢業生的主力。而主要接受大學畢業生的第三產業發展卻相對滯后，再加上部分行業就業崗位縮減，下崗職工的安置又占據了部分新增就業崗位。另外，由于河北省城鄉結構性矛盾的客觀存在，大部分中小型企業多位于城鄉結合部甚至更為偏遠的鄉鎮，與畢業生追求的薪酬較高、工作穩定、環境優越等要求背道而馳；還有一部分畢業生追求鐵飯碗，一心只想成為公務員，或至少在公共事業單位供職，但是國考競爭難度逐年上漲，隨著機構改革的深入，壓縮編制，也不可能大量接受畢業生。

（二）人才培養與人才需求錯位

隨著高校擴招，畢業生人數持續增加。再加上一方面，有的高校專業設置常年一成不變，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導致學生學無所用；有的高校在專業設置過程中并未與時俱進的考慮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隨意設置一些所謂的熱門專業，導致其學生人數急劇增加，畢業生供大于求，熱門專業熱不起來，影響了就業；另一方面，大多數院校重理論，輕實踐。即使已有的實訓、實習環節也只是做做表面功夫，缺乏必要的實訓設備、技術過硬的指導教師和仿真度較高的實習環境，導致學生上手能力不強，競爭力較弱。

（三）不少用人單位在招工時存在著偏差

主要表現在：1.盲目追求高學歷。不少用人單位不是根據需求而是根據學歷來選人，認為學歷越高越好。這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使得學歷低但動手操作能力強的高職畢業生不好找工作，又使得高學歷的畢業生能力與崗位不相適應，以至于跳槽或是怠工情況頻繁。2.性別歧視。用人單位由于女生存在生理、生育等因素，同等情況下女生比男生就業幾率低，造成女生就業更難。3.過分看重工作經驗。很多單位要求求職人員有至少一年的工作經歷，可是剛步入社會的大學生難以滿足此條件。

三、京津冀協同發展下河北大學生就業解決辦法研究

大學生就業問題是一項巨大的社會工程，涉及諸多方面的責任和利益，促進大學生就業需要政府、高校、企業以及大學生自身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在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解決河北省內大學生就業應做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政府應從經濟調控、法律法規、提供服務等方面為大學生就業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1.產業結構改革。在京津冀一體化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下，為解決我省畢業生就業問題，河北省應大力發展有較強就業吸納能力的、可持續發展的智力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第三產業。

2.完善就業保障措施和服務，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如：簡化畢業生就業程序，完善人才市場的各項服務；放寬戶籍限制，加強區域性就業市場的成熟和完善，實現資源共享，促進人才的合理流動；制定相關就業法規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畢業生，消除就業歧視；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支持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等。

3.提供及時有效的就業信息。河北省政府有關部門應利用其擁有的先進的技術手段與靈通的信息來源，建立全省用人信息平臺，實時權威的職場供求信息，架起用人單位與畢業生有效溝通的信息橋梁。

（二）高校要以市場為導向， 深化教學改革，重新規劃學校定位及專業設置，做好職業教育和就業指導， 提高學生素質，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擇業觀

1.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方面要緊密圍繞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需要，引導學生樹立區域就業的新觀念，拓寬擇業范圍。同時，主動加強與用人單位的聯系，把學生的求職信息和單位的用人信息掛在網上，并且到畢業生青睞的重點地區和重點行業進行宣傳，加強學生與企業的溝通。另外，聯系三地用人單位到校園舉辦招聘會，暢通大學生的就業渠道，給其更多的就業機會。

2.高校在進行專業設置時，要加大對市場和用人單位的調查力度，科學分析出人才需求狀況，進行合理的專業設置，實現招生、教學和就業的良性循環。同時，高校要解放思想，拓寬辦學思路，改革辦學模式，加強與用人單位的合作與交流，進行訂單式培養。

第2篇

關鍵詞：大數據；學生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協同管理；創新機制

本文說明：本文系“2016年度上海學校德育實踐研究課題-大數據背景下基于自助服務的高校學生協同管理創新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16D04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大數據時代高校學生管理工作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一）大數據以及大數據時代的特征

在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及肯尼斯?庫克耶編寫的《大數據時代》中大數據指不用隨機分析法（抽樣調查）這樣捷徑，而采用所有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大數據的5V特點（IBM提出）：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alue（低價值密度）、Veracity（真實性）。[1]有人把數據比喻為蘊藏能量的煤礦。煤炭按照性質有焦煤、無煙煤、肥煤、貧煤等分類，而露天煤礦、深山煤礦的挖掘成本又不一樣。與此類似，大數據并不在“大”，而在于“有用”。價值含量、挖掘成本比數量更為重要。對于很多行業而言，如何利用這些大規模數據是贏得競爭的關鍵，教育行業也是如此。對于高校學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來說，大數據時代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二）大數據時代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迎來的機遇

數據是信息的載體，教育者掌握的有用數據越多，便越有可能對學生的思想狀況進行準確把握。以教育^程中使用數據的數量為依據，可將思想政治教育劃分會無數據時代，樣本數據時代和大數據時代。在無數據時代和樣本數據時代，難以對每個學生的思想情況了如指掌，從而容易導致“一刀切”的教育方式。在智慧校園逐步成熟的背景下，大學生在校園內學習、生活、社交等活動產生的海量數據，借助專業的手段進行收集、挖掘、整理和分析，可以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預測、預警、決策和行動提供信息支持，有助于開展個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三）大數據時代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迎來的挑戰

大數據在學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的運用還存在諸多的挑戰，從信息獲取到價值挖掘、數據處理，哪一個環節出現進展受阻都會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的時效性。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效的采集、挖掘和運用不斷增加的各類數據成為了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最根本的挑戰。數據渠道的多元異構提高了信息采集的難度[2]，探索有效的數據采集和處理機制，構建學生數據中心，有助于實現高校學生協同管理和個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信息采集是大數據應用中的關鍵環節，如果無法及時獲取有效信息，大數據處理過程變為停滯，思想政治教育也就無法順利進行。大數據無處不在，高校各個部門、互聯網、社會組織等都是學生思想政治狀況數據的來源。如何及時有效的獲取和處理這些數據，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用成為當前高校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當前學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管理制度和模式相對陳舊

傳統的管理模式通常運用規章制度和道德灌輸等管理方式，從管理者角度出發想問題，往往容易忽略學生的立場，較少強調學生的民主意識和個性發展，很少真正在管理上聽取學生的意見。作為學生管理主力軍的輔導員，由于專業知識背景、個人閱歷、工作經驗、思維觀念等差異性，導致管理水平參差不齊。一些輔導員運用自己求學期間的管理理念來教育當今學生，而沒有適應新形勢的變化，沒有適應最新的學生管理需求，未能從根本上提高解決學生各種實際問題的效率和效果。

（二）信息時代下大學生的個性化發展趨勢明顯

大數據時代下人們的信息獲取方式和交流溝通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學校的辦學方式也朝著多樣化發展，大學生生活、學習、實踐的環境與以前相比具有顯著的區別。新一代的大學生是伴隨著互聯網絡成長起來的，其思維模式、行為方式都受到了互聯網極大的影響。傳統的學生管理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當代大學生發展的需要和學生家庭的期望，個性化、精細化、大數據化將成為今后學生管理的基本特征。大學生在成長中不斷出現新問題，很多問題沒有經典案例可循，完全體現出大學生的個性化發展，需要充分利用大數據挖掘學生需求，預判學生情況，有針對性的開展工作。

三、大數據背景下創新學生管理的思考

（一）樹立大數據意識，轉變思維方式

學生管理工作僅憑個人經驗無法客觀體現，只有通過大量數據的匯集而“自動涌現”，其決策才會更客觀、科學、有效和合理。大數據時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主體要改變思維，突破傳統模式，重視定量分析，樹立大數據意識，主動學習統計學和互聯網知識，掌握數據收集、分析技能。

（二）創新模式，將大數據引入學生管理

管理主體要將大數據融入學生管理，高度重視收集大量的、多維的、數據化的信息并進行整合和分析，深度解讀數據[3]，將學生管理情況和思想政治教育現象量化，挖掘學生思想、情感、行為、興趣和需求等方面信息，把握大學生的思想與行為的表現及其規律，真正傾聽學生的心聲，找到真正的重要的教育影響因素，對工作進行預測，有的放矢地設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標、內容、原則、方法與途徑，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針對性教育，牢牢掌握主導權。

（三）改變現狀，實施系統化和協同化管理

大學生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全員參與和多部門協作。同一個輔導員所帶的學生可能存在年級、專業等劃分，不同輔導員的學生則存在更大的差異性。不同輔導員之間不是孤立的，更不應“各自為政”，而應該實施協同管理，樹立全院工作一盤棋，甚至全校工作一盤棋的整體意識。

協同管理，即協同作戰。是把局部力量合理地排列、組合，來完成某項工作和項目。協同管理通過對系統中各個子系統進行時間、空間和功能結構的重組，產生一種具有“競爭-合作-協調”的能力，其效應遠遠大于各個子系統之和產生的新的時間、空間、功能結構。協同管理理念主要體現為三大基本思想，即“信息網狀思想”、“業務關聯思想”和“隨需而應思想”。其基本目的是解決“信息孤島”、“應用孤島”和“資源孤島”三大問題[6]，實現信息的協同、業務的協同和資源的協同，充分發揮整體團隊的“戰斗力”。

三、大數據背景下高校協同管理創新機制路徑分析

將大數據的理念引入到高校學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中，探索基于自助服務的學生協同管理創新機制。

（一）構建學生管理大數據體系。

數據結構的海量高噪聲增大了價值挖掘的難度。因此，要構建學生數據中心，第一步就是進行數據的分類梳理。在對美國大學生教育內容和途徑方法研究借鑒的基礎上，結合《高等學校學生行為準則》當中對大學生教育的相關規定出發，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際，從大學生良好思想和行為內涵結構“思想品德、科學文化、人文實踐、身心和諧”4個層面出發，結合學生的成長背景資料，從“家庭背景、學習背景、價值取向、思想狀況、道德行為、違紀違法、學習情況、科創能力、理論素養、實踐行為、身體素質、心理素質、人際交往” 14個維度進行學生管理大數據的梳理。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數據類型具有多樣性，課題從結構化數據、非結構化數據、半結構化數據三種類型入手，惱14個維度切入設計一系列的采樣表格，形成《學生管理數據采集指南》。

（二）整合資源，建立學生大數據中心。

對學生管理系統中各個子系統進行時間、空間和功能結構的重組，從個人基本信息、生源情況、新生入學心理測試情況、家庭情況、獎懲情況、課堂出勤、活動參與、課程通過情況、學習成績、新媒體負面情緒值、人際交往、、行動蹤跡、精神狀態等各方面的數據進行采集，構建學生大數據中心，實現各部門協同工作，提升學生管理效率。當前高校思政工作中，對學生的各類數據零散分布在各個excel表格中，學生的各類數據沒有進行系統的整合，無法很好的發揮這些數據的價值，數據中心的構建將會有效的系統整合所有的學生相關數據，為學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依據。

（三）統計分析，形成具有相似特征的聚類歸納，合成不同的數據模塊。在數據中心采集數據的基礎上，采用“統計分析與可視化[4]、聚類（聚類、離群點分析）”兩種教育數據統計分析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合成不同的數據模塊，全面分析和評價學生個人的思想狀況、學習狀況、心智狀況、行為規律、個性特征等方面情況，為教育者和家長更好的了解學生提供可視化工具。

（四）對獲取的大數據進行關系挖掘和整合，預測未知的思想政治教育問題。

學生的各類數據利用“預測（決策樹、回歸分析、時序分析）、關系挖掘（關聯規則挖掘、序列模式挖掘、相關挖掘）、文本挖掘”[5] 三種教育數據挖掘方法，將雜亂無章的數據進行挖掘整理，從“思想品德、科學文化、人文實踐、身心和諧”這4個方面對學生進行預測評估，實現可視化的預警模塊，當某些數據出現偏差時，提前對相關學生進行關心和干預，根據特定學生制定個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參考文獻

[1]維克托?舍恩伯格，肯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M].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孟小峰，慈祥.大數據管理：概念、技術與挑戰[M].計算機研究與發展，2013，（1）.

[3]沈學裙.大數據對教育意味著什么[M].上海教育科研，2013（9）.

[4]李國杰，程學旗.大數據研究：未來科技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領域―大數據的研究現狀與科學思考[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2（6）：647-657.

第3篇

諾貝爾曾經立過三個遺囑，最后一個遺囑是在1895年11月19日在他去世前一年立下的。這個遺囑把他所有動產的95%，當時差不多是920萬美金財產，用來設立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文學獎、和平獎五個獎項。其中物理學獎和化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確定；生理學或醫學獎由斯德哥爾摩卡羅琳醫學院確定。他在遺囑的最后寫到：“無論他是否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只要他具備資格，就應獲獎。”

1968年，瑞典國家銀行在它誕生300周年之際，取得諾貝爾基金會的同意，加設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據統計，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首發至今共35屆，全世界共有53名來自15個國家的經濟學家獲此殊榮。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計量經濟學的奠基人――挪威人拉格納?弗里希和計量經濟學模式建造者之父――荷蘭人簡?丁伯根因發展了動態模型來分析經濟進程而共同獲得，美國人羅伯特?恩格爾和英國人克萊夫?格蘭杰因一個實施預測和評估風險的新框架而共同獲得200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改進了對包括經濟增長指標、價格和利率的時間序列的分析。

已頒獎屆數與獲獎人數

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首發至今已頒獎35屆，縱觀35屆諾貝爾經濟學獎，1人獨立獲獎的有20屆，占57.14%，2人分享的有12屆，占34.29%，3人分享的有3屆，占8.57%，共有53人獲此殊榮。

從年代分布看，1969年―1973年共有7人獲獎，1974年―1978年共有8人獲獎，1979年―1983年共有6人獲獎，1984年―1988年僅有5人獲獎，1989年―1993年共有8人獲獎，1994年―1998年共有9人獲獎，1999年―2003年共有10人獲獎，獲獎人數成上升趨勢。其中1969年―1979年的11屆中有6屆為2人分享，1980年―1989年的10屆全部為1人獨享，1990年―2003年的14屆中有9屆為2人分享，表明多人獲獎將成一種趨勢。

獲獎者的國籍

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國籍看，獲獎者最多的就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可謂美國學者獨占鰲頭。在35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中，除（1969年、1972年、1974年、1977年、1984年、1988年、1989年、1991年、1998年）9年外，其余26屆都有美國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占74.3%，其中由美國經濟學家獨享的有20屆（1970年、1971年、1973年、1976年、1978年、1981年、1982年、1983年、1985年、1986年、1987年、1990年、1992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美國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共計36人，占獲獎總人數53人的67.9%，即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剩余的三分之一被英國、挪威、瑞典、前蘇聯、法國、荷蘭、德國、印度等國家的經濟學家們分享。

在15屆2人以上共享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中有8屆為不同國家的經濟學家共同獲獎。表明評審委員會對某一領域發展的貢獻者給予了比較全面的關注和公證的評價。

經濟學家的民族融合性很強，尤其在美國。在美國獲獎者中，1971年的獲獎者庫茲涅茨和1973年的獲獎者瓦西里?列昂惕夫是前蘇聯人，1975年的獲獎者庫普斯曼是荷蘭人，1978年的獲獎者西蒙是德國人，1983年的獲獎者德布勒是法國人，1985年的獲獎者莫迪利亞尼是意大利人，1994年的獲獎者海薩尼是匈牙利人，1999年的獲獎者芒德爾是加拿大人，2002年的獲獎者卡尼曼具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在英國獲獎者中，1974年的獲獎者海克是奧地利人。1994年的德國獲獎者澤爾騰是波蘭人。

獲獎者的年齡

從年齡結構上看，35屆5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獲獎時的平均年齡66.34歲。可謂花甲之年方顯英雄本色，古稀之年才獲學術輝煌。其中，獲獎時年齡最小的是1972年獲獎的51歲的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阿羅，其次是1997年獲獎的52歲的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莫頓，1970年獲獎的55歲的美國經濟學屆的泰斗保羅?薩繆爾森。獲獎者中年齡最大的是1996年獲獎的82歲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維克瑞，他在獲獎3天后就仙逝了；其次是1991年獲獎的81歲的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這是2位僅有的80歲以上高齡的獲獎者。在51―55歲之間獲獎的有3人，在56―60歲之間獲獎的有9人，在61―65歲之間獲獎的有14人，在66―70歲之間獲獎的有13人，在71―75歲之間獲獎的有7人，在76―80歲之間獲獎的有5人，在80歲以上獲獎的有2人。如圖1所示。

獲獎者的性別遺憾

35屆5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全是男性。21世紀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將不只是男人，我們期盼著女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出現。

獲獎者的學歷結構

35屆53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博士獨占鰲頭。50位獲獎者具有博士學位，占獲獎總數的94.34%，他們獲得博士學位時的平均年齡為28.2歲，其中有38人在30歲以前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有2位具有碩士學位，占3.77%。

獲獎者從獲得博士學位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平均歷時38.3年，這比其它諾貝爾獎獲長了許多年。走完這段歷程耗時最短的是1997年獲獎的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莫頓，從33歲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到53歲獲諾獎，經歷了20年；走完這段歷程耗時最長的是1996年獲獎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維克瑞，從34歲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到82歲獲諾獎，經歷了48年。這與諾貝爾經濟學獎重視經濟學理論對現實的影響有關，學者們提出的理論需要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才被證實，才有可能進入評委會的視野，也才可能獲獎。

獲獎者的研究領域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的Assar Lindbeck對諾貝爾經濟學獎授獎原則做了一個總結性說明，他認為可以劃分出五個授獎的領域：一般均衡理論，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跨學科研究，經濟分析新方法。在35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中，研究宏觀經濟學和跨學科研究的人數暫時領先。

一般均衡理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經濟學巨匠薩繆爾森。他用科學方法發展了靜態和動態經濟理論，從而在提高經濟學科的分析中樹立了新的豐碑。在這一領域獲獎屆數為5屆，獲獎人數為8人，分別占獲獎總屆數和總人數的14.3%和15.1%。

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多數都頒給了宏觀經濟學。在這一領域獲獎屆數為10屆，獲獎人數為13人，分別占獲獎總屆數和總人數的28.6%和24.5%。個人消費、投資、進出口、貨物與服務的政府支出，凡此種種，都囊括在這個解釋國家經濟行為的經濟學分支之中。1980年、1981年及1995年等多屆諾貝爾獎，也都授予了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其中1995年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提出了理性預期的假說，改變了宏觀經濟分析和對經濟政策的理解。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微觀經濟學的獲獎者也不少。在這一領域獲獎屆數為5屆，獲獎人數為10人，分別占獲獎總屆數和總人數的14.3%和18.9%。2000年的兩位得主建功于此。單個家庭和企業對市場的反應、不同用途和產業的資源配置，都在其研究范圍之內。George Stigler（斯蒂格勒，1982）、James Mirrlees（莫里斯，1996）、William Vickrey（維克瑞，1996）以及分別在1990年和1997年因金融經濟學研究成就而獲獎的五位學者都屬于微觀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