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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大體體現為四種類型：一是現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現代化的后來者；三是現代化的趕超者；四是始終未能進入現代化、處于停滯甚至落后狀態的國家。我們發現有幾個大國是屬于現代化趕超類型的國家：首先是美國，在上個世紀下半葉開始加速工業化，在上世紀與本世紀之交，迅速追趕上并超過了英國；其次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后開始發動工業化，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后，日本實現經濟起飛，迅速追趕美國；再次是亞洲的“四小龍”，在6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第四是中國，從1980年前后進入經濟起飛階段，顯現出現代化追趕效應或追趕模式的明顯特征。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經濟學史專家安格·麥迪遜（AngusMadison,1998）最近發表的《中國長期經濟運行》一書，按照實際購買力（PPP）方法計算了中國1820-1995年期間GDP和人均GDP指標，中國GDP占世界GDP總量的比重，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據他的計算結果我們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歷史過程總結為如下特點：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中國國力經歷了從強到弱又由弱到強的歷史過程。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為13.2%，1919年又降為9.1%，1952年降為5.2%。這是因為1820-1952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0.22%）明顯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62%），因而中國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顯下降；到1978年達到5.0%，這是因為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間的增長率，但是卻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52%），因而中國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國的比重不斷上升，到1995年超過11%，這是因為1978-1995年期間中國GDP增長率上升為7.49%，而世界GDP增長率下降為2.7%，所以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顯上升。;

第二，中國人均GDP水平與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縮小。182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為50%，1919年降為36.7%，1952年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呈負增長（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正增長（為0.92%），因而中國人均GDP與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明顯擴大；1978年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2.56%），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不僅與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與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個百分點，也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臺灣的20%，南朝鮮的22%。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04%），明顯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1.01%），中國人均GDP水平不僅與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顯縮小，而且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也大大縮小。

第三，在世界性現代化進程中，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開放，加快了與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衡量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的作用可以用該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來描述，中國1890年這一比重為1.7%，1913年降為1.6%，1978年降為0.8%。一個國家貿易發展水平可以用該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來衡量，中國1890年為6.5%，1952年為4.6%，1978年為3.6%。這表明中國雖然是一個人口大國，但又是一個“貿易小國”；雖然中國從50年代就開始發動工業化，但是屬于典型“閉關鎖國”和“自給自足”國家。197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有四個特點：一是對外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1978-1997年期間中國外貿總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5.6%，其中進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4.5%，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6.7%；二是貿易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斷上升，70年代末中國貿易依存度占GDP比重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國家之一，到1995年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明顯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為世界第十大出口國，但這一比重仍太小，僅“四小龍”出口額就超過世界出口額比重10%；四是中國人均出口額提高了數十倍，1952年中國人均出口額只有1.4美元，1978年為10.1美元，1997年為122.8美元，但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僅為13.6%。這表明對外開放的政策使中國迅速參與國際市場、國際競爭，對世界的貿易增長貢獻越來越大。無論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還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與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盡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既是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國的國家根本利益，它給中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好處將會遠遠超過短期的開放調整代價。如果中國人均出口額接近或達到世界人均水平1/2，則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至少達到1/10以上。

第四，中國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人文指標的相對差距。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經濟的迅速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進了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的明顯變化，人們壽命延長了，識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條件改善，盡管這些變化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出不平衡特征。從人口出生率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高達37.0‰，1978年降為18.25‰，1995年降為17.12‰；從人口預期壽命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為38歲，1978年達到64歲，1995年接近70歲；從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為5.33年，1995年為8.93年（麥迪遜的計算結果高于

的計算結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國50年代初期低，法國50年代是9.6年，德國是10.4年，美國是11.3年，英國是10.8年。經濟增長與人類生活質量改善是一個相互促進和過程，人口健康素質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來，中國各類生產要素增長及其配置市場化程度增強有助于加速中國的快速增長。從影響經濟增長的各類要素指標看，按兩個不同時期：1952-1978年期間與1978-1995年期間相比，中國總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由2.20%下降為1.37%；勞動投入增長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資本投入增長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資（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長率由7.57%提高到8.80%；農地（farmland）無增長，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長率由負變正，由-0.78%提高到2.23%。這表明，改革以來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不斷增強，改善了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也有了明顯的提高，1952-1978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為1.78%，1978-1995年期間上升為4.74%；資本生產率增長率一直呈負增長，1952-1978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2.95%，1978-1995年期間為-1.21%。

通過國際比較表明，1978-1995年期間中國實現經濟起飛的過程更類似于日本和韓國在1952-1978年期間經歷的經濟起飛情形。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中國為1.3%，日本為1.1%，韓國為2.26%；相對高的勞動投入增長，中國為8.86%，日本為9.57%，韓國為8.49%；農地（farmland）無增長或負增長，中國為0.00%，日本為-0.12%，韓國為0.46%；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明顯提高，中國為2.23%，日本為3.74%，韓國為1.84%；出口額增長率大幅度增長，中國為13.5%，日本為13.17%，韓國為26.09%；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呈高增長，但資本生產率呈負增長，人均資本存量大幅度增長。如果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韓國成功地追趕了美國，則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成功地在追趕美國、日本和韓國。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在歷史上既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又是一個人均收入相對較高的國家，但它在全球性工業化歷史進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紀中葉已淪為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口大國。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盡管中國已經開始發動工業化，經濟增長速度比較高，但這一時期世界經濟增長率高于中國經濟增長率，因而中國占世界GDP總量比重不僅沒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國人均GDP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沒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與開放使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提高，而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又明顯下降，出現了中國迅速追趕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水平的新現象。這是一個全面追趕的過程，既包括經濟總量，也包括經濟個量；既包括經濟發展水平，也包括社會發展水平。上世紀美國追趕英國、本世紀二次大戰之后日本追趕美國、“四小龍”追趕發達國家都相繼成功了。同樣，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正在成功地追趕上來。迄今為止，盡管她尚未完成這一追趕過程，但是她對人類發展的推動、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將越來越大。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

中國走向21世紀的過程，就是從世界經濟大國走向世界經濟強國的過程。今后中國還會加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迅速趕上，并在下世紀初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下介紹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幾種預測和估計。

1995年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3-10.2%。2000-2010年期間為8.0-8.7%；2010-2020年期間為7.0-7.8%。

按底線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6%，預計到2015年左右，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但是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1%，中國將于2010年左右GDP總量超過美國，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于美國的1/4。

1996年美國蘭德公司對中國1994-2015年的長期趨勢作了預測。他們對中國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計算）的初始值估計過高，既1994年為4200美元，相當于同年美國人均GDP水平的16.3%；他們對未來時期中國GDP平均增長率估計又過低，在最好情況下僅為4.9%。按上述假設條件，他們預測到2006年中國的GDP總量將超過美國，到2010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10%，到2015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27%，到200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為25.6%，到2015年上升為28.9%。

1997年世界銀行發表了《2020年的中國》的報告，假設今后十年中國國內儲蓄率從40%左右逐漸減少到35%，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這些假設條件下，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4%，而后GDP增長速度隨時間推移將減緩，從目前的9-10%，幅度減到2020年的5%。世界銀行專家認為有三種力量會造成今后中國GDP增長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總人口增長率減慢，勞動年齡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長；二是隨著資本積累，報酬收益遞減的經濟法則起作用；三是隨著經濟成熟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結構變革為增長所提供的動力日益減小，包括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配置收益越來越小。該報告預測中國與其他國家縮小了技術差距，其技術進步的勢頭將趨于減慢。中國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過美國。根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995年人均GDP的估計為290美元，到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接近現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當于美國現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該報告還預測到2020年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進口國和出口國；其居民購買力可能會超過整個歐洲；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作為資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國可以和大多數工業國家競爭。

1997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的《崛起的亞洲》報告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作了三種可能的估計：一是樂觀方案，中國將繼續進行經濟改革，生產力和資本形成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6%；二是悲觀方案，中國未進行必要的改革，行業瓶頸將制約整個經濟增長，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設中國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條件不變，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6.05%，大大高于東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2.8%），略高于東南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為4.5%）。在這一持續性高速增長過程中，中國人均GDP相對于美國人均GDP水平迅速縮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為38.2%。

1998年麥迪遜對中國的未來作出了自認為相當保守的估計。他基本假設條件如下：第一，勞動投入增長相對緩慢，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長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資本存量增長速度不會超過5%；第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也會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設情況下，他預測1995-2010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由1978-1995年期間的7.5%下降為5.5%，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由6.04%下降為4.5%。既使在這種假設條件下預測，按PPP法計算，到2015年中國的GDP總量將會超過美國，約占世界GDP總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由于中國總人口規模大，那時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的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5，屬于中等收入國家，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大，將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無論那一種長期預測都表明，如果中國不出現社會動亂、國家分裂和重大經濟決策失誤，在下世紀初期的10-20年間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應當是可預期的發展結果。這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僅經歷了20年的改革開放，就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如果我們再能夠保持這樣的增長趨勢的話，20年后中國GDP總量將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水平，中國的貿易總量將略低于美國貿易總量，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空前發展將成為跨世紀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將對世界的發展與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前景

1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對中國發展的影響由于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各國在貿易、直接投資、金融等方面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導致一個國家產生的危機會改變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宏觀經濟條件，特別是通過貨幣危機傳導；一個國家的經濟蕭條會減少其他國家的出口需求；一個國家的幣值貶值會增加其他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亞洲金融危機從經濟增長、國際貿易、金融交易、債權債務關系和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影響，同時也對中國產生愈來愈大的負面影響。

第一東亞和世界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復蘇。據世界銀行1998年10月報告，1991-1997年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率為2.3%，1997年為3.2%，1998年下降為1.8%，比上年下降了2.4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為1.9%，2000年為2.7%；東亞和太平洋地區1991-1997年期間經濟增長率為9.9%，1997年為7.1%，1998年降為-1.8%，而后將逐漸恢復。其中1998年該地區13個國家和地區中，有7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負增長，從-0.4%至-15.0%，而中國經濟增長最高，為7.8%，但是明顯低于前幾年的記錄。引起199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東亞危機國為負貢獻，分別為-0.4%和-0.3%，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下降0.7個百分點；二是美國、中國和拉丁美洲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呈現正貢獻，但均下降了0.1%，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率貢獻比上年又下降0.4個百分點，拉丁美洲也下降0.1個百分點，日本和東亞危機國開始復蘇，其貢獻率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國的貢獻可提0.1個百分點，為0.3%。

第二通過惡性競爭和大幅度貶值產出影響。東亞地區各國的出口依賴程度明顯高于與世界出口市場的程度，這表明，在本地區各國之間的競爭性要高于各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競爭性。從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亞幣值貶值了76%，南韓貶值了34%，馬來西亞貶值40%，菲律賓貶值了40%，泰國貶值43%，俄羅斯貶值了52%。這些周邊國家幣值大幅度貶值，而中國人民幣不僅沒有貶值卻有所升值，這勢必影響今后中國出口競爭力；同時其它周邊國家由于幣值貶值，按美元計算的資產價格下降，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比中國具有較強競爭優勢。例如，到1998年8月美國在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80億美元，相當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過貿易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全球進出口貿易增長，對危機爆發國家影響最大，也對與這些國家貿易的國家產生間接影響。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估計，1998年世界貿易增長率僅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據世界銀行估計，世界出口額8.8%下降為5.8%。這次金融危機使東亞地區內需停滯，進口大幅度減少，東亞地區危機國家進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3.0%，下降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為-7.5%。為了應付危機，東亞地區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業因巨額債務負擔而縮小開支，銀行因危機中發生混亂難以開設進口信用，不良債權龐大也阻礙了內需擴大，美國、歐洲、日本及中國對東亞地區的出口增長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國出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為1998年的2.3%，歐盟15國由9.6%下降為6.3%，日本由11.8%下降為-1.5%。1997年中國出口額增長率為20.5%，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約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實現10%的出口增長目標，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估計不足。當年1-11月份出口增長率下降至0.2%，近幾個月來出口額連續出現負增長，其中10月份為-17.2%，主要是因為東亞地區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亞洲地區出口額增長率為-9.6%。據世界銀行預計，1999年世界出口增長率為5.3%，2000年為6.3%，世界進口增長率分別為5.8%和6.4%。在這一國際貿易環境下，1999年中國出口額增長可能會出現負增長。從國內需求增長率看，實際上從1998年下半年已呈擴張趨勢，1999年會比上年有所提高，擔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使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約1個百分點左右；與此同時也直接影響出口企業經濟效益，間接影響就業增長。

第四通過外國直接投資產生影響。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報告，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從流入亞洲地區轉向歐洲和美國，全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總額約14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的流量下降了7.1%，僅對亞洲新興市場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預計今后還會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國外資比重較高的來自東南亞、東亞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資額（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實際利用投資額（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預計今年還會繼續下降。

第五通過全球性通貨緊縮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深化不僅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減速，而且使國際市場各類非能源產品、能源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據世界銀行統計，非能源產品價格指數增長率由1997年2.2%變為1998年的-15.7%，其中農產品由2.6%變為-16.5%，金屬和礦產品由-10.5%進一步下降為-24.1%，化肥由1.2%變為-15.4%；能源產品由-6.9%，進一步下降為-28.5%。國際市場原油價格1997年為每桶20美元左右，現已降至12年來最低點，跌破每桶10美元大關。東亞地區是原油和農礦原料最大進口區，其經濟嚴重衰退，需求疲軟是使農礦產品價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經濟學家》商品價格指數下降了30%。從深層次看，全球許多工業面臨生產能力過剩，同存有嚴重問題的銀行一樣，大概是亞洲危機的根源。全球性通貨緊縮從外部環境使1997年開始出現的持續的國內通貨緊縮“雪上加霜”，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鋼鐵工業、有色工業以及農業部門，影響了中國初級產品出口的增長。

從今后來看，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其他地區的經濟危機作為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深刻，我們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到這些不容忽視的潛在或顯性因素，做出現最壞情形的打算為好.

2國內形勢面臨的挑戰

從1993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脹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脹率下降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脹率，首次成功實現了宏觀經濟“軟著陸”，但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以及各種長期積累矛盾的作用，從1997年以來，國內經濟形勢面臨嚴峻的挑戰。

第一經濟增長率不斷下滑，已低于潛在產出水平。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指實際產出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之間的差距。自然經濟增長率又稱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通貨膨脹度等于常數——既不趨于加速、也不趨于減速的情況下的真實經濟增長率。從歷史數據看，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這一增長趨勢有所下降，在8-9%之間。從1997年一季度GDP增長率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為7.2%，第二季度又進一步降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為7.6%，第四季度又上升為9.0%，其意味著改革以來第四次經濟周期（長達八年）的結束，開始進入了第五次經濟周期的擴張期。從年度數據看，1997年GDP增長率為8.8%，1998年為7.8%，“產出缺口”由正變負，略低于這一時期GDP的增長趨勢。

從1978年以來，中國經歷了長達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長過程，現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和調整期。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增長率相對下降，呈現結構調整特征，即從總量擴張導向增長轉向結構調整導向增長，從供給要素推動增長轉向需求要素拉動增長，從以工業主導帶動增長轉向由工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增長，從投資主導刺激增長轉向投資和消費共同刺激增長。相對于世界和其他國家同期增長紀錄，其增長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現高速增長特征，中國仍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率，FDI投資增長趨緩，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國，固定資產投資仍然是增長的動力，具有大國優勢，有助于擴大國內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國GDP增長率雖難以獲得1991-1995年期間的兩位數增長率，但也不會出現周邊國家那樣的負增長或低增長，預計有望達到7-8%的增長率。如果出口額呈正增長，則GDP增長率可能為8%或以上；如果出口額呈負增長，GDP增長率可能為7%或以下；如果出口額增長率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國政府1999年經濟增長率目標在7%左右，但這已不是指令性計劃指標，而是一個指導性指標。1998年投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大于消費的貢獻率。1997年8.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為2.2%，消費增長為4.9%，凈出口增長為1.7%，它們對GDP增長貢獻率投資占25.2%，消費占55.5%，凈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率為4.7%，消費增長率為3.1%，它們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分別為60%和40%，凈出口幾乎無貢獻。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增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5%，其中國有單位投資增長率為20%，今明年兩年還會有所上升。當前國內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費不足。從1994年以來，各類消費增長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現價計算，到1997年農村消費額增長率由33%下降到6.5%，城鎮消費額增長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費額增長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費增長率下降已成為制約GDP增長的主要因素。擴大和滿足消費需求既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也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今后看，中國應從投資拉動為主轉向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由于消費額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擴大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特別是擴大和刺激9億多農民消費需求，應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長久之計。

第二中國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商品市場供過于求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改革以來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空前提高。按不變價格計算，1978-1997年期間工業附加值增長了7.6倍；1978年時中國工業部門凈資產為2000多億元，到1997年上升為4萬億元。《國際先驅論壇報》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生產能力過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幾乎主要的商品供應都大大超過了需求。而生產能力過剩同樣對中國經濟和貿易構成新的威脅。根據中國國內貿易局商業統計信息管理辦公室對全國600多種主要商品的市場供求分析，1998年初調查約有25%的商口供過于求，5月份調查約有27.4%的商品供過于求，1999年初約有2/3的商品供過于求，例如，紡織品、日用百貨商品供過于求的比例為100%，電器、交電商品、化工商品供過于求超過90%，此外農副特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供過于求的比重也明顯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種糧油商品供不應求。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是多年來這些行業過度投資、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已由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結構性競爭日益突出，而現存的經濟結構既不適應國內市場需求，也不適應國際市場競爭挑戰。

因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零售業、餐飲業之外的大部分服務行業仍然保留排隊現象，國有經濟部門高度壟斷的格局沒有打破，特別是銀行業、電信服務業、高等教育、醫療保健、電視與電影、科研和技術服務業等。這既人為地壓抑了居民消費，又減小了這些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

第三通貨緊縮越來越明顯，嚴重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的變化直接影響通貨膨脹率的變化方向。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產出缺口為正）時，通貨膨脹一般呈加速上升；當產出缺口為負時，即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則通貨膨脹呈加速下降。從1997年10月以后，社會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一直持續負增長，到1998年為-2.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0.8%，其中食品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3.2%，交通、通訊工具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4.2%。改革以來，中國始終面臨著高通脹威脅，而今卻第一次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如果說通貨膨脹直接損害廣大消費者利益的話，那么通貨緊縮則直接打擊生產者。從大多數消費者角度看，物價下跌是一個好現象，但商品和服務價格持續性下跌迫使企業被迫削減開支，減少供給，過度競爭，降價傾消，調低工資，增加失業，而且形成惡性循環，生產能力愈是過剩，商品價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資收入提高越慢，下崗人員明顯增多，這反過來又抑制了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在供過于求和價格下跌的情況下，抑制通貨緊縮的主要辦法是關閉效率低下、質量低下、商品過時、污染嚴重、持續虧損的企業。例如，1998年國有重點煤炭企業累計虧損37億元，虧損面達81%，予計1999年下崗職工240萬人，關閉各類小煤礦2.58萬處，壓產2.5億噸，煤炭生產比1996年將減少近3億噸。1998年紡織業淘汰512萬棉紡綻，分流安置66萬名下崗職工，1999年準備計劃壓綻438萬，減員110萬人。此外，冶金、森工、軍工、石油等生產能力過剩的行業，亦將大量裁減工人，進一步壓縮生產產量。

第四城鎮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創建國以來最高記錄。首先是城鎮登記失業人員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萬人升至1998年的620萬，增長47.6%；其次是下崗職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萬人，升至1997年的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929萬人，

估計1998年將在1700-1800萬人之間，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2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由1993年的120-180萬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約610萬人；1998年農民工進入城鎮的失業人口約80萬人，估計其失業率為1.5%；1993年中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540-600萬人，1997年上升為1300-15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8-7.8%；

估計1998年全國城鎮失業人口約為1540-1640萬人，真實失業率約7.9-8.5%，成為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突發性失業高峰。90年代以來，農業部門就業增長下降了10%，第二產業增加了20%，服務業增加了55%，成為中國就業增長的主要渠道；城鎮就業增長了21.6%，其中城鎮集體經濟下降近20%，國有經濟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經濟（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和三資企業等）則增長了130%，成為中國城鎮就業增長的渠道。

高失業不僅已經成為全國經濟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也成為各地區最突出的經濟發展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全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規模最多的地區是遼寧，為96.0萬人，其次是黑龍江為81.0萬人，河南為72.8萬人，湖南為76.9萬人，湖北為67.1萬人，山東為66.8萬人，四川為64.6萬人；重慶在四個直轄市中實際失業人數最多，為26.6萬人，而北京只有6.5萬人，天津為9.2萬人，這是因為這兩個市上報的下崗未就業人員數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區城鎮真實失業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區的水平。青海城鎮失業率居全國首位，為11.5%，其次是陜西為11.4%，貴州為10.5%，吉林為9.3%，湖南為9.0%。福建為4.0%，廣東為4.8%，上海為4.9%，北京為1.4%，天津為2.8%，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相差近10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僅表現為人均GDP水平與增長率差異甚大，而且各地真實失業率水平差異甚大。中國進入高失業階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處于高失業率水平。

第五國有企業改革越來越困難，虧損額愈來愈大，利潤額愈來愈高少，并出現了巨額凈虧損。國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有經濟既不適應國內市場競爭，也不適應國際競爭，這是多年積累的深層資機制性矛盾，并已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問題。1994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虧損額達483億元，利潤額為829億元，凈利潤額365億元。1997年虧損總額上升了一倍，為831億元，而利潤額卻下降了一半，為428億元，凈虧損額為403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對5.8萬家國有企業虧損額合計為近千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7%,其中大中型企業增長30.4%。若考慮到利潤額逐年下降，估計1998年凈虧損額約700億元。

國有企業投資利潤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潤率為3.2%，到1997年下降為0.9%；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率為投資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從各種經濟類型勞動生產率增長指數看，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1991-1997年期間，國有工業企業增長了59%，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增長了114%；從各種經濟類型比較勞動生產率看，1985年其他經濟與國有企業之比為1.5:1，1991年為2.1:1，1997年為2.8:1。這說明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已無法與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企業競爭，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過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內實現國企改革的目標（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諾）是令人懷疑的。

(單位：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中心國情分析室)

參考文獻：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機遇與挑戰：中國走向21世紀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基本發展戰略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華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電。

《國際先驅論壇報》，1999年1月30日。

《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4日。

第2篇

【關鍵詞】適度經濟增長；Hodrick-Prescot濾波法；河南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運行表明，一旦實際經濟增長率過高，就容易受到資源、環境等條件的制約，引起物價水平全面上漲；反之，則會造成生產能力過剩和資源閑置，給城鄉就業帶來巨大壓力。現實經濟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導致適度經濟增長率不可能是固定的常數，而只能是一個“帶狀區間”，其上、下限則構成了宏觀調控的警戒線。事實證明，實際經濟增長率只有處于適度經濟增長區間內平穩運行，才能充分保證各種資源正常限度地得以充分利用。

一、估算方法

適度經濟增長區間估算的傳統方法，主要分兩步：首先，估算區域國民經濟在的長期增長趨勢，以此作為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的中位值；其次，利用最近經濟周期內的增速波峰值和波谷值，并結合經濟運行的實際特征，求出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的上、下限值。目前，單變量法的應用最為普遍，尤其是Hodrick-Prescott（HP）濾波法，因其對非平穩時序具備較強的適應性，本研究就采用HP濾波法，以河南為例，估算適度經濟增長區間。

二、數據來源

按照以往研究慣例，采用區域生產總值（GDP）作為河南經濟發展水平的變量。由歷年《河南統計年鑒》，可得到以當年價格表示的名義GDP時間序列（單位：億元）。為方便不同年份的數值直接進行對比分析，使用定基生產總值指數進行折減換算，得到以2005為基期的歷年實際GDP時序。由于改革開放前后存在著巨大的制度和體制差異，因此樣本時期范圍限定為1978至2009年。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河南GDP時序呈現出明顯的非線性長期增長趨勢，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明顯不同的階段性變化特征。上世紀80年代初期之前，增長相對較快，隨后數年近乎陷入停滯；而后直至80年代中后期重新實現快速增長，增速不斷加快并于90年代中期達到階段性頂峰；但此后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在長達6年的時間內徘徊不前，甚至一度出現了輕微絕對下降的現象；自2003年之后增速又一次顯著加快，不過在2009年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負面沖擊，出現小幅回落。

三、HP濾波法趨勢分解

HP濾波把波動周期看成是指標變量對某一緩慢路徑的偏離，該路徑在整個樣本期間非線性單調增長，所以稱為長期趨勢。趨勢成分可以通過最小化時序和樣本點的趨勢值估計出來，即：■■（Y■-X■）■+λX■-X■-X■-X■■，（1）。其中，Y是時間序列x中的趨勢成分，λ是對趨勢成分波動的懲罰因子。λ濾波參數決定了趨勢成分的光滑程度以及其對實際序列的跟蹤程度，目前學術界對濾波參數λ的取值存在一定的分歧。本研究選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經濟調控課題組的建議取值6.25。

河南改革開放以來GDP時間序列經HP濾波后得到的趨勢成分，序列的平滑程度明顯增強，不過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增速變化依然大。上世紀80年代末期之前增長較為緩慢，在90年代中期顯著加快，隨后陷入停滯，直至近年增速再次顯著加快，且快于30年來歷史平均水平。在經濟波動周期理論中，將GDP的長期趨勢成分稱為潛在產出，而將實際GDP與潛在產出之間的差值，稱為產出缺口。產出缺口的正負及其數值大小，即是判斷經濟波動周期位勢的依據。為便于觀察經濟周期的具體態勢，需要消除量綱的影響，將產出缺口的絕對數值統一轉化為相對長期趨勢值的偏離百分比。最終分解得到的周期成分如圖1所示。

圖1顯示的短期波動成分，呈現出不規則變動特征。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以來，河南經濟增長的總體波峰和波谷分別出現在1996和1992年。此外，在1980、1988、2005和2008年均出現了局部波峰，而在1984等5個年份年則分別出現了局部波谷。還可以看出，2009年河南經濟出現明顯下滑。

四、適度經濟增長區間估計

為求出適度經濟區間的中位值，可采用對數線性模型估計潛在產出增長率。為此可先對河南歷年潛在產出時序取對數，然后建立如式（2）所示線性模型。LXt=8.015+0.089t，（2）；s.e.=。（0.029）。（0.003）；t=[167.23] [20.15]；F=523.81，R2=0.979，DW=1.60 AIC=-1.12。式中解釋變量t為時間趨勢項，其取值依次為t=1，2，…，32，分別對應年份1978，1979，…，2009。根據半對數模型的經濟意義與估計結果，可計算得到河南GDP在1978至2009年間的年度復合增長率為9.01％。此即為河南省改革開放30余年來的潛在產出增長率，可作為適度經濟增長區間中位值的估計結果。界定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的上下界限，可初步在觀察HP濾波所得到的波動成分時間序列的基礎上得到。由圖1不難發現，絕大多數年份的經濟增長波動都圍繞在潛在產出增長率的[-3％，+4％]之間，即為河南省的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為了更加準確地界定適度經濟增長區間，就需要在HP濾波所得到的波動成分時間序列基礎上，采用二次濾波法進行進一步平滑處理。二次HP濾波后得到的趨勢成分如圖2所示。

至此，可以清晰地發現河南省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的上下界限，分別為圍繞潛在產出增長率的±2％波動范圍，此范圍涵蓋了超過90％的年份。

綜合以上結論，很容易得出河南省穩健的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為：[潛在產出增長率-2％，潛在產出增長率+2％]，也即實際GDP年度增長率位于[+7％，+11％]區間，此時上下限波動范圍為4％；同時，還可確定河南省可行的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為：[潛在產出增長率-3％，潛在產出增長率+4％]，也即實際GDP年度增長率位于[+6％，+13％]區間，此時，年度經濟增長率上下限波動范圍加大為7％，歷年波動差異性增大，經濟增長穩定性稍微變差，但其優點是政府可調控區間增大，留有充分的政策回旋余地，只要控制得當，并事先設置好有效的預警措施，同樣可以到達保證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目的。

參 考 文 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調控課題組．宏觀調控目標的“十一五”分析與“十二五”展望[J]．經濟研究．2010（2）：4～17

[2]劉榮利．河南經濟增長周期分析[J]．安徽農業科學．2011（10）

第3篇

關鍵詞：灰色系統模型 經濟增長 驅動因子 預測

準確判斷各驅動因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經濟增長趨勢進行準確的預測，不僅有助于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同時對控制各驅動因子從而使其滿足經濟穩定增長的條件具有重要意義。近幾十年來，盡管受到國內外諸多不利因素的沖擊和挑戰，湖南省的發展仍經受住了重大考驗、取得了重大成就。湖南省全省地區生產總值（GDP）在1978年只有146.99億元，而2012年達到了22154.2億元，是1978年的150倍。但是目前，和沿海發達省份相比，湖南省仍處于較落后的地位，即使是在省內各市、州，發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異。為保持健康、穩定、快速的經濟增長，必須對影響湖南省經濟增長的驅動因子進行研究，同時對湖南省在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趨勢進行預測。

文獻綜述

（一）國外相關研究綜述

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動著經濟增長？經濟學界從未停止對這個問題的探索。在國外的研究中，古典經濟增長理論、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結構主義發展理論、制度變遷理論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索。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最早對經濟增長問題進行論述，斯密認為增加勞動者數目、加強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作用。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是從哈羅德和多馬開始的，哈羅德和多馬考察了動態均衡的增長問題，強調了儲蓄率即資本積累率對經濟增長有決定性作用，同時他們也認為如果初始的均衡狀態發生背離，經濟中沒有內在力量能使經濟恢復到均衡狀態。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有決定性作用”這個觀點進行了突破，第一次強調了技術進步因素對經濟增長具有重大的作用。其代表人物Solow（1957）將技術進步因素加入到總量生產函數中，運用全要素生產率分析法對美國1909-1949年間的情況進行檢驗，結果發現每小時勞動的產出增長中只有12.5%能由勞動和資本投入解釋，87.5%要歸因于技術進步，這就強調了技術進步的重要性，但不足的是他同時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的。

Romer（1986）、Lucas（1988）充分吸納已有經濟增長研究成果，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局限性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現實進行研究，拋棄了外生技術變化的假設并內生化了技術進步，認為內生技術進步、知識、人力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結構主義發展理論發展了結構分析法并利用其對經濟增長進行分析，該理論的代表人物錢納里（H.Chenery）、帕西內蒂（L.L.Pasinetti）等經濟學家認為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互相影響。在產業結構變化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基礎上，促進資本和勞動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產業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將起積極的推動作用。諾斯（North）等制度經濟學家則認為以往的研究都忽視了制度這個因素的存在，并且認為有效率的產權結構以及制度的安排、變遷、創新對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國內相關研究綜述

國內學者對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也沒有比較一致的結論，比如等（2006）通過建立中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因素模型，分析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因素是資本投入的增加，技術進步的貢獻也較大，貢獻相對較弱的是勞動力投入的增加。胡雪萍、李丹青（2011）運用索羅模型實證分析了1978-2009年間中部地區產出和勞動、資本、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資本對中部六省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而技術進步和勞動的貢獻相對較小。陳友余（2013）基于2000-2010年的數據，運用灰色關聯度組合分析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消費習慣、產業結構和國內貿易發展水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衛生水平、勞動力數量和城鄉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許和連、賴明勇（2003）基于1980-2000年的數據，通過偏最小二乘（PLS）回歸法分析了12個影響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因素，發現除了人口增長對湖南省經濟增長起阻礙作用外，其他因素都起著不同程度的積極作用，而居民消費支出的積極作用最顯著。

從國內外的研究成果來看，關于經濟增長驅動因子的分析并沒有一個一致性的結論，對經濟增長驅動因子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同時專門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驅動因子進行分析并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趨勢進行預測的文獻還比較少。本文利用2002-2012年的相關數據，嘗試回答以下幾個問題：影響湖南省經濟增長的驅動因子有哪些？它們對湖南省經濟增長起什么作用？湖南省2013-2015年的經濟增長情況如何？能實現湖南省“十二五”規劃中的相關目標嗎？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是實證部分，并對實證結果進行了分析；第四部分對本文進行總結并提出建議。

灰色系統模型方法

灰色系統理論是近幾十年來發展起來的一種研究少數據、貧信息不確定性問題的新方法，該模型利用序列算子的作用研究事物運動的規律，同時對數據不進行特殊的限制和要求，可廣泛應用于各個學科。本文采用了灰色系統理論中的灰色關聯度分析、GM（1，1）模型和新陳代謝GM（1，1）模型。

（一）灰色關聯度分析

在進行系統分析時一般采用回歸分析和方差分析等方法，但是這些方法都存在一些不足，如對數據的數量要求大、要求所選的樣本數據服從某個典型的概率分布等。灰色關聯分析則能彌補上述方法存在的不足，該方法通過比較參考序列和若干個比較序列的幾何形狀的相似程度來確定其聯系的緊密與否，聯系越緊密，則關聯度越大。本文采用鄧氏關聯度和廣義灰色關聯度對影響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分析。

設反映系統行為特征的序列為：

X0=（x0（1），x0（2），…，x0（n）），

設比較序列為：

Xi=（xi（1），xi（2），…，xi（n））（i=1，2，…，m）

鄧氏灰色關聯度是在對系統行為序列和各比較序列進行無量綱化（進行無量綱化可采用初值法，即X`j=X`j/xj（1）=（x`j（1），x`j（2），…，x`j（n））（j=0，1，2，…，m）后，再求各關聯系數的平均值從而得到的，即關聯系數為：

其中ρ∈（0，1）為分辨系數，通常取為0.5。則序列X0和Xi的鄧氏灰色關聯度為：

廣義灰色關聯度有灰色絕對關聯度、灰色相對關聯度、灰色綜合關聯度。

灰色絕對關聯度是在對系統行為序列X0和各比較序列Xi進行始點零像化X``j=（x``j（1），x``j（2），…，x``j（n））（j=0，1，2，…，m），其中x``j（k）=xj（k）-xj（1），k=1，2，…，n的基礎上進行的，序列X0和Xi（i=1，2，…，m）的灰色絕對關聯度為：

計算灰色相對關聯度η0i（i=1，2，…，m），先對各原始序列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到各序列的初值像X`j=X`j/xj（1）=（Xj`（1），x`j（2），…，x`j（n））（j=0，1，2，…，m）后，再求出各初值像序列的灰色絕對關聯度，各初值像序列的灰色絕對關聯度即為序列Xo和Xi的灰色相對關聯度，這里不再贅述。

灰色綜合關聯度是利用灰色絕對關聯度ε0i和灰色相對關聯度η0i計算出來的，即灰色綜合關聯度：

ρ0i=ε0i+（1-w）η0i

其中∈（0，1），其通常取值為0.5，在這里，我們也取其值為0.5。

（二）GM（1，1）模型、新陳代謝GM（1，1）模型

GM（1，1）模型是在對要進行預測的某項指標的原始序列進行一次累加生成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微分方程得到一次累加生成序列的預測值，再將此一次累加生成序列的預測值進行逆生成還原，從而得到原始序列的預測值。

設原始序列X0=（x0（1），x0（2），…，x0（n）），GM（1，1）模型通過以下步驟建立：

一是對要進行預測的某項指標的原始序列作1-AGO（一次累加生成處理），得：

發給

二是確定GM（1，1）模型的白化微分方程dx（1）/dt+ax（1）=b ，此微分方程能夠近似地描述序列X（1）的變化趨勢。其中，-a為發展系數、b為灰色作用量，a、b可以通過最小二乘法擬合求得：

三是確定模型的時間響應式。X（1）（t+1）=（x0（1）-b/a）e-at+b/a，（t=0，1，…，n-1） ，據此得到序列X（1） 的模擬序列X（1）=（x（1）（1），x（1）（2），…，x（1）（n）） ，再由X（1） 還原出X0 的模擬序列X0=（x0（1），x0（2），…，x0（n）） ，x0（t+1）=x（1）（t+1）-x（1）（t）（t=1，2，…n） 。

新陳代謝模型是指利用原始序列X0 建立GM（1，1） 模型，得到預測值x0（n+1） ，將此最新信息x0（n+1） 置入到原始序列X0 ，同時將X0 的最老信息x0（1） 去掉，從而得到一個新的序列X`0 =（x0（2），x0（3），…，x0（n+1）），利用序列X`0 建立的模型就稱為新陳代謝GM（1，1）模型。

四是進行模型的精度檢驗。為提高分析和預測結果的準確度，本文采用絕對關聯度檢驗和后驗差檢驗，當兩種檢驗都通過時，才認為該模型是合理的，才用于預測。否則就采用殘差GM（1，1）模型對原來的GM（1，1）模型進行修正，直到其通過檢驗為止。絕對關聯度檢驗是指求出原始序列X0 和其模擬序列X0的灰色絕對關聯度ε1，對于給定的ε0，當ε1>ε0時，則該模型為關聯度合格模型。后驗差檢驗通過對均方差比值C=S1/S2和小誤差概率p=P（|ε（K）- ε|

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和變量選取

對于湖南省經濟增長驅動因子的選取，本文根據相關經濟增長理論和已有的相關文獻，同時注意到各驅動因子數據的客觀性、全面性、可得性，選取了10個影響湖南省經濟增長的驅動因子，即：消費水平、物質資本投入、對外貿易、勞動力投入、人力資本投入、技術進步、人口增長、城鄉結構、第二和第三產業發展情況。為便于分析，本文以湖南省地區生產總值（Q1，GDP，億元）作為衡量湖南省經濟增長的指標；以湖南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Q2，億元）衡量消費水平；以湖南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Q3，億元）衡量物質資本投入；以湖南省的凈出口（Q4，億元）衡量對外貿易；以湖南省歷年年末從業人員人數（Q5，萬人）衡量勞動力投入；以湖南省普通中、高等學校在校學生人數（Q6，萬人）衡量人力資本投入；以湖南省人口自然增長率（Q7）衡量人口增長；以湖南省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Q8，項）衡量技術進步；以湖南省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Q9）衡量城鄉結構；以湖南省第二產業產值（Q10，億元）、第三產業產值（Q11，億元）衡量第二、三產業發展情況。

關于本文數據的來源，2002-2011年的數據來自于歷年的《湖南統計年鑒》，2012年的數據來自于《湖南省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本文所有的變量均采用2002-2012年的年度數據或根據這些年度數據整理而得，如湖南省的凈出口（Q4，億元）是通過各年的人民幣平均匯率換算得來的。

（二）湖南省經濟增長驅動因子分析

本部分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法分析湖南省經濟增長的驅動因子，計算出湖南省GDP對各驅動因子的四種灰色關聯度，從而測算出這些驅動因子和湖南省經濟增長的相關性（見表2）。

進行灰色關聯分析，重點不在于各序列之間關聯度的絕對大小，而在于各序列之間關聯度的大小次序。對湖南省GDP和各驅動因子之間的關聯度進行排序，找出影響湖南省經濟增長的主導驅動因子，從而為湖南省制定經濟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據。對表2中的關聯度進行排序時，四種灰色關聯度排序的結果不一致，不利于分析。為將這四種關聯度都考慮進去，提高排序結果的正確性和可信性，本文對一般的灰色關聯度分析法進行改進，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求出四種灰色關聯度的平均值，從而按平均值從大到小進行排序，平均值越大，關聯度越大，如表3所示。

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增長有四個輪子：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在這里，本文取其中的三個輪子（人力資源、資本和技術）進行分析，同時知道，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由表3可知，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影響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因素中，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分別排在第7位和第5位，物質資本投資和勞動力投入分別排在第4位和第10位。可見技術進步和勞動力投入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偏小，其中勞動力投入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影響最小。這說明湖南省的經濟增長已經不再過多的依賴勞動力的投入，經濟增長的質量已經得到提高，但同時技術進步的貢獻小，從長期看，這將阻礙湖南省向集約型增長轉變的步伐，不利于湖南省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物質資本存在邊際報酬遞減，人力資本有較強的邊際報酬遞增，從長期看，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大于物質資本。就湖南省目前來說，物質資本投資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大于人力資本投資，因此，從長期考慮，在不斷優化物質資本的投資結構，提高物質資本利用效率的基礎上，要下大決心提高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加快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從城鄉結構和第二、三產業的發展看，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排在第2位和第1位，城鄉結構排在第8位，可見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較大，而城鄉結構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偏小。第三產業的發展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解釋作用最強，但是自2007年以來，湖南省第二產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一直高于第三產業，這說明湖南省需要在第二產業的基礎上努力發展第三產業，促進第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制約了湖南省經濟增長，雖然近年來湖南省加快了城鎮化建設，城鄉結構有所改善，但是與全國相比，湖南省的城鎮化水平仍偏低，2012年湖南省的城鎮化率為46.65%，而全國為52.6%，湖南省仍然需要加快城鎮化建設，提高城鎮化建設的質量。

在表3中，消費水平排在第3位，說明消費對湖南省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湖南省應該繼續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刺激經濟增長；對外貿易排在第6位，表明對外貿易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偏小，對外貿易對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和保持經濟較快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湖南省要提高經濟的外向型水平，積極融入全球化的潮流中；人口增長排在第9位，人口增長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解釋作用很小，近些年，湖南省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在上升，從2002年的4.86%增加到2012年的6.57%，人口增長過快將導致失業率上升、教育投資效率低下等問題，這也表明湖南省應該繼續堅持計劃生育的政策，繼續降低人口增長率，提高人口的素質。

（三）湖南省經濟增長預測

對湖南省的經濟增長進行預測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卻又復雜的工作，本部分利用相關變量2002-2012年的年度數據，建立GM（1，1） 模型和新陳代謝GM（1，1）模型對湖南省2013-2015年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預測。由于篇幅所限，在對湖南省2013-2015年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預測時，只對GDP的預測情況進行詳細介紹，人均GDP和三大產業的預測則不再詳細介紹。首先對湖南省2013-2015年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預測，所建立的GM（1，1）模型為：x（t+1）=24638.791591e0.174311t-20487.251591，結果如表4所示。

運用絕對關聯度檢驗法和后驗差檢驗法對上述模型進行檢驗，發現絕對關聯度大于90%，C小于35%，p為1，模型精度為1級，兩種檢驗均通過。因此可以運用上文的GM（1，1）預測模型對湖南省2013年的GDP增長情況進行預測。對2014、2015年的GDP增長情況進行預測時可以使用GM（1，1）模型，也可以使用新陳代謝GM（1，1）模型。從預測的角度來說，老信息的意義隨著系統的發展而逐步降低，通過不斷補充新信息和及時去掉老信息建立的序列更能夠反映目前的系統特征。考慮到經濟增長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因此在進行預測時，應盡量使用新信息，以提高預測的精確度。

從表5可以看出，在對2014、2015年的GDP增長進行預測時，通過不斷補充新信息和及時去掉老信息建立的新陳代謝GM（1，1）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故運用GM（1，1）模型對湖南省2013年的GDP增長情況進行預測，運用新陳代謝GM（1，1）模型對2014、2015年的GDP增長情況進行預測。

同樣利用GM（1，1）模型，如表6所示，對湖南省2013年的人均GDP和三大產業產值進行預測，并在GM（1，1）模型基礎上構建相應的新陳代謝GM（1，1）模型對2014、2015年的人均GDP和三大產業產值進行預測。所建立的模型均通過了絕對關聯度檢驗和后驗差檢驗，模型精度為一級，因此可以用來對湖南省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預測，預測結果如表7所示。從表7的預測結果來看，可以預計到湖南省“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全省GDP總量將達到37766.36億元，為“十一五”末期2010年的2.4倍。人均GDP從2013年的40240.84元增加到2015年的55775.33元，增幅達到38.6%。從三大產業來看，2013-2015年間，湖南省三大產業的產值都呈上升趨勢，其中第二產業和三產業增長較快，而第一產業增長較慢，從三大產業占GDP的比重來看，第一、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在上升。2015年，湖南省三次產業結構為12.15：51.09：36.76，與湖南省“十二五”規劃中的目標9.5∶48.5∶42有差距。

結論與建議

對上述分析進行總結，可得出以下結論：

在所選取的10個影響湖南省經濟增長的因子中，第二、三產業發展情況和消費水平對湖南省經濟增長的貢獻最為顯著，技術進步、城鄉結構、對外貿易的貢獻相對偏弱，人口增長和勞動力投入的貢獻最弱。在人力資本投入和物質資本投入中，物質資本投入的貢獻要大于人力資本投入。

根據模型的預測結果，到“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湖南省的GDP和人均GDP將分別達到37766.36億元和55775.33元，較“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增幅分別達到135.48%和125、64%。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將分別達到4632.04億元、19479.85億元、14018.15億元，較“十一五”末期的2010年增幅分別達到99.18%、165.28%和120.09%，可見在2013-2015年間，經過努力，湖南省的經濟可望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

錢納里、庫茲涅茨等人在對100多個不同收入水平國家進行分析后認為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是經濟增長過程的核心。但根據預測結果湖南省2015年的三次產業結構比為12.15：51.09：36.76 ，這與湖南省“十二五”規劃中的目標要求9.5：48.5：42存在一些差距，這預示著湖南省在未來幾年必須重視產業結構優化問題。

前面提到，2013-2015年間，湖南省的經濟是可望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為使這個愿望變成現實，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積極調整、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第二產業的發展質量的同時培育新興產業，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想方設法增加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推動消費結構的升級；加大對教育、科技的投入，增加人力資本存量，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支撐，降低對物質資本投入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的依賴度，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積極開展對外貿易，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走新型城鎮化道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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