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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排放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碳排放量主要是根據二氧化碳產生的化學原理,制定出最優化的碳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工作人員應該分析當前中國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現狀,并由此確定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的作用方向;還可以通過抽樣調查,從中探究碳排量和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1]。碳排放的研究方法可分為以下兩種:
1碳排放測算方法
碳排放量可以按照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責任原則進行計算,計算的公式為:碳排(29.27MJ/kg)×燃料含碳量×氧化率×C轉化為CO2的系數44/12。
2彈性分析法
在對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關系進行分析時,應采用彈性分析法對CO2排放量的GDP彈性進行計算,該公式為:碳排放量的GDP彈性=CO2排放量變化的百分比/GDP變化的百分比。
二、中國碳排放的現狀
要知道,只有消耗能源才能促進國家的經濟增長,那么,在消耗能源的背后就是對環境的危害,尤其是碳排放,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就近幾年中國的碳排放量進行分析[2],總結出:隨著時間的變化,碳排放量的增長率在逐年增長。由此可見,碳排放在促進增長的建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三、中國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脫鉤狀況
近20年來,中國的碳排放量和GDP增長的脫鉤狀態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呈現弱脫鉤的狀態;第二階段主要表現為擴張性負脫鉤;第三階段又回到了弱脫鉤的狀態,這三個階段呈現的是低-高-低的趨勢,由此可見,經濟的增長速度越快,碳排放量就越多,也就是說,碳排放量是隨著經濟增長的多少決定的。
四、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關系的宏觀背景
由于碳排放所帶來的環境問題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們關注,這主要是因為人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嚴重的破壞了自然環境,實際上,這不僅破壞了環境還給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影響。現今,全球氣候變暖已經變成了事實,為了控制這一情況的繼續發展,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形態應運而生。那么,如何發展低碳經濟呢?首先,要確定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其途徑是:調整經濟結構、改變生活方式以及發展可再生能源技術,當然除此之外還要充分地發揮政府的職能,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低碳經濟從表面上看是為了應對溫室氣體排放而制定的新型經濟發展形態,實際上,它也包含很多內容[3],它不僅是企業發展的主體,還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實行低碳經濟模式,必須要從多方面進行節能減排,要知道,節能減排是構建低碳文明的基礎,它可以促使環境和經濟增長同時發展,所以,低碳經濟是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與此同時,低碳經濟也成為了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指南,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徑,主要包括:低碳能源系統、低碳產業系統、低碳技術系統等。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低碳經濟發展持續的關鍵之處,只有處理好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才可以順利推進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五、碳排放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要想讓中國的經濟更快更好地發展,就要明確以下幾個問題:碳排放影響因素的問題?不同區域的碳排放影響相同嗎?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碳排放的?這些問題都對國家的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根據眾多的專家研究,可以得出影響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產業的規模、結構以及能源消費結構和技術管理水平等。通過對影響碳排放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4],可以得出:在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農業的產業規模也在不斷擴大,由此可得出,在能源消費的過程中,碳排放的數量是隨著煤炭的碳排量系數升高而增大的,為控制碳排放量的增大,要做到以下幾點:
1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
目前,中國正處在工業化發展時期,二氧化碳的排放給中國的環境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因此,要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完成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以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減少碳排放。
2加快技術創新
無論是任何一項工作都應該要求有技術上的創新,所以,在控制碳排放上也要加強技術創新,通過先進的技術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從而推動國家的經濟發展。
3增加潔凈能源
要知道,中國是一個將煤炭作為主要能源的國家,所以,大量的碳排放都是因為煤炭的燃燒而產生的,為控制碳排放,應加大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此來改變能源結構,達到控制碳排放的目的。總之,中國要減少碳排放,就要對農業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此同時,提升清潔生產水平,這對控制碳排放也很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協調發展。
結束語:
Kojo等(2009)、牛叔文等(2010)、劉心等(2013)均采用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對不同地區的能源、經濟和碳排放之間的動態因果關系進行研究.安貴鑫等(2010)[9]從系統動力學角度,構建三系統的因果關系圖,指出三者的變動關系.郭朝先(2010)[10]構建三者的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并采用SDA分解技術對我國碳排放的增長進行分解,得出碳排放的影響因素.不同時段,對不同國家、地區的采用不同方法對三者的動態關系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采用計量模型實證分析檢驗我國能源、經濟和碳排放的動態因果關系,進一步提出有利于三者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1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關系的實證分析
1.1數據來源及預處理選取1990—2013年我國的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作為研究對象,采用年度數據,對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能源消耗狀況采用能源消費總量(EC)來反映,數據來自《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單位為百萬噸標準煤.經濟的發展狀況采用GDP來度量,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單位為億元.碳排放采用CO2排放量(TC)來表示,數據來自美國能源信息署(EIA)網站公布的數據,單位為百萬噸.為保證數據的客觀性和可比性,剔除物價上漲因素,將各年GDP換算成以1990年為基期的實際GDP.為消除能源消費總量,實際GDP和CO2排放量三個時間序列的不平穩性和異方差現象,對三者取自然對數,并分別記為LEC、LGDP、LTC.通過對三者進行兩兩回歸檢驗,證實任意兩者均存在顯著相關關系.
1.2穩定性檢驗采用ADF檢驗法對所有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即是否存在單位根.ADF法可以通過對3個模型(模型1無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模型2有常數項無趨勢項,模型3有常數項和趨勢項)進行檢驗,任意一個檢驗模型中的ADF值大于臨界值,就可以認為該序列沒有單位跟,即為平穩序列.若序列不平穩,需要取對數或進行差分處理.對LET、LGDP和LTC及其一階、二階差分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LET、LGDP和LTC及其一階差分序列都不平穩,但二階差分序列的檢驗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小于其臨界值.因此,其二階差分序列為平穩序列,即LET、LGDP和LTC三個時間序列是I(2)的單位根過程.
1.3協整檢驗模型含有3個變量,并且均為二階單整,采用Johansen法進行協整檢驗,該法在檢驗前需要確定最優滯后階數.在保證自由度的條件下,根據無約束VAR模型中的AIC、SC和LR等信息準則確定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則協整分析的滯后階數為1.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即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檢驗確定最優協整形式為:有線性趨勢且協整方程有截距.取標準化的協整向量.
1.4Granger因果檢驗為確定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因果關系,對LTC、LEC和LGDP三個時間變量序列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LTC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假設,拒絕LTC不是LEC的格蘭杰原因假設,并且拒絕LEC不是LGDP的格蘭杰原因假設,即說明1990—2013年我國的CO2排放對能源消費和經濟發展均具有單向因果關系,并且能源消費對經濟發展具有單向因果關系.這表明我國能源消費增加可促進經濟發展,同時碳排放會影響到經濟發展和能源消費,但是經濟發展并不必然導致能源消費增加.
1.5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為全面反映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相互影響程度,對其進行基于VAR的滯后20期的脈沖響應分析和方程分解,結果分別如圖1和圖2所示.脈沖響應分析是考慮擾動項的影響是如何傳播到各變量的,刻畫了對一個擾動項加上一個單位標準差的沖擊后,對內生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從CO2脈沖響應圖可知,當期對CO2施加一個單位標準差的正向沖擊,CO2排放有所下降,隨后開始上升,第5期達到最大(0.05464),然后開始下降,達到12期最小時開始增長,并逐漸趨于平穩;CO2對來自GDP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沒有初始響應,隨后開始逐漸上升,在第4期達到最大(0.01239),然后逐步穩定在0.0098左右;同樣對來自能源消費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沒有初始響應,隨后開始增強,第3期達到最大(0.01738),隨后開始下降并逐步穩定在0.0046左右;這表明,CO2排放對其自身具有較強的正向影響作用,但波動比較大,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弱,雖有小幅波動,但是總體趨勢比較穩定.這與長期形成的碳排放路徑有很大關系,也說明我國節能環保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從GDP脈沖響應圖可知,GDP對來自碳排放、GDP和能源消費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都具有正效應,響應趨勢均為先增長后下降,然后趨于穩定,但是三者并不同步,存在滯后效果.尤其是受到CO2沖擊影響最大,能源消費影響相對較小,而對來自自身的沖擊響應比較平穩.這三者的促進作用均具有較長的持續效應.
從EC脈沖響應圖可知,能源消費對來自碳排放、GDP和自身的單位標準差的沖擊同樣具有正效應,響應趨勢也相同,均表現為先增長后下降,然后稍有增長并趨于穩定.而短期內對碳排放具有較為明顯的同向效應,而經濟發展和其自身效應較弱.這說明碳排放的正向沖擊對能源消費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因此通過低碳政策,可以引導我國能源消費的良性發展.體現了我國關于節約能源、提高利用率的相關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方差分解圖反映了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相互影響程度.在碳排放的變動中,碳排放對其自身的貢獻率最大,雖然在第一期開始有所下降,但均在80%以上,而GDP和能源消耗對其貢獻率較小,雖有所上升,但卻穩定在較低的水平;在GDP變動中,碳排放和GDP對其的貢獻程度呈現反向趨勢,碳排放對其貢獻是先上升后趨于穩定,而GDP是先下降后趨于穩定,能源消費對GDP的貢獻程度雖然相對較小,但卻較為穩定;在能源消費的變動中,碳排放對其貢獻程度呈現上升并穩定的趨勢,并在第2期及以后貢獻程度最高,而能源消費對其自身的貢獻程度呈現下降趨勢,并趨于穩定,GDP對能源消費的貢獻程度最小.這表明,我國碳排放對其自身依賴性較大,森林碳匯等自然路徑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控碳系統,尤其是對植樹造林等工作的重視.最近幾年,國家提倡節能減排,加強低碳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能源消費結構仍存在不合理之處,導致能源消費對其自身影響較弱,在低碳方面也并未起到良好的效果.碳排放對經濟增長起到約束作用,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可見,減碳工作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同時要兼顧能源消費和產業結構優化,使其影響作用進一步增強.
2主要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1990—2013年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的數據,實證分析三者之間的動態關系和相互影響.主要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呈現出趨同增長趨勢,并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第二,Granger因果檢驗表明,碳排放對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能源消費對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第三,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結果表明,短期內我國碳排放量增加對其自身具有較強的同向影響;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受到碳排放沖擊影響較大;碳排放、能源消費和GDP的主要貢獻因子均為碳排放.我國能源消費、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碳排放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如何平衡三者之間的關系是重點.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第一,加大科研投入,引進先進減碳技術.新技術、新設備的引進和推廣使用是節能減排的重要手段和不竭動力,雖然成本較高,但長遠來看,必將有益于我國碳排放的控制,促進經濟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本文研究結論顯示,我國森林碳匯、碳循環等自然控碳作用發揮了較明顯的效果.因此,必須要從內部著手,保證技術資本的投入,加快研發腳步,引進國外的先進減碳技術和設備,降低生產生活過程中的碳排放.
第二,穩定經濟發展,優化產業結構.相對于發達國家而已,我國第二產業比重偏大,高排放,高消耗、低利用率的發展模式已經明顯不能適應新國情的需要.我國經濟、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均呈現上升趨勢,如何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產業結構進行優化是一項十分困難的任務.脈沖響應分析顯示GDP和碳排放存在明顯的正效應,對能源消費有一定影響,即表明經濟增長促進碳排放量增加,引起能源消耗的增長.控制經濟增長速度,保證第一產業,優化第二產業,發展第三產業,是促進生態環境發展的關鍵,有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第三,提高能源利用率,調整能源結構.我國能源消費主要以化石能源為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小,能源稟賦較差,這加大了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的難度.通過前文分析可知,能源消費對經濟和碳排放都有明顯的影響,表現出“趨同”現象.因此,大力開發新能源,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轉化率,減少能源浪費,實現能源結構的轉型升級,一方面有利于穩定經濟發展,防止經濟“過熱”;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CO2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減少環境污染.
【關鍵詞】低碳經濟 研究綜述 發展
在氣候問題備受關注的國際大背景下,從《京都議定書》到“巴厘島路線圖”,世界各國都在為解決氣候問題而努力。低碳經濟的概念應運而生,“低碳經濟”這一概念是由英國首相布萊爾發表的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中提出,而后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作為發展中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我國怎樣發展低碳經濟,如何改變經濟轉型、如何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針對這一情況,我國的學者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見解。
一、實行低碳經濟的必要性方面
金樂琴(2009)低碳經濟的中國化是要強調發展與減排的結合,通過改善經濟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來減少能源需求和排放,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質量和經濟增長為代價實現低碳目的。提出我們要結合自身國情認識低碳經濟。首先要承認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要看到我國自身發展低碳經濟的優勢。
馮之浚(2009)認為我國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資源能源使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都需要發展低碳經濟,而同時,發展低碳經濟不僅僅是經濟層面上的問題,還關系到我國的國際關系,綜合國力。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不僅為了因對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上所面臨的國際壓力。也是為了推進我國現代化進程。
岳瑞鋒,朱永杰(2010)在1990-2007 年中國能源碳排放的省域聚類分析一文中,以能源碳排放的總量和份額為排放數量指標,以排放強度和人均排放為排放效率指標,利用1990-2007 年間各省域的化石能源消費數據,利用聚類分析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結果表明以GDP來衡量各省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不全面的,如果將碳排放等環境指標反映進去,往往經濟強省都是建立在環境破壞的基礎之上,本文認為我國主要的GDP 份額和大部分人口仍然處于“高排”的發展模式。因此我國急需發展低碳經濟。
許滌龍,歐陽勝銀(2010)運用低碳經濟統計評價體系的構建的方法對我國30個省市進行綜合評價,發現很多指標數值都超出臨界范圍,反映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中國在積極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呈階梯式分布,以東部沿海發展最好。
莊貴陽(2010)認為在發展中尋求減排、走低碳經濟發展道路,是我國化解國際壓力且結合國情的雙贏選擇。雖然,我國在處理這一問題上仍存在很大難度,需要跨越許多市場和制度障礙。從內部需求和外部驅動兩個方面論證中國經濟需要走低碳發展道路。并對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和潛力進行了研究。
二、影響碳排放量的因素
張雷(2003)運用多元化指數方法分析了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認為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會導致國家從以高碳燃料為主轉向以低碳為主。
趙云君等(2004)通過選擇多個單一國家的不同樣本,發現有些指標的實證結果相互矛盾,從而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只是一個客觀現象,而不是一個客觀規律”的論斷。
徐國泉,劉則淵,姜照華(2006)基于碳排放量的基本等式,采用對數平均權重分解法,定量分析了1995-2004年間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經濟發展等因素的變化對中國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建立中國人均碳排放的模型,以能源結構、效率和經濟發展作為影響碳排放量的因素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經濟發展對拉動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呈指數增長,而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對抑制中國人均碳排放的貢獻率都呈倒U字型。
鄒博(2011)通過選取中國29個省的面板數據,建立回歸模型,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和能源利用效率的長期均衡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檢驗了影響碳排放的因素,結果證明,碳排放量與人均GDP呈正向關系,與第二產業比重呈U型關系,最后分析了我國如何控制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長。
三、實現低碳經濟的途徑
鮑健強(2008)認為,碳排放量成為衡量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標識,而正因為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孕育了低碳經濟。最后提出了我國多層面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路徑與方法:一是調整產業結構;二是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三是發展低碳工業;四是建設低碳城市;五是通過植樹造林、生物固碳,擴大碳匯。
郭印,王敏潔(2009)在氣候問題備受關注的國際大背景下,社會呈現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不斷轉變,國際碳排放協議不斷完善等趨勢。從低碳經濟的產生背景作為切入點,介紹了英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經驗。總結出了我國多層面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包括加大國家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優化能源結構,限制高碳產業市場準入等方法。
任奔,凌芳(2009)從國際上低碳經濟的政策和措施入手,結合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實踐,提出了包括強制性法規標準,經濟激勵措施和發展碳交易等政策措施。同時介紹了國際上的節約能源技術,可再生技術和炭捕存技術。
劉傳江(2010)在低碳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與中國低碳道路的選擇一文中首先論證了低碳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和進程,認為低碳經濟是人類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而提出的一種可持續經濟。低碳經濟的發展受自然條件、經濟條件、技術條件的制約或影響,從發展態勢和規律上理解低碳經濟的四個層面,達到從高碳經濟向零碳經濟轉型。此外,還提出中國低碳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要立足于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國家利益,確定發展目標聚力關鍵技術、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金樂琴.關于低碳經濟“中國化”的再認識[J].低碳與世界經濟的大方向特輯,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