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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刑訴法 未成年人 刑事檢察

作者簡介：劉琳玲，松陽縣人民檢察院。

據相關調查研究發現，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數量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與、環境污染并列成為“世界三大公害”。在所有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呈現出以下特點：低齡化、犯罪類型多元化以及團伙化等。目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現狀相當嚴峻，迫切需要加強對未成年監督管理工作。目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旋律，而未成年犯罪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并對社會主義的和諧發展具有一定的威脅。

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其健康成長對社會的穩定和諧具有重要的作用。對于當前我國未成年犯罪問題，全社會都給予了普遍的關注，我國在法律和政策方面伴隨著未成年人檢查工作二十年的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同樣因為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現行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已經不足以滿足時代的需求，暴露出的不足逐漸增多。最近幾年伴隨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數量的不斷增加，給國家司法部門和相關司法工作者帶來了嚴峻的任務和挑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發展和完善，成為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必須要面對的重大課題。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實施的監督機關，未成年人刑事檢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多年實踐探索中，近年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特別是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下稱“新訴訟法”），內容條例中用特殊章11個條文形式，對未成年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了規定，這對未成年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來說是一項空前的機遇，同時也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因為新時代賦予了新的歷史人物，對我們日后的檢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未成年人犯罪現狀及特點

（一）犯罪年齡低齡化

因為未成年人因為心理狀態不夠穩定，各方面的是非判斷能力不夠成熟，缺少足夠的自我控制能力，過于偏激，而且當代的未成年又大多數為獨生子女，習慣以自我為中心，種種原因使得近年我國未成年犯罪的年齡不斷提前。調查結果顯示：在年滿14周歲且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在實施殺人、搶劫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活動數量逐年遞增趨勢，同時在未成年人犯罪所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也在不斷的增大。

（二）犯罪的團伙化、多為共同犯罪

未成年人伴隨其年齡的不斷增長，獨立性意識日益增強，未成年人更容易接受和同齡人之間的交往，容易被煽動和利用，存在不信任長輩和家長的叛逆心理。由于個人單獨行動會存在恐懼的心理，加之自身缺少足夠的智力和經驗等因素，所以在實施犯罪活動過程中，往往會以團伙的形式進行。多人行動，會彌補個人智力經驗上的欠缺，同時也不會有過多的恐懼感，減少了犯罪過程中的阻力，增大了作案的成功率。目前查處的一些未成年犯罪團體當中，很大部分已經具備了黑社會組織的雛形，如果不注意控制，后果不堪設想。

（三）犯罪主體文化程度偏低

在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犯罪主體中，絕大部分未成年人都是呈現一個明顯的特點，受教育程度是偏低的，大部分僅僅只是初中文化或者小學文化，還有一部分甚至是文盲，受教育程度的偏低導致其法律意識淡薄，對法律沒有清楚的認識，同時未成年人又缺乏足夠的是非辨別能力和誘惑的抵制能力，從而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激情犯罪、無復雜原因

未成年時期是處在一個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在這個時期，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也是最嚴重的一個階段，不服管教，逞強好勝，哥們義氣，做事只圖一時刺激不考慮后果，通常就是因為一點小事就會導致其情緒激化，致使犯罪的發生。

（五）犯罪種類多元化與罪名集中化并存

未成年人處在一個身體、心理、生理發展的特殊時期，各方面都極不穩定，在實施犯罪過程中往往不計后果，具有一定的瘋狂性。近年，因為受到大量不良刊物書籍和影視作品的影響，造成青少年性生理趨于早熟，而其心理成長卻相對滯后，在這種矛盾在在且外界又存在誘惑的情況下，很容易引發青少年犯罪。

二、新刑訴法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一） 未成年人檢察制度的設計缺陷

1. 立法缺乏系統化。我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盡管十分重視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建設，我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也在不斷的完善，但是相關的一些內容及規定只能散見于各種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中，內容比較分散，規定內容也不夠具體，這對司法檢察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新《刑事訴訟法》出臺后，對未成年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了一定的彌補作用，但規定內容都是比較原則而不具體，導致法律條文間缺少聯系，依然未能形成系統、專門、獨立的法律體系。

2. 缺乏配套工作機制。新《刑事訴訟法》針對未成年刑事案件確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以及“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同時還規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社會調查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等一系列未成年人特殊訴訟程序，但是這些規定程序都嚴重缺乏與之相對應的細則規定和具體的工作流程，操作起來也極難統一。檢查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在執法工作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刑事訴訟案件，對其工作制度化，規范化要求很高，完善司法監察工作制度，細化部門工作流程，這樣才能保證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順利開展。 3. 未形成制度化的未成年人保護網絡。要實現對于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控制及幫扶教育，是需要公、檢、法、司各部門之間密切合作的。但目前，檢查工作缺乏系統化制度的支持，導致現在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呈現責任主體不明、執行主題不清等一系列不明確的問題，也造成了對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工作的重重困難，也使得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成效不佳。

三、新《刑事訴論法》下對于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加強和改進措施

目前，我國未成年犯罪預防工作不容樂觀，在未成年犯罪預防工作中，要充分利用社會上各方面的資源力量，形成一股合力，彌補單一方力量的不足，針對未成年犯罪的具體原因，深入分析，充分依靠各界力量，進行綜合治理，來預防和減少未成年的犯罪的發生。

（一）完善立法

完善我國預防未成年犯罪的相關法律是預防并減少未成年犯罪的根本措施。目前我國存在的一系列針對未成年法律法規，都是比較籠統的，實際操作難度較大。而且隨著社會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未成年犯罪活動又逐漸呈現新的特點：低齡化，團伙化，誘因簡單，類型多元化及罪名集中化等，原有的法律法規已經不能滿足新的需求，預防和控制未成年犯罪活動又面臨了新的挑戰。所以，我們要充分利用到這個新《刑事訴訟法》頒行的這個機遇，進一步展開完善立法工作，制定及實施相關的防范未成年犯罪的政策和措施，真正使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二）對未成年人的司法保護工作要大力度加強

未成年的司法保護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員依據相關未成年法律法規進行司法活動，徹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并切實保護未成年合法權益的一種法律行為。對未成年人傳統的司法保護制度是分散式的司法保護模式，這種保護模式有其現實合理性，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結構上具有分散性，保護方向又缺少重點，具體時間的處理手段又過于單一，顯然這種司法保護模式已經不足以滿足新形勢下的需求，所以在新《刑事訴論法》體系下，我們構建出了一種全新的保護模式――即司法保護一站式機制。一站式模式就是指檢察機關在處理未成年犯罪案件中，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在審查批捕、起訴和出庭公訴等各環節，進行特殊審理的標準樣式。在此模式中，明確了檢察機關在整個未成年刑事案件處理工作中的主導機關地位，以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訴訟各個環節的審理的內容和方式。

（三）改革教育體制，使我國未成年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四）重視家庭預防作用

（五）鏟除社會不良誘因，精華社會風氣

第2篇

【關鍵詞】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監護失職刑事責任

從我國刑法規定中發現，監護人除犯遺棄罪、教唆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外缺乏對于濫用監護權致使被監護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的追究。本文就此展開討論，以期監護失職納入刑法追責，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

一、監護制度是國家對于未成年人實現特殊保護的重要制度

未成年人是祖國的希望，設立監護制度，強化監護人對他們的培養教育，對于保護人口資源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尚未發育完全，辨別能力弱，染上陋習甚至違法犯罪具有無辜性，所以以國家法律規定來體現對于這種特殊的人力資源保護意志。從這個層面上說，完善對于監護人濫用監護權致使被監護人犯罪的刑事責任追究制度更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再者，如果監護人能夠忠實的履行監護人法律義務，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反之，會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因此，監護制度的履行具有重大社會意義。

二、監護失職責任追究在刑事法律規范中存缺陷

（一）《刑法》缺乏追究監護人失職刑事責任的制度

《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刑法》僅責令他的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出現對監護人完全免刑責的漏洞。雖然《刑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應當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處罰。教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第三百四十七條第六款規定有“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販賣……制造，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的，從重處罰”。但《刑法》卻沒有提及監護人也可能實施的這類犯罪，更是沒有設定對監護人教唆應從重處罰的條款。顯然《刑法》缺乏追究監護人失職刑事責任的制度。

（二）專門法律對監護人處罰的力度明顯較輕

在我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五條對于教唆、脅迫、引誘未成年人實施不良行為或者品行不良，影響惡劣，……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法第七章法律責任第四十九條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規定的不良行為或者嚴重不良行為的，由公安機關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予以訓誡，責令其嚴加管教。顯然，當未成年人有不良、違法行為或者構成犯罪后，該法律對于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設定的刑事責任，比較學校、公安機關以及其他社會成員處罰要輕。監護失職致使未成年人犯罪與上述法律漏洞難以撇清關系。

三、監護失職造成被監護人犯罪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依照《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十條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負有直接責任。監護制度中的監護人的職責是法定職責，監護人只能忠實地履行而不能濫用。親權的本質基于血緣這種自然屬性，而監護權的公法屬性更加鮮明。基于未成年人的本質和國家的特殊保護，使得這種法定職責具有無過錯屬性，其中的義務是法定義務只能忠實履行，其中的權利更加不能濫用。因此，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后果，具有社會危害性，監護人失職的刑事責任理應追究。

民事法律規定監護人對于被監護人承擔的是無過錯的法律責任。從有利于對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出發，過失理應成為監護失職追究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這是由于監護權其實是法律規定的對于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全部義務，如果濫用嚴重的必然導致未成年人犯罪。所以，有過錯的并且造成《刑法》層面上的社會危害性結果的更加應當刑事追究。

作為監護人，父母的監護職責和撫養義務具有天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其監護職責是法定義務，必須履行。如果失職造成犯罪，顯然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四、未成年人監護制度需要刑法維護。

（一）監護制度是公法應當納入刑法保障。監護制度作為重要的法律制度，必須得到貫徹落實，尤其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刑法應當責無旁貸。由于監護人不作為、亂作為和監護不到位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濫用監護權行為卻不能刑事追究。所以應當設置監護失職罪，使監護失職責任追究擴大到刑事問責。實質上是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保護他們健康成長的防線前移，既鞏固了監護制度，又保護了包括監護人在內的家庭。

（二）追究監護失職刑事責任的標準。由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的無辜性決定了監護責任必然存在失責。因此，監護人對其監護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的無辜性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應當是由于監護人對于監護職責不作為、亂作為而突破了防止未成年人犯罪這個監護責任的底線所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如果民事問責，則應當追究其所監護的未成年人由于犯罪造成損害的民事賠償責任；如果刑事問責，則應當追究其所監護的未成年人由于犯罪造成社會危害的刑事責任。這些是法定監護責任的要求。

（三）監護人失職致使未成年人犯罪的刑責設置。在當前我國的刑事法律忽略了對于父母這種在監護人中占據了絕大多數的，并且具有刑事法律意義上的責任人的責任追究機制。由于這個機制的缺乏，使得父母作為監護人，其監護責任僅到承擔民事法律責任便嘎然而止。在客觀上疏于、甚至放棄了對于其未成年子女預防犯罪教育的重要因素。建議刑法可如此表述監護失職罪狀：監護人不依法履行對未成年人實行特殊保護的法律法規的義務，濫用監護權致使被監護人犯罪的，根據被監護人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性處以罰金、六個月以下的拘役。在法律體系的設置上切實地落實我國社會對未成年人實現專門保護原則的目的。

總之，未成年人犯罪是特殊的犯罪形式，理論上證明不但可以減少和預防，而且應當杜絕。而在《刑法》上設置監護失職的罪狀并對監護人刑事追究，則是實踐中實現這一目的的前提條件。否則監護制度如同虛設，無辜的是未成年人，損害的是祖國健康安全的人口資源。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2]《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

[3]《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第3篇

一、與法學基本理論之“刑事責任年齡”和“刑事行為能力”之規定相沖突。法理學認為：十四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無刑事行為能力，不具備辨別和控制自已刑事行為的能力，不能獨立行使自己的刑事權利。而新規則從刑法上對無刑事行為能力而“自愿”把刑事、民事權利竟合的婦女基本權利-性權利拱手與人的十四周歲以下的未成年幼女的行為做出肯定，豈非自相矛盾？

二、因與立法本意上“保護弱群體”指導思想相違導致刑法體系內部掣肘。保護“弱勢群體”是憲法、法律、法規的基本指導思想，并體現在其法律條文之中，如刑法第236條、237條、240條、360條等均對此明確規定，作為其組成部分之一的“奸幼女罪”的取消和被告人的無罪處理，必然使得罪名設置上有“厚此薄彼”之嫌，使得被告人定罪量刑上“顯失公平”。況且奸幼女罪主觀惡性之深、社會危害之大，亦非其它諸罪可比，舍重留輕亦是情理難容！

三、與黨的十六大基本精神相悖、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相左。“兩個文明”建設是黨的十六大肯定的十條經驗之一，女性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份，并為古今中外所重、所稱贊。但曾幾何時，中華民族這些精華卻被“棄如敝履”，而西方之性“解放”、“”反倒登上“大雅之堂”。須知改革開放也好，入世也罷，舍此中華民族精華，中華民族將不成其為中華民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要再拿我們未成年的姊妹、女兒去“作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