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宅文化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咬文嚼字雜志社編寫的年度語文檔案《咬文嚼字綠皮書》,“山寨”榮登2008年年度流行語的第一名。《咬文嚼字》對“山寨”的解釋是:源自廣東話。最早冒出來的是“山寨手機”,那是一些用低廉成本制成的仿冒名牌產品的手機。此后語義逐漸發生變化,除了用來指冒牌產品之外,還可指“民間的”、“非正式的”。

2008年年底,央視《新聞30分》連續幾天對“山寨”報道后,2008年12月2日,“山寨現象”上了《新聞聯播》:“從2003年開始出現山寨手機到各種山寨產品,‘山寨’一詞已經從經濟行為逐漸演變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有評論家說,“這是國家級電視臺首度關注網絡時代所形成的草根文化,也意味著由這一新興詞語所代表的民間文化現象,第一次進入官方視線。”這一評論確立了“山寨”現象的“民間屬性”。在開始討論之前,有必要把“山寨”的來龍去脈交待一下。

一

早在2003年前后,發源于深圳、廣州等南方城市“地下工廠”的“山寨”手機就開始“嶄露頭角”,只不過這個時候還沒有被稱為“山寨”,它們在大眾眼里是盜版和假冒產品。2006年,臺灣芯片商研制出廉價的手機芯片后,小型小規模手工作坊生產的巨大效益顯現出來,“山寨”手機開始風靡手機市場。2008年6、7月份,各大網站建立“山寨手機”的專題,“山寨”一詞迅速蔓延開來,并迅速在各個行業開疆拓土:康帥傅方便面、云碧飲料、斯大舒胃藥、旺子牛奶、周佳牌洗衣粉、NLKE運動鞋等等。有意思的是,伴隨著褒貶不一的各類評論興起的,是在“文化場域”刮起了一股“山寨”颶風:“山寨春晚”、“山寨《紅樓夢》”、山寨《百家講壇》、“百谷虎”山寨網站、“山寨諾貝爾獎”、“山寨明星”等等,“山寨”和“山寨文化”瞬間成為充斥大眾媒體和網絡媒體的“熱詞”,并且迅速“招兵買馬”,各種文化現象,只要與“仿制”沾上邊,都被歸為“山寨文化”。

“山寨”脫離經濟行為的語境進入到“文化場域”之后,“山寨文化”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山寨文化”到底是一種什么文化?有人說:“山寨文化”其實就是盜版文化、侵權文化。馬上激起了“山寨幫”的反對:“山寨的魅力更在于它的文化屬性,山寨文化的本質即是對權威、正統的反叛與制衡。”2009年“兩會”,倪萍遞交封殺“山寨”的提案,事后回應:“我實在看不下去到處都在抄襲”。馬上有網友紛紛撰文表示反對,說“倪萍大姐,其實你不懂山寨”。屬于“山寨文化”的“山寨藝術”的核心理念是攀仿,性質是剽竊,行為是重復。重復帶來的是文化的趨同,而文化的形成和演進需要的卻是創造。從這個意義上講,“山寨”文化和“山寨”藝術是凍結創造和窒息文化的社會現象。雙方爭論的焦點,并不在急于給“山寨文化”下一個界定,而是集中在“山寨文化”的屬性和各自所站的價值立場上,先給“山寨文化”來一個價值判斷,然后再確定它是什么。由于文化產品的原創和不可復制性,由此帶來的知識產權紛爭,不能不引起重視,“山寨文化的泛濫與其說是對草根創新精神的標榜和昭彰,不如說是對中國知識產權意識嚴重缺位的諷刺”。

一個詞語,只要在網絡時代具有一定的認同基礎,就能迅速擴散開來,這也是新媒體文化時代“命名”的特點――“貼標簽”效應。“山寨文化”這個詞具有很大的黏附力和開放性,大眾賦予它的含義,囊括了幾乎所有機械時代的復制、模仿、拼湊、惡搞、解構等等這些具有后現代特征的詞語,但又不僅止于此,各種文化現象只要搭拉上其中一點,就被貼上“山寨文化”的標簽。除此之外,民間力量刻意的“山寨文化”行動說明有其民間的文化認同感。問題是:“山寨文化”這面大旗,何以能振臂一呼而應者云集?而爭論的各方,均站在不同的價值立場上發表截然不同的評價。從“山寨”的命名和其“招兵買馬”的速度,以及引起的文化口水戰來看,“山寨文化”在當代“文化場域”的意義,并非知識產權的缺位那么簡單。

對“山寨文化”更深入的分析則從當代的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環境出發。因為“山寨”手機、“山寨”筆記本模仿的產品均是高檔的品牌產品,以低廉的價格可以購買到外型酷似品牌的電子消費品,意味著“山寨”培養了一種新的文化模式:“新拿來主義”,其核心是“為我所欲”,滿足自己的炫耀性消費。這種解釋對于“山寨”電子產品如手機之類或許說得通,但是卻難以解釋后來興起的“山寨文化”現象,波德里亞的符號經濟理論和馬克思的物神理論只能解釋物品的“山寨”,卻不能解釋“文化場域”的“山寨”,其中并沒有炫耀性消費的成分在里面。也有人認為“山寨文化”彰顯的是一種缺失創新內核的暴富傾向,“山寨”可以泛指一切制作粗劣但功能強大、著意模仿但難得精髓、創意無限但細節欠缺、占有欲旺盛但求知欲衰退、什么都有但又似乎什么都不好的社會、文化現象。“山寨”成為中國獨有的現象源于中國正處于工業社會階段,我們最熟練和最有能力做到優秀的也就是復制的工業產品,我們復制出的文化產品依然是工業產品。

這些觀點高估了“山寨文化”的野心,也低估了“山寨文化”的原創爆發力。“山寨文化”并不是要尋求一種暴富、利潤或者工業生產,僅僅是一種姿態。80后作家蔣方舟所說或許更貼近“山寨”的實質:在“山寨”問題上我認為還不能用“文化”這個詞,最多是一個詞匯。但作為詞匯又沒有官方來定義,所以它真的就是一種現象。我去年6月自己拍了《百家蔣壇》,當時還沒有“山寨”的概念,就是覺得好玩。這種現象在我看來就是民間一種情緒性的調皮,我喜歡用惡作劇和鬼臉來看待“山寨”,這樣會讓我覺得更有趣。蔣方舟所說的這種情緒性的調皮,是對誰鬧的情緒?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從未有過“非主流”邊緣文化向主流文化發起這樣極端的大規模的消解和挑戰,甚至這種“非主流文化”能夠受到大眾如此的熱捧,“山寨文化”的泛濫必定傳遞了當代中國“文化場域”的某種信號,才使得這種“非主流”的后現代草根文化有著如此巨大的消解力和號召力。“山寨文化”現象,需要更貼切中國當代文化現實的解釋。

二

一個“場域”是由各種權力關系交織而組成的,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認為“從場的角度思考就是從關系的角度思考”。討論“文化場域”首先考察方面的關系,這些關系是按照場域內各派的力量按照既定的游戲規則組成一個相互依存的網絡體系,這個體系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文化生產機制,也即其內在的工作方式。

“文學場域”的文學生產是“文化場域”最重要的文化產品輸出基地,就以文學生產機制為例來討論。20世紀90年代以前,文學生產主要由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統管統制,表現為由國家包辦文學產品的創作、出版、傳播甚至批評接受,從原創作家到發行渠道到宣傳評介,形成一條垂直的生產線體系,這種“一體化”的組織方式,建立了相應的高度組織化的文學場域。這種高度組織化的文學生產體系單一而嚴密,壟斷了“文學場域”的文化生產,民間的原創文學作者如不能進入這條生產線(加入作協成為會員),基本上很難在文學場域發揮自己的原創力,充其量只能將文學充當一種業余愛好,“文學場域”在整個“權力場域”中處于被統治地位。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種舊有的文學生產機制開始向市場化轉型,“文學場域”的國家意識形態邏輯逐漸向市場的商業資本邏輯轉變。雖然文學生產機制向“經濟場域”傾斜已久,但是官方意識形態的手并未從“文學場域”完全退出,隱形的仍然是從國家意識形態統管文學領域,顯形的則是以控制文學產品的出版和傳播代替了以往的高度組織化的生產機制,具體手段表現在嚴格控制書號的申請和書市的流通渠道。這無疑提高了進入文學場域的門檻,在這個“場域”之內,各種權力關系的斗爭也更加激烈,其中最活躍的力量會個別地或集體地尋求提高它們的地位,“并企圖將最優惠的等級體系化原則加到他們自己的產品上去”。經濟力量取代政治力量成為支配文學場域的最活躍最主要的力量之后,在最關鍵的資源上仍然受制于“政治場域”。按照商業資本的邏輯,某一方面的成本(買書號和打通發行渠道)提高了,其他方面的成本就會降下來(減少原創成本),以致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原創工作室,以低廉的價格,召集各路以同一個筆名發表系列文學作品,文學生產變得和其他工業產品的生產沒有什么區別:無論前前后后有多少工人參與生產寶潔公司的產品,“飄柔”、“潘婷”等品牌仍然屬于寶潔公司,工人是默默無聞的幕后工作者。按照“經濟場域”的邏輯來看,這種文學生產方式滿足了利潤的最大化,但是“文學場域”還有一套自己的邏輯,文學生產以及文化生產與其他物質產品的生產不同的是:文學和文化產品的原創性是不可復制的。這也是聲討“山寨文化”的人們一個重磅理由,對“山寨文化”口誅筆伐最厲害的群體,往往是注重原創力量的文化工作者。但是問題的根源并不在“山寨”幫的“盜竊”“復制”行為,而是“政治”和“經濟”的力量在“文學場域”的爭霸大戰中,發展成了一種畸形的文學(文化)生產機制,這種生產機制的后果,就是最大限度地壓抑了民間的原創力量。

不僅在“文學場域”,整個“文化場域”的文化生產機制也大抵如此。尤其當以網絡和手機為主的新媒體的力量興起之后,國家意識形態對新媒體文化的控制并沒有減弱。網絡設有網警,在人氣旺的社區甚至設置“敏感詞”,所有的內容不經過過濾不能傳播開來。大小網站和論壇必須在工業與信息化部備案,否則隨時有關閉的可能。影視的審查制度并不輕松,所以老孟的“山寨春晚”也只能在網絡上斷斷續續看到,因為沒有取得在電視媒體的播放權。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力量牢牢把握“文化場域”的最底端,使之不至于傾斜的太厲害;而在最,經濟資本的力量在最大限度地侵入“文化場域”,以獲取最大的利益。

三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民間的原創力量呼之欲出,卻苦于找不到渠道,“文化場域”基本上被“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伸出來的兩股力量占據,網絡等新媒體為民間原創力量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勢必要在“文化場域”擠占一個小小空間,展示民間的“文化資本”的力量。

而與此同時,國家意識形態在文化產品的知識產權保護上,仍然相當薄弱。“政治力量”在“文化場域”原有的保護作用沒有得到發揮,這是一個不完全為“國家意識形態”占據也不完全市場化的場域,因為沒有和市場化相配套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導致了文化生產機制的不完善和畸形發展。

2006年,胡戈制作《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惡搞”《無極》,標志著對“文化場域”展示“情緒性的調皮”的開始。胡戈的“饅頭”在網絡擁有眾多的支持者,源于觀眾對《無極》的不滿。隨后,“惡搞”風風行網絡,這種“惡搞”情緒的擴散還和當時的一系列文化事件有關:先是草根出身的郭德綱以相聲成為大眾追捧的偶像;接著是作協會員、國家一級作家趙麗華被網民封為“梨花教教主”,其詩作也被“惡搞”為“梨花體”在網絡遍地開花;隨后是下半年低成本投資的《瘋狂的石頭》的“瘋狂”走紅,以致2006年被媒體稱為“草根年”。這些看似不相干的文化現象,卻預示著一種“情緒”正在民間醞釀:對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產品的不滿。《瘋狂的石頭》的成功無疑給人提供了啟發,一群稍顯叛逆又熟稔網絡制作技術的青年們高呼:“每個人都能拍電影!電影花大錢能拍,花小錢同樣能拍,名導能做的事我們同樣可以做到”。

“草根”們的志向顯然不僅僅在于“惡搞”。2008年,當山寨手機擠占各大賣場的臺面,網媒紛紛制作專題時,“山寨”這個詞迅速進入大眾的視野。“山寨”這個詞在廣東話里是“野路子”的意思,其內涵正好與草根們耳熟能詳的《水滸傳》的“俠義”精神相吻合,這與民間的“文化草根”們一拍即合,一股迅猛的“山寨”風迅速在“文化場域”刮起。“山寨”與“惡搞”不同,“惡搞”帶有解構色彩,仍然以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產品為素材,加入拼貼、剪輯、挪用等手法,帶有被動意味;“山寨”卻化被動為主動,雖然仍帶有解構色彩,重點卻是在模擬和仿制。

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不是憑空出現的。2008年,在“山寨百家講壇”之前,出現了《百家講壇》學者閻崇年被掌摑事件,網絡眾說紛紜。這個事件很自然地就被部分網民們解讀為抵抗《百家講壇》的“文化霸權”。“山寨百家講壇”的制作人韓江雪在他的博客里寫道:“什么是文化霸權。就是只能我說,不能你說。我很反對讀者用這樣的方法來表達不滿,閻崇年不應受此侮辱。可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弱勢的讀者又能有什么方法或渠道表達自己的思想呢?”韓江雪曾有過想上《百家講壇》而被拒絕的經歷,于是他開始制作“山寨百家講壇”,工作是非常嚴肅的:“請了一個當導播的朋友,就開始拍了。一共拍了兩天,每天講8小時。兩天就花了近兩萬元,再往下拍我就傾家蕩產了。” 他承認自己制作的“山寨百家講壇”有思想,但是這種“思想”是“上不了電視臺”的,只能放到新浪或搜狐網站的視頻欄目,換取點擊率或者名氣。韓江雪被“逼”上“山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為了自己的文化產品能夠進入商業流通領域,“如果中國能有幾百、上千家電視臺,《百家講壇》是名家講壇還是百姓講壇,就不會被人詬病了。大家可以各有特點,各顯神通。”而主要是發泄對文化產品流通渠道被管制的不滿,他因此被媒體冠以“非暴力抵抗文化霸權”的光環。

2008年冬天的“山寨春晚”是另一起標志性的事件。每個省市每個單位年年都辦“春晚”,如果老孟發起的“春晚”不是打著和“央視春晚”叫板的口號,恐怕也沒有那么大的轟動效應。關鍵是,他叫板的是“央視春晚”,這一下擊中了多年來被央視的“聯歡晚會”弄得審美疲勞的人們的神經,當《市民欲辦山寨版春晚叫板央視》的新聞稿一見報,各類媒體大軍蜂擁而至,“PK央視”“顛覆傳統”“草根文化崛起”等詞語迅速占據重要版面,網民連連叫好。老孟創辦的CCSTV(中國山寨電視)網站開通之后,半個月內就收到了700多個節目應征。“山寨春晚”不能贏利,曾幾近流產,這是一樁“賠本”的生意,它的姿態和標志性意義遠遠大于其實際的內容。

與“山寨百家講壇”和“山寨春晚”的高成本制作相比,媒體與設計專業出身的大學生“蜀山少俠”花費20元制作的“山寨紅樓夢”完全是“低成本”制作,甚至沒有抱多大的期許,只是一種嘗試和娛樂。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熱炒的新《紅樓夢》很不對他的胃口,所以不如自己動手,大膽挑戰所謂專業電視劇。此外還有另一個因素,就是“春節晚會照例”不好看,于是一家人拍電視劇來耍。令他沒想到的是,“山寨紅樓夢”居然在網上“火”了。

種種“惡搞”“山寨文化”現象,有商業性質的和非商業性質的,差不多都有一個共同特點:作品傳播的信源、信道、信宿三渠道均依賴網絡,作品源于網絡,通過網絡傳播,最終由網民接受。借助IT技術和新媒體的路徑,“惡搞”和“山寨”得以在新媒體時代暢通無阻。“山寨手機”、“山寨百家講壇”、“山寨春晚”、“山寨紅樓夢”等等都借助了新媒體的便利,得以迅速傳播,“惡搞”網站、“山寨”論壇等新的“山寨文化”思路不斷涌現。新媒體文化所具有的娛樂屬性,為山寨文化產品打上了“娛樂”的印記,這恰好和民間文化的特性相吻合,這使得“山寨文化”一開始就以一種“惡搞”、“娛樂”、“狂歡”的面孔出現。

頗具意味的是,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對“山寨文化”的解讀也不盡相同。傳統媒體傾向于“山寨文化”就是盜版文化、侵權文化、強盜文化;作為“山寨文化”的發源地, 網絡媒體更傾向于構建理性、中立的價值平臺。

第2篇

（一）賽德蓋賽德蓋是阿拉伯語的音譯，是伊斯蘭各種施舍的通稱。從施舍的類別不同，賽德蓋又分為以下三種。1.天命賽德蓋。如“天課”，阿語音譯為“則卡特”，又稱為濟貧稅，是穆斯林的五大功修之一，原意指凈化，通過繳納天課而凈化個人資財從而達到凈化人的心靈。從伊斯蘭教的兩世觀上看，穆斯林的今世與后世都受掌握，兩世的財富都受的賜予，今世的施舍將為后世升入天堂打開通道，相信為主道的施舍會獲得兩世的吉慶。伊斯蘭教的經濟觀是公平人道的。伊斯蘭教反對無限制的累計資本和不斷地謀取暴利，同時也反對絕對的平均，因為二者都是不公平的。個人的天資、勤奮程度、經濟基礎等各方面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的不同導致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擁有的社會財富存在差異。伊斯蘭教承認這些差異，鼓勵人們在合法、誠實和從事生產勞動的原則下謀生，并提倡社會和勞動者平等地共享所創造的合法勞動成果。天課作為一種法定的施舍，是穆斯林必須履行的絕對義務。施散者，可以克服自私、吝嗇、貪婪的不良心理，形成助人為樂的健康人生觀和濟若扶貧的仁愛精神；接受天課的人應免除嫉妒，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確，歸信并作善事、受拜功、施天課的人們，可在真主處獲得報賞，他們將無懼無憂。”[1]2.當然賽德蓋。俗稱開齋捐，也叫“費圖爾賽德蓋”。“萊買丹”月后的開齋節會禮前施散的“賽德蓋”。“費圖爾”既是對齋戒缺陷的彌補，又是富人幫助窮人歡度開齋節的善功。教法規定，穆斯林男女在開齋節會禮前，按家庭成員人數拿出一定的生活費用，施濟給貧困者，大多是通過施散給清真寺再轉到應受天課者的手中，即《古蘭經》中規定的八種人：貧窮者；赤貧者；管理天課者；心被團結者；無力贖身者；不能還債者；為主道工作者；途中斷盤費者。除此之外，不能用于他用。3.自愿賽德蓋。自愿賽德蓋即一般常說的散乜貼。“乜貼”，來源于阿拉伯語詞匯niyyh的音譯,意為“意念”“、心愿”“、舉意”等。指穆斯林在禮拜、齋戒、宰牲、朝覲等宗教活動或儀式時的口頭或者內心的意愿。所舉的意念實現之后，為了感謝的襄助，將一定數量的食物、財物散給清真寺，是一種還愿的方式。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乜貼”一詞演變成施舍一種，是一種完全出于自愿的捐獻。與法定的天課一起構成了穆斯林社會的主要經濟來源。

（二）海迪耶海迪耶意為禮物、贈品、饋贈，即人情往來，是人際交往中的禮儀的表示，不屬于賽德蓋的范疇。回族在過開齋節和古爾邦節兩大會禮時，要好的人家會互贈海迪耶，表示親近。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家里的紅白喜事也會贈送海迪耶，主要是以金錢的方式贈送。海迪耶密切了人們之間的聯系，促進了回族社會網絡的發展，顯示了回族強烈的民族內聚力，并不斷地強化著作為穩定的共同體的集體記憶。

（三）“攢茶”從接受“攢茶”的對象、目的及用途上看，“攢茶”是齋月里特定的經濟文化行為。封齋的人無論富裕或者貧窮，都應接受他人“攢茶”。“攢茶”的可以是未封齋的人，也可以是封齋的人。通過“攢茶”的方式來看，一種是“攢茶”給集體，即在清真寺吃開齋飯的封齋穆斯林，另一種是“攢茶”給個人（大都是關系較好的親朋）。后者含有海迪耶的意思，有一定程度上的人情禮儀。因此“攢茶”是即區別于賽德蓋又區別于海迪耶的行為。

二“、攢茶”的功能分析

（一）心理上的自我調適內心的約束程度直接影響到言行舉止。內心里沒有嫉妒與怨恨，將不會產生邪念與惡行。“攢茶”是內心的齋戒，同時可以彌補身體上沒有齋戒所帶來的遺憾，從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這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我調適，有利于內心的平和。“攢茶”的本質在于通過該行為替代其應履行的“齋功”從而達到“齋功”缺失的心理層面上的補償。從“攢茶”者的身份來看，大多是由于職業、社會角色等客觀因素和身體健康狀況、自身條件等主觀因素的影響下而沒有把齋的回族。他們與伊斯蘭教既存在一定程度的“界線”①，又表現出溶于一體的模式。這是現實與愿望的矛盾，當把齋的愿望與現實條件無法平衡時，進而造成了心理層面上的缺失感。“攢茶”的出現正是對這種缺失感的補償，是人們心理上亟需的一種自我調適。正如馬凌諾夫斯基所說，文化不僅要滿足社會的需要，更要滿足人們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攢茶文化正是滿足了人們的需要，在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人們需要的一種調試，從而需求人與社會、宗教的一種心理平衡。

（二）精神上的洗禮一個以指導人們生產、生活的民族,它的社會生活、經濟行為不能僅從物質生產的角度去理解,還須從它的精神生活角度去考察。[2]回族穆斯林強調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的緊密結合，生活中的禮儀、道德傳統無不體現著其精神層面上的追求。慷慨使人心胸寬廣，吝嗇使人趨于狹隘。齋月的“攢茶”使得人們接受思想上的洗禮，體驗伊斯蘭在思想上的約束，從道德上進行自我規范，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提醒自己的言行。不談論是非，不撒謊，不教唆他人，反應了穆斯林在思想道德上的細微要求。“攢茶”正是對這些優秀的思想品德進行進一步鞏固強化。回族好舍散，施散賽德蓋給本族被視為一種風尚。根據自身的經濟能力幫助其他貧困的同胞被視為一種美德，常有“真主喜愛好施舍的人，施散越多，得到的回報越多”的說法。齋月的“攢茶”從生活和經濟上關心了同胞，對自身進行了精神上的齋戒，懷著感恩的心去面對生活，從各個方面進行自我反省，有利于自身的身心健康，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

第3篇

現狀概況

村莊現狀的最大特點是地處山區，有山坡有谷地，村內地勢凹凸起伏，地勢最高點到村莊道路落差達40m，村內建筑分布零散，占地多，基礎設施差。由于缺乏科學的規劃，村內用地極為不合理，廢棄的房屋和閑置地多處，院落用地偏大，長橋店有一戶農宅占地高達1100m2，多數農宅占地面積達300m2之多，遠超出河北省每處宅基地不得超過233m2的規定［3］。土地浪費現象嚴重，村莊人均用地面積高達425m2/人。因此在本次設計中，在滿足村民的正常生活勞作需要的前提下，住宅的占地面積都設計在200m2以下，建筑面積均在250m2以下［4］。山地綠化體系良好，緊靠山海關林場，村域內有大片的櫻桃樹園，且在村東西各有一處常年不枯的水塘，水面面積約3400m2。所選的村址雖然地形復雜，但得天獨厚的景觀優勢將使其成為一處山水新農村住宅社區。無論對于山海關區的貢獻還是本村自身的價值，都具有極其優越的發展前景和提升空間(圖1，2)。

設計理念

在經濟適用、安全美觀、貼近農民生活需要、符合農村實際的原則下［5］，在充分考慮北五村村民生產、生活方式的新變化和新標準的基礎上，吸取山海關傳統民居的合理成分和特征，提出望峪村新民居設計方案。設計結合望峪村地域特點，充分利用地形的變化，以保護原生態的風貌為主，力圖以新時代的規劃理念進行人性化設計，注重提供不同標高、不同層次的組團居住空間，創造具有一流水準與良好生態環境的居住氛圍。并始終以創造現代化、生態化和園林化的可持續發展的居住環境為目標，從長遠利益出發，為將來的發展創造條件。建筑造型提取山海關傳統居民典型的建筑符號，如硬山頂、板瓦、鏤空窗、影壁等構成元素，經過抽象簡化，恰當地運用于造型中，色彩采用灰色為主格調，適當以磚石點綴，符合傳統的文脈意象。

總體布局

本規劃用地主要分為住宅部分與公建景觀部分，要求一次設計分開管理。兩塊用地要求有各自獨立的交通體系和統一的造型風格。為便于以后各自獨立管理，要求住宅區與公建景觀區有清晰明確的分界線。公建景觀區為本村的配套設施，既為本村服務，也對外開放，吸引游客。規劃充分利用地形和已有景觀，將公建景觀區都布置在村東、西的水塘通廊的谷底內，住宅區按照戶型的不同分布在通廊南北兩側的山坡上，這樣設計一是保證了公建設施的合理服務范圍，二是景觀視覺通廊不會被地形和建筑阻擋，三是充分利用了地勢為景觀跌水創造了足夠的落差，四是避免了村中主要交通道路穿過住宅區影響村民正常生活(圖3)。

交通組織設計

由于山地住宅用地形態復雜，一般占地面積較大，自成體系，所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小區內道路的使用效率是構成小區優雅環境的前提條件。道路流線盡量結合地形、地勢和等高線的變化，因勢利導，做到流線簡潔，減少道路坡度變化和施工土方量，還要結合各類管道的敷設進行設計。做到既適應用地地形因素，又保證空間在視覺上不斷變化，簡單明了。交通道路的布置要以方便小區內居民出入、遷居為目的，滿足消防、救護等需要，并以減少對住戶的干擾為原則。望峪村的規劃要達到人車分流的目的，因此有車行路和步行路兩套交通系統。車行路系統分為主路、次路、支路和宅前小路四個等級，其中作為村莊主要交通干道的主路路面寬度6m，連接村莊各住宅間的次路、支路路面寬度4m，宅前小路路面寬度控制在2.5m。步行路系統路面寬度設計為1.5m，各個住宅團內的步行路又各成體系，村莊內部各個住宅團也由步行路聯系在一起，并且步行路與村中的廣場、綠地以及上山的游路連成一體，共同組成了完整的步行路系統。

山地住宅的建筑單體設計

山地住宅的建筑設計要通過對場地內山形地貌的理解，尋找出最有效的構思方案。如建筑沿等高線隨山體布局，形成收放自如、起伏跌宕的局面;再如根據不同坡向和地形高差及臺基面積建造不同類型的建筑，使每幢建筑順應山勢，與坡地交錯，這樣一方面豐富了住宅的場所，同時也避免了對自然山體的破壞。“看與被看”是山地住宅設計的重要出發點。“看”，即住宅本身的視野，而坡地提供了良好的天然看臺，因此需要巧妙地安排各棟建筑的位置。“被看”則是建筑本身的形象，山地將建筑群的輪廓完全暴露出來，創造美侖美奐、鱗次櫛比的體形與空間［6］(圖4)。增強住宅設計的創新觀念，滿足居住功能多元化。住宅不但是一個生存空間，同時也是發展空間、享受空間，需要有超前性和彈性，必要時可對室內布局、分隔靈活調整。

多層住宅:本規劃設計有4棟多層住宅，層數為3層，一梯兩戶，戶型進深為12.9m，面積為84.32m2。住宅底層設1層店鋪。在戶型設計中合理組織空間，爭取最大日照，客廳及主臥朝南，廚房及衛生間均自然采光通風，每戶設有南向陽臺(圖5)。

低層住宅:本工程設計287戶低層住宅，面積250～300m2。依據不同的戶型設計，采用聯排、雙拼、獨棟三種方式布置，每戶均設有私家院落及車庫，客廳及主要臥室朝南設置，廚房及衛生間布局合理，且均有自然采光及通風(圖6)。建筑造型以現代建筑設計手法，通過材質及色彩的構成，運用山海關當地傳統建筑符號，形成輕松明快而又獨具文化魅力的建筑風格;底部墻裙采用毛石飾面，增強建筑物的田園情調，又能與當地環境融為一體。在屋頂、陽臺、凸窗及雨蓬等細節處理上采用現代設計手法，使建筑顯現出較濃的現代氣息，達到現代與傳統的完美結合。在設計時充分利用現有地形，精心設計有針對性的戶型，依山而建，最大幅度減少對山地的開挖改造，在保證立體層次豐富多彩、空間變化多樣、意趣盎然的同時，保護了現有環境。

節能環保技術的運用

1)保溫隔熱墻體及樓地面、坡屋頂采用保溫技術，增加屋頂的密封性，同時加設保溫層、鋁合金中空或雙層玻璃門窗、太陽能熱水系統，并應用沼氣等科技措施，使望峪村在節能方面具有突出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