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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環境治理的模式

現階段我國對于環境問題所運用的治理模式有許多種，政府部門、市場以及非營利組織等都已投入到環境治理中，但在具體實施治理的過程中，由于模式不同，各治理主體的目標與利益也不同，由此導致了決策的不同。

1.政府強制模式在政府強制模式下，政府在環境治理中擔當了唯一治理主體的角色[1]。環保部從水污染、噪聲、大氣污染、固體廢物以及工業污染等方面都制定了具體的政策、規劃。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的貢獻值占據了絕大部分比例，幾乎承擔了從政策制定、質量監督、環境產品的提供到實施治理的全部活動[2]。而環境治理是一個系統性、持久性以及綜合性極強的工作，在環境治理過程中，政府作為唯一的治理主體,要承擔各組織的協調、緊急事件的處理和引導公眾參與治理等艱巨任務。

2.市場調控模式環境治理不單純是政府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的義務，這一義務涵蓋了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公眾。環境資源是有限的，而人們對資源的需求是無限的，單純依靠政府進行治理，不僅在資金上難以得到足額保障，而且容易導致環境治理中設備的落后、質量監管不及時等現象。而采取市場調控模式，通過市場化手段，可以調動大量的社會資本積極參與環境治理，彌補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資金缺口[3]。

3.企業自覺模式企業自覺模式的運行完全依賴于企業的自覺性，并不具有任何法律的約束力。企業通過對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從而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致力于成為對全社會負責任的企業，并以此取得消費者與全社會的贊譽和認同，從而保證企業在激烈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3]。4.公眾參與模式公民作為健康環境的享有者，同時也擔負著環境治理的責任。隨著當前環境問題的日益凸顯，公民對環境治理的參與意識也逐步提升。現階段公民對環境治理的參與，主要是通過政府部門的宣傳、教育，使其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積極、主動地參與其中。

（二）環境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執法力度不足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嚴峻，環保部門以及各地方政府部門都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就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出臺了許多政策，推進了與環境相關的立法、規范和保護工作，加快了環境保護的步伐，但是環境治理中的法律法規執行力度仍然不夠。由于各地方政府部門間缺乏溝通合作，各自維護自身的利益，導致產生了一些重復治理現象，延緩了環境治理的進度，也降低了環境治理的效率。

2“.失靈”現象產生由于環境保護不具有排他性，導致無人愿意出資進行環境治理，因此環境治理這一公共物品就無法通過市場體系中的供需交易來提供，從而出現了“市場失靈”[4]。政府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是由于政府作為唯一治理主體的局限性，不能滿足少部分人對環境的特殊需求，即出現“政府失靈”。非營利組織的出現彌補了前兩種模式的不足，能夠查缺補漏地進行資金投入，以及滿足人們對環境的新需求，但是由于非營利組織無法單靠自身的力量進行治理活動，從而產生了“志愿失靈”。

3.公眾參與不足目前，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度逐漸升高，但是參與形式依然停留在環境保護的宣傳、教育方面，缺少決策參與，也缺少對環境治理問題的了解，容易忽視相應的責任。公眾也是環境污染的源頭，他們只有在關系到自身利益時才對環境問題進行監督、舉報。公眾主要是通過社會團體的形式進行參與，而這種形式的非營利組織對環境治理的影響極為有限。

4.缺乏有效監督由于環境治理以環保部門為主，各地方政府在治理中為了自身利益而互相推卸責任，容易造成環境執法的混亂，或者為了追求各地區與部門間的利益而形成一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使環境治理的具體政策不能有效實施，監督也變得形同虛設。

二、合作網絡模式的提出

目前，國內外關于環境治理的研究已經有了許多成果。“合作型環境治理”的研究者蒂姆•佛西指出“，合作型環境治理是融合工業、公民群體或者地方政府的探討、協約以及一系列的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管理的治理類型。也可以被廣泛認為是在公共與私人部門之間建立的伙伴關系。”[5]我國學者米指出，“合作管理是一種多組織的安排、協議、協商、共同行動等，它主要用來解決單個機構、單個部門、單個地方政府無法解決的復雜問題。合作管理暗含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又表明一種新的公共管理活動。”[6]我國學者任潔提出，環境合作治理“應當是指面向后工業社會的一種合作形式，是在環境領域中建立的一種超越環境工具理性和體現高級的環境價值理性的合作形態。”[7]綜上所述，目前有大量文獻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對環境治理進行了研究。現有文獻著重探討了合作型環境治理的主體構成，但對環境治理的主體間如何相互合作形成網絡治理模式的研究較少。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將多中心治理理論應用到環境治理當中，即強調政府、非營利組織、企業等治理主體來構成環境治理的各個環節，彼此之間相互約束，相互合作，從而形成一種合作網絡模式。

三、合作網絡模式的運行

在合作網絡模式下，按照不同治理主體的分類以及它們相互間的交叉合作結果，顯示出幾種治理運行方式。不同的治理主體之間兼顧著效率與公平原則，在政府的主導下相互合作。

1.政策機制首先，在制定政策、方針、措施時，要考慮到不同治理主體的利益，并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導向，使各治理主體的利益得到保護和實現。其次，基于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使任何治理主體都不能擁有足夠的資源，使其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都必須彼此依賴、相互合作。

2.市場機制當前引入市場機制，政府可以對每家企業免費發放排放額度和排放權，允許擁有剩余排放額度的企業出售排放權指標，以此促進企業減少排放量。目前也有將環保費改為稅收的趨勢，由于環保費用過低以及地方政府出于人情贈送環保費等，使環保費這一措施不能有效治理環境問題，而通過稅收政策，則可以使環境治理力度得到提升。

3.信任機制合作網絡治理強調多中心主體之間的合作共贏，而合作講求信任。要建立合作信任機制，一是要選拔高質量的參與主體，確保各參與主體有著高效的能力和良好的信譽，這樣才能增強相互間的信任度。二是要建立嚴格的規章制度，充分保障各參與主體的利益，使他們能夠放心開展合作治理。

4.利益機制構成環境治理的各主體都想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主體的利益也各不相同。為了滿足不同主體的不同利益，可以制定一種均衡的利益分配方案，在合作中建立利益補償機制或優惠政策等合理利益分配方案，以保證合作網絡模式的運行。此外，為了實現真正的多元治理，政府可在政策上對處于弱勢地位的組織給予扶持，在合作中實現共贏。

四、合作網絡模式的保障措施

1.加大合作治理立法的力度由于合作網絡治理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行為準則還不標準，導致其行使多元治理的行為受到合法性制約。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代表，在合作網絡治理中，應給予其他參與主體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的權力，使行為遵照一定的規范和準則，從而保障各參與主體在環境治理過程中的合法權益。

2.調整政府的職能定位合作網絡治理模式既然是由多中心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并共享權力，那么也應共同承擔公共責任。作為合作網絡的行為主體（包括政府、非營利組織以及公民在內），應對各自的職責進行明確界定，做到權責一致。要完善相應的公共責任制度，加強各行為主體承擔公共責任的能力，使各行為主體能夠明確自身的職責，在增加公共權力的同時，相應地提升公共責任的承擔能力。

3.加強合作意識的培養首先，要加大合作治理的宣傳力度，使政府能夠明確自身的領導地位，從而正確地引導其他非政府部門加強合作，形成有效的合作治理。其次，由于非營利組織自身的組織建設尚未完善，對治理公共事務的認識還不充分，因此在完善公共責任制度的同時，還應做好各行為主體的道德、思想工作，加強倫理建設。

第2篇

城市環境治理是指多元利益主體對環境污染這一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過程，以達到有效解決城市環境污染問題，維護人們享有清潔環境的公共利益。學術界普遍認為利益相關者概念最初是由斯坦福研究院于1963年提出的，并將其定義為“組織沒有這些群體的支撐將無法存在”，包括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債權人和社團。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定義，其中Freeman（1984）的定義最具影響力。Freeman將其界定為“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到一個組織實現其目標過程影響的所有個體和群體”，這個定義被應用于許多研究中。由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和重要性，尤其是牽涉到一系列利益，利益相關者管理開始流行于環境治理領域。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者管理能夠提出一套分析框架，分析者可以據此勾畫出城市環境治理多元利益主體的行為關系，通過理性地處理這些關系，達成“共贏”的合作方案和環境“善治”的目標。隨著社會-政治學理論（如治理理論）在某些關鍵主題上的概念化，如自反性現代化、協商民主、徹底的多元主義和生態民主等，該理論逐漸融入到傳統管理理論中，以提供一個更好治理環境風險的分析框架（Benn等，2009）。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的發展是遵循著個體-關系-網絡的邏輯線索，體現了研究者對于利益相關者管理行為的理解和認識是一個漸次發展的過程（林曦，2010）。這也反映了相對于個體視角和關系視角的研究，網絡視角更加符合實際的利益相關者管理情境。但是，這并不是意味著排斥個體和關系視角的研究，因為個體和關系是構成整個網絡的基本單元，而應將其作為網絡視角的基石。因此，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的構建和發展也應圍繞著網絡視角展開，并且個別學者已在該領域進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利益相關者網絡結構形態模型再思考

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前提條件是清楚的，即一個好的運行環境是有利的，而一個壞的運行環境則是有害的。但是，針對組織問題和目標，人們喜歡聚焦于利益相關者及其關系的影響，而盡量簡化利益相關者所處的混亂和復雜的背景環境。許多學者就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地討論，并且Vidgen等（1996）將利益相關者定義為能夠影響一個人類或非人類組織單元的政策，或者受到一個人類或非人類組織單元的政策影響的所有人類或非人類組織單元。雖然此定義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其目的是想引起人們對利益相關者所處環境因素的重視。盡管Rowley從社會網絡的視角切入了對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的研究，重點關注了網絡密度和中心性，實現了對于二元關系視角的超越（Rowley，1997）。但是，他過分關注網絡的整體屬性而忽視了利益相關者分析所堅持的主體屬性分析，使得網絡中節點間互動關系中的結構和行為要素無法進入分析范圍。林曦以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融合關系行為和網絡結構維度，得出了一些整體結構分析無法得出的結論和啟發（林曦，2013），但是她并無法清晰闡釋利益相關者互動行為的發生機理及其過程。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利益相關者網絡結構形態模型缺乏對利益相關者主體行為的影響、承受和表現載體的考察，即利益相關者行為運行環境。基于此，本文試圖引入行動者網絡理論重新構建利益相關者網絡結構形態模型，彌補傳統社會網絡模型的缺陷，拓寬對于利益相關者及其行為分析過程的理解。ANT有利于幫助匹配影響組織成功的利益相關者（人類主體）和其運行環境（非人類主體），其貢獻在于明確了利益相關者網絡結構及其形成機理，因為它強調談判和協商的作用，并承認非人類主體作為組織、群體和個體環境的重要性，將人類主體和非人類主體共同納入網絡結構形態模型當中。

三、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城市環境治理轉譯過程

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法國學者MichelCallon、JohnLaw和BrunoLatour為代表（巴黎學派）的社會科學家共同提出了行動者網絡理論，為諸多學科領域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思想和理論。ANT認為應該平等地看待“人”與“非人”的網絡要素，通過“異質性”網絡模型刻畫社會實體之間的關系，并認為網絡結構環境對單一行動者提供了機會和限制，以及個人、群體或組織的行為受到了其他網絡行動者關系的影響。此外，ANT強調聯合整個行動網絡的價值，重視行為主體之間的利益協調與整合，主張通過社會行動者之間的溝通、談判、協作等社會互動行為來將社會沖突轉化為秩序，為研究利益聯盟網絡的形成提供獨特的視角和方法（王愛民等，2010）。行動者網絡理論是以三個核心概念為基礎，分別為行動者、廣義對稱性和轉譯。ANT將有主觀目的和意圖的人類主體和非人的觀念、資本、科技等主體認為是行動者，即任何可以改變事物狀態的東西。這些“異質性”行動者構成了網絡的基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影響能力。廣義對稱性認為應該克服傳統社會學中的二元劃分，整合自然系統與社會系統，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對待網絡中的“異質性”行動者，打破以人類行動者為中心的傳統思維。轉譯概念是ANT的中心，是事實建構者給出關于他們自己的興趣和他們所吸收人的興趣的解釋，反映了行動者之間相互作用的途徑以及其網絡形成的過程，并且刻畫出在構建網絡過程中利益嵌入的特征。轉譯成功的關鍵在于每個行動者都獲得滿意的角色，將處在各個領域的異質性行動者聯結起來，構建起一個處于動態穩定的網絡。行動者網絡理論，又稱為轉譯社會學，認為只有過轉譯才能構建起行動者網絡。行動者網絡的構建并不是原有預定的行動者簡單組合，而是每一個行動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動者網絡中重新加以界定、安排和賦予。1986年，Callon通過對圣柏魯克灣的海扇貝養殖案例的分析，描述了一個由海洋學家、漁民、海扇貝、海灣以及多樣的技術等元素所構成的網絡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并辨出五個轉譯的關鍵環節，分別為問題呈現、利益賦予、征召、動員和異議。在此轉譯過程中，還應設立一個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Pas-sagePoints，OPP），OPP是指核心行動者的問題成為實現其他行動者目標或利益的必經之點，是所有行動者進入網絡的唯一選擇。在此研究基礎上，許多學者通過結合特定的研究問題和情景進行了對應的行動者網絡轉譯分析，那么針對城市環境污染問題，城市環境治理異質行動者網絡的轉譯和構建過程可如圖2所示。根據圖2可知，城市環境治理異質行動者網絡的人類行動者包括政府、企業和公眾，分別代表國家、市場和社會力量，而非人類行動者則包括生態、政策、資金和資源等，并且一般由政府部門承擔著核心行動者的角色，因此OPP可設定為治理環境污染，實現清潔環境。盡管這些轉譯環節看似分開的，但是它們并不總是可分的，有些環節可能會重疊。此外，成功轉譯后所構建的網絡也有可能遭到某些因素的破壞，并且一旦網絡結構發生變化，新的轉譯將重新開始，更多利益需要再次協商。總之，轉譯是一個實體引導其他實體朝其所期望的目標前進而必須經過的路徑，并最終說服其他行動者被征召和動員進網絡。

四、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管理過程分析

城市環境治理是一個基于“滿足-理解-管理（Meet-Understand-Manage）”的過程，其中多方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和知識將被關注和采納，而不僅僅只是規則制度（Parr等，2003）。城市環境治理的概念內涵表明其需要解決兩個基本問題：多元利益主體的作用范圍和正當角色；多元利益主體采取什么樣的行為來達到城市環境治理的目標。同時，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過程還應充分考慮某些條件影響因素，如社會文化、政治、法律、技術、時空和生態等。也就是說，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者管理應該符合地方背景和實際環境情況。那么，行動者網絡理論通過平等地看待人和非人行動者，將所有影響核心組織目標實現的要素納入到網絡中，因此城市環境治理也可認為是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網絡組構過程，即多方利益相關者的不同利益取向和行為方式在其運行環境背景和條件下透過轉譯建構起一個動態穩定的異質行動者網絡。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個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管理過程分析框架，并說明了其具體步驟和詳細內容，請見表1。根據表1可知，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管理過程試圖將治理理論、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和行動者網絡理論融合在一起，通過良好的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者管理，提升城市環境治理效率和水平，以期創建一個推進城市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過程，其具體步驟如下：

1.明確治理對象并界定所需解決的核心問題。

目前，我國城市大氣、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最為緊迫和重要，并以大氣污染治理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考慮到不同的環境污染問題具有不同的屬性特征，如污染來源、途徑和方式等，明確具體的治理對象是有必要的。ANT表明應該將問題呈現作為轉譯的第一階段，而問題呈現是圍繞核心行動者進行的。盡管政府不再是城市環境治理的唯一主體，但是以政府主導的國家力量依然是城市環境治理的核心主體，是不可替代的組織者和指揮者。因此，以政府環保部門為代表的國家力量應認定為核心行動者，即核心利益相關者，其急需解決城市環境污染問題，以實現城市環境清潔的目標。然后，根據核心行動者的目標，設置一個強制通行點（OPP），將核心行動者的問題成為其他行動者目標實現的必經途徑。

2.識別利益相關者的關鍵利益以及各自差異。

城市環境治理要求治理主體多元化，即除了政府外還需要其他行動者參與到治理過程中。Carole提出在城市治理過程中政府應將更多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義務和責任轉移給其他組織，如企業、NGO和公眾，強調開發和管理不同類型的組織間網絡的必要性（Carole，2001）。同時，國家、市場和社會三元理論也表明了城市環境治理不僅只是政府干預，還應該發揮市場和社會的調節作用。基于這一宏觀選擇范圍，并結合核心行動者的問題，辨識出城市環境治理的利益相關者，并明確各自的關鍵利益。其次，界別利益相關者在資源、權利、意識和知識等方面所存在的差異，有利于進行合理的利益賦予、征召和動員。此外，還應明確利益相關者在網絡中為了達到其所期望的目標所需排除的主體障礙。

3.勾畫人和非人異質行動者的網絡關系圖譜。

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求城市經濟、社會和環境三者協調穩定發展，并且這種平衡會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取向和選擇。因此，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經濟效率、社會公平和生態和諧三者應該確定為異質行動者網路的系統屬性，即系統行動者。一般而言，利益相關者行為分析包括利益相關者的實際行為、合作意愿和沖突威脅。那么，這就有必要首先界定和明確利益相關者的行為選擇范圍和行為期望，并且辨識出能夠影響利益相關者行為的其他非人類行動者，包括政策、資金、資源和其他等。最后，在人類行動者和非人類行動者的基礎上，初步勾畫出行動者之間的網絡關系圖譜。

4.賦予利益并進行網絡行動者的征召和動員。

根據資源依賴理論，依賴體現了組織與其環境之間的利益交換關系，并且這種利益交換是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進行的。分析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資源依賴，有利于理清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和行為關系，以進一步識別利益相關者行為支持/反對態度和認知相似度，為轉譯過程中的賦予利益環節提供可靠的基礎依據。然后，根據核心行動者的目標，賦予其他網絡行動者利益或角色，以激起其加入網絡的興趣，并召集所有異質行動者，進行初步的討論和協商，以達成行動共識。從國家、市場和社會的邏輯出發，設計人類和非人類異質行動者的互動機制，并動員所有行動者進入到治理網絡當中，實現城市環境治理行動者網絡的初步建構。最后，辨析和評估核心利益相關者目標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目標的內在契合度，并重新識別和定位利益相關者群體的核心價值，以鞏固和穩定異質行動者網絡。

5.制定具體的利益相關者管理策略和計劃。

如何制定利益相關者管理策略是利益相關者管理研究的重要問題，特別是不同利益相關者類型匹配不同的管理策略。因此，結合異質行動者網絡建構過程，分別從個體（合作意愿和沖突威脅）、關系（兼容性和必要性）和網絡（網絡密度和核心組織的網絡中心性）角度，制定具體的利益相關者管理策略。然后，分別針對整體和具體的利益相關者，制定詳細的利益相關者管理計劃，以利于城市環境治理工作的有序進行。此外，通過采用聽證會、座談會和專家論證會等，評估城市環境治理利益相關者管理策略和計劃可行性。

6.執行決策和監測網絡。

第3篇

（一）推動網絡技術進步為大學生創新行為提供支持為了能夠在通過突出網絡進步性特征的基礎上實現對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在推動網絡技術進步方面：首先要重視推動網絡技術的創新以及網絡品牌的打造，從而讓學生對創新的價值進行了解與認知。通過支持網絡技術的創新，鼓勵網民以及網絡運營商對網絡平臺和網絡工具進行創新來實現網絡品牌的原創化，從而創造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環境。大學生在這種環境下能夠接觸到更多的新奇知識，有助于引導大學生提高創新的價值。其次要強化網絡創新活力，刺激學生的創造欲望。三是要對網絡的自由性和開放性進行維護，同時要推動網絡文化中的創新精神。

（二）積極提供網絡創新活動，培養大學生自我創新能力首先要提升網絡創新層次，強化大學生主體意識和主體性，以引導和服務學生創新活動為主，重視大學生獨立意識的培養，引導學生在具備主體意識和批判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學生的個性發展，并在平等、自由的網絡環境中實現自身創新意識的形成。其次要重視調動大學生的成功欲望。大學生對網絡平臺以及網絡工具的使用使網絡的創新具有了巨大活力。在網絡文化創新力面，大學生可以通過網站、網頁的設計，在網絡中發表原創的小說作品、音樂作品、美術作品、影視作品等來推動網絡的創新，在此過程中大學生也能受到藝術帶來的熏陶以及成功帶來的喜悅。調動大學生的成功欲望，增加大學生的成功體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強化大學生推動網絡創新的動力與動機。尤其是對于沉迷于網絡的學生，可以將他們從單純的精神娛樂中解脫出來并引導他們投入到網絡創新與創作當中。三是要強調網絡創新的實踐，促進網絡技術的發展。作為高校，應當開設網絡實踐課程與創新指導，并在高校文化建設中舉辦各類網絡技能與創新比賽，從而在實踐中鍛煉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并對網絡文化的發展發揮推動作用。

二、加強主旋律網絡文化的宣傳與滲透來提高大學生群體的網絡認知能力

（一）注重主旋律文化內容導向性培養大學生認知理性首先主旋律網絡文化的宣傳要體現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網絡道德的產生與運行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從而推動網絡道德體系的完善。其次，主旋律網絡文化的宣傳要凸顯出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價值觀。網絡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在這些文化中，不同民族、地區/的價值觀與價值取向也存在著相同的一面，這一面就是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價值觀，同時也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網民通過網絡進行溝通和交流的重要基礎，而將這些內容凸顯出來，有利于推動大學生樹立全球意識，并構建與世界行為準則和基本倫理相適應的網絡道德取向。三是主旋律網絡文化需要對網絡中新型的道德標準做出反應。

（二）重視主旋律文化宣傳形式的滲透性提升大學生認知情感主旋律文化形式的滲透性就是要讓主旋律文化對大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有益影響。事實上，許多貼有主旋律文化與思想標簽的德育教育網站和紅色教育網站并不能很好地被大學生所接受，甚至刻意的宣傳還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所以主旋律網絡文化的宣傳要在網絡文化的生產、消費以及傳播等各個環節和交際、娛樂、學習等各個領域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普遍價值觀用文化作用以及新聞材料的形式表達出來。

（三）提升主旋律文化氛圍的集聚性增強大學生認知體驗在主旋律網絡文化宣傳過程中的氛圍塑造中，要重視集聚性的形成。集聚性氛圍對大學生在養成正確的網絡道德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熏陶作用。網絡中信息的傳遞以及互動十分容易產生集聚效應，如網絡中的某個話題突然間可以成為被全球網民關注和評議的焦點，所以在主旋律網絡文化的宣傳過程中，高校以及德育工作者要重視對網絡集聚效應的運用，通過對民意進行匯聚來完成對主旋律文化氛圍的形成。同時要善于通過新聞網站來吸引網民對新聞事件開展評論，并通過利用知名論壇以及名人博客來討論網民所關注的問題，從而對主流民意的傳播進行引導以形成主流的網絡文化和價值觀氛圍。

三、構建網絡平臺以培養學生的道德自主構建能力

網絡平臺的主動構建，首先要求發揮出網絡德育主題的作用。作為政府主管部門，應當要求、鼓勵和支持主流網絡網站建設能夠適應大學生需求與興趣，可以吸引大學生積極參與的網頁和網站。而作為高校應當在校園網中建設可以吸引大學生積極參與和喜聞樂見的網絡論壇和網絡社團。作為德育工作者，有必要開設屬于自己的網絡空間來與大學生進行互動，和大學生探討個體發展、社會熱點等話題。同時政府主管部門、高校以及德育工作者都應當鼓勵大學生創辦能夠推動大學生全面發展的網絡平臺，從而在培養大學生創新能力的基礎上培養大學生的道德自主構建能力；其次，網絡平臺的主動構建需要在設計網絡平臺和網絡平臺運作中滲透規則意識和道德元素。所融入的規則意識和到的元素并不一定是對網絡中既有規則的強化和修正，而應當重視對品德和精神的發揚。第三，在網絡平臺的主動構建中，要體現出包容精神和寬容精神，應當引導大學生在網絡平臺中暢所欲言而不能排斥不同的意見以避免形成封閉環境。

四、提升現實社會與網絡社會的交互以拓寬價大學生價值觀教育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