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現代經濟理論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一、經濟學上的權威崇拜及傳統經濟學的困境

經濟學的嚴重落后性已是眾所周知的事。無論是邁克爾·佩雷曼主張經濟學終結[i]，還是陳綱先生指責經濟學家不如農民[ii]，都已表明，人們對于經濟學術落后性的極度失望。“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出發點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決定了其滅亡的趨勢。不論是其自身的反思還是對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經濟學的非科學特征早已是不爭的結論了......或許，下一代人將不再跟隨薩繆爾森學習經濟學。”[iii]

的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已遠不如其它自然科學。在18世紀時，物理科學、化學科學開始全面發展，同樣，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也吹響了經濟科學發展的號角。自18世紀以來兩百多年時間里，人類的物理科學、化學科學，甚至包括后來才開始發展的生物科學，現在都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早已經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經能精確地計算出宇宙飛船飛入的軌道位置以及能精確地計算出著陸地點，人類早已能制造出異常復雜的機算機，人類早已能精確地分析出任何物體的成份含量，并根據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產品和新材料。但是人類的經濟科學卻遠沒有這么發達，在權威崇拜下，從根本理論上來說，仍然基本徘徊在亞當.斯密1776年的思維起點，雖然后來薩伊、馬歇爾、凱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幾百年來在作大力的推進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客觀地說，在根本理論上幾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飛躍。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上嚴重的權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尖銳地批評經濟學權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為圣經拒絕人們提出新理論和批評它的長短，對于真理必定是最嚴重的侵害。毫無疑問至今為止，甚至未來，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師的經濟學術能夠充當經濟學圣經的角色，因為經濟學是一門科學，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窮盡所有真理而無一點紕漏甚至繆誤的地方。只不過個別“天才”性的經濟學大師的學術之中或許有多一點智慧性的東西罷了。

經濟危機、貧富懸殊、工業化壓抑、環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等等，都表明，傳統經濟學在權威崇拜意識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決現代人類社會的經濟建設。世界銀行在1991年發表的年度報告，開篇誠懇、鮮明地指出“推動經濟發展的原理還遠未被人們完全掌握”。

二、現代經濟學新革命的系統構想

為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學界要敢于跳出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疆化思維，去努力尋求真理，進行一場現代經濟學新的革命，以更好促進中國的經濟建設。

（一）經濟學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們認為，傳統經濟學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對支柱概念或者說研究的基本對象的固守，各國經濟學家還深受數百年前的產品觀影響。客觀地說，數百年前，以農業生產和新興的工業生產為主，當時的經濟學家們能夠提出產品的概念，并以產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或者說以產品作為經濟最基本的細胞是非常科學的。但是就如化學科學不能停留在分子階段，還需進一步研究發展到原子、質子、量子，仍至將來還可能進一步發展一樣，我們認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變。

嚴格地說來，產品遠不足以囊括人類的整個經濟領域。諸如金融服務、保險、詩歌、歌曲、經濟學家的著作等同樣在商業領域流通的東西并非一定是產品。

因此，我們提出財富的概念，構想經濟學上以“財富”替代過去“產品”、“商品”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對象。所謂財富，我們將其定義為“就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財富在經濟學上并不是指金錢，而是指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金錢或者說貨幣只是商品類財富的權力憑證、度量工具。我們的這一類似的定義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曾提出過：經濟學應將財富看做是滿足需要的東西和努力的結果[iv]，一些學者也開始在某些情況下使用，當然都還缺乏系統性，并且未與產品的關系進行徹底的清理，特別是只將以金錢來衡量的商品類東西才叫財富，反言之在過去的意識里財富就是金錢。為此筆者在《財富創造論》一書中盡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財富與產品、商品的關系，系統地闡述了財富為經濟基本單位的事實以及應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建議。根據定義，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質類財富，也包括非物質類財富，包括有形的財富，也包括無形的財富，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是財富，都可以是經濟學研究和考慮的范圍。提出將財富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應該更為科學。

在經濟學上進行這一研究對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經濟學界及經濟界更全面地研究社會的經濟建設。例如，環境，當然不是產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為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也是財富。這有助于我們將其納入經濟建設考慮之中，而不是去發展“產品”、“商品”經濟破壞環境財富。依據這一思想，我們就會明白，財富不只是商品，不僅一輛汽車是財富，一灣綠水也是財富，不僅一只山羊是財富，一片綠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財富，它們都滿足我們的需要。當汽車造得很少時，因為其稀缺而顯得價格很高，因而我們毫無疑問地認為其是財富。而當我們的環境惡化，一灣灣綠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變得稀缺時，我們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們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貨幣去購買，這時水似乎才變成了我們的財富。實際上水原來就是我們的財富，只是我們總覺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罷了。過去那種以稀缺性為預設前提的經濟學術思想已顯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長期以來，全球環境的破壞與惡化，與經濟學上的產品觀和商品觀不無關系。當然，也有人會認為，經過投入資金人工改造過的環境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也可叫產品。實際上即使將改造過的環境稱為產品，同樣顯得比較牽強，經濟學作為科學是不宜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維而牽強的。同時，未經改造的環境同樣從遠古就進入了我們的生活領域，我們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這一龐大的部分我們更不能遺忘，它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同樣，對于無數的非產品、非商品，因為有了財富作為總括，因此其創造、實現、分配、消費等情況也就能較好地納入經濟建設的考慮之中，這對于人類未來的建設非常重要。

總之，經濟的最基本細胞是財富，而不僅僅是產品或商品，因此以“財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更為科學。針對經濟學的現狀，現代新經濟學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須在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支柱概念上進行革命，否則現代經濟學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發展。

（二）經濟學中研究對象產生過程的革命

無論是非常局限的產品觀、商品觀，還是全面概括的財富概念，其產生實際上并非僅僅來源于生產。由于如上部分我們已提出了財富包括產品，也包括非產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們直接使用財富的概念。

我們認為，財富首源于智力創造，然后是實現，而并非僅僅生產，而傳統經濟學在財富產生過程上應該說還基本停留在兩百年前的生產認識階段。這的確需要我們現代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或者說革命。例如，電腦沒有先經科學家們發明創造，是不可能生產的，一個企業沒有自己的科研人員們不斷研究創造出先進的電腦，其生產也幾乎是不能進行的；再如小說，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創作，創造出能滿足人們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說才是至關重要，而并非印刷車間的生產至關重要，并且現在越來越多的小說不需要印刷生產，通過網絡即可銷售給廣大讀者。也就是說，經濟學應該更好地反映現實的經濟情況，應該將財富的產生過程進行實事求是、科學地研究與抽向歸納，只有這樣抽向歸納出來的基本理論才更符合現實經濟情況，從而才能更好地反過來演繹至現實經濟建設中，更科學地指導社會、企業、個人的經濟活動。

當然我們有必要對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產生及財富生產等重要的概念進行重新整理定義，以有利于經濟學理論的突破與發展。所謂財富創造，是指人們為探索獲得新種類、新形式、新規格、新用途、新領域等等方面的財富，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它并非單純的大腦思維活動，也不是重復性地制作產品的活動。對于財富創造，我們提出了“以大腦思維創新為主導的發明、發現、創作、設計等新財富的活動”這一措辭，即創造不僅僅包括發明、發現、創作、設計這四大形態，還包括其它活動形態，這為現在復雜的各類創造形態以及未來可能新出現的創造形態留下思維的通道。定義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則很可能使將來的研究、解釋固步自封。財富實現，就是使創造的概念性的財富成為事實或使成為能為人們消費、使用的事實。具體地說就是將所發明創造的新財富進行知識傳播、生產、銷售、服務等等活動，使其變成可以為人們直接需要并且供人們使用、消費的各類活動的總和。財富產生，就是人們創造實現財富的活動，它包括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個部分。財富生產，是指人們在農業和工業上，根據已經取得的財富知識，通過勞動和一定的要素的結合種植農產品和制造工業品的活動。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財富產生包括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而財富生產只是財富實現的一部分。考察整個國民經濟時，用財富產生的概念更為全面準確。我們提倡在經濟理論上使用財富產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濫用產品生產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產一詞必會使我們繼續陷入過去的理論思維中，很難有系統的突破。

我們認為，財富的產生由兩階段構成：第一階段，財富創造階段。即財富首先要由科學家、研究人員等智力者創造，才可能有這樣一種財富。否則生產上不知道能生產什么。例如，如果沒有愛迪生發明創造出電燈，工廠再高明也不可能生產出電燈這一財富來。第二階段，財富實現階段。財富實現包括生產、運輸、銷售，還包括其它許許多多方面。這里我們用實現這一概念來概括財富產生的第二階段，而不用生產來代替，因為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部分而矣，盡管過去“生產”在我們的眼里是多么的偉大和至高無尚，在20世紀中葉供過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時甚至并不比銷售高多少。

在過去的傳統經濟理論中，財富產生過程的核心和起點都是生產，在舊四分法中是生產、交換，因此認為財富是從生產中生產出來的，除了銷售可以對應于交換外，其它方面，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人員、后勤人員、管理人員、資本等等，都只是輔助甚或是寄生的，當需要強調其重要性時，于是牽強附會地稱其為生產。運用綜合財富觀及財富產生的兩段論，我們就可以更好地解釋諸如科學家、銀行、國家、服務勞動者、后勤勞動者、管理勞動者、資本在國民財富中的作用，它們實際上都在進行著財富的活動，因具有財富價值或財富產生功勞而存在。

財富的產生由財富創造和財富實現兩階段構成。財富創造是首要的，沒有財富創造，便無財富實現可言。生產的地位也并非那么顯赫和功勞無量，在現代社會，沒有科研人員等創造出優秀的財富，生產變得毫無意義，即使在財富的實現環節，生產也未必就是全部，對一些財富如歌曲、軟件來說甚至未必就需要生產。這也告訴我們是到了應該好好全盤思考舊有的經濟學術理論的時候了。

總之，經濟學中財富產生的過程應該由過去理論中的生產一元觀，革命地推進到創造、實現的兩段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理論上對于財富的產生應該建立創造、實現的兩階段思想，生產實際上遠不能囊括財富的產生過程，生產只是實現階段的一個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個軟件，先是經過科研人員設計創造出來，即財富創造階段，然后還需要進行實現給社會，即實現階段。然而，實現階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復制生產成光盤，即生產環節，然后通過運輸環節、銷售環節等實現到消費者手中。不難看到，即使在實現階段，也未必就只有生產，還有運輸、銷售、廣告宣傳等活動。同時，應該指出，現在許多軟件財富直接在網上進行銷售以換得貨幣，未必需要生產。這也告訴了我們生產一元觀在現代社會的落后性。盡管在農業上，糧實需要大量的農業生產勞動，在大部分工業制造上，工業產品需要大量的車間生產勞動，但是，經濟學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紀只研究農業生產和新興工業生產階段，兩百年后的現代需要更進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現代經濟。況且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并不是否定生產，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產，只是有的財富的產生過程需要生產環節，有的不需要生產環節，有的財富生產環節的重要性占有極高的地位，有的則占有較輔助的地位。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理論應該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應該說，財富的兩段論能較好地達到這一點。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基于初步進行研究，以及財富的無限復雜性，關于財富產生過程的研究及財富的兩階段理論，未必就包括所有財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現有經濟學中研究的所有財富。對于部分自然類財富，其同樣適用綜合財富觀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適用財富產生的兩階段論，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闡述或作例外處理，但其不影響科學理論的革命步伐。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在不斷完善中發展的。

因此，我們認為現代經濟學上是可以在研究對象的產生過程

上進行革命性推進，樹立財富產生兩段論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薩伊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生產、分配和消費三部分，后來詹姆斯.穆勒在薩伊的劃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換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們對這種根本性的經濟理論問題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見解，更無人對此作出否定性意見。后來的學者更是將生產作為社會經濟的核心和起點。把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劃分為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三部分，應該說在當時是很先進的。不過，現代人類的經濟理論應該在此傳統理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

薩伊和穆勒的這一理論用于考察古、近代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有極高的價值，但這一理論以生產為經濟的核心和起點，過份強調了生產的價值，排斥了許多重要財富要素的功勞，如創造、運輸、傳播、服務等許多方面都未包括進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現實中將其進行適應性解釋。作為根本理論這是殘缺不全的。在人類由工業生產時代過渡到新的時代后，這一理論運用于人類的財富經濟領域已顯得削足適履。現在已有許多經濟學家深深感到過去以生產為中心或起點研究經濟的嚴重局限性。如H.羅賓斯坦寫道：“新古典的價格、生產和產出理論不會引出一個創新理論來”。

社會的經濟生活領域劃分，并非僅僅是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更科學的劃分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人類經濟生活領域除了財富實現外，還需要財富創造，而且財富創造是源頭。即使是財富實現，生產、交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還有服務、傳播、運輸等問題。在現代社會，服務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毫不遜色于工農業品的生產與銷售。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在一些財富領域甚至不需要生產。就如我們曾經指出的那樣，例如一個智力創造精英設計創造了一種游戲軟件財富供人們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將其生產成光盤，他可能通過網上傳播就完成了財富的實現工作，即使需要生產成光盤，我們現在都已感覺到光盤的生產在這一財富經營活動中已顯得無足輕重。再如，一首民間音樂經民間音樂家們創造出來后，人們口傳聲唱流傳開來，這一財富未必就經過了生產。因此，我們在學術理論上使用了財富實現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財富實現在不同的財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內容及劃分會有所不同。對于大多數物質財富來說，它如傳統經濟理論劃分的那樣，具體包括生產、銷售（交換）等環節，對于部分物質財富來說，可能只是銷售，也可能只有生產，例如，農民自已種植稻米自己消費，他就只需要生產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換。而在許多財富方面，財富的實現并非一定需要生產，可能是服務等等。在理論研究時，我們不宜將財富實現界定為只包括生產、銷售、服務，因為僅這三方面很可能還遠不足以概括完財富實現的所有類型活動。我們主張在不能完全列舉時，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發展的現代人類社會具有更強的適應性。

現代社會遠不是兩百年前的工農業生產時代。在現代社會，生產已退出社會舞臺的中心位置，讓位于創造。因此，在薩伊和穆勒的理論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發展，還創造在人類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應有的地位。財富創造的確處于財富的源頭。生產、交換是在財富創造出來后的事。盡管諸如稻谷這樣的財富，一萬多年來人類每年都在不停地進行生產，而研究創造只是偶爾出現，但是依然是先有創造，后有生產，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創造都是革命性的。沒有遠古時代智力精英們的創造，人類不可能知道生產稻谷。現代社會沒有諸如袁隆平這樣的智力精英的再創造，人類不可能生產高產的雜交水稻。創造在現代社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斷創造出先進的手機財富，企業才能進行生產、銷售，否則生產出來的手機因為落后根本銷售不出去，企業只能停產倒閉。

經濟上不僅僅只有生產，還有銷售、傳播、運輸、服務、管理等等實現活動。用生產來代替這多得多的活動是不恰當的。因此我們認為在四分法之中，繼創造之后，應該用實現的概念來代表所有各種形態的實現活動。

為了更科學地論述新經濟理論，我們認為還應將舊四分法中的交換進行分解，關于銷售、流通方面的內容歸入實現部分，關于財富利潤方面的歸入分配部分。即劃分為：財富創造、財富實現、財富分配、財富使用，這樣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經濟的真實規律。

另外，我們基本繼承了消費的提法，不過在這基礎上改為使用。這樣更有利于對于社會財富經濟的考察。因為財富除了終端類財富，還有產生財富的財富。例如機床廠開發、生產供給的重型機床這一財富就不是終端類財富，而是生產財富的財富，該財富存在創造、實現以及分配問題，同時還存在使用問題，即許多企業購買該機床財富并非是拿去消費，而是使用。如果在財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費”的概念，顯然是無法描述和考察這一類財富的。因此我們用“使用”這一概念更為準確。再如，人們購買電炒鍋，雖然這一財富是終端類財富，但人們是將其用來炒菜，應該是使用，消費的提法好象也不太準確。人們購買筆、購買電腦也是如此。當然，我們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與消費”這一更準確的概念，基于語言簡煉的原因，我們將其精簡為“使用”，也就是說在經濟學中新四分法創造、實現、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實際上還包括“消費”，即嚴格表述應該是：創造、實現、分配、使用（消費）。

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應該更全面地反映這一事實，因此我們認為現代濟學應該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舊四分法上進一步革命性推進到“創造、實現、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的概念和以“實現”的概念取代生產的概念，應該更為科學、全面。新四分法單獨列出了創造，并以創造為首，對于國民經濟以創造為主導的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經濟理論依據。

（四）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當人類發明創造了稻谷、麥子等的種植方法后，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了農業耕作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這些財富進行種植實現以滿足人們穩定的生存需要。而當人類開始大量發明工業品，并發明了蒸汽機等機器化生產工具時，人類進入了工業生產時代，這一時代在于對工業品進行大量創造和大規模生產實現。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各國智力創造大規模展開后，人類進入了智力時代，在智力時代人們主要是更大規模地創造各類財富，然后將其進行實現。人類的發展總是圍繞財富的創造與實現這一主線而演進。

在現實生活中同樣如此，一個企業、一個社會均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一個企業諸如質量管理、成本管理、財務政策、經營戰略無一不是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無不服務于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一個社會同樣如此，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等等都是圍繞滿足人們財富的需要，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

因此，我們認為人類的經濟學理論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研究的基礎和主線，然后針對不同時期以及不同的具體問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現在，把握好這一主線，并特別注重最關鍵的財富創造問題，對于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是非常有益的。

無論是現實問題，還是理論發展的需要，現代經濟學都應注重創造的研究。社會的經濟由財富的創造、財富的實現、財富的使用、財富的分配構成。在21世紀，經濟科學理論就應該反映這一基本事實情況，否則不可能科學發展。從現實來看，現代財富創造大規模展開，創造層出不窮，創造的情況幾乎決定一切，創造由人類經濟的幕后終于走上舞臺并且已占據主角的地位。幾乎每一種經濟問題都因創造而出現，因創造而變化。在18世紀、19世紀，人類工業生產時代，一個經濟學家他如果不深諳工業生產，他不會是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在21世紀人類進行大規模創造時代，如果我們還忽視財富創造問題，我們將因理論脫離現實，而不可能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我們要注重財富的創造問題，以財富的創造、實現為基本主線，就需要走出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作為經濟學，其最基本的對象是什么？經濟學基本的對象是財富，而絕不僅僅是產品、商品的問題。在過去許多經濟學說里將產品和商品作為經濟的細胞，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學的。我們認為財富才是經濟的細胞，產品和商品只是財富中的一種。因此過去那種以產品、商品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不是完整的經濟學。財富包括產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產的非產品、不需要交換的非商品，也就是說凡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東西都應盡量納入經濟學研究考慮的范圍，這樣更為全面、科學。同時，社會經濟活動的內容是：創造、實現、使用、分配等問題，而絕不僅僅是生產、交換、消費、分配問題，更不是以生產為核心和起點的問題，生產僅僅是財富實現環節的一部分而矣，實現不僅包括生產、還包括銷售、運輸、服務、傳播等等。經濟學應從生產一元觀的誤區中走出來，否則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統計調查的結果是，我們即使是情況最好的企業，也存在大量的設備閑置。車間里擺放著世界先進設備而企業停產倒閉者更是數不勝數。這一切慘痛代價與過時的生產經濟理論統治整個社會的思想不無關系。既然“生產”是社會的核心，即然一切都決定于“生產力”的高低，既然發展的好壞取決于“生產率”，既然經濟學理論上都是這么說的，政府官員、企業管理者——經濟思想的學生們當然就“科學”地大力購買先進生產設備去促進“生產力”了。雖然一些經濟學以現實修正的辦法強調科學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論上即薩伊—穆勒舊四分法上除了生產，只有交換，因此科學也就只是一種外來的東西而矣，一種在現實觀察中因其現實的極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訓而才得以進入經濟學領域的要素而矣。

現在生產經濟學的思維即使在美國也仍然根深蒂固。不僅僅保羅.薩繆爾森先生，還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產經濟思維的影響。被譽稱為天下第一的經濟學教材，并在中國繼《經濟學》后又一次掀起經濟圖書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經濟學原理》，在關于整體經濟應如何運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生產率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最好技術的機會[v]。實際上，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其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并與分配有關；各國及其不同時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別，源于其財富產生力（包括財富創造力和財富實現力，而不僅僅是生產力）的差別；在考慮任何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人們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能力以及財富分配的情況，為此決策者需要讓勞動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擁有創造財富和實現財富的良好能力，并盡可能考慮財富發展效率與財富公平分配之間的最佳結合。

顯而易見，經濟學應以財富的創造與實現為主線，“生產”、“有效需求”、“貨幣”、“就業”、“價格”、“自由調節”、“國家干預”等都應該在此基礎上作側重研究，否則經濟學很可能找錯方向。

（五）由生產率思維向財富產生率思維革命性轉變

數百年來經濟學術上有一個錯誤的說法，認為生產率一直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在工業經濟時代前期，提高紡織機的生產效率的確可以生產出更多的紡織品以滿足人類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后，舊產品的供過于求使得生產率并非還那么重要。遺憾的是經濟學的思維一直以來都還停留在生產率上。例如，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最根本的問題與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產率問題，在中國有大量從國外花高價購買的先進紡織生產機器閑置，生產率剩余了。生產率是為財富服務的，換句話主要是實現財富時在工廠里生產的快慢而矣。有沒有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紡織品”財富以及能不能銷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創造或引入更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并且賣得出去時，才可以進行生產，那時候生產率才變得有價值。

我們認為需要轉變的思維是，不能將產品財富種類假定為是不變的，也不能將生產假定為社會經濟運行的軸心或起點。過去古典經濟學發源于十八世紀工業生產革命時期，那時最顯著、最激動人心的是紡織機器的發明，即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大大增進了社會的財富。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們認為生產就是社會經濟的軸心，生產率就是經濟學最核心的命題。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過去的經濟學大師們是無可非議的，畢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現代經濟學在這一點上應有所進步。如前所述，社會的經濟并非僅僅只有生產，還有服務，還有銷售，還有傳播，還有運輸，特別是還有創造，等等。因此應該更全面地來把握社會經濟，可以在傳統經濟學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基礎上推進一步，發展為創造、實現、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將產品財富作為全社會的所有財富，更不能假定其不變。全社會的財富，除了產品財富，還有文化類財富等等，除了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上的物質財富，還有服務以及其它形態的財富，除了商品類財富，還有非商品類財富，以生產上的產品財富來代替整個社會的財富就會導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會經濟時解釋上就會顯得牽強附會，在復雜的問題上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人類的財富種類永遠在發展，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過去在經濟學術上將社會的財富種類假定為固定，顯然這樣就會認為科學技術進步使生產率提高了，使財富增多了，使經濟發展了。“提高生產率”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了各國政府至今為止最時髦而又缺乏準確性的用語。而實際的情況是，電腦、因特網、手機等等信息財富的創造，并非僅僅是社會的生產率提高了，電腦、因特網、手機等更是一種人們直接消費使用的終端財富。

將人類現代創造出的類似這些難以窮盡的財富看作是生產率提高了，已顯示出傳統經濟學術的嚴重疆化與落后。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因為生產率被西方傳統經濟學術上視作發展經濟的核心而傳授給學生們，當學生們走上政府、走上企業領導管理者的崗位后，它們在思維上就會受到“生產率”的困擾，當他們無法擺脫生產率理論這種經濟學思維支配時，顯而易見的是在制定企業發展大計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業機器每小時能生產產品的效率；在制定國民經濟發展戰略時，首先考慮的是引導社會大力購買生產率高的生產設備，而不是首先考慮社會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創造實現財富的問題。當生產率提高，生產出的產品大于需求時，經濟危機發生了，于是生產率成了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經濟學上以生產率為核心的思維是不妥的。

客觀地說，生產率的概念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前期是很有價值的，因為那時社會財富的狀況主要體現在生產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生產率越高，那么實現財富的能力越強。在生產不足的時代，能生產多少財富也就意味著能實現多少財富。提高生產率，社會、企業實現的財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紀末情況發生了變化，生產率再高，生產出來的產品未必為社會所接受，當生產出的產品不為社會所接受時，這時生產率再高，對于財富也意義不大。顯然，現在社會的重心已不再是財富的生產，而是財富的創造，我們更應該關心的不是生產率，而是財富創造率及綜合的財富實現率，即應該關心社會或一個組織（如企業、科研機構）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

國民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僅僅是生產效率的提高。經濟增長一方面是生產率提高、財富得到更廣泛實現，另一方面是新財富的不斷創造。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提高。在十八世紀時的確如此，那時候，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英國生產出大量紡織品，滿足國內人們的需要，并向外輸出獲取了大量白銀。但是世界對特定的紡織品的需求總量是有限度的，當未達到限度時，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財富能被大量生產出來，因此生產率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但是當達到限度時，這時候不能再多生產，經濟增長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費者手里的紡織品更新不夠快，那么將會出現嚴重的負增長。實際上，經濟的增長在一定時期既有生產率提高的因素，還有財富在更廣范圍內實現的因素，更有各類新財富不斷得到創造的因素。十八世紀以來，主要是電燈、電話、塑料、尼龍、洗衣機、空調、汽車、電視、電腦、因特網等等數不勝數的大量新財富的出現，使得人類的財富得到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并非是紡織機等生產率的提高成為了人類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

生產率，是工業生產時代的一個概念，顧名思義，就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效率。也有人認為是單位時間或者說單位勞動者生產產品的水平。實際上，生產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而且隨著非生產性行業的迅猛發展，生產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來衡量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但是，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人們仍然在采用生產率的概念來考察國民經濟。而且在學術解釋上將生產率內涵無限擴大，以彌補產品、生產、生產率作為經濟學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實際上，人類的經濟全貌是：首先是科學家等智力精英們發明創造一種財富，然后組織生產，將這種還是概念性的財富生產出來，另外還需要進行銷售將其最終變成為為人們消費的真真實實的財富。也就是說，在衡量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時，應該采用財富產生率的概念。

財富產生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財富創造率和財富實現率。財富創造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人均創造財富的能力水平。財富創造率也可稱作智力創造率。財富實現率是指一個社會或組織在單位時間里人均實現財富的能力水平。它實際上包括傳統上人們所說的生產率，但它比生產率更廣泛、更有意義。因為它不僅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產品量的水平（即生產率），還包括社會或組織人均在單位時間內可使所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等財富為人們最終接受消費的能力水平。

財富實現率的概念還可用于解釋和分析商業企業。商業企業基本不存在生產活動，而主要是銷售、服務等實現活動，銷售或服務的財富市場范圍越廣，目標對象越多，那么這一種財富實現的程度越高，財富也越多。因此財富實現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個商業企業的經營情況。這是勞動生產率所不具備的。

因此，在新經濟學革命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在思維上由產品生產率的概念向財富產生率的概念進行轉變。

（六）勞動價值論的革命性推進

18世紀，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勞動）決定財富的價值。兩百年后這一觀點需要重新思考。一項財富的價值是其創造

誕生時起就已確定。例如科學家們發明了汽車，它具有陸上交通等價值，這時其價值一并與財富的名字及形狀、結構的誕生而誕生了。后來車間的生產只是將這種財富一個一個地生產實現出來。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響其價值的變化，價格也不影響財富的價值。財富的交換價值并不決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最主要的是其能滿足人們需要的情況和供需情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很難著摸和把握，實際上現代生產一種產品的勞動時間遠遠低于過去的勞動時間，但是其交換價值不減反增。

雖然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進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但李嘉圖的價值理論仍需要進一步發展。

讓.巴蒂斯特.薩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薩伊認為生產的要素除了勞動外，還有資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產費用決定價值的價值論，其中效用是各種財富的內在價值的基礎和來源，物品的價值是物品的效用決定的。并認為商品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并且雖然供求變動決定著價格變動，但供求對價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這個限度就是生產費用。這一論述雖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當時是極具天才性。

站在現代社會，我們認為財富價值的高低自其被創造出來時就已確定，只要在實現中不會偷斤減兩；另外，財富的價值不等于財富的價格，財富的價格由需缺度決定，從而可能隨時變化。

當然對于財富價值的再思考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但我們贊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國經濟大爭論》中的觀點：“經濟學家首先是科學家而不是政治家……社會需要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參與治國，需要由你帶來充滿遠見、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爭斗的直言和坦誠！”

從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理論永遠是在發展的。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理論，同樣是必須不斷向前發展的，這樣才能維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勞動價值理論，在18世紀、19世紀達到科學及真理的顛峰后，由于后人不恰當的疆化死守，一兩百年來再沒有得到發展和推進的機會，從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們真正接受。

站在現代來看，我們認為，科研等勞動創造了財富，而一般勞動繼科研等勞動之后實現財富。也就是，將勞動進行細分，勞動中的如科研等類型的創造勞動創造財富，勞動中的一般勞動實現財富。如科研發明勞動、設計勞動、創作勞動等為創造勞動，如生產勞動、銷售勞動、服務勞動、運輸勞動、管理勞動、普通技術勞動等為一般勞動。人類社會的任何財富的產生，都離不開創造勞動與實現勞動，因此是勞動創造與實現了財富。這是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科學發展，

雖然只是將勞動細分為創造類勞動和一般勞動來發展勞動價值論，但這一推進是非常重要的，這一推進，更符合實際，因而更能為人們所理解和認同，從而使勞動價值論保持其真理性與生命力，更好地為人們理解和接受。同時，這一理論，使我們根據時代的進步，科學地運用勞動價值論來解決部分問題，即作為一個社會來說，科研等創造勞動是首要的，沒有科研創造勞動，就沒有新形態的滿足人們需要的新財富，一個社會很難進步與發展，社會需要更加重視創造勞動在現代財富中的極端重要性；而實現勞動則是必要的，沒有大量的一般勞動去實現財富，財富也只是一個概念而矣，人們依然得不到任何現實的財富，社會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勞動的重要功勞。資本不創造財富，也不實現財富，但在現代社會一項財富的創造與實現，往往都遠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需要許多人組合起來進行創造和實現，要將勞動力組織起來，以及組織起必要的資料，就需要大筆的資本，資本也就起到組織財富產生的作用。往往是資本充足，那么創造上就能更好地組織優秀的科研人才進行創造，實現上則能組織足夠的人力進行大規模生產和在更廣闊的市場上進行銷售。這就更好地說明，資本不創造財富，但它在一國財富的創造與實現上非常重要，這使我們能更好地從經濟理論上正確地看待資本以促進國民經濟建設。

也就是說，用社會必要勞動進間來解釋勞動價值論已不適應需要，而將勞動進行深入研究細分為創造勞動和實現勞動后，我們能更好地科學繼承與發展勞動價值論。

同時，應該指出，經濟學是一門經濟領域的科學，而不是政治學，不宜將其政治化，否則很難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即使是關于創造勞動、實現勞動以及資本等各要素在財富中的重要作用，這也只是經濟學術的研究與探索而矣。

（七）財富的價值、價格及需缺度問題

我們認為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汽車自其創造出來后，其就具有運輸的功能，創造得越好，其價值越高。生產率的提高，不影響其價值的改變。同樣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財富的價值也不因為供需的變化而變化，它自其被創造出來后就已經恒定。財富的價值也就是財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滿足人們需求的功能是跟隨著財富客觀存在的。我們不同意財富的價值因人們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人們的需求變化，只能說財富需要不斷地創造更新，以滿足人們變化了的需求。某一財富的價值是不變的，除非其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產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財富的價格漲跌并不一定意味著財富的價值發生了變化，財富的價格往往是以價值為基礎，當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為基礎，但同時深受供與需之間的影響。例如在涌泉邊，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滿足人們需要的財富，其價值并不因為其價格為零而為零。雖然在沙漠里，也許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買，但是其價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滿足人們對水的需要。人們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樣在涌泉邊不喝水也會渴死。不能因為某種財富稀缺時就認為其價值升高了。無論是生產多少，無論價格怎么漲跌，無論是提高了生產率還是未提高生產率，每一個該財富的價值量都是不變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變財富的價值，人們一頓只吃一個面包，供應十個面包，人們還是只吃一個面包，每個面包的價值量還是不變的，只不過其它九個面包的價值被浪費了。我們認為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不變的，當然進一步新創造出來的新一代財富，其能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時其財富價值是會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財富已不是原來特定的財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燈、藝術燈已不是愛迪生那時發明的白熾燈一樣，即使今天改進了的白熾燈也不是那時的白熾燈，應該看作一類財富但是屬兩項財富或者屬兩種規格的財富。進一步創造，新的財富價值量提高了。財富的效用價值似乎也有時間性的情況。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對于當時來說是很有效用價值的，但到了現在效用價值可能已所剩無幾。但就這一例也不否定該法律的價值的恒定性。該法律的價值在于在那個時代條件下具有特定的價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條件下也能滿足新的需要。滿足新的條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項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在生產上投入再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依然不變。同樣財富的價格也并非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例如，農產品投入的社會必要時間遠高于高科技產品，但是價格遠低于高科技產品。因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已很難適應現實經濟問題。關于財富的價值及價格問題我們不主張經濟學上仍然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徘徊不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充其量在一定范圍內可作為參考而矣。

我們認為財富的價格受需缺度的影響。所謂需缺度就是一項財富人們對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購買能力與這種財富滿足人們的情況、在供給上稀缺的程度兩方面的結合。需缺度越高的財富，價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財富，價格相應較低。財富首先要為人們所需要才可能有價格，這是前提。而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的影響。在十八世紀以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那里動物很多，但耕種的糧食很少，物以稀為貴，面包的價格比鮮肉還貴。在遠古時代，一碗飯也能很輕松地換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們必須需要的，當我們居住在涌泉旁時，水也就沒有價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銷售水，那么我們會發現，它可能比石油還要貴若干倍。某種財富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少時，價格就會上升，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高，經營者就會增大實現供給，或新的經營者就會加入。相反，某種財富不為人們所迫切需要，并且供應量大時，價格就會下降，這時候生產銷售這種商品利潤就較低甚至虧本，經營者就會減少實現供給，或退出這一財富實現事業。財富活動與人們的需求密切聯系，隱含了利潤的價格在其中起到氣象儀和調節器的作用。我們需要明白財富的價格深受供需情況影響。當糧食很稀缺時，糧食的價格會比任何工業品都還貴。只不過現代人類每年能生產供給的糧食量就一般地來看已經不為人們所憂愁，至少不為工業國家所憂愁。那種認為農業產品附加值很低的經濟學說不正確。對于電腦，設想不存在繼續創造，生產率大幅度提高，生產供給的人非常多，那么每臺的價格有一天會下降到令人吃驚的水平，其“附加值”將低得并不比糧食高多少。實際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產和銷售供給電腦，現在我們經常聽到許多商家抱怨電腦這一高科技產品財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國民經濟時，需要注意一個問題，那就是財富的價值與財富的價格不對等問題。例如，一塊電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進，財富值更高了，但是其價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長。再如，一部某款手機，5年前的價格設為5000元，現在其價格可能500元也難以賣出去。財富的價值與價格不一定是對等的，某一財富的價值是恒定的，而其價格則深受需缺度的影響。

（八）財富換財富原理

作為經濟學，倘需論述財富換財富的問題，財富換財富這是人類的經濟規律，也是經濟學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財富首源于創造，創造出來后人們依據所創造的財富知識進行生產，以滿足生存、幸福的需要。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后，隨著人類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人類開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這時候大多數人種植農作物，少數人開始進行手工工業產品的生產，雙方都需要進行交換，以滿足生產、生活的需要。這時候由于創造的財富還比較少，分工、交換都還比較初級。而隨著紡織品機器、蒸汽機等的發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計其數財富的創造，人類進入工業生產社會后，這時候，社會分工深化。往往是一個人不可能生產滿足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所有財富，只能創造、實現供給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財富，然后進行社會化交換，供給社會中需要此種財富的他人，從他人手里獲得可以購買到其他財富的貨幣（也即社會化財富的憑證），才能用貨幣去購買自己生活、生產需要的財富。也就說，人們各司其職，從事不同的工作，為社會供給特定的財富，從而獲得貨幣，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例如，一個工廠的工人們，他們需要生產出社會需要的某一工業品財富，銷售供給其他人后，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貨幣去購買糧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財富。再如，一個公司的服務員，他們需要向社會供給服務財富，得到社會的他人認可消費后，才能獲得貨幣，然后用所獲得的貨幣才能購買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財富。總之，隨著人類所創造財富種類的眾多，每個人或每組織體的人只能供給其中一種或少部分種類的財富，必須參與到社會分工中去。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會化分工的時代，除了社會救濟、贈與等外，社會更一般的規則是，一個人要獲得他人供給的財富以獲得生存和幸福，必須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去交換，即財富交換財富。

財富換財富，這是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也是現代社會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財富換財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換，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換。

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現代，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一個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勞動來創造供給人們需要的小說財富。他需要生存、需要過上起碼的現代生活，因此他所創造提供的財富，別人如果需要，應該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來與其進行交換。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財富交換就能免費獲得作家創造的財富，那么這位作家實際上就是在無償地向他人供給財富。而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養活其家庭成員的，他除了自己擁有小說原稿這些特定財富外，就一無所有，而最終會被餓死，要么轉行以求生存。著作權領域如此，整個專利領域也是如此。

一般說來，財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惡不赦的事。在自然經濟時代財富不商品化，人們通過自己種地自己可以養活自己。但是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社會，每一個人不可能都去種一塊自留地。在未來，甚至可能90%的人沒有自留地，而只能從事其它非農業財富的供給。社會的這90%的人要獲得糧食需要將自己供給的財富商品化，去向農民換取糧食。而農民也需要將自己種植的糧食的絕大部分商品化，去換回工業類財富、文化類財富、服務類財富等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須的財富，包括去換回化肥等生產類財富。而在這90%的人中，每個人又可能在從事著不同的財富供給，他們之間也需要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才能換回別人供給的財富。

總之，財富的商品化是一個趨勢，實際上是財富換財富規則的體現。雖然以我們過去的觀念很難接受商品化問題。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社會財富更加廣泛的創造與生產形成了社會分工，而社會分工使得商品化成為必然。財富的商品化實際上就是財富的社會化交換而矣。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所有財富都要商品化交換，而仍有大量財富是經過非商品化進行交換的。如許多基本財富就是由公共財政購買變成公共類的財富，作為全社會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資金的，這些都是人們普遍需要的財富，如果這些財富為修建它的人進行商品化經營，每個人從這里過都需要收費，那么顯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無償勞動，如果這樣，那么修建者會最終破產和餓死。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向大家聚集稅收來購買這一財富，將其變為公共財富由全社會不再付費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類財富以及許多難以商品化的科學學術財富，特別是基礎研究，這些財富是難以商品化的，雖然它們是非常優秀且極為重要的財富，但幾乎沒有任何個人和企業愿意花足夠的價錢來購買交換這些財富。這樣的結果是為社會創造供給了這些優秀財富的科學家們往往處于極度貧困的境地，要么他們有其它職業來支撐他們的這些高尚的財富創造供給活動。在歷史上，以及現在，往往是這樣，搞這些財富創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錯者，或者有其它職業獲取生活來源者，或者是領取國家工資的少數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難能從事這些財富的創造。秀才往往是貧窮的，這就是社會未很好遵循財富換財富的原理所致。這大大地制約了優秀財富的創造。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會以公共財政來支持這些優秀財富的創造和供給。

社會化的現代社會，一個規律就是財富換財富，我們總是在從事著不同種類的財富供給，我們用自己供給的特定財富換取別人手里的社會化的財富。我們常常看到，我們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然后拿去賣，從而能獲得別人手里的貨幣。因為財富換財富得到良好的體現，因而我們自覺地大量地養山羊、種土豆、造汽車。可是，我們在環境財富上卻很難看到財富換財富，因此我們很難看到有人專門去大量種樹、植草。因為其植再多的樹、種再多的草維護了環境，但沒有人愿意拿錢去購買，其將因換不到財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長時間來，沒有多少人去保護環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樹木去換貨幣，養殖更多的山羊吃盡草坪去換貨幣，以至于無數森林變成戈壁，無數草原變成沙漠。良好的環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難讓個體分別購買，只能由社會公共部門代表大家來購買。因而，將全社會聚集起來的稅收的一部分拔給環保個體和地方也就理所當然。雖然這不是商品化的財富交換，但實際上也是符合財富換財富的原理。當環保上財富換財富的原理得到良好體現時，當進行環境保護能換到財富時，就會有更多的人去搞環保經濟，專司環境保護。

當然，在社會財富換財富的基本規則之上，我們也需要發揚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但作為經濟學理論應該充分考慮到人們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況下才更容易無償供給。

總之，在經濟學中提出基本理論后，還需提出財富換財富的基本原理。這有助于我們全面考查國民經濟建設問題。

三、現代新經濟學構想的演繹與驗證

科學的理論應該從現實中的現象進行抽象歸納，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論指導意義，并且隨著時代的進步情況，使其盡可能具有時代性的真理意義。當然這還需要對其進演繹與驗證，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釋的地方，如果沒有，那么這一理論則是極科學的，可以上升為較長時期內的理論；如果有，那么顯然這一理論還有局限性，但如果這一局限性遠比過去的理論小，那么應該說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進一步發展，如果這一局限性比過去的理論大，那么這一理論則是失敗的，應該給予否定。

對于經濟學革命新構想我們在這里進行一些演繹與驗證。（一）理論驗證

1、關于農業品的驗證

第2篇

[關鍵詞] 綠色物流 認知價值 外部不經濟 效益

在當今虛擬經濟處于危機的情況下，實體經濟亦受牽連，但這更突顯了現代物流在經濟中的支柱地位。而綠色物流是現代物流的發展方向，它是以降低對環境的污染和減少資源的消耗為目標，利用先進物流技術，規劃和實施運輸、儲存、裝卸、包裝、流通加工和信息等物流活動。綠色物流在大量生產和大量消費之間建立綠色通道，是溝通買賣雙方的橋梁。對綠色物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進行分析有助于從戰略的高度認識綠色物流。

一、綠色物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一 ――認知價值論

眾所周知，第一利潤源來源于資源領域，其挖掘對象是生產力中勞動對象，第二利潤源來源于人力領域，其挖掘對象是生產力中的勞動者，第三個利潤源來源于物流，主要挖掘生產力要素中勞動工具的潛力，與此同時又挖掘勞動對象和勞動者的潛力，因而更具有全面性。綠色物流作為現代物流的發展方向，不僅為制造商降低物流成本，創造產品價值和服務價值，使之及時有效地轉移給用戶，而且在用戶的心目中創造了認知價值。認知價值是企業讓渡給顧客，且能讓顧客感受到的實際價值。認知價值是綠色物流企業建立顧客關系的基石。良好的認知價值會對綠色物流企業產生巨大的支持作用，帶給顧客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滿足感、信任感，使顧客需要獲得更高層次和更大限度的滿足，是綠色物流企業創造價值的綜合反映。更為重要的是：綠色物流創造的價值不只是從物流企業本身降低費用，提高服務水平的角度考慮，而是從用戶認知價值的角度考慮。隨著用戶環保意識的增強，政府調控力度的加大和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用戶認知價值將會不斷提高，這為綠色物流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前景，也是綠色物流企業制訂競爭戰略的理論依據。當然，綠色物流企業在提高用戶認知價值時應以能夠實現企業的經營目標為主要原則。

二、綠色物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二 ――外部不經濟理論

“外部不經濟性” 理論是20世紀初由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提出，隨后由他的學生、英國經濟學家 A. C. Pigon 豐富和發展。外部不經濟性是經濟外部性中的一種，它指一種物品或活動施加給社會的某些成本或效益，而這些成本和效益不能在決定該物品或活動的市場價值中得到反映。經濟外部性的存在是因為當 A對B提供勞務時，往往使其他人獲得利益或受到損害，可是A 并未從受益人那里取得報酬，也不必向受損者支付任何補償。經濟外部性可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外部經濟性，即某項活動對周圍事物造成良好影響，并使周圍人獲益，但行為人并未從周圍人額外獲益。其二是外部不經濟性。即某項活動對周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而行為人并未為此而付出任何補償費。外部不經濟理論反映了企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主要是外部不經濟性，如物流企業運輸配送加劇了城市擁堵，空氣污染等。表面看來，外部不經濟性是某一種物品或活動對周圍事物產生的不良影響。但若從經濟學角度深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外部不經濟性實質上是私人成本的社會化。私人成本社會化，把自身贏利建立在他人受損的基礎上，這顯然不公平。同時，社會成本一般而言應大于私人成本，所以我們應使私人成本內部化，以使社會成本減少甚至消除。這樣外部不經濟性內化，就全社會而言，可以以較少的投入來減少較大的損失，這在經濟上亦有利可圖。目前，外部不經濟性的理論已廣泛被人們所接受，人們紛紛尋求使外部的經濟性內部化的辦法。其中最有益的辦法是進行回收利用，而回收利用正是綠色物流的一種基本功能。

三、綠色物流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三 ――效益統一理論

企業的基本屬性就是獲取經濟效益，如果沒有經濟效益，連簡單的維持生產都不能進行。但經濟效益必須和環境效益進行統一。現實中盡管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有其對立和矛盾的一面，也有其統一的一面，具體表現為如下三個方面：其一是社會再生產與環境系統的統一，社會再生產通過索取環境資源和把廢棄物排入環境而把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聯成一個整體。其二是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統一。局部企業和部門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較差的生態效益可導致全面、整體的經濟效益的降低。其三是經濟效益本身的內涵就包括環境效益的提高。提高經濟效益包括自然資源供給量的增加、自然資源生產要素的合理開發與利用及廢棄物的結合利用，而這些皆有利于提高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是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基礎和物質源泉，而前者是后者的經濟表現形式，二者是統一的。而強調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目的都是為了社會效益，為了使社會各方面得到發展和改善，例如運輸工具的零污染排放、物流園區的合理規劃等等。總之，要使人們有一個更好的社會生活環境，過一種較高環境品質的生活。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社會效益三者之間是辨證統一的，它們互為條件互相影響：在環保方面，三者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有良好的社會和環境效益，必有利于經濟效益的提高。企業實施綠色物流正是為了實現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社會效益三效益的統一。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部不經濟理論和三效益理論均為實施綠色營銷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石。

參考文獻:

[1]吳健安:市場營銷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第3篇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強調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 （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總體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 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 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 （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 （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